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發問：搞了20多年還窮，要社會主義幹什麽？

鄧小平發問：搞了20多年還窮，要社會主義幹什麽？

鄧小平沉重"問號"啟動改革:搞了20多年還窮要社會主義幹什麽

改革開放作為黨帶領人民進行的一場新的偉大革命，其發生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一是從我國自身情況看，曆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二是從外部情況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後世界範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麵臨著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因此，30年前，是嚴酷的國內困境和嚴峻的外部壓力迫使中國義無反顧地走上改革開放之路——這是一種被迫的選擇，然而卻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一、“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
1956年黨的八大對於如何以蘇聯為鑒，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從1957年開始，由於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的錯誤，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多次遭受重大挫折。“左”的錯誤不斷積累，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文化大革命”曆時10年之久，名義上是堅持和捍衛社會主義、堅持和捍衛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嚴重損害了黨和社會主義，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

“文革”結束時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圖景

“文革”結束時的中國，是一副怎樣的圖景呢？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嚴重混淆敵我，嚴重踐踏社會主義民主法製，造成冤假錯案堆積如山。據統計，“文革”十年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高達230萬人，占“文革”前夕全國1200萬幹部的19.2%。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被審查的幹部有29885人，占幹部總數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達75%。據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統計，僅因劉少奇問題而受株連的“案件”就有2.6萬多件，被判刑的達2.8萬多人。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於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被搞亂了。

經濟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國國民經濟的巨大損失。1977年12月，據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估計，“文革”十年在經濟上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人民幣5000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建國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文革”期間，有5年經濟增長不超過4%，其中3年負增長:1967年增長-5.7%，1968年增長-4.1%，1976年增長-1.6%。(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1978年2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由於“文革”的破壞，僅1974年到1976年，全國就“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文化上，這場由文化領域肇始的“大革命”，對教科文的摧殘尤其嚴重。無數的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遭受浩劫，一大批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受到殘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先後被列為打倒和審查對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達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個特務案，株連了14個研究單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殘酷迫害的科技人員和幹部達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殺(《科技日報》2008年3月17日)。從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沒有組織過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學。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半文盲多達2億3千多萬人。

“文革”結束時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

“文革”結束時，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資生活。然而，從1957年到1976年，全國職工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幾乎沒漲過工資。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進反退，還少了49元(曾培炎主編:《新中國經濟50年》，第897-898頁)。很多生活消費品供給不足，需憑票購買。糧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稱作“第二貨幣”。“三轉一響一哢嚓”(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照相機)，五大件置備整齊不到600元，但對很多家庭來說，雖個個心向往之卻隻能敬而遠之。服裝從顏色到樣式，單調劃一，藍、黑、綠、灰，是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主色調。住房相當困難。改革開放初期，上海180萬住戶中，按國家標準，有89.98萬戶為住房困難戶，占了總戶數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戶；父母與12周歲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戶；12周歲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戶；兩戶同居一室的44332戶；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戶。住房大多沒有客廳,進門就是臥室,廚房，衛生間很多是幾家合用。

再看農民的生活。安徽農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萬裏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到任以後，萬裏先後來到蕪湖、徽州、肥東、定遠、鳳陽等地調研，所見所聞，使他大為震驚。他後來回憶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麽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麽窮！”(田紀雲:《萬裏:改革開放的大功臣》，《炎黃春秋》2006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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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戶人家68口人的生產隊，4戶沒有門，3戶沒水缸，5戶沒有桌子。隊長史成德是個複員軍人，一家10口人隻有一床被子、7個飯碗，筷子全是樹條或秸稈做的。

安徽農村的情況並非個別現象。據原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統計的數字: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均收入低於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

鄧小平打出的沉重“問號”

我們黨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我們的奮鬥目標。但是，大家看，“文革”時期搞的這種社會主義，難道就是我們千百萬共產黨人流血犧牲所要追求的那個社會主義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如此體現的嗎？按照這樣的社會主義繼續發展下去，社會主義還有吸引力、號召力、凝聚力嗎？人民能答應嗎？中國還有希望嗎？每一個關心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人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鄧小平更是如此。從第三次複出伊始，他就對“文革”這樣的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的這種“優越性”打出了沉重的問號。

1977年12月26日，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和夫人喬伊斯時，他尖銳地提出:“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麽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後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

1978年3月10日，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時，他又說:“什麽叫社會主義？它比資本主義好在哪裏？每個人平均六百幾十斤糧食，好多人飯都不夠吃，28年隻搞了2300萬噸鋼，能叫社會主義優越性嗎？”

1978年9月，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他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20多年還這麽窮，那要社會主義幹什麽？”

這一連串的“問號”，實際上也是發出了重新探索“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強有力的信號。社會主義絕不能夠再像“文革”這樣搞下去了，中國再也不能像“文革”這樣折騰下去了。

二、中外經濟科技發展差距的進一步拉大使中國麵臨巨大壓力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中國相繼發動“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文化大革命”，“左”的錯誤一個接著一個，西方世界、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又在幹什麽呢？又是怎樣一副圖景呢？

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

新科技革命，也稱作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興起於二戰以後的美國。這次科技革命的一個重要特點，是
將二戰期間積累的本來服從於戰爭需要的軍事技術轉移到民用上來，使得原子能技術、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等尖端技術得到快速發展並廣泛應用。在原子能技術方麵，1945年7月，美國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標誌著利用原子能時代的開始。1957年，美國西屋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壓水堆型商用核電站，蘇聯以及英法等國也相繼建成了核電站。核電站作為一種新能源，開始迅速發展。在信息技術方麵，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電腦ENIAC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誕生。1958年出現了晶體管計算機。60年代中期以後出現了每秒運算千萬次的集成電路, 即第三代計算機。1971年世界上第一台以大規模集成電路做芯片的微型計算機在美國製成。在超大型計算機發展的同時, 微型計算機和微處理機, 家庭和個人用電腦迅速發展。在空間技術方麵，1957年10月4日, 11月3日, 蘇聯相繼成功發射了兩顆人造地球衛星。此後，美、蘇兩國開始了激烈的太空競爭。1969年7月，美國“阿波羅11號”飛船首次登月，1981年4月，“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又成功發射。在生物技術方麵，1972年，美國科學家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DNA重組實驗； 1978年，世界上第一個試管嬰兒在英國出生。此外，新材料技術、海洋技術等也迅速發展。新科技革命的蓬勃興起， 使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麵貌和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美歐日經濟實力的大發展、大提升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美國經濟高速發展，從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美國經濟連續上升了106個月，60年代的美國被稱為“繁榮的十年”。1975年，美國GDP總額達到15265億美元，是1957年的3.2倍。從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間，西德GDP增加了5倍多，是除日本之外發展最快的西方國家。1951—1970年，法國工業年均增長5.9%，1970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409億美元。日本的發展尤其令人矚目。1955年，日本編製《經濟自立五年計劃》(1956―1960年)；1960年，又實施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1955—1960年，日本經濟年均增長8.5%，1960—1965年為9.8%，1965—1970年為11.8%。從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長了7.2倍。日本、美國、歐洲經濟的高速發展一直持續到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這個時期也被稱作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在這期間，中國周邊原來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和地區，如韓國、新加坡等，也抓住機遇快速發展，實現了經濟起飛。20世紀50年代，韓國的經濟總量和中國的山東省差不多。但在隨後的20年裏韓國創造了著名的“漢江奇跡”，到80年代一改貧窮落後的麵貌，經濟總量遙遙領先山東。彈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進出口總額達到196億美元，而整個中國內地當年隻有148億美元(《港澳經濟考察報告》，1978年5月31日)。

巨大的差距與震撼

對中外經濟科技之間巨大差距的真實認知，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通過出國考察訪問實現的。“文革”結束後，由於國內局勢的深刻變動，人們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麵貌。這樣，從1978年起，全國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出國考察熱潮。重要的考察團包括:以林乎加為團長的赴日經濟代表團；以李一氓為團長，於光遠、喬石為副團長赴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代表團、以段雲為組長的港澳經濟貿易考察團和以國務院副總理穀牧為團長的赴西歐五國(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西德)考察團。其中西歐五國團最引人注目。該團於1978年5月2日出發，6月6日回國，行程36天。訪問期間，歐洲經濟的自動化、現代化、高效率，給考察團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看到:西德一個年產5000萬噸褐煤的露天煤礦隻用2000工人，而中國生產相同數量的煤需要16萬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爾尼公司一個低水頭水力發電站，裝機容量2.5萬千瓦，職工隻有12人。我國江西省江口水電站，當時裝機2.6萬千瓦，職工卻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國馬賽索爾梅爾鋼廠年產350萬噸鋼隻需7000工人，而中國武鋼年產鋼230萬噸，卻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國戴高樂機場，一分鍾起落一架飛機，一小時60架；而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半小時起落一架，一小時起落兩架，還搞得手忙腳亂。代表團成員之一、時任廣東省副省長的王全國20年後提及這次出訪，仍激動不已，他說:“那一個多月的考察，讓我們大開眼界，思想豁然開朗，所見所聞震撼每一個人的心，可以說我們很受刺激！閉關自守，總以為自己是世界強國，動不動就支援第三世界，總認為資本主義腐朽沒落，可走出國門一看，完全不是那麽回事，你中國屬於世界落後的那三分之二！”(《追尋1978——中國改革開放紀元訪談錄》，第558頁)訪問日本的人回來介紹: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國平均每兩戶有一輛汽車，95%以上的人家有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服裝式樣多，農民都穿毛料子。日本東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達50萬種，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貨大樓僅有2.2萬種，相比之下，我們“實在覺得很寒磣”。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開會，專門聽取了訪日團、港澳團和西歐五國團的匯報。9月12日，鄧小平在朝鮮同金日成會談時說:“我們一定要以國際上先進的技術作為我們搞現代化的出發點。最近我們的同誌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後。什麽叫現代化？50年代一個樣，60年代不一樣了，70年代就更不一樣了。”1978年，也是中國領導人出國訪問的高峰。各層級出訪者不約而同獲得的共同感受是:沒想到世界現代化發展程度如此之高，沒想到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如此之大，沒想到西方發達國家老百姓的生活與中國相比高出如此之多！大家無不痛心疾首於這樣的現實:中國太落後了，這些年耽誤的時間太長了!我們黨再不調整政策，另尋出路，改革開放，奮起直追,真是愧對人民、愧對國家、愧對時代了！

三、“再不實行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1985年1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時曾說:“中華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最終證明中國人行不行，還要看這十億人口怎麽做。”建國以後幾十年間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間，中國人做得怎麽樣呢？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做得怎麽樣呢？中國的社會主義表現得如何呢？應該說，進行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從最終結果看，距離應該和可以達到的目標，還差很遠的路程。但新的契機終於到來了。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10月，“四人幫”被粉碎，曆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中國獲得了重新出發的重大轉機。麵對這樣的轉機，中國再也不能失卻也不容失卻了。

衝破“兩個凡是”的精神枷鎖

在重大曆史轉機麵前，作為毛澤東臨終前指定的接班人、並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發揮決定性作用的華國鋒，雖然對“文革”給中國造成的巨大災難有所認識，也曾試圖結束“文革”造成的混亂，但由於他沒有能夠從根本上認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相反卻提出並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並在這個方針下繼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傾理論，繼續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因而沒能承擔並完成引領全黨走出“文革”困局、實現曆史轉折的重任，這就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兩年間，雖然各項工作有所前進，黨的指導思想卻仍然沒有實現根本轉變，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處於徘徊中前進的不正常狀態。

這樣，打破“兩個凡是”的禁錮，來一場思想上的革命，就成為中國告別過去，開創未來，開辟新時期新道路新天地，解決當時中國一切問題的前提和關鍵，是關鍵中的關鍵。真理標準大討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起來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確立了“實踐”至上的權威，不點名地批判了“兩個凡是”。這篇文章發表後，立即引起激烈交鋒，並引發了一場全國規模、影響深遠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關鍵時刻，鄧小平對這場討論給予了有力支持，批評“兩個凡是”的主張，公開支持《實》文的觀點，號召“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等人也表態支持這場討論。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在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不含台灣)中，有27個省市的黨政領導先後表態支持真理標準討論，不讚成“兩個凡是”，從而造成了真理標準討論的不敗之勢。真理標準大討論的貢獻和意義是什麽呢？它的最主要的意義，就是重新恢複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衝破了個人迷信、“兩個凡是”的精神枷鎖，把人們從毛澤東晚年錯誤、從“文化大革命”的極左錯誤中解放出來，從而為改革開放、撥亂反正等一係列新政策、新主張、新思想、新辦法的提出，打開了通道，提供了思想空間和條件。

改革開放的初步“醞釀”

伴隨著真理標準討論的不斷深入，伴隨著思想“堅冰”的打破，改革開放也開始醞釀了，並逐漸成為共識。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召開務虛會。會議的中心內容，是總結建國以來的曆史經驗，研究如何加速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步伐。會議開了兩個月零3天，提出的新辦法、新路子，集中起來，就是一條:改革開放。會議期間，袁寶華、張勁夫、胡喬木等36位同誌發言；李一氓、穀牧分別介紹了考察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西歐五國的情況；姚依林在發言中引用列寧的話，提出“在狼群中要學會狼叫”，都給與會者很大啟發。會議結束時，李先念作總結講話，提出“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不適應經濟基礎要求的上層建築”；同時提出:“為了大大加快我們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的速度,必須積極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設備。這比關起門來,樣樣自己從頭摸索的爬行主義,要快不知多少倍。” (引自《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1期)這次務虛會，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央決策層唯一一次用如此長的時間集中地、大規模地深入研究改革開放的會議，對改革開放決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這期間，鄧小平也在不同場合多次講到改革開放問題。1978年6月、10月，在會見羅馬尼亞和西德客人時，鄧小平指出:“我們派了許多代表團到歐洲和日本去考察，發現我們可以利用的東西很多，許多國家都願意向我們提供資金和技術，條件也不苛刻，從政治、經濟角度對我們都有利，為什麽不幹呢？”“中國在曆史上對世界有過貢獻，但是長期停滯，發展很慢。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各國學習的時候了。”在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致詞中，鄧小平提出:為了提高經濟發展速度，“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製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這時候，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思想，也由鄧小平首先提出來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一錘定音”

真理標準討論熱烈開展半年多了，改革開放開始醞釀了，工作重點轉移也提出來了，這些都預示著中國將發生重大變化。但是，另一方麵，改革開放隻是醞釀，到底改不改、開不開；工作重點轉移雖已提出，到底轉不轉移，何時轉移；真理標準討論究竟誰是誰非，等等，對這些重大問題，從黨中央來說，都還沒有做出正式結論和決定，都屬“懸而未決”。還有一些具體問題，如農業問題、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等，也需要研究。這樣，召開一次中央全會，也就是後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來研究和回答這些問題，並做出正式結論和決定的必要性、緊迫性就提出來了。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一個眼前的、現實的背景。

按照我們黨的慣例，在召開中央全會之前，往往要先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就一些重大事項進行討論，統一認識，為全會召開做準備。這樣，從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就先行召開了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開得一波三折，取得的成果主要有四個方麵:一是一致讚成從1979年起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二是為天安門事件等7個重大曆史遺留案件平反；三是肯定真理標準討論的意義，批評了“兩個凡是”；四是進行中央人事問題醞釀等。鄧小平在會議閉幕時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鄭重提出:“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鄧小平的講話實際上也成為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報告。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後第三天召開的。由於前期作了充分準備，這次全會隻開了5天就結束了。全會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做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實現了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取得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重要成果。有了這三個“撥亂反正”做基礎和保障，再有了前麵的一係列醞釀和準備，全會正式做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曆史決策就水到渠成了。全會發表的公報提出:要“根據新的曆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係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製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上，第4頁)。公報中雖然沒有出現“改革開放”四個字，但這一段話，概括起來就是“改革開放”。

綜上所述，20世紀70年代末我們黨做出改革開放的曆史性決策，絕非曆史的“偶然”，更不是某個人的“臆想”，而是中國發展的要求和時代發展的大勢使然，是“內憂外壓”的形勢所逼迫出來的。當然，這個選擇本身也經過了較量和鬥爭。在做出這個選擇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的大智大勇、頑強生機再次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正是因為做出了這樣的選擇，中國社會才在此後的30年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曆史性巨變，試想:如果當初不作這樣的選擇，或者做出別樣的選擇，繼續閉關鎖國，繼續固步自封，繼續陷在僵化封閉的“左”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與世界發展的潮流相脫節，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相背離，——現在的中國，會是怎樣一個中國呢？現在中國社會的麵貌，會是怎樣一副麵貌呢？現在中國十幾億的老百姓，會過著怎樣的生活呢？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命運又將會如何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文中引文凡未注明出處者，皆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卷)(作者: 曹 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