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疑案仍然未解 台少校慘死美軍槍下之謎

劉自然無端遇害，雷諾供詞漏洞百出

　　1957年3月20日晚11時，從台北陽明山中正路1段6巷B1公寓內，傳出了兩聲沉悶的槍響，一樁震撼台灣乃至世界的凶殺案發生了。案件的兩個主角：殺人者，美軍顧問團上士羅伯特·雷諾；被殺者，台灣“革命實踐研究院”少校學員劉自然。

　　案發當晚，台灣警方認為雷諾是現行犯，理當扣押，但遭美方憲兵阻止，理由是依據1951年美台之間在接受美國援助時達成的協議：駐台美軍及其家屬被視為美國駐台“大使館”組成人員的一部分，享有“外交豁免權”，台灣方麵對雷諾無權羈押。當時，台灣當局為了拉美國協防台灣抗衡大陸，對美軍胡作非為往往姑息遷就，台灣民眾的反美情緒逐漸積累，劉自然的死使民情激憤。

　　在美國的“軍事法庭”上，雷諾編撰了一個漏洞百出、不符常識的“案情真相”：案發當晚，雷諾聽到太太驚叫，以為有人正在偷窺他太太沐浴，隨即回到臥室拿起手槍，從後門出去。黑暗中，他誤將劉自然手持的木棍當作鋼管，為了“自衛”，雷諾遂向劉自然連開兩槍，將其擊斃。雷諾的供詞一經媒體報道，便在台灣上下引起一片嘩然。台灣報刊評論：雷諾的供詞簡直“如同天方夜譚般荒誕離譜，充斥了好萊塢劇作家式的靈感”。台灣刑偵專家在勘察現場後，再核對雷諾的證詞，所獲疑點頗多。如：案發室外明明有60瓦的電燈光，雷諾卻說“看不清楚”。雷諾講他是在距離劉自然十四五英尺(4米多)的位置開槍的，為何在傷口處卻留有火藥(在傷口留下火藥是明顯的近傷證據)？死者伏屍地點與中槍地點相距100多米，有誰在中彈負傷後會逃出如此之遠，而在這一路上竟無一滴血跡？案發兩個月後，美軍“軍事法庭”宣布，雷諾槍殺劉自然一案“罪嫌不足”，顯係“誤殺”，遂判雷諾無罪釋放；並稱，此為定案，不允許上訴。判決宣布之時，在法庭旁聽的美軍人員及眷屬立即喜笑顏開報以熱烈掌聲，坐在第三排長椅上的劉自然的遺孀奧特華則“泣不成聲，幾乎暈厥”。隨即，案犯雷諾及其家屬被送返美國。

　　雷諾被判無罪的消息傳出後，台島上下輿論嘩然，整個台灣民眾義憤填膺。台灣各報紛紛指責判決不公，各界人士紛紛寫信抗議，連台北地方法院也認為雷諾槍殺劉自然並不具備“正當防衛”的理由。一位記者寫道：美國佬應該懂得，你把每一個台灣人當成沒有腦子的木頭時，這個島上已布滿了幹柴。

天理何在？台北民眾圍攻美國“使館”

　　5月24日，劉自然的遺孀奧特華在報上發表《我向社會哭訴》一文。同日上午，奧特華身著黑衣、手舉著一塊用中、英文寫就的“殺人者無罪嗎？我控訴，我抗議”標語牌到美國駐台“大使館”門前示威。很快，現場就有三四百名台北市民上前圍觀、聲援。國民黨警察曾威脅奧特華，要其趕快離開美國“大使館”，但遭到了她的拒絕。奧特華聲淚俱下地向圍觀群眾哭訴，發誓要為丈夫討回公道。

　　中午12時，到美國駐台“大使館”前圍觀的人越聚越多，奧特華放聲大哭，語不成句地說：“我今天在這兒，不光是為我無辜的丈夫作無言的抗議，我是為中國人抗議。”話到此處，在場民眾無不群情激憤，遂高呼“美帝國主義從台灣滾出去”、“還我公道”等口號，將美國“大使館”團團圍住。

　　下午2時30分左右，在美國“大使館”前的聲援民眾已近萬人。人群中不斷有人高喊“殺人償命”﹑“美國人滾出台灣”等口號，並向“使館”投擲石塊﹑木棍等。忽聽有人大喊：雷諾這小子已經坐飛機走了！這句話像炸藥桶裏丟入了一根火柴，台灣民眾多年來積累的憤怒轟然噴發。

　　有人翻牆進入“大使館”，打開鐵門，外麵憤怒的民眾一擁而入。民眾搗毀了汽車﹑門窗﹑家具，放火焚燒了“使館”的汽車、文件，把美國星條旗扯下來踩在腳下。東西砸光後，又在地下室發現了八名躲在那裏的美國“使館”官員，遂毫不客氣地揪出來一頓痛打。

　　除“大使館”外，美國新聞處等其他駐台機構也被台北市民圍攻搗毀。事件一開始，台灣當局還隻是旁觀，後來發現事態失控，才調集大批警察和憲兵前來鎮壓。

　　晚6時，3萬多群眾包圍台北市警察局，要求釋放被抓的參加抗議活動的市民。在場警員無法控製場麵，打算用消防車驅散示威群眾。無奈消防車剛一開到，消防員隊員就遭到了市民的痛打，原打算驅散示威群眾的消防車也被砸爛，連停在警署外的警車也未能幸免。

　　為驅散示威民眾，台灣警察使用了高壓水龍和催淚彈，並向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3人，打傷38人，另有111人被捕。當晚，反美騷亂在軍警的聯合鎮壓之下逐漸平息。

蔣介石息事寧人，“五二四”事件疑點重重

　　“五二四”事件發生的次日，美國駐台“大使”藍金向台灣“外交部”提出了最強硬的抗議。台灣“外交部長”葉公超隨即向藍金致歉，並同意賠償一切損失。

　　隨後，蔣介石會見了藍金，並親自向藍金賠禮道歉。蔣介石解除了“防範不力”的衛戍司令黃珍吾、憲兵司令劉煒、警備處長樂幹的職務，隨後又宣布俞鴻鈞“內閣”辭職，以此息事寧人，以圖安撫驚魂未定的美國人。

　　時至今日，“五二四”事件雖然已過去近50年，但這次事件的許多地方仍舊疑點重重。

　　曆史學家們往往擅長從曆史的細枝末節處推測曆史的真相，當重新審視那段塵封的曆史時，人們不禁會問：為什麽還在事件發生之前，就已有一些住在台北的美國人從中國朋友那裏得到了“呆在家裏”的警告？為什麽一向不吝超前使用暴力的台灣軍警靜觀事態發展四五個小時？為什麽在事件前後，不少有台灣官方背景的新聞媒體在報道“劉自然案”和“五二四”事件時大用煽動性標題？為什麽許多鬧事者在衝擊美國“大使館”之時隨身就帶有事先準備好的“中華民國”的國旗和標語？為什麽國民黨的子弟學校“成功中學”的學生在騷亂中由軍訓教官率隊前往聲援，而該校校長在事後卻得以安然高升？

　　此外，為什麽在軍法審判從嚴從重的台灣，在審判這一事件時格外“施恩”？在“五二四”事件中先後被逮捕的111人中，有71人被宣布無罪獲釋；而在被起訴的40人中，隻有7人被判刑，而刑期最長的隻是1年，最短的才6個月。事後也沒有令人談虎色變的大搜捕……這些疑問至今都沒有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