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曆史神話 專家研究30位中國領袖人格特征

　　在許多中國人的眼中，英雄人物們的早年生活充滿了神秘的色彩，從漢高祖斬白蛇到趙匡胤降生時的“體有異香，三日不散”，英雄似乎冥冥中注定為承擔某種濟世救民的使命而來。但凡一個人在某個領域展現出超常的創造性，取得輝煌成就，英雄的神化過程也隨之開始，即使到了近代，此類神異故事依舊在民間流傳。

　　據傳說，孫中山出生時出現了“紫氣東來”的“瑞象”，李立三降生的那一年，他家裏的鐵樹開了花，賀龍降生後，家鄉遭遇罕見的龍卷風，石龍墜落門前，仇人遭雷擊致死。

　　然而，如果我們認真閱讀英雄人物的生平傳記，就會發現，他們的早年生活是平凡的，與常人並無十分明顯的差別。一句簡單的“時勢造英雄”也難於解釋他們的成功，是什麽讓他們脫穎而出？他們的性格和常人相比，又有哪些迥異之處呢？

　　社會創造性也具有一個發生、發展、成長的過程，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穀傳華，華中師範大學副教授，長期致力於思考這個問題的青年學者，他從近代名人人生經曆入手，曆時三年多，深入剖析解讀，勾畫出一條近代名人們“社會創造性人格”的練就之路。

　　早在2002年4月，那時的穀傳華尚在北師大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他在研究中發現，“如果總是習慣性地將學生的創造性作為研究重點，範圍狹窄，結論也欠缺代表性，而目標鎖定在社會名人身上很可能會帶給人們更大的啟發。”

　　雖然有了新想法，可確定研究對象卻並非易事。穀傳華意識到，研究對象既要有非凡的創造業績，又要有足夠的材料，否則對其人格的分析就不可能完整全麵。動蕩的時代環境與豐富的文字記載，讓近代名人走進了穀傳華的視野。

　　他先從多部中國近現代社會名人大辭典中搜集到300位社會名人，然後請三位曆史學專業人員從中精選30名曆史資料相對充分、比較典型的具有創造性的人物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包括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在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政治、軍事或外交等社會領域，曾以高度的創造性解決社會問題，做出了曆史所公認的傑出貢獻，表現出非凡的社會創造性。

　　穀傳華主要運用曆史測量學方法和個案分析兩種研究方法，做了大量的統計分析，研究的結果卻讓人大感意外。絕大多數的研究對象在出生以及出生後相當長的時期內，與“凡人”並無明顯差別。這意味著，與其他心理傾向和心理特征一樣，社會創造性也具有一個發生、發展、成長的過程，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青少年時期的英雄人物表麵普普通通，卻有共同的顯著特征———自命不凡

　　“大多數‘英雄’早期並無傑出的表現，而是與周圍的同齡人一樣，過著平淡無奇的生活：像其他的孩子一樣玩耍、遊戲，與成績平平的兄弟姐妹一樣遵守著族規家法和封建禮教，與同伴們一起讀《四書》、《五經》，並經受著各種新潮流、新思想的衝擊。”

　　他發現，這種平凡性還表現在早期生活的願望和學習的動機上，他們大多僅僅想通過教育改變或改善當時家庭的生活，或者為取得較高的社會地位做準備。而在一些貧困的家庭中，學習則是為維持生存，養家糊口。

　　然而，在史料展現的蛛絲馬跡中，這些貌似平凡的少年英雄們不為人知的一些性格特點被挖掘出來，而自命不凡就是一個共同的顯著特征。“這反映出個體相對於一般社會群體的邊緣感和自我優越感，這成為他們領導或試圖領導各種社會活動的重要心理因素，某些傳說或偶合也促成了這種領袖欲。”穀傳華分析說。

　　“賀龍出生時的特殊氣象無疑給父母、家人以及周圍的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響，覺得他有可能成為“驚天動地”的英雄人物。人們會有意無意地通過驚奇、關愛、接近、褒揚或排斥、妒忌等方式將自己的預測或期望傳達給孩子。而在學業、社會活動中取得的成功或優異成績常常又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自命不凡或優越感。另一方麵，英雄崇拜則發揮了榜樣學習或觀察學習的作用，增強了個體進行非凡行動的傾向。”

　　外向型性格，敢於反抗在他們的人格中凸現出來

　　與自命不凡相伴而成的是外向型性格，這些英雄人物在青少年時期表現非常明顯。“他們喜歡探索外部世界，熱情樂觀，主動麵對和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尤其是能主動地與人交往，表現出合群、自信、坦率等行為傾向。對社會交往的敏感性促進了隨後的‘社交性’性格的進一步發展。這些性格特征包括合群、勇敢、激進、上進、友好、坦誠、潑辣、力行、勤奮、精力充沛、理想主義等。”英雄人物青少年時期在特定人格維度上往往表現出“極端化”的傾向，也讓他們在性格層麵凸現出來。通常“坦率而非含蓄、直率而非深沉、激進而非中庸、競爭而非謙讓是他們共同的特點，而這種特點常常通過反抗、冒險、高成就動機表現出來。”

　　穀傳華博士告訴記者，在研究對象們早期生活的記錄中，很容易發現他們反抗或叛逆行為的跡象，而反抗的成功或社會活動的成績無疑起到了某種強化作用。比如，毛澤東曾回憶說，十三歲左右，“父親當眾罵我，說我懶惰無用。這使我大發其火……我走到一個池塘的邊上，對他威脅，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便跳下去。我的父親一定要我賠不是，並且要磕頭賠禮，我同意如果他答應不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結果，父子互相妥協，結束了“戰事”。

　　他分析認為，少年毛澤東總結出來的這一“反抗成功律”，即公開反抗導致對方的妥協或客氣，而怯懦屈服導致對方的壓迫加劇這一“公式”，影響了他隨後的生活。他後來所領導的一係列罷工、罷課以及農民起義，都有將“反抗成功律”實際應用的影子。李立三、葉劍英等均有過與少年毛澤東類似的經曆。反抗成功所帶來的巨大強化作用往往促成了個體在更深層次、更廣範圍的反抗鬥爭。

　　熱衷冒險讓他們開始嚐試創造性地麵對和解決社會問題

　　此外，“冒險性也是社會創造性人物早期的另一重要特征，反映了他們對社會性問題情境的探索性，換句話說，冒險性是探索性人格的一個重要方麵。”

　　在人們的印象中，冒險意味著可能會獲得某種非同尋常的成功，從而改善自身的境況或社會環境，贏得極大的社會榮譽；也可能徹底失敗，而帶來消極的痛苦體驗和社會評價。

　　穀傳華發現，“他們的冒險性表現於各種社會情境中，不僅包括為了探求更好的受教育機會和自我發展機會而進行的‘學業冒險’，而且包括為了實現某種抱負或理想而進行的‘革命冒險’。另外，還有為了創造性解決社會問題而進行的‘改革性冒險’”。

　　據毛澤東回憶，他的第一次冒險是因反對塾師的嚴厲管教而離校出走，在外“漂流”三日方才回家，少年毛澤東此時所麵臨的危險在於可能受到父親和教師更嚴厲的懲罰，喪失學習機會，幸運的是，他的第一次冒險就獲得了成功：回家之後，“父親比較能體諒我了，而塾師也較前來得溫和”。

　　“相對於前三種冒險，政治冒險則是他們最典型、最普遍的冒險形式。毛澤東、周恩來、孫中山等人都有過帶頭剪發辮的革命行動。這可以說是他們人生中較早的政治冒險。”

　　穀傳華認為，這種更高層次上的冒險使個體不僅要麵臨某種機會（求學、謀生、職業機會）喪失的危險，不能得到傳統家庭和世俗社會的認同，而且更要麵臨地位、榮譽、前途乃至生命喪失的危險，青少年時期的冒險是個體在事業、前途上的冒險，是對自身生活道路的重大選擇，它為成年後的生活模式奠定了基礎，成為職業革命家、職業政治家、職業軍事家和社會活動家的“訓練營”，他們開始嚐試創造性地麵對和解決社會問題。

　　成就欲發揮著“動力燃料”的作用，指引他們奔向宏大的、總體的社會目標

　　走過青蔥歲月的懵懂，社會創造性群體在自己的性格中埋下了成功的種子。而當成年初期走向革命之路，這時期的性格特征決定了他們一生的方向。

　　穀傳華對這個群體在成年初期的因素分析結果表明，人格主要表現在堅定有為性、盡責性、自我完善性、開拓求新性、外向獨立性五個方麵，其中堅定有為性居於首要地位。總體上看，高度的成就欲、力行、冒險和理想主義是成年初期最為突出的人格特點。

　　在他看來，“成就欲不僅指一個人在某件具體的事情上力求發揮自己的最大潛能，取得最優秀的成績的動機，而且指個體在某個方麵或領域獲得最高成就的人格傾向。”

　　而社會領域的創造性人物高度的成就欲，也主要體現在兩個層次上：一是在每一件具體的社會工作或解決每一社會性問題的過程中，獲得最優的成績，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案；二是力所能及地取得最高的社會成就，對社會發揮最大的作用或影響，即渴望“建功立業”。

　　以孫中山先生為例，他放棄可以為個人帶來舒適生活的行醫職業，而選擇充滿艱險的革命職業，證明“孫中山追求的是獲得轟轟烈烈的“社會成就”，而不是狹隘、自私的“個人成就”，他要立的是名垂青史的不世之功，而不是保障個人和家庭生活的“自我之功”。他的成就動機直接指向革新社會這一宏大的社會問題，這種成就欲反映了他對社會改革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挑戰性。”穀傳華說。

　　他認為，可以把成年初期的成就欲理解為某種強烈的“事業心”，它指引著個體通過實際的、具體而細微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行為，奔向某種宏大的、總體的社會目標。這種成就欲發揮著“動力燃料”的作用。

　　他們生活處處顯示著理想主義的特點，自我實現的需要尤其強烈

　　梁啟超在《管子傳》中曾說：“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三日於菟，其氣如牛；江河發源，勢已吞海。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終於失敗者也。”點出了曆史上英雄成年後的理想主義“情結”。

　　“詳細分析這一群體成年後的言語和行為後，我發現他們生活處處顯示著理想主義的特點。”穀傳華說。不僅如此，“在理想確立後的漫長時期，他們都以腳踏實地的行動實踐著自己的諾言，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自我實現的需要尤其強烈，而且，實現自我潛能和價值的每一個行動都擲地有聲。”

　　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同學陳少白回憶說，孫先生那時革命思想很厲害，碰到一個人，就要說這些話（指宣傳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話），就是和一個做買賣的人，也會說到革命。香港興中會的早期會員謝纘泰在1895年6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孫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時全神貫注，以致一言一行都顯得奇奇怪怪！他早晚會發瘋的。”

　　與孫中山一樣，在確立終生為之奮鬥的政治理想之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共產黨人都擁有一個“野心勃勃”的英雄夢想，這種理想一旦確立，就成為一種堅定不移的信仰，不但不遺餘力地宣傳自己的信仰，而且將包括愛情、婚姻在內的一切日常事務都溶入實踐這種信仰的行動中。

　　穀傳華發現，為理想而力行，突出地表現於他們的英勇、果斷、冒險行為上。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人，幾乎都有過九死一生的冒險經曆。“在當時極端險惡的社會背景下，每一個重大的決策都是一種可怕的冒險，都麵臨犧牲或死亡的考驗。在此過程中，他們也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社會活動經驗，練就了傑出的社會活動能力，也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創造性人格。

　　梁啟超在《南海康先生傳》中曾將曆史上的英雄分為“應時之人物”與“先時之人物”。穀傳華表示，雖然無法嚴格地確定所考察的這些英雄們到底是“造時勢”還是“為時勢所造”，但他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是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而湧現的，而他們的誕生又為時代提供了引領者或先驅者。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他們既屬於‘應時’之英雄，又屬於‘先時’之英雄。”梁啟超歸納了“先時”英雄的三種“最不可缺之德性”：理想、熱誠、膽氣，認為“三者為本，自餘則皆枝葉焉耳。”

　　可以說，梁啟超所說的這三種品質，正是我們所考察的英雄們在成年初期表現的突出人格特征。作為近代社會的“越軌者”，他們不遺餘力地反抗著、改變著陳舊的規範和價值體係，而他們也為自己贏得了輝煌的人生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