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明事件--共和國建立後山東最大的冤案

作者：任全勝

　　1981年4月3日《人民日報》第四版刊登了一篇報道：《無產階級忠誠戰士、原山東分局代理書記向明同誌追悼會在京舉行》。追悼會對向明同誌一生的革命活動，作出全麵、公正的評價，決定為向明同誌平反昭雪，推倒過去強加給向明同誌的一切不實之詞，恢複名譽，恢複黨籍。

向明何許人

　　向明原名巨同璞，山東臨朐縣人，1909年出生。1929年夏參加共青團，同年8月轉為共產黨員。入黨後，積極宣傳馬列主義，努力發展和壯大黨的力量。在敵人白色恐怖的艱難歲月裏，他領導學生運動和組織工人罷工，同資本家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不懈的鬥爭。曆任濟南市委書記、山東省委組織部長。1933年，向明被捕入獄，在敵人的嚴刑拷打、威逼利誘下，臨危不懼、堅貞不屈，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政治麵貌，沒有出賣任何同誌和組織，沒有泄露黨的機密，並且多次參加和領導了獄中的絕食鬥爭，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革命氣節。

向明音容


向明逝世後的花圈

　　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時，向明經黨組織營救出獄，當即奔赴陝甘寧邊區，參加了抗日鬥爭。1938年向明曾任劉少奇的秘書，1939年上半年任河南省委副書記，當年下半年，隨劉少奇到豫皖蘇區任新四軍遊擊支隊二總隊政委、豫皖蘇區黨委副書記、蘇中四地區書記、軍分區政委、蘇北鹽阜地委書記、軍分區政委、新四軍三師八旅政委。他轉戰江淮敵後，正確地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開展獨立自主的敵後遊擊戰爭，放手發動和組織群眾，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和黨的組織，粉碎了日寇大規模的掃蕩和分片“清鄉”，出生入死，不畏艱難，為蘇中、蘇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迅速擴大和鞏固，做出顯著成績。

　　解放戰爭時期，向明曾擔任魯中區黨委書記、軍分區政委、華東野戰軍八縱隊政委、膠東區黨委書記、軍分區政委，他認真貫徹黨中央的指示精神，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發展地方武裝，建立人民政權；帶領部隊英勇作戰，粉碎了蔣介石向魯中南解放區的多次進犯。向明在陳毅、粟裕同誌的直接領導下，參加了1947年的魯南戰役、孟良崮戰役、萊蕪戰役等，後又參加了隴海路兩側的阻擊戰，消滅了敵人的大批有生力量。

　　1950年到1954年向明先後任山東省政府副主席、省軍區副政委、中共山東分局副書記、第二書記、代理書記等職。他堅決貫徹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領導全省廣大人民群眾進行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開展三反、五反，組織農村互助合作，恢複生產，都取得了很大成績，為山東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打下了有利的基礎。

　　然而，1954年向明突然被錯誤地認定參加了“高饒反黨聯盟”，被撤銷職務並隔離審查；1955年山東省委又錯定“以向明為首的反黨宗派集團”，在全省範圍內肅清向明影響大抓所謂“小向明”，致使相當數量的同誌受到株連，在山東省內造成了極大的負麵影響。山東史稱這一案件為“向明事件”。

“向明事件”的起因

　　“向明事件”起因於向明被錯誤地認定參加了“高饒反黨聯盟”。

　　“高饒反黨聯盟”是指高崗、饒漱石在建國初期結成反黨同盟，企圖反黨奪權的案件。建國之初，高崗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時還兼任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1952年8月高崗調中央工作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著重討論貫徹執行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問題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問題。毛主席此前提出需要討論的問題是：預算、增薪、縣區鄉財政統一，地方財政和大城市財政、稅收、五年計劃、軍費等問題。

　　會議進行時，參加會議的不少人出於對新稅製的不理解和對本地區利益的保護，對新稅製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會議主持人薄一波按毛主席的指示，在會議上就新稅製中的不完善方麵做出公開檢討。而高崗、饒漱石等人則抓住薄的檢討大做文章，並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劉少奇同誌的一些言論統統算到薄一波的賬上，采取“批薄射劉”的辦法，明批薄一波，暗攻劉少奇。

　　在這次會上，山東的同誌也和其他一些同誌一樣受高崗、饒漱石的蒙騙，對薄一波同誌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此前，早在1952年新稅製剛開始試點時，向明同誌便將新稅製推行時遇到的困難以書麵形式向毛主席做過報告，毛主席就報告做過批示，對向明等同誌反映的意見基本肯定，但一年之後的態度卻截然相反。向明反映的意見和所談山東執行新稅製的困難被中央認為是向高、饒“提供了石頭打中央”。

　　1953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召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研究如何加強幹部工作，並提出了過渡時期黨的組織工作的任務。饒漱石卻在會議上再次挑起了批判安子文同誌的鬥爭，且借口批判安子文，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劉少奇。在這次會上代表山東分局出席會議的分局副書記賴可可也受饒漱石的欺騙和蒙蔽，發言批判了安子文同誌。這也被認為是向明配合高、饒向中央發難的一條“罪狀”。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指出：北京城裏有兩個司令部，頤年堂門可羅雀，東交民巷8號(即高崗的住所)車水馬龍。高、饒的問題被揭開了蓋子。

　　1954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對高崗、饒漱石破壞黨的團結的行為作了嚴肅的批評。並在2月中旬分別召開了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7人、重要工作人員40人參加的關於高崗和饒漱石問題的兩個座談會，對證和揭發高崗、饒漱石搞陰謀活動的事實。

　　向明參加了七屆四中全會，但在揭批高、饒的反黨罪行時，被認為態度曖昧、發言空泛，沒有如會議對他預期的那樣揭出更為嚴重的問題。毛澤東在聽取會議匯報時曾講：“向明我支持他，他不支持我。”

　　1954年初，中央醞釀加強高崗為主席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的領導班子，主持中央組織部工作的饒漱石曾向中央建議抽調向明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副主席，這也被認為是饒漱石想用向明作為同高崗搭橋建立聯盟關係的工具。

　　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建國後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定將二人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高、饒反黨聯盟事件作為建國後第一次黨內鬥爭，以高崗和饒漱石的徹底失敗而告結束。

　　中共全國代表會後，中央派周恩來、羅瑞卿到東北局召開了東北局擴大會議，進一步揭發批判了高崗的反黨活動，並處理了東北局的有關問題。4月初，華東局也在陳毅同誌的主持下召開了擴大會議，進一步揭發批判了饒漱石的反黨活動。但當時在華東局機關及上海市的幹部中，主要是進行了正麵教育，並未把任何人作為高、饒聯盟的黨羽來處理。這對穩定上海和華東的局麵是起了重大的積極作用的。

　　然而，中共全國代表會一個月後，中央派華東局第二書記陳毅、中紀委副書記錢瑛到山東檢查向明同高崗、饒漱石的關係以及向明在山東的工作表現情況，於是揭開了“向明事件”的序幕。

“向明事件”的處理過程

　　陳毅離京前曾向毛主席請示如何處理向明問題，毛澤東對山東問題看得很嚴重，對陳毅說：“我每次坐火車從濟南路過時，都不敢下車呢！”但又說：當然“你到山東檢查向明問題要實事求是，不要受我的影響。”

1954年4月29日至6月7日，山東分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由陳毅主持，采用會內與會外相結合，集中與分散相結合，個別談話與查看材料相結合的方法“檢查向明的錯誤和山東分局領導的問題”。

　　陳毅對向明問題的處理一開始是比較慎重的，他提出了幾種可能請大家分析考慮：一是向明基本上是個好同誌，但有缺點毛病；二是向明基本上不好，但還有許多優點；三是向明鬧獨立王國，參加高、饒反黨聯盟。分局委員們均表示向明基本上是個好同誌，但有問題，特別是進城後產生了驕傲自滿情緒。陳毅還給分局的委員們交代：要多同向明同誌聯係，你們和他一起共事，要勸勸他做自我批評。提起來千斤，放下去四兩，關鍵是檢討。

　　陳毅還要求他帶來的助手們在山東工作了三四個月的時間，調閱了山東分局的大量文件，並找了許多有關的同誌談話，調查了解情況，比較係統地檢查了向明主持山東分局時期的工作。在深入檢查的基礎上，召開分局擴大會議，集中力量搞清向明問題。在檢查向明問題快要結束時，陳毅提出向明問題已基本弄清，並在幹部大會上講：過去我們華東局是支持向明同誌的。這次檢查向明問題與其說檢查山東分局，不如說是檢查華東局的工作。

　　會後向中央匯報前，陳毅又找向明談話，指出向明的問題查清了，要向中央匯報，詢問了向明個人的意見，一並帶到中央匯報。

　　陳毅等人6月下旬回北京向中央匯報，7月中旬回上海路過濟南時，無奈地對山東分局副書記們打招呼說：中央認為向明問題很嚴重，參加了高、饒反黨聯盟，分局書記不能再幹了。你們和他一起工作，也要受點輕微處分，不然向明也不會服氣。我先回上海，然後再來山東解決山東的問題。

　　由於中央定了調子，8月初，陳毅回山東按中央指示召開了中共山東省第一次黨代表大會，解決向明的問題。會議最後做出決議，認定向明參加了“高、饒反黨聯盟”，在山東大搞獨立王國，在農村執行了富農路線，在城市執行了資產階級路線，對上頂抗，對下壓製民主，打擊報複，排斥異己，老虎屁股摸不得。並因此而對向明及山東分局的若幹負責人進行了嚴肅的組織處理。

　　1954年8月13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山東省第一次代表會議決議》中明確地說：“黨代表會議認為向明同誌的錯誤是異常嚴重的，他提出了一係列的反黨綱領，積極參加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聯盟，實際上已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為了嚴正黨的紀律，特建議中央和華東局給予嚴格的處分，考慮他的黨籍問題。”

　　《決議》還建議對分局副書記賴可可、分局委員兼秘書長張輯五、分局組織部副部長王建明、分局副書記高克亭、任質斌、分局統戰部副部長吳若岩、宣傳部副部長王眾音、副秘書長段林等同誌給予不同處分。

　　對前已調離山東的郭石、蘇繼光、柳運光等同誌“在山東工作期間所犯的若幹嚴重性的錯誤”，《決議》“請中央轉告其所屬黨委，責成他們檢討自己的錯誤。”

　　至此，除遠在北京“養病”的山東分局書記康生外，以向明為代理書記的山東分局幾乎全軍覆沒，中央批準撤銷山東分局，成立中共山東省委。在中共山東省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和省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選出舒同任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任省委第二書記，李廣文、董琰、彭嘉慶為副書記。原中共山東分局的幾個副書記統統下放鍛煉。

“向明事件”的株連

　　在山東省第一次黨代會將要結束時，陳毅在總結發言時講了對向明問題的處理到此為止，不要再株連更多的同誌了。但令人遺憾的是此時的山東省委卻沒有接受陳毅同誌的正確意見。

會議結束後不久，1955年2月至1956年夏，山東省委以檢查各級黨組織的形式，有計劃、有步驟、有領導地在全省範圍內開展了肅清向明影響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青島市委繼續揭發向明、王少庸、吳若岩、曲及先、華崗、王紹洛等人在青島工作期間結成反黨宗派集團，進行了一係列的反黨宗派活動，以及包庇、放縱反革命分子等行為。”省委認定了所謂“以向明為首的反黨宗派集團”的問題，“對向明、王少庸、吳若岩、華崗進行了隔離反省(向明、葛申分別由河北省委和中央公安部進行審查)；逮捕了曲及先、王紹洛。為了這項工作抽調了90餘名幹部，分別成立了專案組，進行審查。一年多來，各專案組曾反複進行了1162次查證，重點地查對了華東局、山東分局、膠東區黨委和青島市軍管會等部門的有關檔案、電報，並閱讀了個別同誌當時的筆錄等材料，多次審問了反黨分子本人。”

　　與此同時，抓住向明在解放初期主持青島軍管會工作時，曾經按照黨的政策釋放過一批被俘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在反特鬥爭中曾經運用了某些策略方法，進一步把向明的問題上升為是“裏通外國”，下令逮捕了一些與此有關的負責幹部。此後又製造了多起重大冤假錯案。其中有王少庸(青島市委書記)、葛申(青島市公安局副局長)等人的從“反黨宗派集團”案到後來的“反革命內奸嫌疑”案；孫漢卿(省委委員、青島市第二書記)、矯楓(青島市委書記處書記)、崔介(青島市副市長)、孫撲風(青島市委宣傳部長)等人的“右派反黨集團”案；李廣文(省委書記處書記、原青島市第一書記)的“右派反黨集團”案；郭宏毅(省公安廳副廳長)等人的“通敵叛國”案；王華、韓潔石(均是省公安廳副廳長)等人的“反黨宗派活動”案。

　　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自1949年11月青島市委建立後至1956年6月，曆任的青島市委書記向明、賴可可、任質斌、王少庸、李廣文，副書記薛尚實、孫尚卿、王建明、於明、劉特夫，秘書長曲及先、王卓青，除薛尚實、劉特夫、王卓青三人外，其餘無一例外的全部被打成“向明事件”、“以向明為首的反黨宗派集團”的成員和骨幹分子。似乎青島市自解放以來一直是被反黨分子所控製的一塊基地。

　　在這些錯案中，前後無辜株連了一百餘人，其中許多人受到錯誤處分，有些人被關押入獄，個別人被刑訊逼供折磨致死，使黨在政治上受到了很大損失。

　　1955年9月，中共山東省委向中央寫出報告，認定“以向明為首的反黨宗派集團”，提議開除向明的黨籍，10月10日中央批複同意開除向明的黨籍。山東繼續在全省肅清向明影響。

　　就這樣，從1954年4月至1959年2月，從中央認定“向明參加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到肅清“以向明為首的反黨宗派集團”、“肅清向明影響”、挖掘“漏網的向明殘餘”，山東處理省一級的領導幹部十數人，省直各級機關部門負責人近百人，全省範圍內的各級領導幹部上千人。

　　數十年後，當年曾經經手這一專案的原山東省長趙健民說：“實際上，這個所謂的‘反黨集團’究竟是怎樣組成的，成員之間有什麽特殊關係，他們又為什麽反黨？所有這些重大問題，即使是提出有一個‘反黨集團’的人，也根本舉不出一件有力的事實來。”

“向明事件”的疑點

　　在回顧“向明事件”的整個過程中，幾乎所有受“向明事件”牽連和影響的幹部以及了解和研究那段曆史的人都會提出一個最大的疑點，即：饒漱石是華東局書記，華東局應當揭露和檢查饒漱石在華東工作期間存在的問題，揭批饒漱石的死黨也應該華東局和上海是重點，但華東局卻集中精力揭批遠在千裏之外的山東的向明，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揪住不放,難道真有足夠的材料證明向明是參加了高、饒聯盟嗎？看看前麵所列舉的認定向明參加高饒聯盟的根據並不充分，而且向明從1954年開始被審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再也未發現他和高崗、饒漱石有任何其他聯係的材料。華東局常駐上海，上海無問題，華東其他省區均無問題，唯獨山東出了問題，這就不能不使人懷疑是毛澤東所說的他路過濟南時不敢下火車的說法起了重要作用。為什麽毛澤東會說這番話呢？史料至今未曾公開過。但是50年過去了，在這漫長歲月裏，山東黨的領導已經換過多次，卻一直未聽說曾經發現過向明時代的黨政軍機關或黨政軍負責人有圖謀不軌的材料。曆史證明，毛澤東對當時山東問題的性質看錯了，而根據毛澤東對山東問題的判斷和指示把向明定為高、饒聯盟的成員也是錯了。

　　至於說向明在主持山東分局工作時犯有大搞獨立王國、在農村搞富農路線、在城市搞資本主義等嚴重政治錯誤，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更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在建國初期，如果不穩定中產階級，積極發展生產，迅速恢複和醫治戰爭創傷，提高群眾生活，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是很難建立和鞏固的。應當承認，向明在主持山東分局工作期間是做了大量工作，並取得很大成績的。但是，使人難以理解的是，毛澤東同誌為什麽會對向明問題如此看重？而且會說：“我每次坐火車從濟南路過時，都不敢下車呢！”這就需要對山東建國後的情況做一番認真的分析了。

　　1949年青島解放後，中央為了統一山東各解放區的領導，決定成立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接受黨中央和華東局的雙重領導，並指定康生任山東分局書記，傅秋濤、向明分別任副書記。

　　康生此時還是七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對中央任命他為中共山東分局書記一直是極為不滿的。在他看來，無論是從資曆上，還是從原來的職務上，他都比擔任華東局書記的饒漱石要高。解放後，他估計中央會派他擔任華東局書記，不料卻讓他擔任華東局副書記、山東分局書記。在他前麵還有華東局第二書記陳毅、第三書記譚震林、第四書記張鼎丞。他曾說：“過去長期在上海工作，比較熟，哪怕在上海當一個區委書記，也比在山東好。”他曾提出要求張鼎丞或魏文伯同誌留在山東工作，又被饒漱石拒絕，於是他便泡病號“罷工”。當年秋，康生懷疑中央不信任自己，便去青島“養病”，分局書記由傅秋濤代理。1950年底，中央調傅秋濤任中央軍委武裝動員部長，調身兼青島市委書記的向明回濟南代理山東分局書記職務，主持山東分局的工作。

　　而此時掛名山東分局書記、山東省主席職務的康生卻一直未在山東任上，而是在青島、杭州、北京三地長期“養病”、看“病”和休養。雖在“養病”，康生卻一直沒有閑著，他一直要求分局有重大事情要及時向他匯報。他的老婆曹軼歐(山東分局組織部副部長)經常奔忙於濟南、青島、杭州和北京之間，電話聯係也經常不斷。山東分局的各級領導到上海華東局開會和匯報工作時都要到杭州去“看望”他(實際上是向他匯報工作情況)。後來他到北京“養病”，山東各級領導到北京開會，也要向他匯報山東工作的情況。

　　山東出了“向明事件”和“以向明為首的反黨宗派集團”，而身為山東分局書記、山東省政府主席的康生卻既沒有做任何檢查，也沒有受任何衝擊，連領導責任也一點沒有承擔。山東分局撤銷、山東省委建立後瘓茫?955年春，康生便宣布“病愈”，身體康健地在北京參與了中央的一些工作，這豈非咄咄怪事？

　　康生是如何能夠不但不受“向明事件”、“以向明為首的反黨宗派集團”的牽連而能夠在很短的時間裏扶搖直上，我們不得而知。但康生當時是在北京最了解、最熟悉山東情況的人，是最能在毛澤東身邊影響毛澤東同誌對山東看法的人，這確是曆史上不爭的事實。而且我們還知道康生在文革期間，也就是在“向明事件”十多年之後，仍對當年曾在山東工作過的劉貫一、任質斌等同誌耿耿於懷，不忘要算舊賬。

　　毛澤東建國後曾多次到過山東。1952年10月26日，毛澤東曾到山東視察過，在濟南、曲阜等地住了兩天，參觀了文物古跡，當毛澤東視察到徐州時，向明由上海趕到徐州向毛匯報工作。因當時剛開始搞義務兵役製試點，毛對向明匯報的山東的試點工作很重視，要向明寫一個報告給中央，並親自打電話告訴中央有關部委要重視山東義務兵役製試點經驗。後來，中央還轉發了山東的試點經驗。

　　然而事過不到一年半，毛澤東對山東的看法卻大相徑庭，並說：“我每次坐火車從濟南路過時，都不敢下車呢！”這不恰恰說明是有人在毛澤東麵前告了山東的黑狀，而且告狀的人肯定是非常了解山東的情況又能使毛信以為真的人。

　　當然，曆史是要憑事實來說話的，我們不能說肯定是康生說了什麽讒言，那還要中央有關檔案解密後才能證實。但縱觀康生其人一生的曆史以及他在延安整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我們不難看出一些端倪。正如薄一波同誌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陳伯達一樣，我們也可以借用同一段話來形容康生：“貌似‘忠心’一片，而他後來的所作所為，人們已很清楚。忠奸之分，正邪之別，曆史會做出公正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