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破山河在》一書後記

 

《國破山河在》一書後記

薩蘇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國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頭。

　　少年時，最讓我感到震撼的一首詩，並不是詩人寫的，寫詩的是一個殺伐一生，最後死在自己人槍下的中國將軍，他的名字叫作吉鴻昌。而這首詩，也第一次讓我從內心深處感到了那一代中國人，於危亡之際，怎樣痛切地看著他滿目瘡痍的祖國。

　　我的老家是河北，在那片土地上，八路軍中的精銳 – 冀中十七團，十八團曾威震幽燕，日軍的鐵蹄，也曾蹂躪過那裏每一個縣城。

　　今年已經九十七歲高齡的原河北高法孫光瑞院長，是這樣描述當年的歲月 --

　　"5月一天，我和李玉光和張冠軍兩位區長在一個村子中開會，突然村子中來了許多鬼子和偽軍，將我們堵在一個院落之中，該院子隻有一個北房，無處可藏，於是我們將文件藏在磚垛裏，把二十響頂上火，然後我對李玉光和張冠軍笑著說，今天咱交代了。就靜等鬼子上門。"

　　我祖母曾說過一段遠比傳奇沉重的事情，她告訴過我，"孫光瑞的部隊打鬼子，八路軍招兵，招五百人，同時就要二百五十口棺材。一仗下來村裏各家不是軍屬就是烈屬。可再招兵，還是招多少有多少！"

　　槍不如人，我們的先人，就是這樣用他們的生命捍衛著今天我們能夠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

　　抗戰，是中國近現代史中第一次對外敵入侵取得全麵勝利的戰爭，也是中國軍民付出代價最為慘重的一戰。

　　一場決定民族生死的戰爭。

　　一場尊嚴與信念的戰爭。

　　因為工作關係，薩在1999年來到日本，今天的日本，已經不複舊日"大日本帝國"的凶悍。櫻花，清酒，生魚片壽司，靜靜的小街上走過彎腰駝背的老人。老齡化社會的日本，呈現出一種後工業時代略帶蕭條的平靜。然而，走在大街小巷，依然可以看到當年那場戰爭留下的種種痕跡 – 都市中隨時可見的慰靈碑，墓園中大片四棱尖頂的墓碑，都在無言地述說著對那場戰爭漸漸消逝的記憶。

　　日本的一個左翼政治家這樣說過 – "這些墓碑，比任何言辭更為深刻地警誡著日本不再走向下一場戰爭。"

　　促使我研究在日抗戰史料的機緣，是一次到某個佛寺訪問，偶然看到一個日軍步兵少佐的墓碑。碑文說明，這個叫福井義的日本軍官，1933年戰死在齊齊哈爾附近。

　　這讓我感到有些困惑。因為我的印象中，抗戰是從1937年開始的，而東北軍是一槍沒放就丟掉了東三省。那麽，這個日軍少佐1933年怎麽會"戰死"在齊齊哈爾呢？

　　疑惑使對曆史有些偏愛的我忍不住尋找這件事的真相 – 結果發現，日本陸軍少佐福井義，是1933年年初在"討伐馬占山之役"中被擊斃的。那時，正是馬占山將軍在黑龍江艱苦支撐的最後時刻。不久，這位彈盡力竭的愛國將領就被迫率部撤往蘇聯。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找到的文獻中，有日軍和馬占山將軍所部交鋒的大量史料和照片，如中國軍隊在電波狀戰壕中的堅守，雙方的炮戰，日軍的傷員，葬禮等等，顯示在日軍侵占黑龍江的過程中，中國軍隊顯然進行了艱苦頑強的抵抗。這些，都是在國內的時候不曾見到的。

　　而這次尋訪中，又發現另一個令我驚訝的事實，那就是日本現存的文獻中，保留了大量侵華戰爭的有關資料，包括照片，記錄，甚至實物等。有很多材料，今天讀來還栩栩如生。

　　比如，在日本老兵稻垣三郎回憶徐州會戰的文章中，曾提到一個"綁在機槍上的少年兵"。當時，稻垣所部依靠強大火力突破了中國軍隊在淮北某地的頑強抵抗，占領了陣地。陣地上，他們看到中國軍隊的重機槍旁邊，倒著一具少年士兵的遺體，竟是用鐵索綁在機槍的支架上。見到這樣的情景，日軍馬上叫來戰地記者拍照寫文，意圖對此加以炒作，說明中國士兵作戰是怎樣被迫的，來打擊中國軍隊士氣，並彰顯"皇軍"的正義。也許是為了增強說明效果，日軍方麵特別找到了幾名在這次戰鬥中被俘的中國傷員，詢問他們是否了解"把士兵綁在機槍上作戰"這樣的事情。

　　幾個中國被俘傷兵說出的話，卻出乎了所有日軍的預料。

　　原來，這支和日軍交戰的中國軍隊（冷欣所部），是地地道道的兩淮子弟，所以此戰對他們來說，不但是衛國，而且是保家。這個"少年士兵"是一名機槍班長，他的家就在陣地後麵的村子裏。戰鬥開始前，他招集陣地上的弟兄們，對大家講 – 要麽打退日軍，要麽戰死，丟了陣地自己無顏回家。說完，取出早已準備好的鐵索，將自己鎖在了機槍的支架上，不顧長官的勸阻，將鑰匙遠遠地拋入了河中。

　　那一戰，一個營的淮河子弟，從營長到馬夫，隻有十幾個傷兵被俘。

　　槍不如人，兵不如人，也許這一個營的戰士從進入戰壕就注定了戰敗的命運（日軍記載此戰隻傷亡五十餘人），而這些沒有受過什麽教育，也沒有享受過什麽好日子的農家子弟最終也沒有在家園，在他們的父老姐妹麵前後退一步。

　　真相大白的時候，所有的日軍都為此感到震驚。

　　那一天，我忍不住離席拭淚，以免別人看到我的失態。

　　此後，使我產生了一種想法 – 為什麽我們不可以從這些資料中，從敵方的眼睛裏，看一看我們那段曆史呢？而且，這些材料中，顯然可能埋藏著我們所不了解的一些事實。

　　於是，舊書肆，資料館，日本老兵的家，在業餘時間尋找這樣的史料，就成了我的一個固定工作。

　　的確有很多意料不到的收獲，比如，日軍雙料王牌飛行員，疾風式戰鬥機的試飛主任，號稱"陸航之花"的岩橋讓三，斃於襲擊西安之役，這一史實就是首次被發掘出來，而八路軍怎樣用日本航空炸彈改造地雷來炸日本坦克，如果不是有照片為證，也怎麽看怎麽象一個傳說。

　　更多的時候，我是被一種精神激動著。

　　在這些資料中，我看到的分明是一個個當年的中國人，他們或剛烈，或勇猛，或聰穎，或機變，用他們的脊梁扛起那個時代中國的命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寫這本書，並不是為了呼喚戰爭，更不是呼喚複仇，而是希望以此喚醒我們對這些中國的脊梁的回憶。在那樣苦難的時刻，依然有那樣多的人為了這個國家義無反顧，捍衛這片生我們，養我們的土地。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民族的尊嚴。

　　似乎，這個話題已經在遠去，今天，中國已經不是"到了最危急的時刻"。然而，在我看來，今天疲憊歸家的工程師也一樣，滿身汗水吃著盒飯的民工也一樣，七十年前的人們和我們今天所作的，本質上並沒有區別，那都是一件事情。

　　那就是 – 重建著中國人的信心。

　　當我陪同日本的來客走進北京機場，並看到他們為這座嶄新的建築之現代化，之規模宏大而目瞪口呆時。我想，七十年前那場戰爭中犧牲的人們，所期待的，莫過於此。

　　感謝山東畫報出版社的朋友們，特別是秦超編輯。是他們促成了此書的完成和出版，並把淩亂的原稿整理成一本可看的書。而組稿期間薩的懶散和不專業又給朋友們增加了太多的麻煩。如果這本書能夠為讀者所喜愛，他們的貢獻，遠比作為作者的我為多。

　　也感謝葛劍雄老師百忙中為本書作序，葛老師是我欽佩的史學前輩，能夠得到先生的指點，是我極大的榮幸。

　　因為作者並非專業史學人員，文章中疏漏錯誤自所難免，尚請讀者朋友不吝指出賜教。

葛劍雄先生序

　　我出生於1945年12月，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了幾個月。但在我有記憶開始，上一輩人有關"東洋鬼子"、"矮東洋"、"東洋烏龜"的回憶就不絕於耳，日本兵如何燒鎮上的房子，如何強暴"花姑娘"，"逃難"的日子如何艱難，當"良民"如何受屈辱，都在我幼小的心靈留下深深的烙印。鎮上不止一處"火燒白場" （被火焚毀的房屋廢墟）有的依然荒廢，有的已成為我們遊戲的場所，有的已被新建的房屋覆蓋，但老人們都能一一指認，哪一處是"長毛"（太平天國部隊）燒的，哪一處是日本兵燒的。

　　有關抗日戰爭的課文、歌曲、小說、戲劇、電影伴隨著我們這一代人成長，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奇襲陽明堡、狼牙山五壯士、白求恩，《鬆花江上》、《保衛黃河》、《遊擊隊員之歌》、《太行山上》、《延安頌》、《抗大校歌》，《雞毛信》、《小兵張嘎》、《鐵道遊擊隊》、《平原遊擊隊》、《敵後武工隊》、《烈火金鋼》、《野火春風鬥古城》、《地道戰》、《紅燈記》、《沙家浜》，持續不斷地加深著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革命群眾的英雄形象和日本侵略者、漢奸、偽軍、賣國賊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醜惡麵目。

　　記得1957年我剛隨父母遷居上海，"日本商品展覽會"在上海舉辦，這是戰後第一次在上海升起日本國旗。據說，要不是政府防範在前，肯定會有愛國青年將它扯下。但另一種聲音也逐漸增強——要把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人民區別開來：日本人民反對戰爭，他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願意與中國友好，現在正在與美帝國主義及日本反動派作鬥爭，所以我們應該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愛國鬥爭。每年的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紀念和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的活動，中國都會派代表團參加，特別是對"日本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鬥爭"的支持更有集會、遊行等多種方式。1960年夏我在上海參加高中入學考試，作文的試題就是《給日本朋友的一封信》。

　　文化大革命期間，"反修"的口號越叫越響，"蘇修"（蘇聯修正主義）成為頭號敵人，對日本人民的支持又增加了"收回北方四島"。為了揭露日本軍國主義複活，在國家幹部範圍內放映日本"反動影片"《啊海軍》、《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戰》。中學教師算是幹部，也屬觀看範圍。其中一次我正帶學生在農村勞動，接到通知專程趕回上海看半夜一場。盡管是帶著批判的眼光，對第一次看到正麵顯示的日本軍容還是十分震驚。

　　改革開放以來，抗日戰爭的曆史事實得到更全麵的發表用更實事求是的評價。我也從中學教師成為曆史專業的研究生，又成為曆史地理專業的研究人員，因而有更多機會了解曆史真相，進行專題研究，參加史跡考察。滇西抗戰五十周年時，我去雲南保山參加學術討論會，會後又考察了鬆山、龍陵、騰衝等戰場遺址。當最後來到國殤墓園，麵對數千為國獻身的英魂時，我不能不感到慚愧和遺憾——為什麽烈士們身後寂寞了那麽長的時間？近年來，我讀到的史料更多，對抗戰的了解也更全麵。但我深知，我所知還隻是某些片斷，就是中國方麵的記載也了解不多，何況還有日本方麵及其他國家的史料？像南京大屠殺的一部分證據，就是德國、美國、英國等外國經曆者的記錄。

　　1997年我在日本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當客座研究員，發現圖書館中有不少戰時的電影資料錄像。其中一部分是由"滿映"（偽滿洲國"滿洲映畫株式會社"）拍攝的新聞短片，我全部看了一遍，這才知道我從小就開始看的"新聞簡報"原來是從"滿映"學來的。這些新聞片自然都是為日本侵略中國張目的，是為了宣傳的目的而製造的。但多少也顯示了一些事實，如日軍進攻上海時曾在愛國女中遭到中國軍隊的激烈抵抗，占領該校後，分別為"皇軍"和"國軍"陣亡者設了靈位，影片中出現了日本軍人同時向兩個靈位獻花致敬的畫麵。東北的民眾在日本和偽滿的驅使下，加緊采煤，連婦女也在工廠參與裝配飛機。漢奸政權組織市民，在上海外白渡橋手持小旗夾道歡迎日本軍隊。溥儀訪日時表麵受到隆重歡迎，而汪精衛的屍體用專機運回南京時一派冷清。

　　在日本的圖書館中還有大量相關史料，可惜因為我專業研究以外的時間太少，讀日文的速度又太慢，無法涉獵。要是我以抗戰史或近代中日關係為研究方向的話，日本方麵的史料肯定與中國方麵的史料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在與日本學者交流時，我發現，除了文化背景方麵的差異外，依據的證據不同，也是造成雙方分歧的主要原因。但對方提出的相反證據，我往往聞所未聞，在以往接觸到的中國學者的論著中從未提及。2004年我在台灣暨南國際大學講學期間去霧社參觀，因為早就知道"霧社事件"或"霧社暴動"。回校後，與在該校任教的濱島敦俊教授談起，他卻列舉一些我從未聽說過的事，提出了相反的理由。如果隻是對同一事實的不同理解或不同觀念，我們完全可以繼續討論，或者求同存異。但在沒有弄清事實的真相前，原則性的是非標準是毫無意義的。

　　所以，當我讀到薩蘇先生的書稿時，立即決定要向讀者推薦，因為此書有利於我們更全麵地了解抗日戰爭的曆史。寫這本書，薩蘇先生可謂得天獨厚——他的家庭和社會背景使他有機會接觸到或聽到抗戰留下的人物或事件，不少是不見於正史記載的。他供職於一家美國公司，卻長期派駐日本，有機會深入了解日本，並收集他感興趣的資料。從已經收錄入書稿的內容看就相當廣泛，包括當時的公開報道、內部報告、通訊、回憶、談話、照片、地圖、書影，據說其中不少是首次在中國發表，至少我是第一次見到。但我們能讀到這些文字，還得感謝他對資料的嚴格選擇和客觀分析。盡管他沒有受過曆史學的專業訓練，但在尊重事實，實事求是方麵並不亞於曆史學者。

　　或許有人會擔心，多用日本方麵的史料會使讀者誤解抗戰曆史，或者會在客觀上減輕日本的侵略罪行。其實恰恰相反，事實越充分，結論越明確。雙方的史料放在一起，即使相互矛盾，也比各說各的要強，在此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才經得起曆史的檢驗，對雙方都有說服力。例如，對戰爭中雙方的傷亡人數，作者既介紹了日方公開報道中的吹噓，也公布了日本內部報道中承認的數字。又如，從日本方麵的史料看，八路軍的確曾擊落一架日本偵察機，但迄今為止中國方麵未見任何記載，顯然當初就被忽略了。要不是作者的發掘，中國抗戰史就缺少了這光輝的一頁。

　　薩蘇先生的文章也很有吸引力，語言亦莊亦諧，舉重若輕。某些段落在專業人士看來或許稍顯誇張，但作為普及性讀物也無傷大雅。

　　我與薩蘇先生素不相識，讀到編輯發來的書稿才首次得知其人其文。因希望與更多讀者分享，我樂意寫下這些話作一介紹。未知薩蘇先生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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