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政治漩渦中的無恥表演 轉貼

新華網：郭沫若在政治漩渦中的無恥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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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7日 新華網 劉庭桂

　　狄更斯在《雙城記》中，寫下了一串奇異的話：“那是最好的時候，那也是最壞的時候；那是智慧的年代，那也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世紀，那也是懷疑的世紀；那是光明的季節，那也是黑暗的季節；那是有望的春天，那也是無助的冬日；我們什麽都有，我們也什麽都沒有；我們都是走向天堂，我們都是走向相反的路。”這段話，形式邏輯地看，它是瘋人的囈語；辯證邏輯地看，它又是天才的洞察與判斷。
　　
　　世紀回眸，近百年的中國，風雲頻變，大事迭起，人們在心理上所經曆的一切，似乎就是二百多年前這位異國作家所言中了的。
　　
　　從1911年的第一次大震蕩到1949年的第二次大震蕩，再到1966年開始的第三次大震蕩，時代矛盾著的兩極，一直是處在並存、交織、異變、轉化……之中，五光十色甚或光怪陸離。中國社會曆史的主題詞，就可以借用狄氏的那段名言。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的強大光影不可能不影響在它籠罩下的那些重量級人物的人格麵貌：或閃現亮光、或塗上陰影、或時亮時陰、或亦亮亦陰、或似陰實亮、或似亮時陰……魯迅、胡適、郭沫若、馬寅初、梁漱溟、陳寅恪、馮友蘭、周揚、胡風這樣的文化名人的名單，可以開列出長長的一串，而他們作為曆史舞台上的過客，扮演的角色則各不相同。有的是悲劇人物；有的是喜劇人物——喜劇中頭戴滑稽帽，鼻上塗白粉的那一角；有的還是悲劇與喜劇串了味的那一種。
　　
　　這裏就來談談郭沫若。
　　
　　郭氏無疑有過他曆史上的輝煌，那種巨人式的輝煌。
　　
　　《女神》象彗星一樣在二十年代黑暗的夜空中耀眼地掃過，驚詫了整個中國文壇，其影響甚至超越了在它之前、中國第一部新詩集——《嚐試集》。
　　
　　以他為盟主的“創造社”，與以茅盾為代表的“文學研究會”，如同雙子星座，照耀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全進程。
　　
　　厚實的曆史學、古文字學功底，磨出了沉甸甸的一係列傳世巨著：《青銅時代》、《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十批判書》、《甲骨文字研究》……
　　
　　還有北伐進軍途中的戎馬生涯。
　　
　　還有抗戰時期國統區文化界的泰鬥形象。
　　
　　回望這一切，或者說，如果僅就這一切，斷言郭氏是中國現代文學戰線上，繼魯迅之後的“又一麵光輝的旗幟”，不能說是溢美。
　　
　　但是，郭沫若畢竟是郭沫若，是富有奇特個性的“這一個”。他的人格構成，較之魯迅、馬寅初、梁漱溟、胡風諸公，要複雜得多。他雖然深諳中國古典哲學，孔孟老莊，無一不通，但中國古代哲人執著於道，必要時以身殉道的崇高品質他並沒有承德；他愛戴屈原，寫過極有震撼力的話劇《屈原》，但屈原那種“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也並未在劇作者身上得到體現，反而在日後徹底背離了它。
　　
　　1949年10月，中國曆史又完成了一次階段性的巨變。對於郭氏來說，這也是一次階段性的巨變，不過，它帶有二重性質。郭的社會地位達到了一位學者知識分子當時可能達到的頂峰：政務院副總理、全國文聯主席、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然而，他的人格形象卻急遽地下滑，正負兩極的增長同時出現。
　　
　　我們就從這一點來開始一個文化界幾乎眾所周知而又忌諱談論的話題。
　　
　　一、魯迅的慧眼
　　
　　二、三十年代之交，“創造社”與“文化研究會”曾經有過一段筆墨官司。事後看來，隻不過是門戶之爭，因為大方向是一致的。當時兵刃相見，之後也就冰釋和好了。在雙方交鋒之時，魯迅寫過幾篇針對“創造社”的著名文章，如《“醉眼”中的朦朧》、《流氓的變遷》、《上海文藝之一瞥》等。其中，魯迅對“創造社”特別是它的元戎郭沫若有一個公式式的定性：“才子+流氓”。由於它的直觀、風趣、簡練，一直刻在讀者心中，這個牌號也與郭氏似乎形影不離。
　　
　　我們不能輕率地認為魯迅當時僅是囿於門戶之見，一泄私忿。
　　
　　魯迅關於“才子+流氓”的立論，前者毋須解釋了；後者，有著這樣一些論證：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也頹廢得快。（這三個分句其實是說了一個事實：“善變”）
　　
　　……前年的主張十分激烈，以為凡非革命文學，統得掃蕩的人，去年卻記得了列寧愛看岡卻羅夫（J.A.Gontow）的作品的故事，覺得非革命文學，意義倒也十分深長。
　　
　　……勢力一雄厚，就看見大商店如商務印書館，也有創造社員的譯著出版，——這就是說，郭沫若和張資平兩位先生的稿件。這以來，據我所記得，是創造社也不再審查商務印書館出版物的誤譯之處，來作專論了。
　　
　　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凶惡的麵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
　　
　　（以上引文見《上海文藝之一瞥》）
　　
　　“……後麵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
　　
　　
　　（引文見《流氓的變遷》，以上兩段話，簡直是郭氏的靈魂寫照，用來概括他在革命勝利前夕尤其是之後的表現，真是傳神之至！）
　　
　　對於魯迅這樣一位爛熟中國世情人性的思想家，他的眼光，他的判斷，不容輕慢地對待；而且，現在，透過六十年的曆史雨幕，我們不是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了這個與其說是“善變”，毋寧說是“未變”的靈魂嗎？由此，，我們也就更加驚服先生的敏銳與嚴準，還有他那犀利的曆史穿透力。
　　
　　二、梁漱溟的腹非
　　
　　《梁漱溟問答錄》中記錄了梁先生的一段回憶：
　　
　　“這一年（按：指1950年）的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郭老（沫若）代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向毛主席贈旗，旗上寫著一行字：我們永遠跟著您走，我也是無黨派人士，看了心裏直搖頭，這話在我口中是說不出來的。這話可能代表若幹人的意思，但不代表我，我覺得對主席的尊敬亦不必說這種過頭的話，因此我當時也想到，這話也未必能代表所有的人。我當時沒有提出也不好提出不同意見，但如事先讓大家討論錦旗上寫什麽合適，我一定會發表意見的。”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伊始，郭氏在新政權麵前表示的一種異常的姿態，也是郭氏又一次靈魂的亮相。在內心持不同意見的高級知識分子，怕不止梁先生一人，隻是梁漱溟公開說出了而已。
　　
　　果然，此後，郭氏當真“永遠跟著”，“在其間橫行過去”。
　　
　　1953年11月，郭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號召文化學術界各部門、每個人都要“毫無例外地參加到”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鬥爭中去。
　　
　　1954年的“批胡適”，郭氏是排頭兵。
　　
　　1955年的“反胡風”，郭氏以全國文聯主席的身份，充當了這場鬥爭的急先鋒。他於4月1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就是所有批胡材料中的一份綱領性文件。
　　
　　作為政治家，毛澤東對於胡風文藝理論的誤讀是可以理解的；作為政治領袖，毛澤東的尊嚴不容冒犯，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郭沫若，一個飽學中西、堪稱星級、完全懂得什麽是文藝的文藝作家，居然對具備嚴整理論體係的文藝理論煞有介事地大加斧伐，加害同類，就難以理解了。
　　
　　在曆次涉及思想文化的批判運動中，郭氏都是以正麵形象和主流力量的姿態出現。
　　
　　1966年，全國性的劫難降臨，郭氏第一個站出來懺悔：聲稱要焚毀自己的所有著作，到工農中去，沾一身油膩，滾一身泥巴。他雖然受到了“保護”，但日子並不好過。在批孔的那一段時期，郭氏如坐針氈，惶惶不可終日，精神瀕臨崩潰。如果，所謂的“四人幫”進逼再緊些，郭氏怕就活不到重見天日了。
　　
　　以一位曾經巍巍而立，眾士仰慕的文化巨人，一朝嬗變而為俯首帖耳，唯唯諾諾的精神侏儒，無論這是郭氏的真相，還是假麵，都是人們不願意看到的，它使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蒙上了一層抹不掉的羞恥。
　　
　　三、巨人傾倒，侏儒現形
　　
　　或者有人會說，在那樣一柄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下度日，言不由衷，行不由己是可以諒解的。
　　
　　這樣為郭氏開脫，起碼有兩點不通：
　　
　　第一，郭氏不是渾渾噩噩的眾生中的一員，他是博古通今，諳熟哲學、史學、文學的大師，他又是絕頂聰慧的明白人；他與“文革”中誤入歧途的“紅衛兵”也不一樣，不能等量齊觀；他是現當代中國文化界的“祭酒”，他應對中國文化，中國的文化人負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為了自全其身，不但推卸這項責任，而且為殺伐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化人搖旗助威，這是道德上的墮落，不可原諒。
　　
　　第二，與郭氏同時代的另外一批文化名人，成了郭氏的鮮明對比與正確評判郭氏的最好參照。
　　
　　魯迅的硬骨頭精神是世人共知的，他已早逝，不必說了。
　　
　　傅雷一生耿介，戴上所謂“右派”帽子，直到摘除，從不諱言自己的無罪。罪惡的“文革”中，以身殉節，表示了對暴力的無言的抗爭。
　　
　　胡風，更是一位錚錚鐵骨的智者。他大無畏地走向獻身真理的祭壇，從未有過悔意。
　　
　　梁漱溟，以一介書生之身，為了真理，敢於幹犯尊顏，這在新中國曆史上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馬寅初，《新人口論》的作者，盡管遭到了“圍剿”，盡管被罷了官，仍然公開聲明：“我雖年近八十，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這是擲地有聲的語言！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正氣！“粉身碎骨不必怕，隻留清白在人間。”馬老言行一致，堪稱楷範。
　　
　　就說周揚吧，以來自延安的勝利者，把握了文化藝術界的最大權柄，被人稱為文藝沙皇或文壇的“紅衣主教”。在曆次運動中，大麵積地傷害了知識界的精英。等到“文革”的鞭子終於抽到他的身上，飽嚐了鐵窗滋味之後，他的覺醒是徹底的：對曾經被他傷害過的人主動真誠地致歉，在理論上發出了完全屬於自己的聲音，也因此，重新贏得了人們的信任與尊敬。
　　
　　而郭沫若呢，在“四人幫”覆滅之後，除了慶幸自己的超生之外，他又做了些什麽呢？
　　
　　巴金的暮年，無所畏懼地講出了真話，並諄諄地勸導人們都來講真話，而郭氏直到瞑目，象巴老那樣的真話，他一句也沒有講過。
　　
　　在一個個倒下去的巨人麵前，郭沫若卻站著，侏儒般地站著。
　　
　　還有必要引上一段：
　　
　　“解放後，毛澤東《清平樂?蔣桂戰爭》墨跡在報上披載後，立即出現了這樣的頌詞：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岩多寫了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麽生動，多麽瀟灑，多麽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
　　
　　頌詞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郭沫若。能在眾目睽睽之下，自報家門地講出這一番話來，真的要有非凡的“勇氣”。
　　
　　再引郭氏的一位小同鄉、巴蜀才子魏明倫的感慨：
　　
　　“我沉重地歎息自己曾經那麽傾倒的文豪，臨終時留下一個假聰明真糊塗的遺囑——骨灰不埋在生他養他的桑梓樂山，硬要撇到與他自己毫不相幹，已經搖搖欲墜的大寨旗杆之下！……”
　　
　　一位有著國際知名度的風雲人物，此刻，在權勢麵前，竟然萎縮成一個小小的幕僚，一個無聊的門客了。
　　
　　哀哉，郭氏！哀哉，中華文化！
　　
　　四、胡適沒有看錯，也沒有說錯
　　
　　1993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一本名為《胡適與中國名人》的書，作者黃艾仁，此書有一章專門談到胡適與郭沫若的關係，題目是《相聚相親亦相怨——也談“郭沫若親吻胡適”》。其中提及胡適晚年對郭的評價是“反複善變”，並說“我一向是不佩服的”。作者認為胡的這一評價“是失之偏頗的”、“是不能完全概括胡適早期對郭沫若的客觀評價”，並說，“他的晚年之所以對郭沫若嗤之以鼻不屑一顧，正因為他墜入了政治的魔圈裏而失去理智的掌握。往昔清醒的認識已為一時的衝動所顛倒了。”“……這隻能反映了胡適一時的情緒，而不足於說明他的言論是符合曆史的真實。”還引了胡適當年的日記為證。
　　
　　對此，筆者以為有與黃先生商兌之必要。
　　
　　首先，胡上述的評價與他對郭另一方麵即詩作方麵的評價是兩回事：前者是言人品，後者是言作品，不宜混為一談。
　　
　　胡在早年的日記中是這樣寫的：“我說起我從前要評女神，曾取女神讀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還有一處日記中有這樣的話：“他頗有文學的興趣，他的新詩頗有才氣。”
　　
　　就這兩段記載來看，即使在詩作方麵，胡對郭的評價也是有限度的肯定。“頗有才氣”的“頗”，並非頂級詞。語言學家王力先生在一篇談寫信的文章中，向一位給他寫信的青年指出，信中使用這個“頗”字缺乏力度。本意是讚揚人家的，到會引起人家的不快。第二段記載也隻是因為要評《女神》而把《女神》“讀了五日”，至於讀過之後的結論，並無隻字提及。就這，竟引起郭的“大喜”，出現了“接吻”的有趣場麵。這當然很符合青年郭沫若的浪漫習性，不過，從中也可窺見，當日已享盛名的郭，還是這樣在乎胡對他的評價：以致受寵若驚，欣喜若狂地近乎失態了。不論如何估計胡對郭的肯定程度，也如前所述，僅在詩才方麵。它與人品的評價，完全無涉。所以，我認為，兩則日記的文字是不足以證明胡是由於政治原因而偏激，是“往昔清醒的認識已為一時的衝動所顛倒了。”
　　
　　第二，如果設定是政治原因導致了胡適對郭氏的攻訐，那麽，胡適所要非議的人物當不止郭氏一人。另一位著文批判過胡適，而且同樣是文壇巨匠，又是敵對營壘要員的茅盾，為何沒有成為胡適非議的目標？
　　
　　其實，胡適對待那場“圍剿”性的批判，態度是很淡然的。他隻說了一句話：“沒有學術自由，哪裏談得到學術在？”既然看得這樣透徹了，難道還會由於這類事去遷怒一個人如郭沫若嗎？
　　
　　第三，據我所知，《胡適與中國名人》一書的作者，是國內研究胡適的專家，他應當對於胡適有足量的認識和了解。
　　
　　胡適其人，撇開他的政治觀點不談，作為一個文化人，他的文化人格並沒有喪失過，他的學者風範在兩岸都具有磁力效應。中年學者朱學勤對他的評價是中肯的：
　　
　　“魯迅生前對他（按：指胡適）有過苛評，但在魯迅死後，當後人問及胡適對魯迅的評價時，胡適卻告訴來者，不能抹殺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學史上的獨特貢獻。”
　　
　　還有：
　　
　　“雷震一案發生，胡適原來對雷震那樣的活動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標準，胡適完全可以袖手旁觀，指責雷震犯了激進主義病症。誰也沒有想到，當被問及對此事的反應時，胡適竟然那樣動了感情。他當場以宋人楊萬裏詩《桂源鋪》作答：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等到前頭山腳盡，堂堂小溪出前村。”
　　
　　可見，胡適不是一般輕薄的政客，而是一位性情執著，忠於自己文化信念的學者。無怪乎朱學勤這樣讚歎：“（胡適）不過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仔細想想，這樣一個平和的態度，竟能在那樣汙濁的世界裏堅持了60年，不是聖人，也是奇跡。”
　　
　　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可以認為胡適對郭的看法，與魯迅完全一致。他沒有看錯，當然，也就沒有說錯。
　　
　　結語
　　
　　如此議論郭沫若，並非要全盤否定其人。筆者沒有這個意思，任何人也做不到這一點。寫這篇短文的初衷，是想盡可能還原郭氏的本相。郭沫若在一定的曆史階段，對中國文化所作的貢獻，已保存在中國文化寶庫之中，成為民族的一筆精神財富。他的文化大師的崇高地位也已奠立，不可能為別的原因而有所改變。他的墨寶也是藝術珍品，一千年後，也是珍品。
　　
　　但是，如果由於這些方麵的原因，就隱匿了他在人格上的缺陷與汙跡，那麽，對於後代，將是一種誤導。“道德文章”，這曆來是我們評價文化人的標尺。模糊了這個標尺，就汙染了文化或者導致文化的墮落。果真如此，對於整個民族來說，那後果將是十分可怕的；同時，我們也認為，在真理歸複的今天，我們的治學者，不應該再沒有秉筆直書的膽識與使命感，否則，他將愧對時代，也愧對自己。這樣的“治學”，不僅豪無意義，而且，還會貽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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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動態 發悄悄話 加為好友 沙發 大 中 小 發表於 2008-9-28 07:17 隻看該作者 把作者設為好友
郭沫若是不敢出全集的文人，別人也不好意思替他出，個中原因不言自明，曆史他是進去了，身上垃圾也粘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