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封信暗藏蔣介石身世之謎

信中暗藏身世之謎

　　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收藏的國民政府檔案中，存有兩封河南許昌人鄭發寫給蔣介石的信。第一封寫於1946年12月中旬，信文如下：

　　主席鈞鑒：敬稟者，竊鄭發，年六十二歲，原籍河南許昌靈溝鎮人，於清光緒廿五年，曾在開封鄭老師福安館內求學，時與主席係屬同學。別後數十年，始終不克一晤。到民國十八年秋，並蒙主席召見，因發離家未遇，殊覺悵然。發分別來京，晉謁無門。同學敬請崇安！

　　　　民人鄭發拜啟

　　第二封信寫於1948年5月13日，信文如下：

　　大總統鈞鑒：敬稟者，竊發，年六十四歲，原籍河南許昌靈溝鎮人。於清光緒二十五年，曾於開封鄭老師館內求學時，與總座同學。別後數十年，始終未克一晤。至三十五年，發奔至南京，蒙總座派吳秘書長鼎昌召見，心感莫忘。發今再來京，因許昌共匪擾亂，尋獲鄭發等語，迫不得已，發不顧生死，星夜奔至南京，以避危險。專呈一函，懇求總座恩準召見，以解數十年渴望。幸得一見，感戴之至。肅此敬請崇安！

　　　　步兵少校鄭發鞠躬

　　　　五月十三日

　　表麵看來，這兩封信是光緒二十五年蔣介石在開封求學時的同學鄭發欲見蔣介石一麵而寫的，但事實，這兩封信中卻隱匿著一個重大的秘密。

　　　　
鄭發確有其人

　　讀過小說《金陵春夢》的人都知道，唐人筆下的蔣介石原名“蔣三發子”，原籍河南許昌，他有個胞兄叫鄭發。由於《金陵春夢》是小說，因此有些人看後將信將疑。但實際上，鄭發確有其人。

　　據鄭發本人所言，因光緒年間許昌遭災，父親餓死，家中沒法生活，母親王氏帶著他和弟弟三發逃荒開封，嫁給一位姓蔣的浙江奉化鹽商。三發後來隨繼父回到了奉化。改名蔣介石。1941年鄭發去重慶市找蔣介石認親，蔣沒有與他見麵，由戴笠把他“優待”在重慶白公館。1944年許昌淪陷前，戴笠又將鄭發妻女接去，不久轉至息烽監獄，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初夏才讓他們一家三口“衣錦還鄉”。回到許昌後，鄭發被安排為縣候補參議員，由離家前的一個農民變成了風光人物。

　　在重慶未見到蔣介石，鄭發並不甘心。1946年冬，他第二次去找蔣介石認親。他在南京閑居達半年之久，但蔣介石本人卻未予召見。1948年5月，鄭發再一次來到南京，依舊無功而返。

　　新中國成立後，全國普遍開展了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在許昌河街，有人還別出心裁地針對鄭發搞起了“挖蔣根”運動。在許昌的鎮反運動中，許多在國民黨部門幹過事的軍政人員，被逮捕法辦關進監獄，有些罪大惡極的，還被槍斃了。鄭發看到這一切，早就嚇得膽戰心驚。從此，鄭發對過去的一切便守口如瓶了，即便講，也僅是對極少數信得過的人悄悄說一點罷了。1973年2月20日，鄭發在家中去世，終年89歲。


兩信的由來

　　1946年冬，鄭發來到南京後，住在升州路糯米巷的河南同鄉會中，雖說是認親，但一個老百姓想見國家元首談何容易，同時為了避開“拖油瓶”之嫌，同鄉會的姚廷芳、郜子舉、李肖庭等人反複思考，請了一位文筆高手幫鄭發寫了一封既簡明扼要，又含情脈脈，使蔣介石看了也不會大傷腦筋的信函(即第一封信)。

　　12月14日信轉到總務局，當即由陳希曾等蓋手章簽啟“交際科核發”。這時蔣介石正忙於召開“國民大會”，但還是派國民政府文官長兼中央設計局秘書長吳鼎昌會見了鄭發。在吳鼎昌的關照下，鄭發被安排在國民政府門前的一家水果店閑住。到了1947年5月間，吳鼎昌再一次找到鄭發，一是把鄭發寫的那封信拍成照片後給他一張，並說：“你的信主席看過了，也等於見了你本人，你就拿回去作個紀念吧。如果回家後有什麽困難，隻要持此照到官府一展示，官府一定能幫你解決的。”二是吳鼎昌寫給河南省主席劉茂恩一封信，讓鄭發回許昌路過開封時麵交劉茂恩。就這樣，在吳鼎昌的勸說下，鄭發返回了許昌。

　　1947年秋冬時節，解放軍和國民黨軍開始在許昌地區展開拉鋸戰，雙方軍隊幾進幾出。為了安全，鄭發來到開封。在劉茂恩的保護下，在開封保安隊當上了個不管事的副官，授步兵少校軍銜，按月發餉。

　　由於認親之念未滅，1948年5月8日，鄭發從開封起程，再次來到南京。他同樣先去河南同鄉會，請人於5月23日給蔣介石呈上了第二封信。6月3日信轉到第六局(總務局)，由吳璧存等簽發交際科處理。

　　鄭發深知蔣介石常罵共產黨為“共匪”，這次為表白自己求見“總座”之心切，故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把自己的處境寫得格外嚴重，他想以此博得蔣介石的同情與憐憫，能夠求得一見。可見，此時的蔣介石已是自身難保，於是，他仍是隻派吳鼎昌匆匆見了鄭發一麵。

　　鄭發為尋蔣認親，雖腦汁絞盡，機關用遍，到頭來還是掃興而歸。當他從南京回來時，河南省已經全部解放。


身世之謎仍難解

　　在這兩封信中，鄭發都是先說自己“原籍是河南許昌靈溝鎮人”，而後又挖空心思地說：“在開封鄭老師福安館內求學，時與主席係同學。”俗話說：“師生如父子。”這樣一來，鄭發便巧妙地點出了他們同為鄭福安的兒子，都是河南許昌靈溝鎮人，而在外人眼中，卻又看不出什麽破綻。真是一語雙關，恰到好處。鄭發並沒有在開封私塾館上過學，也沒有較深的文化，信內所寫，顯然是代筆人為他絞盡腦汁，才想出如此高招來。

　　蔣介石的身世，始終是史學界的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盡管以往許多有關蔣介石的專著都寫他是浙江奉化人，但確實有一些事情，又是用“奉化說”所不能解釋的。

　　例如鄭發三次去見蔣介石，盡管蔣介石不予接見，卻每次都派要員去處理。如果鄭發是假冒的，他何必如此重視呢？第一次到重慶，鄭發受到了宋美齡和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的接見。盡管戴笠後來把他軟禁於白公館和息烽監獄，而這也是用心良苦的。河南地處中原，曆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侵華日軍能炸死蔣經國的母親，鄭發乃一介平民，在許昌的生命安全能有保障嗎？而重慶和貴州則是大後方，在這裏鄭發一家就安全得多了。在息烽監獄，鄭發一家多次給革命人士提供幫忙，特務卻奈何不了他，這樣的特殊並非常人能有。後來兩次到南京，每次都由國民黨政府文官長兼中央設計局秘書長吳鼎昌接見，每封信都得到了國民政府各級主管謹慎處理，認真歸檔。若鄭發真是騙子，他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農民，能使上至國民政府的文臣武將，下至省長、專員、縣長都信以為真，有的還為他封官加爵、賞金賜銀，就連蔣介石本人都拿他沒有辦法，這就更不可思議了。

　　此外，舊社會家譜，女兒是不入譜的，而在《曹竹王氏宗譜》中卻特別將蔣介石母親王采玉寫出，是否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含意？蔣介石在台灣偏偏選中“福安裏”這個小村莊作為歸宿地，是不是有死後“陪伴(鄭)福安”之意呢？

　　解鈴還須係鈴人。然而現今蔣介石、宋美齡、吳鼎昌、戴季陶、戴笠等知情人一一作古，答案隻能通過後人利用各種史料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