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洋人最早的底片裏：百年前的中國（組圖）

茶之路(1904年，雲南-川藏)：

背夫們的身體幾乎被茶葉完全遮住，仿佛這些茶葉長出了雙腿。的確，茶葉才是這些古道的中心，這是“茶之路”。為了便於運輸，雲南茶葉多製得成坨成塊。如當時貢入帝廷的普洱茶，是在昆明將茶複蒸，趁茶葉回軟時製成大方磚茶、小方磚茶及大七子圓、小五子圓茶，整齊美觀且容易包裝搬運。

在橫斷山脈的高山峽穀，滇、藏、川的叢林草莽中，綿延盤旋著一條滇、川經西藏通往南亞西亞的神秘古道。古道上溜索連接著湍急的河流，馬蹄印嵌在高山陡岩的石板上,這是商人、探險家和馬幫踏出的路。其路線基本有兩條：一是雲南的普洱→大理→麗江→中甸→西藏的察隅→波密→拉薩→日喀則、江孜、亞東、柏林山口，分別到緬甸、尼泊爾、印度；另一條從四川的雅安→康定→西藏昌都→尼泊爾、印度。這是亞洲大陸以茶葉為紐帶的古道網絡，長在千裏以上，其中以雲南中甸、四川康定、西藏昌都構成的三角地帶是茶馬古道網絡分布最為密集的地方，是各路馬幫交會最為頻繁的地方,來自雲南的滇茶和四川的雅茶與西藏的麝香、皮毛，以及來自印度的珠寶首飾香料等等在這一帶互市，早在唐代便形成茶馬互市，宋代於雅安設置“茶馬互市司”，清代在雲南永寧亦設茶馬司。

神秘的茶馬古道 1899-1904年

當京滇公路未修築時，這條古道就是交通大路，路上無日不有官商遊客往來，人背馬馱的貨物也時時可見，因而每一個宿站都有充足客源，有時甚至幾百人同宿一客站，堪稱繁盛官道。話雖如此，就道路本身而言卻是鳥道羊腸，崎嶇難行，有人甚至認為不亞於“難於上青天”的蜀道。 1899年方蘇雅遊曆貴州的安順、貴陽等地，拍攝了沿途的山川河流和各式橋梁，並涉足險峻難行的茶馬古道；

　　1904年他由昆明經楚雄，從元謀沿金沙江而上，進入大小涼山，穿瀘定橋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處，拍攝了沿途的彝族和藏族，並傳真地記錄了這一古道的重要特征：人背馬馱-茶葉·馬幫！

滑杆與洋傘(1899年，昆明附近)：

　　處於畫麵中心的一把洋傘所代表的身份與權勢，

通過竹杆壓在兩個轎夫的肩上。其實方蘇雅更關注“這些外表無生氣，極度貧困的人怎麽能勝任這種工作，表現出如此的耐久力”!據他記載，苦力們一天內要走大約40公裏，負重可能超過100斤。

“人上人”(1899年，雲南)：

　　通過一種特殊裝置，

戴瓜皮帽的人騎在苦力身上，站在路旁是為了讓對麵出現的方蘇雅的行李隊先行通過。這種情況在兩支馬幫相遇時更為驚險，必須在聽到前方的馬鈴響後提前做好準備。隻能單行的狹窄古道常常一邊懸空，一匹受驚的馬就足以釀成整個馬幫的慘禍。

法國國慶日的盛宴(1898年7月14日，龍州)

　　照片攝於方蘇雅任法國駐龍州(今廣西柳州)領事期間的最後一個法國國慶宴會上。堂上掛的“德敷遠人”橫幅表現的本是一個東方大國的自信與氣度，而在109年前的這一天發生的法國大革命追求的則是“平等、自由、博愛”；但在英法聯合進行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在炮艦政策流行的當時，這些語言顯得異常的蒼白，就像閃光燈照射下的每個人的麵孔。

行到水窮處(1899年，廣西)

　　桅杆上的船工正在解帆。在如此狹窄的水道上，

方蘇雅一行人隻能壓縮行李，改乘小舢板。他的行李中包括7支步槍，7部照像機，4支手槍，3部中國陰曆通書，3個秒表，1個晴雨表，4個溫度計，5個指南針，1個照準儀和最大1.6米長的幾個雙筒望遠鏡。當時法國外交部派他以駐雲南府(今昆明)總領事的身份從廣州去雲南考查，途經廣西和貴州。請注意光禿禿的山坡，在一百年以前，作為一個殖民者的方蘇雅就在到雲南途中對中國境內無節製的亂砍濫伐感到痛惜。

接船的龐大馬幫(1900年，曼耗)

　　這是方蘇雅第二次進入雲南時棄船登陸的情景。這次他從越南老街出發，溯紅河而上，在曼耗登陸。第一次從廣西進入雲南時他僅個人行李就有56個箱子，動用挑夫、轎夫兩百餘人；而這次他的行囊中還包括40多馱步槍、彈藥和20萬法郎的銀錢，因害怕被搶劫而把錢藏在床墊裏。

行進在“秀麗木橋”上(1900年，蒙自附近)：

　　照片攝於到昆明途中。據方蘇雅記載這座通往沙灘的“秀麗木橋”長達350至400米，是紅水河的一條支流。從照片上看，方蘇雅的隊伍幾乎將整座橋占滿，人數總在200人左右。其中方的衛隊人數不多，大部分是苦力。

狐假虎威(1900年，昆明法國領事府)：

　　方蘇雅時代的中國，

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經常出現官府與洋人互相借力的情況。這張方蘇雅與其衛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現了這種關係。實際上，方蘇雅曾從官府手中救下其前衛隊長的性命，而這支官府派出的衛隊也數度幫助方蘇雅從民眾包圍中脫險。

頂草帽的背夫(1903年，雲南-川藏)：

從背景中石壘的房基來看這裏已進入藏區。頂在茶包上的大草帽不僅遮陽擋雨，

也使背夫們的身形奇特而且高大；在照片構圖中起重要作用的三根木柱及其構成的十字架和“門”形框更賦予整個畫圖以宗教般的莊嚴。無論方蘇雅本意想表達何種內涵，當我們百年後重新凝視這一情景時所能感受到的，除了凝固的曆史外，也有一種行吟式的抒情。圖右方蘇雅拴在木柱上的坐騎暗示了整個拍攝過程。

眉清目秀的青年乞丐(1901年，昆明)：

　　他的右手緊握著一根“打狗棍”，

左臂被一小張令人費解的草席所完全遮蓋，手拿得之不易(是照像的獎賞)的食物——一個苤藍，神色茫然地 站在鏡頭前。年紀輕輕且看上去還算健康的他緣何淪落在這種命運裏?也許答案就在那張小小的草席下麵，隻是對我們而言它就像曆史一樣沉重，使簡單的真相消逝在無法穿透的迷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