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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臨時政府在中國的歲月(組圖)

(2008-08-27 14:37:39) 下一個

曆史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1921年8月,中共一大從上海緊急遷移至嘉興舉行,中國共產黨就在南湖的一艘遊船上誕生了,南湖便得“聖湖”美譽。

無獨有偶。1932年5月,韓國臨時政府也被迫從上海緊急搬遷至嘉興,並於1935年10月在南湖的一艘遊船上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確立了“韓國國父”金九在韓國獨立運動中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是韓國獨立運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其意義與我國的遵義會議相似。金九在嘉興度過了他在華26年多流亡生涯中最艱難的歲月,關於這一段曆史恐怕就鮮為人知了。

同樣富有故事性的是,從中共一大會址在上海的興業路向南過自忠路幾十米就到了韓國臨時政府在上海的遺址——馬當路306弄,兩處不過百米之遙。


韓國國父:金九


韓國臨時政府在中國的歲月

作者:秦 

 楔 

    1999年,我應邀去了趟韓國。期間,一位韓國學者給我看了一幅韓國光複軍在重慶成立時來賓簽名的禮巾。這是一方原色綢布,上麵密密麻麻地簽滿了顯赫的人物,周恩來的名字也在其中。在眾多的簽名裏,周恩來的名字並不特別醒目,但韓國方麵卻因之找尋到自己與中國之間的曆史聯係。

    這位學者說,韓國政府曾把這份珍貴的曆史文物精心地複製了50份,分送給國內的政要聞人,他也獲此殊榮。隨後我又到了漢城近郊的大韓民國獨立紀念館,對於民族精神異常濃烈的韓國人民而言,這裏彷佛他們的革命聖殿,是流亡海外前輩抗爭不懈的血淚史。

    說起來,韓國是我去的第一個外國。1979年初,我曾去過韓國。現在回想起來,那個年紀的我實際上什麽都不知道,隻記得同行的其他學校的女學生個個如花似玉,板門店停戰區覆蓋著厚厚的白雪,天色灰暗。同學們初次感受細雪飄臉上,都興奮無比,青春笑顏似乎永遠跳躍在那過往的一刹那。我還記得,由於實行宵禁,我們必須在晚上12點以前趕回旅館,漢城的夜晚隻見零落的燈火,軍事管製的氣氛相當濃厚。

                     
韓國獨立運動的由來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在埃及開羅舉行會議。會議共進行了四天,主要討論如何安排戰後的世界局勢。隨後,三國發表了著名的“開羅宣言”,稱:“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製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定不為自己圖利,亦無擴展領土之意思。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所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歸還中國。其它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同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適當時期使朝鮮自由與獨立……”

 


    1940年,韓國光複軍成立大會來賓簽名的禮巾。

    這是戰後韓國獨立最早的國際法依據,寫入了今天韓國的曆史教科書裏,不過其具體獨立的時間與程序猶待進一步討論,尤其英國政府堅持加入“適當時期”的字眼,更為以後留下了伏筆。1894年甲午戰爭後,日本勢力正式進入朝鮮半島。三國幹涉還遼之後,朝鮮王室閔妃引進俄國勢力,使得日俄兩國各據朝鮮一方,形成權力均勢,皇室尚能苟安一時。不過1905年日俄戰爭,俄國慘敗,退出朝鮮與南滿,日本終於完全掌控了朝鮮。近年韓國著名的電視劇《明成皇後》正是描述此一時期李朝宮廷內外發生的事情,包括軟弱無能的君主、頑固不冥的守舊勢力,蠻橫無禮的外國使節以及憂國憂民的忠貞之士,無論場景、人物和對話都會讓中國人想到同一時期的自己。不過,朝鮮民族的性格似乎特別剛烈。在弱小的經濟與社會條件下,他們暫時沒有能力組織集體的反抗,不過個別韓國誌士的膽識與必死的決心卻超乎常人的想象。1909年,流亡中國東北的韓國誌士安重根等人在哈爾濱車站狙擊日本重臣伊藤博文,造成伊藤重傷身亡,安重根隨後也犧牲於旅順監獄。安重根的赴難並沒有阻止隔年日本正式並吞朝鮮,但它卻預示了日本統治朝鮮將麵對難以想象的反抗,同時也注定了,由於地緣和同樣受到侵略的命運,朝鮮獨立運動勢必與中國發生密切的關係。朝鮮亡國的第二年,中國即爆發了辛亥革命,韓籍同盟會員金圭植參加了革命,隨後並成立了同濟社此一獨立運動團體,同時流亡於中國、俄國和美國的韓國人士所成立的愛國團體也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19年巴黎和會舉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給予海內外韓人極大的鼓勵。3月1日,以學校學生為主的30萬群眾聚集在漢城鍾路的“塔公園”,宣讀“獨立宣言書”,高呼“大韓獨立萬歲”,人潮洶湧,氣壯山河。 

 


    韓國“三一革命運動”中被日警逮捕的抗日誌士。

 


    日本在韓國廣設警署,嚴密控製韓國民眾。

 


    1939年,旅居中國漢口的韓國僑民舉行紀念“三一革命”的街頭演出。

 

    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韓人在“獨立宣言”中引古述今,頗有康、梁之風,事實上這份宣言發表後的兩個月,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知識分子救亡圖存、力求革新的激憤,中韓人民的心境並無二致;不同的是,韓國已亡國,中國尚存一息,然而兩國人民任人宰割的心境卻是同一曆史命運的產物。麵對韓人突然爆發集體反抗,日本當局采取了血腥的武力鎮壓,到處派出軍警槍擊群眾,追捕抗日誌士,延續數年。後來據日本當局自己的統計,這次運動前後參加人員計一百三十六萬餘人,被殺害的有六千餘人,入獄的有五萬多人,其它被焚毀的教堂、學校、宅第不計其數。盡管“三一運動”功敗垂成,但在韓國人民心目中卻象征偉大的紀元的開始,從李朝末年坎坷的國運以致昏臣賣國的無奈中,韓國人民終於徹底覺醒,並認識到提高本身的文化和教育是爭取獨立與邁向新時代之根本。


中國成為韓國海外獨立運動的大本營

    “三一運動”後,大批韓人流亡海外,並在東北成立了“韓國獨立軍”,轉戰於長白山之間,同時也先後出現了三個臨時政府:海參崴的大韓民國議會政府、漢城政府、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以上三個臨時政府的重要成員有些是重疊的,尤其漢城置於日本當局嚴格的軍事管控之中,所謂漢城政府成員許多是在海外,僅為一虛擬的名義。因此,最後還是落實在環境最適合的上海臨時政府。1919年4月10日,首次臨時議政院會議在上海法租界召開,選出李東寧、孫道貞擔任議長和副議長,接著選出國務總理李承晚、內務部長安昌浩、外務部長金圭植等閣員。會議還決定結束君主製,實行共和,國號為大韓民國。接著在安昌浩的斡旋之下,積極整合各派力量,獨立運動人士同意解散海參崴和上海的臨時政府,承認由韓國13個道代表創立的漢城政府為正統,並在繼承此法統的基礎上改組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9月6日,臨時政府頒布了第一部憲法,議政院選出李承晚為臨時大總統,並由他任命國務總理李東輝、內務總長李東寧、外務總長樸容萬、法務總長申奎植等閣員,並立刻展開國際宣傳活動,爭取各國支持韓國獨立運動。這裏順便提到,這一年出生於平壤貧農家庭的金日成剛好7歲,六年後隨著父親到中國東北吉林,逐步走上另一條抗日革命之路。

    盡管“三一運動”催生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但內部宗派主義濃厚、革命思想分歧,以致派係紛爭激烈,幾致水火不容。1921年李承晚帶著親信幹部前往美國,從此留在美國進行遊說工作,未再回到上海。就當時國際環境而言,美英法等國對韓國獨立運動反應冷漠,隻有戰略上受日本直接威脅的中國與蘇聯積極支持韓國誌士,然而當時的中國困於軍閥割據的亂局,自顧不暇,不過隨著中國革命力量迅速興起,中韓雙方立刻密切地聯合在一起。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政府,臨時政府立刻派金圭植為專使,向孫中山提出合作的請求,其中包括了由中國軍事學校收容韓籍學生。事實上,臨時政府駐廣州的代表濮純本身就是中華革命黨黨員。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第四期吸收了一批韓籍學生,為了避開日本特務的偵查,他們都有中韓雙重國籍,而且使用假名。兩年後國民革命軍北伐,韓籍學生擔任了軍中基層幹部,一些人並自行脫隊,到東北參加獨立軍的武裝行動。1926年北伐軍到了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另設立特別班,接納新一批韓籍學生。換言之,隨著國民政府軍事力量的壯大,對韓國獨立運動的支持已不僅是口頭上道義上的,而是有具體的計劃和行動,主要負責的是國民黨的中央組織係統的陳果夫、陳立夫以及掌管軍事政工係統的賀衷寒、鄧文儀、戴笠等人。至於協助培養軍事人才方麵,1932年國府軍委會與朝鮮民族革命黨黨魁、黃埔畢業生金若山在南京湯山合辦幹部訓練班第六隊,即“朝鮮革命幹部學校”,共收韓籍學生17名,後又再收二期學生,共計80人。1935年軍委會別動總隊長康澤與金若山在江西合辦政訓班朝鮮學生隊,以敵後情報特工為訓練目標,計收84名韓生。以上這些革命青年後來就成為金若山所創“朝鮮義勇隊”的骨幹分子;此外,國民黨組織部與臨時政府亦合辦了多個訓練班,包括1932年在中央軍官學校洛陽分校軍官訓練班設第十七隊,收韓生92名,1934年南京中央軍校設特班,收韓生50名,中央軍校第十期收韓生17名,第十一期收20名。1935年又設韓國獨立軍特務隊預備訓練所,收28人。以上韓國青年後來大多成為“韓國光複軍”的骨幹。

                            
“虹口公園事件”

     在訓練韓籍青年的同時,臨時政府在上海也有一番轟轟烈烈的表現,其中舉世矚目是1932年4月29日的“虹口公園事件”。時機剛好在日本連續發動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熱河戰役等侵略氣焰達到最囂張的一刻,4月29日,日本軍政要人和日僑在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園慶祝“天長節”(天皇的生日),臨時政府國務委員兼警察廳長金九組織的“韓人愛國團”團員尹奉吉,向台上日本軍政首長投擲炸彈,造成駐上海陸軍總司令白川義則、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吉三郎、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和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的死傷,使得這場原本要慶祝“上海事變”的慶祝儀式變得狼狽不堪,在驚惶中解散。尹奉吉當場被捕犧牲。這一事件震驚國際,對於飽受日軍欺淩的中國人而言,更是大大出了一口氣,官方雖不能公開慶祝,但內心竊喜實不言而喻。事實上,虹口公園事件使得國民政府對韓國獨立人士的反抗意誌刮目相看,並開始全力施予援助。這裏有必要提到金九繼李承晚成為臨時政府主席的背景,金九原任臨時政府國務委員,此僅為一虛銜,不過其另一職務警察廳長兼上海韓僑會會長,卻肩負保護臨時政府成員安全的重責大任,以及掌握情報、組織群眾等實際工作,足以發揮真正的力量。金九所領導的秘密團體“韓人愛國團”團員李奉昌於1932年1月,在東京日本宮城櫻田門前投彈炸裕仁天皇,雖未成功,但已震驚日本國內。“虹口公園事件”更使金九一戰成名,也使抗日活動的國際宣傳達到空前。為了躲避日警的追捕,臨時政府隻好遷到杭州,重要成員此後奔波於杭州、嘉興兩地。1933年5月,經過江蘇省主席、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果夫的安排,金九由樸讚翊陪同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校長室拜會了蔣介石,達成了中國對韓國獨立運動培訓軍官的協議,同時增加對臨時政府的財務援助,這次會見表明國民政府對金九的正式支持,也確認了金九在臨時政府的領導地位。

                        
抗戰爆發,中韓合作局麵一新

    麵對中韓抗日鬥爭合作日趨密切,日本也曾利用經濟手段間離中韓人民,如將數百萬的韓僑遷居到中國東北,造成與當地中國百姓生存資源的爭奪,同時又唆使一些附從日軍的韓奸,狐假虎威,欺壓善良百姓,1931年6月的“萬寶山事件”即是日本背後鼓動的結果。又如侵華戰爭時期,日本軍隊和特務機關所雇傭的翻譯,在中國北方多為通曉中國話的韓人,這些韓奸無惡不作,令當地中國人痛恨不已,而有“高麗棒子”之稱,以致抗戰勝利後北平一些餐館竟有“韓人不準入內”的字樣,遭到韓僑向國民政府投訴。當時國府對韓事務的負責官員邵毓麟為此特別找了中央社記者,公開說明日本軍閥分化中韓人民的感情以利其侵略的惡毒作法,戰後既然中國已決定寬待日本敵人,豈可歧視同受侵略壓榨的韓人,因此籲請民眾改正對待韓僑的觀念。邵毓麟還拜訪了北平警察局長陳焯,飭屬勸阻少數人受到誤導的行為。

 


    1939年,日俘收容所舉行韓國籍俘虜加入朝鮮義勇隊儀式。

 


    新編入朝鮮義勇隊的韓籍戰士。


    朝鮮義勇隊中的女隊員。許多韓國女子被日軍強征擔任隨軍護士,被俘後多被動員參加了義勇隊,投身抗日獨立運動。

    總之,1932年之後,國民政府援韓成為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韓人也感到隨著日本加快了侵華的腳步,戰爭氣氛濃厚,中國全麵抗戰即將爆發,韓國民族解放的時機也將來臨,為此,在華韓僑興起了就讀中國軍校的熱潮,臨時政府的成員多將子女送到中國學校念書,如金九的兒子金信即畢業於中國航空學校(後曾任韓國空軍總司令),他們在中國成長受教育,漢文水平與中國人無異,對中國有很深的感情。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國民政府從南京遷至武漢,後再遷於重慶,韓國臨時政府也隨之疏散西遷,1939年5月遷到四川省南部的綦江,距重慶隻有一百裏地。盡管臨時政府未及展開軍事活動,但李範、金弘一以及一些中國軍校畢業的韓國青年直接以中國軍隊的一分子赴火線作戰。1938年10月,金若山運用他在國府軍委政治部的關係搶先在漢口組建了“朝鮮義勇隊”,初期有120名隊員,左翼色彩較濃,與中共方麵有著密切聯係。該隊下有兩個分隊,隸屬軍委政治部戰地工作隊,盡管這是中國政府直接協助成立的朝鮮武裝部隊,達成了臨時政府長年追求建軍的夢想,不過金若山是臨時政府中的反對派,與金九存有間隙,因此朝鮮義勇隊的成立對金九多少造成領導權的挑戰。1939年初,蔣介石分別找了金九和金若山談話,希望能摒棄成見,團結抗日。雖然在國府最高當局的撮合之下,兩人在7月間聯合發表了一封“告同誌同胞書”,但因美洲一些韓僑團體抵製金若山的左翼色彩,使得金若山最終仍決定獨自行動,又增建義勇隊第三分隊,並派到前線與中國戰地工作人員一起,進行對日軍廣播、審訊日俘和翻譯截獲的日軍文件等工作,到1940年義勇隊已發展到318人。1941年初,義勇隊奉令前往河南北部和湖北進行遊擊戰,4月,主力隊員120人由樸孝三和金世日率領,集體投向八路軍,由於國共兩黨已由初期的密切合作轉為漸生磨擦,朝鮮義勇隊的主力隊員投向中共,造成國民黨對金若山不滿,也迫使金若山放棄原來反對金九的立場,於1941年發表聲明加入臨時政府。

 



    1940年,韓國光複軍在重慶成立,劉峙將軍代表中國政府致賀。右為韓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

 


    1940年,韓國光複軍成立典禮合影。中間著深色衣服者為韓國獨立運動領袖金九,其右為光複軍總司令李青天。

 


    1943年,旅居中國的韓國人在重慶舉行自由韓國人大會,一位愛國誌士在慷慨陳詞。

 


    抗戰期間,韓國臨時政府設在重慶的辦公處。

     至於金九這邊,1940年4月,則由金九的韓國國民黨、趙素昂的韓國獨立黨、李青天的朝鮮革命黨三黨合組新的韓國獨立黨,作為臨時政府的執政黨。9月,臨時政府由綦江遷重慶,並且在嘉陵賓館舉行了韓國光複軍的成立典禮。這是韓國臨時政府首次走出地下,光明正大地向海內外亮相。這場盛會出席的中方要人超過百人,盛況空前,包括中共代表周恩來(當時是以國府軍委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前來)。金九為臨時政府主席,李始榮為財務部長,曹成煥為軍務部長,趙琬九為內務部長,李青天為光複軍總司令,李範為參謀長。臨時政府宣布,光複軍的前身是原韓國軍隊,是繼承了抗日義軍和獨立軍33年抗日鬥爭傳統的武裝獨立團體。盡管光複軍的成立鼓舞了海內外韓人的士氣,不過一年間光複軍的擴展計劃卻原地踏步,主要是國府高層對於如何整合光複軍與朝鮮義勇隊感到十分困惑,最後蔣介石下令何應欽強行合並兩部,金若山終於被迫同意將朝鮮義勇隊合並於光複軍,金若山屈居副總司令的虛職,失去了指揮部隊的實權,憤憤不平。日本投降後,金若山還是選擇忠於本身的思想,投奔了北朝鮮。不過光複軍的規模較小,隻有四個支隊,糧餉軍備蓋由軍委會撥給,主要任務仍以支持中國軍隊的戰地工作為主,尢其是向日軍中的韓籍士兵進行政治宣傳,並且作為韓國獨立的主權象征之一。

                    
中國積極推動朝鮮戰後獨立,幾遭挫折

    1942年12月,蔣介石核定了一個“扶助朝鮮複國運動指導方案”,指定當時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組織部長朱家驊、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等三人為最高負責人,其中提到“在適當時期,先他國而承認臨時政府。”這意味著隨著局勢的進展,有關韓國獨立的國際問題將接踵而至。1943年初,國府外交部情報司長邵毓麟在《大公報》寫了一篇文章,主張戰後韓國應即獨立,文章指出:“朝鮮的獨立,已為必然之結論。朝鮮為日本大陸侵略的跳板,其獨立之被侵,為甲午戰爭之起點,為日俄戰之誘因,且亦為此太平洋戰爭之遠因。故其獨立之重建,應為目前中日戰之歸宿,事實上殆亦已成為同盟國協同作戰之一共同目標矣。” 這篇文章被視為中國政府對戰後朝鮮的地位問題首度公開表態。這年的年底,中國的代表即以此論點在開羅會議為朝鮮人民仗義執言,並將其列入會議聲明,不過真正獨立的過程仍是一艱苦的過程,主要是美英蘇三國為戰爭的全球局勢暗中正展開角力。首先,蘇聯對朝鮮的問題有自己的看法,這從後來的“雅爾塔條約”中充分表現出來,美英為了抵製蘇聯,規劃出戰後朝鮮由國際托管五年的構念,表麵的理由是韓國亡國多年,缺乏足夠的行政管理幹部,韓國派係林立,短時間難以整合出一團結的政府等等,實際目的還是跟蘇聯爭奪勢力範圍,英國的說法尤其露骨,開羅會議中甚至建議將宣言中的“使朝鮮成為一自由與獨立的國家”改成為“使朝鮮脫離日本之統治”,使之地位不明,反映這個老牌殖民帝國玩弄他國命運的慣伎。盡管國民政府強烈反對,但因國力不足,也無可奈何。蔣介石在開羅會議後的日記上寫道:“開羅會議之經驗,英國決不肯犧牲絲毫之利益,以濟他人,彼對美國之主張,亦決不肯有所遷就,作為報答美國救英之表示。其於中國存亡生死,則更不值一顧矣。”不過英國方麵也有自己的說法,戰後丘吉爾在回憶錄中說美蘇才是劃分戰後世界大局的要角,英國常在事先不知情的情況之下由美國單方麵通知。總之,從1944年起,美蘇英中各國在官方和半官方的場合中就朝鮮問題繼續角力,事實證明,中國最後被拋到一邊。1945年2月,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在黑海之濱的雅爾塔舉行秘密會議並訂立密約,主要內容是三國議定蘇聯於德國投降、歐戰結束之二三個月內,將協助盟國對日作戰。戰後庫頁島南部及其毗連之各島應歸還蘇聯,大連港應辟為自由港,蘇聯在該港的優越地位應獲保障,旅順則為蘇聯租用的海軍基地。此外,中東鐵路及通往大連的南滿鐵路,應由中蘇雙方共組公司聯合經營等等。美蘇還口頭協議,雙方將以北緯38度為界分別占領南北朝鮮。這項密約,無論從中國人還是韓國人的角度來看,都是觸目驚心,倍感屈辱。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中國人民歡欣鼓舞,喜極而泣,但雅爾塔密約所瓜分的美蘇勢力範圍亦然成真,蘇聯軍隊進入中國東北和北朝鮮,美國軍隊則進駐南朝鮮,雙方以北緯38度為界。這年底,美英蘇三國外長舉行“莫斯科會議”,決議韓國經由軍事占領,由盟國托管五年後再予獨立。1946年4月25日,聯合國製憲會議在舊金山舉行,又稱“舊金山會議”,以美英蘇中的名義邀請其他國家參加。韓國既未獨立,臨時政府也未被各國承認,自然不在邀請之列,不過國民政府仍協助臨時政府以觀察員身份派遣代表團列席,卻遭美國以各種借口拒發簽證,隻好由旅美的韓國獨立領袖李承晚、韓始大、田景武等人前往舊金山,與中國代表共同進行反托管的宣傳活動,以確保實現“開羅會議”對朝鮮獨立的保證。然而會議進行中,雅爾塔秘密協議的內容傳出,中韓人員均驚訝不已,原來他們根本是白忙一場,中國東三省和朝鮮的戰後命運早已經被美英蘇三國私自決定了,中國由抗戰勝利所得到的“世界四強”隻是一場自我陶醉罷了。

                                
歸國之後

    同一時間,臨時政府人員正等待返回韓國,然而國民黨卻忙著本身的事務,包括接收大批淪陷的土地,與共產黨談判等等,臨時政府返韓也需要美軍派飛機運送始能成行,又由於美國政府已決定朝鮮交由國際托管,故不擬承認臨時政府的地位,而是委婉地告訴國民黨:“美國政府對於韓國國外任何政治團體,均不擬絕對協助。惟按諸韓國現狀,凡有建設能力之個人,願在軍政府範圍內工作者,自當獎勵其進入韓境。如有機位,必得以美軍管理之飛機運送。”11月初,臨時政府返韓行程終於排定,蔣介石在渝宴請金九主席及臨時政府成員,場麵既溫馨也有幾分感傷。他們在中國多年,尤其最後八年在山城重慶與中國軍民並肩作戰,患難與共,對中國的土地和人民早有一份難以割舍的情感,他們的下一代更是在中國長大,如今突然要告別中國,自然不舍;不過他們的人生目標畢竟是為祖國的獨立和自由而奮鬥,如今日本戰敗投降,他們自然欣喜萬分,然而所謂國際托管下的朝鮮究竟如何?前景又似一片茫然,返韓後仍有漫漫長路要走。盡管金九不可能宣布解散臨時政府,但現實是,他們必須放下26年的艱苦奮鬥,以平民的身份返國。11月5日,金九一行由渝飛滬,當晚前往原日本租界的虹口公園,出席上海韓僑歡迎大會,金九麵對台下歡呼如雷的同胞,百感交集,13年前就在這裏他指派的尹奉吉幹了一件轟動海內外的大事,以身殉國,如今同一地方已不見日人蹤影,取而代之的是滿場飄揚的韓國國旗。金九舊地重遊,直到23日才由駐韓美軍當局安排,搭機返韓。

 



    1945年,即將返回祖國的韓國獨立運動領袖金九。

     此時南朝鮮正置於美軍第六軍軍長霍奇的控製之下,此君為一武將,作戰勇猛,但政治手腕僵硬,對局勢的判斷經常有誤,與韓國政界人士相處時也未能理解剛脫離殖民的人民要求平等與尊嚴的強烈渴望。由於國際環境使然,此時南朝鮮政界大致被劃分為“親美”、“親華”、“親日”三個派係,“親美派”以長年住在美國的李承晚為代表,1945年9月間即由美國政府安排,最早返回韓國,其餘的如徐載弼、韓始大、田景武、金呼等人也陸續回國;“親華派”即指金九與重慶臨時政府人員,雖然沒有美國政府作靠山,但長年領導武裝鬥爭,加上發動“櫻田門事件”、“虹口公園事件”等,在韓人的心目中擁有極高的聲望。“親日派”則以《東亞日報》為據點,以曾受殖民體製栽培的反抗人士宋鎮禹、金性洙領導。以戰後韓國的內外環境而言,主流力量必然是李承晚與金九的政治聯盟。但這兩股力量之間也存在十分微妙的關係。由於1921年李承晚離開上海以後,就一直住在美國,美國一開始並不像中國那樣積極支持韓國獨立運動,相反地,由於考慮到對日外交,美國政府對於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半島並無一獨立之政策,不過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政策大幅調整,李承晚等旅美獨立運動人士的份量也與日俱增,依仗著自己的資曆以及美國強大的力量,李承晚實質上並未把重慶那批後輩放在眼裏。抗戰勝利後,國府代表邵毓麟赴美拜會李承晚,邵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當時想到三一革命前後李承晚為韓國獨立而奮鬥的種種傳說與紀錄,如今竟能親會締交,頗感興奮,衷心對他深懷敬意。但我在我們初次談話中,同時亦發現他倚老賣老,語多傲慢,不僅謾罵美國國務院官員為‘小蘿卜頭’,甚至對重慶臨時政府獨立運動者們的多年努力,既沒有給予公平的評價,對於中國朝野始終一貫的支持韓國獨立運動,也很少提到。他在談話中反而一再探問我個人對金九的印象和評估。我對金九當然讚譽備至,在我說,這應該是公平的事。殊不知我受聘為金九主席的顧問以及我對金九為獨立而努力的讚譽這兩點,以後卻成為我和李承晚交誼上的障礙,真是非我始料所及。外交與內政人事關係之微妙,有如是者。”可理解的是,李承晚對金九政治上抱著戒心,畢竟臨時政府是“三一革命”的直接產物,金九等人長年在中國對日作戰,深獲群眾支持,不過當前的要務是反對國際托管計劃,李承晚隻能聯合金九共同對抗霍奇。在韓國人民強大的壓力之下,美國國務院隻好於1947年8月,分函中英蘇,要求另商代替托管製度的新辦法,蘇聯則堅持莫斯科會議的決議,拒絕討論。於是,9月間美國直接向聯合國大會提議韓國全境在聯合國的監督之下,舉行選舉,以便成立獨立政府。11月該案獲得通過,並決議成立“聯合國韓國委員會”,由中、法、澳、加、印、菲等九國代表組成,負責執行。1948年1月,“韓國委員會”在漢城舉行首次會議,並計劃進入北朝鮮,協商全韓選舉辦法,但北朝鮮堅決反對此案,嚴拒委員會代表進入北朝鮮。於是委員會決定,先在可能舉行選舉的地區,即南朝鮮境內舉行選舉,並根據南北朝鮮地區人口比率,先選議員二百名,其餘一百多空額,留待將來北朝鮮在聯合國監選下補足。簡言之,由於美蘇幾次協商未果,美國決定先在南朝鮮成立韓人代表政府,然而金九對美國的提案持保留態度,認為此舉將使朝鮮半島南北分裂成為長期的事實,因此公開反對南朝鮮單方麵舉行選舉,主張南北朝鮮政黨代表,先行舉行政治協商會議,以求達成全韓的選舉。1948年2月,金九致函“北朝鮮獨立同盟”主席金科奉,主張舉行南北朝鮮政黨協商會議,立刻獲北朝鮮領袖金日成的歡迎。4月,金九偕同金奎植赴平壤會商,惜未達成任何協議,無功而返,政治聲望受挫。5月,南朝鮮在聯合國代表的監督下舉行選舉,成立製憲國會,李承晚被選為議長,金九與金奎植雖然反對單獨選舉,仍被選為副議長。7月,國會通過憲法,李承晚當選大韓民國首任總統,提名曾任韓國光複軍參謀長的李範為總理。8月15日,韓國政府正式成立,美軍駐韓司令搬出官邸,讓與李承晚,即今日的總統府“青瓦台”,至於金九則將國會議長一職讓給金奎植,自己住在漢城的“京橋莊”,退出政壇,淡泊名利,直到1949年底被刺身亡。

 



    1947年4月,韓國獨立運動領袖李承晚博士訪問中國,在南京下關車站受到中韓友好人士的歡迎。

 


    1947年4月,來訪的李承晚博士在南京拜會國民黨政要吳鐵城,感謝吳鐵城擔任上海市市長期間對韓國臨時政府的大力協助。

 

    至於北朝鮮方麵,金日成於1945年9月19日,搭乘蘇聯軍艦在元山登陸,並於年底迅速建立共產黨中央組織委員會,完成了黨的建設工作,1946年8月,聯合朝鮮共產黨和朝鮮新民黨創立了朝鮮勞動黨。1947年2月,建立了朝鮮無產階級政權——朝鮮人民委員會,金日成任委員長。在南朝鮮成立大韓民國的24天後,金日成在北朝鮮成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任內閣首相,年底蘇軍撤出北朝鮮。表麵上,美蘇軍隊都已撤離了朝鮮半島,但對於奮鬥畢生的韓國獨立人士而言,這樣的局麵怎能讓人接受?無論是北方或是南方都堅持國家必須統一,加上意識形態的對立,戰爭終於一發而不可收……

                             
後 

    2000年中,筆者與朋友去韓國參加“光州事件”20周年紀念活動,相較第一次去韓國時,此時我已是不惑之年,韓國也變了一個麵貌,不再是樸正熙時期實施軍管宵禁的清貧社會,變成一個都會繁華、衣著光鮮的富裕國家。城市的街道則整潔明亮,看上去很像日本的城市。事實上,早在12年前為了舉辦奧運,漢城早已大肆翻修,煥然一新,當局也從不諱言他們以追趕並且最終超越日本為目標;而且與日本年輕一代沉溺於享受的情況不同,韓國新一代依然保持勇猛剛強的性格,那種求好求勝的心理,令人印象深刻。我們在光州市中心的廣場看到成千上萬的青年男女席地而坐,揮舞著拳頭,高唱著戰歌,譴責美軍當局阻撓南北和解與統一的行徑。在我以往的工作生涯中,曾經曆過不少激烈的政治場麵,但那天晚上聽著廣場上黑壓壓的民眾秩序井然地唱著激昂的戰歌,仍然被深深地震撼。接下來的晚宴由金大中總統親自主持,來賓們列隊趨前與他握手並致意,雖然我並不興奮,但感覺還是很特別。接著金大中總統發表了一篇語氣激昂的演說,提到朝鮮民族終歸統一的目標,演說完大家起立舉杯預祝這個目標順利達成。值得一提的是,與會者幾乎包括了來自韓國、日本、台灣的左翼文化界人士,有一些甚至是坐過多年牢的前共產黨員,他們發表的論文主要集中在譴責日本軍國主義以及批判美軍當局直接和間接破壞人權的行徑。這意味著韓國民主政治的精神意涵在其本身的曆史背景之下,有著極為濃厚的反殖反帝的色彩。因此,1992年韓國與中國建交之後,精神語言上的溝通並沒有多少障礙。在重慶地方政府的協助之下,韓國有心人士已捐資重建抗戰時期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舊址,每年都有許多韓國的學者和觀光客來到此地,紀念前輩們為了爭取祖國早日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奮戰不懈的精神。對於韓國史學界而言,上海與重慶臨時政府的原址是他們的革命聖地,是“三一運動”的直接繼承者,也是今天大韓民國政府法統的根源。當年臨時政府人員回到韓國後,不少人曾留下感人的回憶文章,既是曆史的、政治的也是文學的,有些還成為早年的暢銷書。至於早逝的金九先生的銅像則矗立在漢城市中區的山丘上,其精神從上海、重慶到漢城,貫穿八十餘年,曆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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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秦風 簡介:

    原籍福建省古田縣,1958年出生於台灣省高雄市,自幼即喜愛曆史和美術,大學畢業後從事新聞工作約二十年,其間曾以自由撰稿人身份遊曆世界各國。1995年起收集曆史照片,2000年成立文史工作室,傾心投入曆史影像的發掘與應用。在中國大陸出版《秦風老照片館》、《寶島風情:牽動兩岸的民族記憶》、《歲月台灣:1900——2000》、《1904——1948:歲月東北》、《鐵蹄下的南京》、《抗戰一瞬間》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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