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揭示亞裔百年定位的挑戰（三）

三、新的融入——1967後的移民政策與僑社變化

 

1967年的加拿大移民法，是加拿大移民政策曆史上的大變革。這個移民新政不再以族裔與原居住國為限，而是向全球移民申請者開放，實行計分製(the universal point system)，不以親屬移民關係進入，而是以學曆技能為資格。 為全球其他國家的移民公平地進入加拿大提供了條件。從社會大環境看，加拿大人口也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1970年代歐洲裔新移民逐年下降到了50%，而亞裔以及其他族裔移民成為加拿大新的移民主力人群，這意味著上百年以來的白人殖民者創建的“白色新大陸”的時代漸告終結，各族裔平等共生的時代逐漸來臨。1971年，加拿大開始實行多元文化政策，每個族裔可以保留他們的身份認同，以及傳統文化和歸屬感，也在全社會的參與和接受下保留自身的文化傳承。1976年加拿大開啟了人道主義全球難民計劃，1982年加拿大《人權自由憲章》創立，主張人權平等與個人自由的現代文明觀念成為憲法共識。

 

其實，這也不是加拿大一國的現象，歐洲、澳洲等國家都相繼實行類似的移民政策。這種移民人口的結構性變化，帶來了加拿大華裔社群的“定位覺醒”，而主流政治精英需要少數族裔選票的現實，也促進了華人融入主流社會的進程。表現在參政議政上，華裔麵孔從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更多地出現在加拿大主要大城市的版圖上。

  

如前所述，1967年移民政策成為百年加拿大華裔移民結構變化的分水嶺，記分製移民與先輩勞工移民和家庭團聚移民有很大的不同，計分移民大都是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語言與職業技能的城市居民。1967年到1980年代，華裔移民主體先是來自於香港與台灣。1986年，加拿大政府開設投資移民計劃，吸引了許多香港企業家和投資者。 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以及1989年六四事件後，1985年後香港移民出現了兩波高潮。 

 

無學曆或

高中文憑    技校    專上學院    大學同等學曆    大學以上

中國    -        4,810    34,475    22,885           143,205

印度    -        7,715    26,880    14,105            232,710

菲律賓    -    13,035    49,365    34,145          202,280

2016年中國、印度、菲律賓三國移民學曆統計

 

冷戰結束後，加拿大移民政策調整人力資本為主的移民標準，而大陸的開放政策也打開了自費留學和移民的大門，從此大陸技術移民的數量逐年上升，取代了香港移民的領先地位，到1998年，中國成為加拿大首位移民的來源國。 根據2016年的人口統計數據， 2016年華裔血統的加拿大人口有1,769,195人，占加拿大總人口的5.1%。使華裔成為加拿大最大的少數族裔群體之一。

 

同時，加拿大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帶來華人社區內部的人口結構變化。除華裔移民地來源的多元化之外，老僑和新僑的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影響最為深遠。1967年的移民政策實施後，加拿大華社的最大變化，也是人口結構的變化。1968-1976年間，來加的華裔新移民就為有史以來華裔移民數總和的三倍。 1991年的統計已顯示，新一代華裔移民的人口數占據了加拿大華裔人口結構的主要地位，成為華社舞台上的主力。而且，華人社區結構本身也趨多元性。

 

首先，華人社區新僑的人數大規模超越老僑，帶動了華社從居住模式、生活模式、就職領域的全麵變化，“走出唐人街”就是一個標誌；其次，華人移民原因發生了變化。無論是“避秦”還是爭取“良好教育環境”，或者爭取“移民保險”，新移民來加是自主的選擇，導致他們在融入加拿大的主觀性方麵，比老僑有更大的動力； 三是新移民無論在語言能力和專業技能上，都有比老僑更大的優勢，在許多方麵不亞於加拿大其他族裔。 四是因為亞洲的崛起，導致新移民對身為亞裔和華人文化背景的自豪感遠高於老僑，他們也更加具備“全球化公民“的素質，比較能夠客觀對待東西文化衝突帶來的一些挑戰。五是他們移民時的經濟實力也遠高於舊的時代和老僑，開創出遠比“唐人街經濟”更大規模的“華人經濟”，並使這種“華人經濟”與加拿大經濟更加容易接軌，或者說使“華人經濟”成為加拿大經濟的一部分。他們在住房、汽車銷售、教育、餐飲業、零售業、旅遊業等方麵的消費和中小型投資，貢獻加拿大經濟良多。 

 

但是，新移民的大量湧入，也給華人社區帶來了新的挑戰。一是新移民與老移民在一些問題上，發生了從觀念到生活方式、以及社區參與的分歧。最典型的例子是，新移民對老唐人街模式的“華人經濟”沒有參與熱情，他們更願意用新型的商業模式來經營“亞洲商場”，以至於主流英文媒體常常會用“新老唐人街的爭鬥”來形容老僑和新僑的分歧。二是新移民對華人過去曆史缺乏了解，以至於他們在給自己的加拿大定位時，缺乏曆史的厚度和自信。同時，也給華人百年曆史的傳承帶來過去不曾有的挑戰。三是由於新移民在經濟實力上遠遠超過原來的老僑，且移民後不少人仍然保留與亞洲的商業、人際往來、專業合作的關係，出現了“空中飛人”這樣新的移民形式，也給加拿大“華人定位”帶來比以往更為複雜的因素。但他們在幫助加拿大進入亞洲市場上，發揮的橋梁作用也很大。四，新移民對全球化事務的了解，導致他們積極抓住加拿大多元文化帶來的平等參與的機會，在參政議政上，比老僑走得更快、更遠。從九十年代開始的華人參政熱潮，新移民參選和當選的人數都顯得比較突出，在加拿大的能見度，也比老僑或者本土出生的移民後代大很多。

 

這個時期，延續上百年的製度性的種族歧視消除了，在各級政府、國會兩院以及民間行業中，各族裔可以平等地競位上崗，機會均等。不過， 自殖民地以來的殖民化與種族化優先的慣性依然存在，在社會的方方麵麵潛藏著“隱形歧視”和數不清的“天花玻璃板”。最令人深思的，是在人口結構發生變化的時候，由於擔心失去昔日的“特殊地位”和“權力”，不少隱形的歧視暗流，在某種社會環境－比如經濟不景氣的觸發下，會成為短暫的顯性逆流，給曆史上的歧視傳統沉渣泛起的機會。表現在華裔社群，就是未愈的舊傷常常再度被撕開甚至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