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給陳毅等五人的警告信

當然，周恩來這樣做也有另一方麵的考慮，那就是決不輕易退出政治舞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相忍為黨”。這是周氏對他自己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心跡的剖白，而他此時的處境正好和當年相仿。作為一個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傳統影響的政治家，周本人除了有相當濃厚的忠君思想外，儒家思想中匡濟時艱的傳統，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周恩來非常清楚，一旦離開了權力圈，就意味著政治生命的結束。反之，則總可以有所作為，對政局施加自己的影響。在目前天下大亂的情況下，更是需要有人出來支撐危局。在這一點上，周十分清楚自己所起的作用是毛澤東所需要的，也是江青一幹文革派所無法取代的。隻要他本人在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上站穩腳根，就不怕江青無理取鬧，而他則可以利用繼續留在權力核心的地位，對時局發揮自己的影響。

在以後的歲月中，周恩來一直是這樣做的。

這年三月，正值春耕大忙季節，但是許多省、市、自治區由於激烈的奪權鬥爭，處於無政府狀態，農業生產無人過問，工礦企業生產大幅下降，紛紛吃緊告急。鑒於這種情況，毛澤東不得不在支持左派奪權之外，賦予軍隊更大的責任，表示：“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隨後，他又作出派軍隊對局勢混亂的地方實施軍事管製的決定，說：“凡條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條件成熟，然後舉行，處於無政府狀態者，則先實行軍管”。

早就為這種局麵而焦慮的周恩來立即見機而作，在毛澤東作出這一決策的當天，就起草了中央複廣州軍區的指示電，要其立即對地處中國南大門的廣東省實行軍事管製，提出：“軍管會之下，可設兩個班子，一個抓革命，可名為革命委員會或支左委員會，領導全省文化大革命，加強和促進真正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推動和實現革命‘三結合’（即軍隊、革命領導幹部和革命群眾組織代表三方麵的結合─作者注）的奪權鬥爭。另一個促生產，可名為生產委員會，把農業、工交、財貿、衛生等都管起來。”

隨後，周恩來又把實行軍管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國務院所屬部委，首先從隸屬國防工業口的各個機械工業部入手，然後擴及其他。為此，他專門向毛澤東寫了報告，說：“國務院工交、財貿、農林、衛生各部門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別進行排隊，擬在工作癱瘓部門，亦實行軍管”。在徵得毛的同意後，他迅速對鐵道、交通、郵電等部門實施了軍管，其餘的部委則是派出軍代表。

與此同時，周恩來又借毛澤東上述批示的東風，在各種場合大聲疾呼，敦促軍隊幫助地方春耕生產和大力做好支工工作；並親自起草電文，向全國推廣北京市懷柔縣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的經驗，將電文轉送毛批閱，說：“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接近於‘三結合’的籌備小組，但以抓生產為重點，或者就是軍管會下抓生產的班子。如能組成，不論何屬，都是好事。”

當然，周恩來在做這些事情時，十分注意站穩自己的政治立場，總是不忘強調“要以文化大革命為中心”，“爭取革命、生產雙豐收”一類的話，盡量左右兼顧，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周這種心態在對待那幾個在“大鬧懷仁堂”中陷進去的副總理的態度上，表現得更為明顯。

四月下旬，毛澤東在成功地平息了黨內對文革運動的反對聲浪之後，有意鬆動一下與黨內元老派的關係，親自出麵找他們談話，表示“團結”的願望，說：碰頭會上的發言，對運動有意見，是老帥發牢騷，是陽謀，不是陰謀。毛還笑著問譚震林：譚老板，你的氣消了沒有？我的氣已經消了，咱們訂個君子協定，不許罵娘。這次談話後，周恩來馬上見機而作，擬定了參加五一節慶祝活動的名單，將“大鬧懷仁堂”的幾位主角一一列上，報請毛批準，希望通過這種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亮相”，多少改善一下他們的政治處境。

但是，周恩來在做完這件事之後，又擔心這幾位“炮筒子”因此而“翹尾巴”，再度惹事闖禍，隨即又給陳毅等人寫了一封信，預先對他們進行敲打。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陳毅、震林、先念、秋裏、穀牧五同誌並告富春同誌：

五一團結，不要又造成你們五位同誌錯覺，否認二月逆流，再壓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實行打擊報複，那就又來一個新的反複。你們在人民中，在黨內信用將要失盡。對黨、對革命來說，並沒有什麽了不起。這也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對革命小將們將是深刻的一課。

為著預防你們五位同誌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謂言之不預。

周恩來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

周恩來在信中的用語雖然很重，但陳毅、譚震林幾位在經曆了“大鬧懷仁堂”的風後，領教了毛澤東的翻臉動怒，受到了形勢逆轉後黨內文革派的囂張，都能體會出周在信中的一片苦心，知道禍從口出，處處謹慎多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樣隨便亂放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