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菲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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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華裔加拿大人百年定位反思的曆史性契機
從政府移民政策的主觀願望來說，1967年後的加拿大移民，無論來自世界上的哪一個國家，都是建立在對加拿大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認同上的自願行為，成為支持發展強勁和繁榮的加拿大經濟，在加拿大所有地區共享移民利益參與者與建設者。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和《自由人權憲章》也賦予了各個族裔和每個個體平等的權利，種族歧視和種族仇恨在加拿大法律上和加拿大的價值觀上，是沒有任何立足之地的。用流行的政治俗語而言，就是“零容忍”。
問題是，現實與政策和法律的原則有很大的距離。從八十年代排日以及目前新冠危機觸發的反亞裔風潮，亞裔尤其是華裔本身的認知以及他們在新冠疫情中的遭遇來看，情況並非如此。
1. 東亞大環境變化觸發歧視潮
六十年代後到本世紀初，屬於西方世界語境中的遠東、“東方人”等亞洲國家先後崛起，尤以日本、亞洲四小龍、九十年代之後的中國成為西方國家不可忽視的政治經濟競爭對手。亞裔移民因為祖籍國的強大，在美國和加拿大等移民國家的政府層麵，受到了較之以往的尊重對待。但另一方麵，東亞經濟的強大，也給歐美經濟帶來嚴峻的挑戰，企業外移、失業率升高，再加上文化衝突和製度的差異， 使得已經處於暗流的亞裔威脅、排亞觀念、以及黃禍論等百年歧視傳統在北美社會中沉渣泛起，反複出現。
1970—1980年代，日本在東京奧運後加快崛起步伐，迅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直接挑戰戰後美國持續維持的經濟龍頭的地位，日本國內甚至出現了“買下美國”的豪言壯語。在此僅以汽車產業為例來看。20世紀初，美國福特汽車生產的第一條流水線建成，開啟了全球汽車工業革命，也奠定了美國超越大英帝國的基礎。因此，日本汽車業的發展和對於美國市場的占領，加劇了美國汽車工業的蕭條，再加上日本在電子產品領域的絕對領先，引起了美國社會巨大的排日風潮，“日本威脅”成為主流媒體連篇累牘的頭條，民間的仇日風潮擴大成對“黃皮膚”種族的暴力攻擊。1984年，華裔陳果仁被當成日裔遭遇毆打致死。而案發後法庭的對於凶手竟予以凶手支付3,000美金就可獲得為期三年的保釋條件，催生了美國華裔大規模的反歧視抗議，同時也引起了亞裔的的身份反省：在北美社會，亞裔是不是永遠無法擺脫 “永久外國人”綜合症(perpetual foreigner syndrome) 的觀念？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發，1月25日加拿大確診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 “中國威脅論”帶起了與1980年代同樣的思潮。從亞裔、尤其是亞裔老人和女性頻遭街頭暴力攻擊的恐怖現象來看，百年前的受歧視的記憶，變成了眼下的事實，百年前“滾回中國去”的怒罵，回響在21世紀北美的街頭上。 為何移民製度已經走在前列的國家，在種族歧視上又走回百年前的時光？
不過，與八十年代不同的是，在人權高漲的今天，尤其是2021年3月17日亞特蘭大按摩院大屠殺發生，六名亞裔女性(4名韓裔、2名華裔)無辜遇難後，美加兩國政府都立即作出譴責暴力的反應，亞裔的“停止仇恨亞裔“的集體示威也迅速蔓延到美加各大城市，國際主流媒體也爭相報道。盡管如此，潛藏在北美社會土壤深處的百年尚未得到解決亞裔歧視問題還是充分揭露出來了，這必定成為北美社會，尤其是加拿大華裔百年定位反思的曆史性契機，也是曆史賦予新一代華裔的使命感。
2.“永久外國人”綜合症(perpetual foreigner syndrome)？
從主流社會看，無論出於北美自殖民地以來的殖民化與種族化優先的慣性，還是在社會人口結構發生變化的時候，出於失去昔日的“特殊地位”和“權力”的焦慮，不少 “隱形歧視”和數不清的“天花玻璃板”，使得少數族裔受到不滿情緒和仇外心理壓力。 這些不帶有暴力行為的種族誹謗形式的言論的仇恨/偏見事件(Hate/Bias Incident)，雖然尚未構成犯罪的偏見行為，不涉及暴力，威脅或財產損失，但是在社會的方方麵麵潛藏著、上演著。以2018年加拿大社會研究者援引的《日常歧視量表》(The Everyday Discrimination Scale, EDS)調查所表現的數據還可以反映，作為歧視類型之一的族裔歧視依然居高不下。 其實質，還是延續了舊日種族觀念，將少數族裔社群劃入異鄉人之列，並沒有將之視為平等的建設者和同樣擁有權利者，而是可以隨時可以驅趕的外族。這一點在亞裔、尤其是華裔身上表現得尤為嚴重。
這樣的日常生活中的潛流，在某種社會環境——比如經濟不景氣的觸發下，會成為短暫的顯性逆流，觸發種種針對族裔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 攻擊，謀殺，縱火，故意破壞或威脅，即使犯罪未遂，涉及共謀或要求他人實施此類犯罪的表現形式雖然不一而同，但是給予社會造成了撕裂與巨大的創傷。回顧1967年後的北美大陸的移民曆史，針對亞裔，主要是東亞裔社群的仇恨犯罪也一樣在某些國際政治經濟出現危機的曆史時刻反複上演。因此，這一波在北美發生的針對亞裔的仇恨暴力犯罪，除了白人以外，也有本來在曆史上也遭遇種族歧視的非裔，甚至還有原住民。這種歧視現象發生的曆史軌跡告訴人們，這與移民在移居國的貢獻或者祖籍國的社會製度並沒有太大關係，而是和“膚色”有關。
值得注意的還有，北美社會並沒有將亞裔移民與其祖籍國區別開來，反而是把他們當成了其祖籍國的化身，成為美加與亞洲移民祖籍國雙邊關係惡化時泄憤的替罪羔羊。如果北美社會在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問題上不能持有包容性的看法，總是將其打入另冊，百年的族裔歧視將不會得到根本解決。
令人欣慰的是，在今天人權高漲的時代，美加兩國政府都意識到，再漠視族裔的仇恨攻擊問題，美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根基將會大幅度動搖。在新世紀前後，美國對“排華法”和日裔集中營事件做了正式道歉，而加拿大也對人頭稅和日裔集中營事件做了正式道歉。本年疫情暴力犯罪案發後，美國參議院通過了新冠疫情仇恨犯罪法案 (COVID-19 Hate Crimes Act)。而在仇恨攻擊亞裔重災區溫哥華所屬的加拿大卑詩省，省長賀瑾已經承諾要積極推進本省第一個反種族主義法案，並在反對亞裔歧視和仇恨方麵投入更多的資源，而由省政府撥款啟動的北美第一個華裔曆史博物館也在緊鑼密鼓地建設當中。從加拿大聯邦的角度看，在反歧視的資源投入上，非裔、原住民、猶太裔、伊斯蘭社區持續獲得很大的資源，而亞裔社區獲得的反歧視資源相當少，這種情況也有望改變。
應該看到，此次疫情風潮也為華裔加拿大人百年定位反思提供了曆史性契機，我們在嚴懲施暴者、呼籲族裔平等、維護華裔權益的同時，有必要檢討自身需要努力改進的地方。
3.華裔百年定位反思的曆史性契機
加拿大華裔百年移民史，是伴隨著加拿大建國共同發展與貢獻的曆史。由於早期加拿大製度性的歧視政策，從修建鐵路開始就與加拿大共同成長的華裔先輩，不僅自己對於加拿大的貢獻被一次次地被忽視，而且因擺脫不掉“客籍”或 “永久的外國人”身份帶來的難言的沮喪，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他們建立起“華裔加拿大人”的定位自信，也延緩了他們在“走出唐人街定位”的腳步。
百年後的製度性的歧視政策消弭的今天，對比先輩，加拿大華裔的身份定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清晰——其最大的公約數和基本共識是“加拿大人”。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原則又給了“加拿大人”的定義更加寬泛和多元的解釋。使得定位自己“華裔加拿大人就是加拿大人”的立場上具有了可能性和可行性，並可以行使加拿大憲法給予每一位移民成為公民的權利。因此，華裔社區隻有轉變到“走出唐人街”的開放性思維，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加拿大人，才能在政治上保證能夠對歧視現象進行有效的抗爭。
由於加拿大華裔社區具有移民來源地體製、文化、生活方式等多元的存在，殖民地時代白人“以華製華”的統治管理，以至於華裔要認清身份認同的意義也不容易。如果自身對自己不融入的身份認同這一痼疾沒有清醒的認識，那麽長期受到被動的歧視的境遇也是無法改變的。
以華裔重視的教育為例，比起百年前勞工階層的先輩們，華裔或亞裔移民重視子女教育的優勢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中體現出來了。遺憾的是，華裔勤奮與出人頭地的家庭教育和傳統觀念，沒有成為加拿大社會珍惜的財富和楷模，反而給美加兩地在教育上歧視華裔帶來了借口，出現了美加兩地大學是否“太亞裔化”的質疑 ，也在美國社會作為歧視亞裔的典型案例被朝野關注與爭議。 麵對這種情況，一方麵，暴露了亞裔、尤其是華裔在子女教育上偏重實用科學和高薪回報、輕視人文科學的傾向；另一方麵，更加暴露出來的是華裔在教育子女的問題上，並沒有關注於加拿大的的身份認同，在教育子女重視社會服務奉獻、參與社區公益事業、投身環保人權事業，以改變社會對亞裔在教育上的偏見等問題上與主流社會脫節，致使對亞裔的刻板印象長期不變，沒有與時俱進地為第二代進入社會做好公民榜樣，甚至產生兩代人價值觀的隔膜。
而最典型的莫過於新 “族裔飛地”(ethnic enclaves)——唐人街現象的再現。從1923年開始的排華法案，使得1950到1960年代各埠傳統的唐人街大都不同程度地消失或凋敝。 但是1967年後，老唐人街成為語言能力低、低收入的中國大陸籍新移民和越南裔的落腳地；洗錢、走私等黑市活動，也是華社的另一地下毒瘤，重複著早期唐人街的不良傳統。雖然許多有中等收入的新移民已不滿足於舊唐人街，開始選擇在更宜居住的地段或市郊。可是老唐人街聚居的傳統現象並沒有改變，在主要的移民城市如多倫多、溫哥華，香港的投資者開始擇地建立新的唐人街。以多倫多為例，1970-1980年代，5萬香港移民集中居住於多市東北部的士嘉堡，形成了新生代唐人街，華裔聚集擁擠，破壞周圍住宅寧靜環境，引來了當地輿論聲討，他們不僅對於華裔聚居非議，也認為華人不應該聚居，才能更易於與其他族裔融合。 而在卑詩省的列治文，華裔新移民人口的增加，使其成為北美第一個華裔人口超過半數的大城市。這種情況造成了白人的逐年移出，因而產生了較為嚴重的族裔“衝突”現象。 華人要反省的是，曆史上這樣的“隔都”(ghetto)已經成為讓加拿大社會接受與了解華裔的壁壘，也一直是挑起族裔歧視爭端的源頭之一。新一代移民在形成華裔人口局部優勢的時候，不僅要強化自己融入加拿大的身份意識，更要增進與其它族裔的相互了解，才能真正消除歧視與仇恨的誘因，形成與其他族裔可以和諧共存、生活更加多元豐富的環境優勢。
另外，從經濟上說，兩岸三地乃至整個東亞都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優等生，也造成富裕移民進入加拿大的特殊現象。以至於加拿大投資移民的大多數申請者，是華人富裕移民。而東亞富二代的留學生，也進入了加拿大國際教育的市場。問題是，富裕的華裔投資移民並沒有積極投資加拿大的主流經濟產業，創造更多的雇傭和稅收，卻因為炫富、逃避海外資產稅、讓家人享受低收入的福利、不積極參與慈善捐款、大肆炒房涉賭而遭到詬病，成為移民政策實施中的負資產。同時，這些隻占華裔移民當中的一小部分卻破壞了整體華裔移民艱苦創業、勤勞致富的形象。加劇了加拿大社會對於華裔移民群體的偏見，甚至成為歧視的借口。 華裔要反省的是，一方麵努力告知加拿大社會和媒體，富裕移民隻是華裔移民當中的一小部分，糾正具有歧視觀念的輿論媒體不要製造華人都是“為富不仁”、或者都在走私、洗錢的不法分子形象，鼓勵媒體積極報道華人在加拿大勤奮向上、貢獻社會的正麵形象。同時，也要發動華裔社區的整體力量，推動讓“土豪變為貴族”的社會改造工程，督促政府創造讓華裔富豪願意投資加拿大的商業環境，為加拿大的建設做出貢獻。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華裔社群的參政迷思。 鑒於亞洲體製、曆史、宗教、民族的複雜性，北美亞裔常常沿襲了“個人自掃門前雪”的陋習，即使是目前新移民在投票、參政議政上也有認知上的缺憾，缺乏主動意識。成為華人不融入加拿大的一個重要證據。此外，新移民投票率不高，與他們沒有入籍息息相關。但這方麵也不全是華人的錯，加拿大在援助第一代移民提供就業、順利安居的大環境艱難，也讓華人在入籍問題上躊躇再三。據2001年大陸移民數高峰期的統計，有教育與職業背景的中國出生的第一代移民，其就業的待遇低於所受教育應得的回報，在加拿大就業遇到打擊，動搖了很多人的入籍欲望，為了孩子教育留守的大有人在，而沒有真正擁抱加拿大的也為數不少。另外，為了在亞洲“留一手”，香港與大陸相當數量的華裔移民保持著“空中飛人”的特殊身份。
以加拿大國家統計局1996、2006以及2016年的移民與入籍率數據看，位居加拿大少數族裔人口數量前三位的華裔、印度裔與菲律賓裔人口數據比較，居華裔人口總數最高的中國移民群體的入籍率偏低，這就。反映出了同為亞裔，但在加拿大國家認同上的差距。
華裔在加拿大人的身份認定上的動搖，使其在加拿大事務上淪為“旁觀者”，客觀上加劇了加拿大社會對於華人新移民保持原有刻板印象。華裔要反省的是，在目前的國際大環境中，尤其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導致“逆全球化”的情況出現，過去視為當然的“腳踏兩頭船”、左右逢源的方法，可能導致今後在加拿大左右為難的困境，更有可能在遭遇到族裔歧視問題時，因為缺乏政治能見度而會在維權之時處於劣勢。曆史的經驗一再讓我們看到，從早期模糊的加拿大華人定位到明確的華裔加拿大人定位，華裔身份認同意識的改變不會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數代人的努力。因此，走出本族裔的圈子，下決心入籍加拿大，積極投票，勇於參政議政，參與國家和地方的政策製定過程，不以族裔來標簽，融入加拿大社會，做合格的加拿大公民。這才是身在加拿大的華裔最終的歸宿。
結論
加拿大社會從白人殖民地對於其他族裔的排斥，到改變為包容移民與難民的現代移民國家，盡管還有“白人至上”、歐洲中心、以及族裔歧視的曆史殘餘，但其走向社會公義和族裔平等的曆史腳步卻不會終止。而要實現憲法與多元文化的目標，加拿大社會仍麵對潛在的族裔歧視的嚴峻挑戰。長遠看，要徹底改變族裔歧視的社會土壤，一方麵需要包括華裔在內的加拿大社會各族裔社群，秉持在《加拿大移民與難民保護法案》中“追求移民所帶來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利益最大化” (to permit Canada to pursue the maximum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immigration)的共識，以及無論膚色、族裔一律平等的認同，使各個族裔不受到種種政治因素的遷罪，有尊嚴地、無標簽地作為普通一員生活在加拿大社會的大家庭中。
另一方麵，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曆史性關頭，加拿大華裔有回顧曆史、反省自己的迫切性。加拿大亞裔、尤其是華裔不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等待”立場，隻有堅定確立自己作為加拿大人一份子的定位，並帶著作為亞裔或者華裔加拿大人的驕傲與自豪融入加拿大社會，積極參與社區建設，積極投票參政議政，積極參加環保和關懷弱勢群體，並在建立北美共同的亞裔身份認同的同時，也讓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和文化價值資源貢獻給加拿大主流價值係統，才能與其他族裔一起，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族裔和諧共存的社會。
因為人們需要為自己的無能尋找借口，那麽把壞事的責任推到外人身上就是必然的。而有什麽樣的人比不同膚色更像外人？
這與什麽中共不中共的沒關係，排華法案時中共都還沒出生呢。隻與膚色有關，其次是文化，比如西亞人猶太人是可以混同於白人的，盡管穆斯林或者猶太教更讓白人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