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雨前茶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開展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的土地革命，滿足了農民的土地要求。1931年春，毛澤東總結土地革命的經驗，製定出一條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那就是：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製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製為農民的土地所有製。這條路線，調動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證了土地革命的勝利。
為了保證土地革命的順利進行，縣、區、鄉各級都建立了土地委員會。分田的大體步驟是：
（一）調查土地和人口，劃分階級；
（二）發動群眾清理地主財產，焚毀田契、債約和帳簿，把牲畜、房屋分給貧雇家，現金和金銀器交公。
（三）丈量土地，進行分配，公開宣布分配方案，插標定界，標簽上寫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麵積。
土地革命使廣大貧雇家政治上翻了射，經濟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證。為了保衛勝利果實，他們積極參軍參戰，努力發展生產。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僅半年之內，參加紅軍的翻身農民達3萬多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黃安七裏坪的一個招兵站，一天就招收800名農民入伍。
編輯本段背景
四一二事變後，位在南京的國民政府一方麵鎮壓中國共產黨，另一方麵繼續對奉係軍閥作戰，以其完成統一全國的目標。編輯本段爆發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一部分共產黨人率先在南昌起義。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正式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隨後，中國共產黨人在湘、贛、粵、鄂、豫、皖、閩、浙、陝等地紛紛舉行武裝起義，組織工農武裝，走上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1927年10月，毛澤東率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隊伍到達井岡山，開展遊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組織工農政府，建立地方武裝，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朱德、陳毅等率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分隊伍和湘南起義中組織的農軍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創建了中國第一支工農紅軍，並進一步擴大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此後，中國共產黨相繼開辟了湘鄂西、鄂豫皖、陝甘、海陸豐、左右江等革命根據地，建立了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麵軍和其他紅軍部隊。編輯本段發展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紅軍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先後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三次“圍剿”。之後，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加劇了中日間的民族矛盾。大敵當前，蔣介石集團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1932年6月和1933年10月，蔣介石又相繼發動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五次“圍剿”。麵對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國民黨的“圍剿”，中國共產黨一麵號召全國人民武裝抗日，一麵繼續開展遊擊戰爭，抗擊國軍的進攻。粉碎了國民黨軍對中央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致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敗。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長征。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在“左”傾錯誤領導下也損失嚴重，被迫撤離根據地，先後參加了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使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長征中，粉碎了國民黨的圍追堵截。1935年12月底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編輯本段結束
國民黨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逐漸改變了對日政策。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變的樞紐，有力地推動了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的過渡。1937年2月，中國共產黨提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主張。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實際上接受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標誌著內戰的初步結束。黨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的形成，有一個發展過程。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後，黨就領導根據地人民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鬥爭。在1928年底，湘贛邊區政府根據井岡山地區一年來土地革命的實踐經驗，製定了我黨曆史上第一個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這個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製，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鄉為分配單位。此時，由於黨缺乏土地革命的經驗，曾經有一些不適當的規定，如：規定沒收一切土地進行分配，而不是隻沒收地主階級土地進行分配；規定土地的所有權歸工農民主政府所有，而不歸農民；禁止土地買賣等等。這些都是錯誤的。
隨著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土地革命也日益廣泛和深入地開展起來。1929年4月，在總結贛南土地鬥爭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主持製定了興國縣《土地法》，將《井岡山土地法》中規定的“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這是一個原則的改正。同年7月，在毛澤東的指導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提出：“自耕農的田地不沒收”；富農多餘的土地要沒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沒收其土地”，也“不廢除其債務”；“對農村小地主要沒收其土地，廢除其債務，但不要派款及其他過分打擊”；“對大小商店應取一般的保護政策（即不沒收）” 。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還規定，“分田時（在原耕地基礎上）以抽多補少為原則，不可重新瓜分妄想平均以煩手續”。1930年2月，毛澤東召開了紅四軍前委，贛西、贛南特委，紅五軍、六軍兩軍委聯席會議，即著名的二七會議。會議強調平分土地是當務之急。毛澤東作了一要“分”，二要“快”的兩個字的結論，批評了當時出現的一種主張按耕地作為分配土地的標準及遲遲不分田的右傾錯誤。
到1930年底、1931年初，隨著各革命根據地土地革命的普遍開展，不僅沒收和分配土地的對象和具體辦法比以前明確多了，而且長期沒有解決的土地所有權問題得到了解決。1930年9月，周恩來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土地問題的精神，指出“土地國有問題，現在是要宣傳，但不是現在已經就能實行土地國有”，“禁止土地買賣，目前是不需要的口號，這隻是增加了農民的恐慌心理”。1931年2月，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通告，明確提出，農民參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 “不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權，主要的還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權”， 2月27日，毛澤東根據這一精神和自己在調查中發現的問題，以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的名義，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一封信，指示各級政府發一布告，“說明過去分好了的田（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這田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租借買賣，由他自主；田中出產，除交土地稅於政府外，均歸農民所有”。3月底至4月，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和閩西土地委員會擴大會議分別發布文告和作出決議，正式向廣大農民宣布了上述“土地歸農民所有，任其出租買賣”的政策。
這樣，在3年多的土地革命過程中，從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到二七會議、南陽會議，各根據地在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即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限製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製為農民的土地所有製，給富農以經濟出路，給地主以生活的出路。
土地革命戰爭
土地革命戰爭又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革命戰爭，從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發動反革命政變開始，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結束。
土地革命戰爭 -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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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岡山會師 |
土地革命戰爭的開展，動搖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從1930年冬到1931年秋，國民黨軍隊對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連續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圍剿”，但均遭失敗。1933年2月，又進行了第四次“圍剿”，也慘遭失敗。工農紅軍在反“圍剿”中日益壯大，擁有30萬人。1933年10月，蔣介石又向革命根據地進行了第五次“圍剿”。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在反“圍剿”作戰中失利，被迫進行戰略轉移，舉行了震驚中外的二萬五千裏長征。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也先後進行了長征。在長征中，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紅軍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於1935年10月勝利地結束了長征。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加深，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不懈的努力。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國民黨和共產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變後，由中國工農紅軍改編成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以新的姿態參加了偉大的抗日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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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義會議會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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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瀘定橋 |
在國民黨軍占有絕對優勢和革命處在低潮的情況下，為了保存和發展自己，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於1927年10月轉戰到江西省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地區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土地製度，建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和工農民主政權（即蘇維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裝，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到1928年2月，初步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和湘南農軍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部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後稱紅軍第4軍），鞏固和發展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其他地區的起義武裝，有的也先後轉移到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群眾基礎較好、地勢有利的地區，開展遊擊戰爭，實行工農武裝割據。
紅軍第4軍，是土地革命戰爭初期戰鬥力最強、影響最大的一支部隊。從它誕生之日起，國民黨軍就集中八九個團以至近20個團的兵力，多次對它發動進攻，但都被擊破。1928年5月，紅軍第4軍在永新城附近抓住戰機，殲滅江西國民黨軍1個團，乘勝占領永新城。6月，紅軍第4軍在七溪嶺、龍源口地區擊破江西國民黨軍2個師的進攻，殲滅其1個團，擊潰2個團。隨後，又取得反對湖南、江西兩省國民黨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兩次“會剿”的勝利。毛澤東、朱德總結井岡山地區紅軍和遊擊隊的作戰經驗，創造性地提出了遊擊戰爭的基本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其他地區的紅軍和遊擊隊也從鬥爭中摸索到一些寶貴的經驗。紅軍和遊擊隊在人數少、武器差、彈藥奇缺、糧食和被服等物資供給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運用正確的遊擊戰爭戰略戰術，打擊國民黨軍，並不斷地取得勝利。
1929年3月～1930年10月，國民黨新軍閥之間連續進行大規模混戰。各地紅軍乘機積極發展革命戰爭。紅4軍主力於1929年1月離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向贛南、閩西挺進。在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先後進行了大柏地、長汀、龍岩、上杭、水南等戰鬥，共殲滅國民黨軍約4個旅。桑植起義後，在湘鄂邊界地區逐步發展起來的紅軍，於1929年7月在南岔赤溪戰鬥中取得基本殲滅國民黨軍1個旅的勝利。黃麻起義後，在鄂豫邊界地區逐步發展起來的紅軍，於同年6～10月取得3次反“會剿”的勝利。其他地區的紅軍也取得不少勝利。初建起來的蘇區多數得到鞏固和擴大，紅軍得到發展。
紅軍在頻繁戰鬥中逐漸形成了體現人民軍隊本質的建軍原則。早在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在三灣改編時，就確立了共產黨對軍隊領導的根本原則，並開始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製度。1929年12月，中共紅軍第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又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建成無產階級新型人民軍隊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實際鬥爭中逐步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
紅軍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連續挫敗國民黨軍大規模“圍剿”紅軍經過三年的遊擊戰爭，部隊戰鬥力大為提高，蘇區有了很大發展。1930年6月前後，各蘇區紅軍根據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決定，分別進行整編，組成了紅軍第1軍團（轄第4、第6、第12軍）、第2軍團（轄第2、第6軍）、第3軍團（轄第5、第8軍）以及第1、第7、第10、第11、第13、第14、第16、第20、第21、第22軍。總兵力達7萬餘人。與此同時，開辟和創建了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湘鄂贛、湘贛、贛東北、左右江以及贛南、閩西等蘇區。
隨著革命力量的增長，中國共產黨內“左”傾思想有所發展，中共中央一些領導人過高地估計革命的力量和過分誇大統治階級的危機，以為新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來。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接著提出以武漢為中心實行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各地紅軍整編後，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相繼開始進攻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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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雪山 |
10月，蔣介石在他同閻錫山、馮玉祥之間的戰爭（中原大戰）基本結束後，迅速調轉兵力，組織對紅軍和蘇區的大規模“圍剿”，並把重點置於紅一方麵軍和中央蘇區。11月，國民黨軍以7個師又1個旅的兵力，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圍剿”。紅一方麵軍總前委依據敵強我弱的情況，決定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在運動中打破敵人的“圍剿”。12月上旬，國民黨軍增至11個師又2個旅，共10萬餘人，從吉安、建寧一線，由北向南，分路對紅軍實行向心攻擊。30日，紅一方麵軍主力趁國民黨軍第18師師部和2個旅孤軍深入到江西省永豐縣龍岡立足未穩之際，發起猛攻，將其全殲。接著乘勝追擊，又在寧都縣東韶地區殲滅國民黨軍第50師1個多旅。這次作戰，共殲國民黨軍約1.5萬人，挫敗了第一次“圍剿”（見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
1931年4月，蔣介石以20萬人的兵力，采取穩打穩紮、步步為營的方針，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紅一方麵軍仍然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集中兵力實行運動戰，同時以各獨立團、營等地方部隊為骨幹，領導赤衛軍、少先隊，運用遊擊戰術，對敵積極進行襲擾。紅軍抓住戰機，首戰富田告捷，接著向東橫掃，先後在白沙、中村、廣昌、建寧連戰獲勝，共殲國民黨軍3萬餘人，挫敗了第二次“圍剿”（見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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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 |
與此同時，湘鄂西蘇區的洪湖地區軍民，在主力紅軍第2軍團（1931年3月改編為紅3軍）轉戰湘鄂邊和鄂西北等地區的情況下，經過艱苦作戰，相繼挫敗了國民黨軍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保衛了蘇區。紅3軍返回後，即向襄河以北地區發起攻勢作戰，在龍王集、文家墩等地連戰獲勝，共殲國民黨軍2個多旅，俘其6000餘人。
鄂豫皖蘇區紅軍於1931年1月打破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共殲敵4個團又4個營，斃傷俘其5000餘人。3月在雙橋鎮取得全殲國民黨軍第34師3個團和1個炮兵營的勝利。5月又打破第二次“圍剿”，殲敵2個多團，擊潰1個旅。隨著鬥爭的勝利和紅軍的發展，11月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麵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下轄第4、第25軍，共約3萬人。隨後，紅四方麵軍在國民黨軍尚在計劃第三次“圍剿”時，於11月～1932年6月主動發起攻勢作戰，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和圍點打援的作戰原則，連續取得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4次戰役的勝利，共殲國民黨軍約6萬人，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計劃遂告破產。
湘贛、湘鄂贛、贛東北等蘇區在反“圍剿”作戰中也取得不少勝利，主要有：1931年4月，湘贛蘇區紅軍獨立師在紅7軍配合下，在安福廖塘橋地區，殲滅國民黨軍1個團，俘其800餘人。9月在吉安永陽鎮殲滅國民黨軍1個團，俘近千人。湘鄂贛蘇區紅軍第16軍，1930年12月攻克通城，殲滅國民黨軍新編第10師1個團及地主武裝一部，俘1500餘人。同月，贛東北蘇區紅軍第10軍在河口戰鬥中，殲滅國民黨軍1個團，俘300餘人。在反“圍剿”中，這幾個蘇區的紅軍都得到發展，蘇區得到不同程度的鞏固。陝甘邊和陝北地區的紅軍遊擊隊也開展了遊擊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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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革命戰爭 |
在“左”傾冒險主義方針指導下，紅軍遭受嚴重挫折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為變中國為其殖民地，加緊了武裝侵略。在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東北三省很快淪陷。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國人民極大的民族義憤，全國各地出現了抗日反蔣浪潮。但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產生的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卻無視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要求，繼續推行許多“左”的錯誤政策。同時，誇大紅軍3次反“圍剿”的勝利和國民黨軍的失敗，不顧主客觀條件，要求紅軍進攻和占領中心城市，實現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乃至爭取全國的革命勝利。
在這一軍事冒險主義方針指導下，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蘇區中央局命令中央紅軍（1931年11月由紅一方麵軍改稱）於1932年2月攻打國民黨在贛南的政治、經濟中心城市贛州，並企圖在攻取贛州後，繼續北向攻取南昌、九江，爭取革命在江西首先勝利。中央紅軍圍攻贛州月餘，屢攻未克，遭受很大傷亡。由於毛澤東等對軍事冒險主義方針的抵製，中央紅軍（6月恢複紅一方麵軍番號）在4月和8月先後取得漳州戰役和樂安宜黃戰役的勝利。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舉行會議，毛澤東受到不公正的批評和指責，會後被免去紅軍領導職務。
1933年2月，蔣介石以30多個師共40萬人的兵力分3路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並以其嫡係部隊12個師編為中路軍，由北向南實施分進合擊。紅一方麵軍主力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攻南豐不克，毅然采取退卻步驟。2月下旬，在黃陂以西的蛟湖地區以伏擊手段殲國民黨軍近2個師。3月中旬，又在草台崗殲其1個師大部。基本上打破了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
1933年，日本向熱河（今分屬遼寧、河北和內蒙古）、察哈爾（今分屬河北、內蒙古）、河北等省加緊侵略。蔣介石仍然不顧國家民族的危亡，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集中50萬人的兵力，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於9月下旬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
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於1933年初由上海遷入中央蘇區以後，進一步在中央蘇區推行“左”的錯誤政策，在第五次反“圍剿”的作戰指導上，開始時實行軍事冒險主義，命令紅軍主力北上就敵，實行“禦敵於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一再進攻敵之堅固陣地，不勝，便輾轉尋戰於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使紅軍陷於被動地位。11月，當駐福建省的國民黨軍第19路軍發動反蔣事變時，又沒有采取正確方針，利用這一有利時機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以後，又轉而采取軍事保守主義，實行消極防禦，企圖以陣地戰、堡壘戰和短促突擊，阻住國民黨軍的進攻。結果紅軍在保衛廣昌和其他一係列防禦戰鬥中不但沒有守住陣地，反而遭到很大傷亡。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以紅7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挺進閩浙皖贛邊，但未能達到大量調動“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的目的。到10月，中央紅軍（1934年1月紅一方麵軍再次稱中央紅軍）在蘇區內打破“圍剿”已無可能，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即長征）。
在湘鄂西蘇區，紅軍也受到嚴重挫折。在國民黨軍對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圍剿”開始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要求紅3軍在襄河以北地區實行不停頓的進攻。1932年7月，國民黨軍開始對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後，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仍然企圖以進攻戰略打破“圍剿”，以後又轉為單純防禦。到9月，洪湖蘇區全部喪失。紅3軍被迫經豫西南、陝南轉至湘鄂邊。1934年5月又轉至黔東地區，至9月創建了包括印江、德江、沿河、鬆桃、酉陽五縣各一部的黔東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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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革命戰爭 |
1933年2月中旬，國民黨四川軍閥田頌堯調集近6萬人的兵力，對川陝蘇區發動三路圍攻。紅四方麵軍采取收緊陣地，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依托山險，實行運動防禦。經過兩期收緊陣地，5月21日開始反攻，至6月中旬，粉碎了三路圍攻，俘敵1萬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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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革命戰爭 |
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從無到有，走過了極其艱難曲折的道路，曾經從最多時的30萬人減少到3萬人左右，但從戰爭實踐中，造就了大批優秀的軍事指揮員，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提高了部隊戰鬥力，而且鍛煉出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從而為實現全國抗戰和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