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教授嫖娼事件”真相（圖）

 

對於陳獨秀，這個當年曾在北大引領風騷的人物，在人們熟知的範圍裏，他是“新青年”的領軍人物。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陳獨秀在其間所起的作用堪稱旗手。　然而，一樁以陳獨秀為中心，事後張揚的“教授嫖娼案”，卻成為了陳獨秀人生的重要轉折點。事隔八十多年後，此事仍然撲朔迷離。教授嫖娼不是什麽新鮮事，所以，也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

曆史上對“陳獨秀嫖娼”事件的敘述，大致是這樣的：

1919年3月26日夜，在北京的湯爾和家中，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另兩位北大教員沈尹默和馬敘倫正在這裏討論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的去留問題。這個臨時會議的召開是因為北京有報紙刊登了陳獨秀“因爭風抓傷某妓女下部”的消息。

湯、蔡、沈、馬四人的商討直到深夜。不久之後，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會議，廢除學長製，成立由各科教授會主任組成的教務處。由於“教務長代替學長”這一體製更改本來定於暑假後實行，所以這種突然提前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人事變動。陳獨秀被解除文科學長職務，繼任教授、由校方給假一年。

需要交代的還有參與臨時會議相關人物湯爾和的身份，他不是北大員工，但當時卻是左右北京學界的重要人物，1922年還擔任過教育總長的顯要職務。在湯爾和的日記中，對“嫖娼事件”後的陳獨秀描述為：兩人在路上相遇，湯爾和看到陳獨秀“麵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

關於此事的評說，如今能夠找到的還有一些。其中，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提到，那時“北京禦用報紙經常攻擊仲甫，以彼不謹細行，常作狹斜之遊，故報上記載時加渲染，說某日因爭風抓傷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輿論，因北大那時有進德會不嫖不賭不娶妾之禁約也。”

多年以後，湯爾和在致胡適信中這樣憶及1919年的“3、26會議”：

“發何議論，全不省記。惟當時所以反對某君（按指陳獨秀）之理由，以其與北大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將妓之下體挖傷泄憤，一時爭傳其事，以為此種行為如何作大學師表，至如何說法，則完全忘卻矣。”（1935年12月28日，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可以看出，湯某等人當時是主張陳獨秀根本就不能“作大學師表”的，亦即主張把陳獨秀徹底清除出北大的。

1935年12月28日，胡適在致湯爾和信中說：

“三月二十六日夜之會上，蔡先生不願於那時去獨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壞，彼時蔡先生還是進德會的提倡者，故頗為尊議所動。我當時所詫怪者，當時小報所記，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視為鐵證，豈不可怪？嫖妓是獨秀與浮筠（按指當時的北大理科學長夏浮筠）都幹的事，而‘挖傷某妓之下體’是誰見來？及今思之，豈值一噱？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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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頗疑心尹默等幾個反複小人造成一個攻擊獨秀的局麵，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們的‘發言人’了”。（《胡適來往書信選》）

數日後的1936年1月2日，胡適致湯爾和信中，又說：“我並不主張大學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張政治領袖不妨嫖妓，一我覺得一切在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謂‘公人’（Public men），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為，因為他們自己的私行為也許可以發生公眾的影響。但我也不讚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為來做攻擊他的武器。當日尹默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實證之，當日攻擊獨秀之人，後來都變成了‘老摩登’，這也是時代的影響，所謂曆史的‘幽默’是也”。——（《胡適來往書信選》）

另一個關鍵人物蔡元培在回複林紓的公開信中說：

“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按指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複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複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挾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使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

在事件性質的認定裏，幾個人物對公行為和私行為反複提及。這其實就是在說文人映具備怎樣的公德與私德的問題。公德就是公共領域中公民的道德活動。它關係到其他公民的公共生活，關係到公共領域的正常秩序。梁啟超把公德定義為“人人相善其群”；私德行為隻是影響自己和家人、親友，私德往往發生在私域。關於公德、私德的關係呢。公德關係到社會對個體要求的責任、義務，與法律、風俗、習慣相連，必須遵循，不能例外；私德更側重於個人理想、信仰，可以期待，但不能強求。後者有某種絕對性、不變性，前者卻有相對性、可變性。前者重他律，後者重自律。所以，像“嫖娼”這樣“重自律”的事情，大抵應該劃在私德的領域裏。

 曆史對“陳獨秀嫖娼”事件並無定論。不過，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是：陳獨秀和胡適主導的新文化運動聲勢浩大地開展起來後，守舊勢力的反攻也趨於激烈。這種反攻在1919年2、3月間達到高潮。“陳獨秀嫖娼”事件的爆發時間也恰恰正在此時，是巧合還是另有玄機，是偶然還是必然？

雖然當年的青年如今早已離去，但還是把“私德”留給了後人，至於如何評說——是選擇費思量抑或是釋開懷——相信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