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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闖關：1978年以來最大一次經濟失控 10月宣告失利
（注：該文來自於《激蕩三十年》作者：吳曉波 原標題：1988 資本的蘇醒）
擺個小攤，勝過縣官；喇叭一響，不做省長。—北方民諺，1988年
從1984年起，到1988年前後，全國各地像萬科這樣發行股票和債券(資訊,行情)的企業並不在少數。在普通的市民中，股票、債券也完全是新玩意兒，敢於下水一試的人沒有幾個。
1988年8月，36歲的華爾街馬基羅斯律師事務所合夥律師高西慶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員王波明相約從紐約回到北京。沒有人請他們回來，對國家建設的熱情是唯一的動力，他們回國的目標是：籌建中國的股票交易所。
高西慶們寫出了一份《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這是第一份係統闡述中國股票市場的建設性文本。11月9日，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和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一起在中南海聽取了這群青年人的匯報。
在這次匯報會上，中央領導首先關心的還不是如何建資本市場，而是該不該建。這是中國籌建證券交易所的第一次正式會議，期間中央決策層與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搞證券交易所，“一是條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
年中，上海先後組建了三家證券公司，分別是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後來轉給工商銀行(601398,股吧)上海分行）的申銀、交通銀行(601328,股吧)的海通和股份製的萬國。前兩者受體製內管束較多，而股份製的萬國則天然地顯出它的優勢，其總經理名叫管金生，他後來有“證券教父”的名號。
管金生是第一個從國庫券流通中嗅出商機的機構券商。當時，各地的國庫券價格相差很大，萬國隻有十多個人，管金生率眾傾巢而出，跑遍了全國250個大中小城市和偏遠鄉村，到處收購國庫券。到1989年，萬國的營業額做到了三億元，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證券公司，其中絕大部分的業務來自國庫券的倒賣套利。
如果說，雙碩士出身的管金生是一個商業高手的話，那麽，上海城裏一個姓楊的倉庫管理員則算得上是“天才”了。
楊懷定訂了26份報紙，他在報紙上看到，從4月開始，中央相繼開放了七個城市的國庫券轉讓業務。楊懷定第二天就湊了10萬元直奔安徽合肥。他的算盤是，當時各地的國庫券價格都不同，隻要有價差就能賺到錢。果然，他在合肥銀行的門口吃進10萬元國庫券，然後倒給上海的銀行，前後三天獲利2000元。
在隨後的一個月裏，楊懷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六個開放城市跑了一個遍，當時上海銀行國庫券日成交額約70萬元，他一人就占去1/7。就這樣，一條匆匆出台的中央政策成全了一個倉庫管理員的致富夢。楊懷定是中國第一個靠資本市場發財的普通人，他後來以“楊百萬”聞名早年的中國股市。
數月後，1988年國庫券上市，價格為104元，作為當時國內最大的兩隻“國庫券鼴鼠”，管金生的萬國證券和楊懷定完成了驚險而豐厚的原始積累。
“物價闖關”和“搶購風”
1988年的宏觀經濟再趨緊繃，三年多的高速成長讓中國列車再次駛入經濟周期的敏感地帶。隨著輕工產業的發展加快，企業數目劇增，物資供應的緊張更趨激烈，而推行了四年的物價雙軌製在此時終於釋放出它所有的負麵效應。早在上一年的4月，國務院係統各部委組成了一個生產資料價格監督檢查組，分為28個小組到各地實地調研，在9月份向國務院的報告中，它論定“生產資料亂漲價亂收費相當嚴重，部分地方和領域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其後一段時間，盡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和國營機構投身到物資的倒賣中，人們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權力，從雙軌製中牟取利益。
當時中央的一些高層領導顯然意識到，當前物價的不正常波動是計劃體製和價格雙軌製所造成的，要擺脫體製怪獸的纏繞，就要用非常的霹靂手段，讓物價迅速地進入到市場調節的軌道之中。於是，中央決定放開管製，取消物價雙軌製，進行“物價闖關”。
闖關行動是3月份從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開始的，當月，上海調整280個種類商品的零售價，這些商品大都屬於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漲價幅度在20%~30%之間。4月，國務院推出主要副食品零售價格變動給職工適當補貼的方案。5月19日，新華社發表通電，“中國的物價改革是一個大膽行動，要冒一定的風險，但是中央有信心把這件事辦好……”
這一調價政策的出台，迅速波及全國。從5月開始，全國中心城市的豬肉和其他肉食價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漲，其他小商品迅速跟進。“物價闖關”很快就呈現全麵失控的可怕趨勢，各地物價如脫韁的野馬，撒蹄亂竄。當時，全國居民的存款為3000億元（1992年為一萬億元，2005年為14萬億元），並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是由於公眾的看漲恐慌心理，卻造成全國性的搶購風。根據當時的報紙報道，“人們像昏了頭一樣，見東西就買，既搶購保值商品，也搶購基本消費品，連滯銷的也不放過，電視機有圖像就抱，電風扇能轉就買，電冰箱有冷氣就要。”不同尋常的是，民眾的搶購已經與實際的供求脫節，物價上漲讓全國各個階層的人都大呼“吃不消”。
“物價闖關”被認為是1978年改革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失控，它在10月份就宣告失利，中央開始調整政策，再次提出“宏觀調控，治理整頓”的方針。此次失利，表現為商品搶購和物價飛漲，它對於宏觀經濟所產生的影響雖然是負麵的，但並沒有招致毀滅性的生產崩潰，然而它對全國民眾的改革熱情則是一次重大的挫敗。
【作者：吳曉波】 (責任編輯：範誌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