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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揚冤案 4.潘漢年增詩慰揚帆 5.潘漢年含冤去世
作者: 王先金 發表日期: 2008-08-18 11:41 點擊數: 9
潘漢年贈詩慰揚帆
1943年3月，何炎年(當時又化名何犖)與徐成被分配到情報部工作，當政治交通員，情報部長是潘漢年。當時情報部設在盱眙縣大王莊，潘漢年帶了幾位女同誌亦在長興集附近，馬上要去淪陷區，通知何炎年隨潘漢年同行。
因何炎年要去儀征縣轉組織關係，潘漢年等人先走了，轉告何：“潘漢年化名肖叔安，住鎮江金山飯店。”
何炎年趕回金山飯店呆了幾天也沒有見到潘漢年。後來鎮長站站長（汪偽）劉毅告訴他，肖先生打來電報，要你到上海靜安寺百樂門飯店見麵。
在百樂門飯店二樓的一間房間裏，何炎年見到了潘漢年。隻見他西裝革履，戴著金絲邊眼鏡，儼然一個“小開”。百樂門飯店靠近汪偽的“七十六號”魔窟，敵偽憲警經常出入這家飯店。何炎年為潘漢年的安全擔心，而潘漢年卻神態自若，僅乎胸有成竹。
第三天，潘漢年叫何炎年到南京路皇後咖啡館，去見小徐（即劉人壽）。以後，他從根據地帶來的密件，就交給劉人壽，同時拿了交給他的東西回根據地。
潘漢年第一次交給何炎年的任務，是什麽東西也不帶，試跑一次沒有任務的任務。潘漢年提議他：“從儀征渡江到鎮江。”沿途雖然關卡重重，但有汪偽上層秘密分化出來，仍留在敵人內部的工作關係，還有鎮江汪偽特工站通行證，萬一發生情況，利用這些條件，可作掩護。
以後，何炎年每月要從根據地跑一次上海。有一次他因沿途飲食不慎，吃了帶菌的食物，到上海找到他的女友吳佩珍後，忽上吐下瀉，四肢無力。女友設法先把他送進醫院，又告訴劉人壽，他因此不能按規定時間回去了。
劉曉那時在根據地，見到潘漢年時擔心地說：“何犖可能出事了。”潘漢年則說：“不會的，他一定是生病了。”
1942年，全黨普遍開展整風運動，潘漢年領導的上海情報係統亟需學習黨的《整風文獻》。1943年夏，劉人壽提出能否把《整風文獻》設法帶到上海，何犖回到情報部將此事向潘漢年作了匯報。這冊文件既不便拆散帶走，更不具備把文件翻拍成微縮膠卷的條件，如何才能不被沿途敵人察覺呢？這時，潘漢年設計了一個“障眼法”：先把黨的文件密封，外按敵偽公文款式妥加一層封套，按照舊俗，用毛筆工楷直書，上款寫明汪偽特工機構上海頭目偽銜某某親啟，下款則寫汪偽鎮江某某站某某緘。何犖終於順利地將《整風文獻》交到劉人壽手中。
那年秋天，潘漢年囑何犖陪劉曉到上海，潘漢年和他商量了走的路線後說：“要注意安全，路上都是你的事了。”走的那天，何犖帶著劉曉從大王莊一起出來，劉曉穿著軍裝，騎馬到了邊區，警衛員把馬牽了回去，他換上了便服。當他們趕到儀征縣城時，城門已經關了，他們隻好在南碼頭的一家旅館住下。他們洗了腳，正想休息，汪偽的警察來查夜，好在何犖有特工站的通行證，劉曉有身份證，也就混過去了。
在根據地有政權，有軍隊建製，正規了，均叫職稱。到了情報部，部長是潘漢年。何犖說：“我從地下黨到根據地，不習慣叫什麽長的，我就叫你漢年同誌吧！”
潘漢年笑眯眯地說：“隨便，可以嘛。”
他們圍著火爐，隨便閑談。何談起自己的老家還有孤單的母親，潘漢年歎口氣說：“我的娘是瞎子，夠苦的，現在不知生活得怎樣了。”
何犖說：“那我去看看她好不好？”
“不要。”潘漢年搖了搖頭說。接著一陣沉默。
淮南路東根據地自1940年半塔保衛戰勝利後，盱眙等八縣相繼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根據地日益鞏固穩定，形勢日趨好轉。
在1944年冬至潘漢年赴延安出席“七大”前，沒有大的戰鬥，生活安定，所屬鄉鎮市麵也逐漸繁榮。
潘漢年卻是居安思危，防範於未然，他常提醒大家：“淮南路東根據地和日偽統治中心南京，僅一江之隔；西邊是貫穿南北的大動脈津浦路，日偽對我們根據地虎視眈眈，日軍一般習慣於夜裏奔襲，拂曉侵犯。我們要時刻警惕，不能給敵人可乘之隙。”
他把一隻裝著機密材料的黑色皮包掛在他身後的牆上，並囑咐何犖把一小瓶汽油，一盒火柴放在掛包內。他說：“萬一夜裏或黎明發生緊急情況，即刻澆上汽油把它燒掉。”
1945年9月,這隻珍貴的黑色皮包移交給華中局對敵工作部部長揚帆，直到1947年蔣介石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時，揚帆才把它燒掉。
1943年11月中旬，新四軍第三師領導通知師保衛部部長揚帆去軍部“開會”。揚帆安排好工作後，於當月27日攜帶交軍部的100萬元巨款離鹽阜區，去準南盱眙縣黃花塘。12月2日，揚帆趕到軍部後，饒漱石召見他，即令“繳槍”，宣布對他進行政治審查。揚帆當時十分震驚，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事。他即被囚禁起來，有士兵日夜看守。因所住小屋危陋，怕揚帆逃跑，便加手銬腳鐐，作重犯關押。
為審查揚帆問題，華中局成立了審查小組，組長是華中局書記饒漱石，組員有城市工作部部長劉長勝、情報部部長潘漢年。
揚帆之所以被捕，起因於延安整風期間，康生搞“搶救失足者”運動，有一位同誌被誣為國民黨CC成員，他堅持不承認，隻說1936年間在南京戲劇學校參加過地下“救國會”組織，是學校教師石蘊華(揚帆的原名)介紹的。
“救國會”本是中共領導下的一個抗日救國的群眾組織，竟被康生在“搶救”中誣成與國民黨CC有關，而經過逼供信，又認定揚帆是國民黨CC分子。康生據此電告華中局，將揚帆逮捕審查。
康生身為中央社會部長，理應深知“救國會”的政治性質和背景，而他執意要把參加該組織活動的揚帆說成是反革命分子，正是事出蹊蹺，讓人生疑。
原來1939年，毛澤東要與江青結婚，新四軍的一些領導知道此事後，在皖南軍部，項英讓揚帆寫過藍蘋(江青)的曆史和生活作風的材料一事而埋下了“禍根”。
這分揭發江青問題的材料，被康生壓了下來，沒有讓中央領導同誌知道。
揚帆被捕後，饒漱石首先去審問。他審問的卻不是揚帆的政治曆史，他問揚帆：“你在我與軍長之間挑撥了些什麽?把事實交代出來。”
揚帆聽後很氣憤地說：“把我當作黨員幹部的話，不應該提這樣的問題；如果把我當敵人，我就不回答。”
饒漱石當即語塞，訓斥了幾句尋找個台階就走了。饒漱石心術不正，欲排擠打擊陳毅軍長，又妄圖嫁禍於人。
揚帆自是不服，每次審訊都以僵局收場。無可奈何中，隻得請華中局情報部部長潘漢年到軍部黃花塘來繼續審問。
潘漢年具有豐富的國統區工作經驗。他在看了揚帆的材料後，便覺有疑。但該案從延安康生處來，組長又是饒漱石，他也難為揚帆事“糾錯”開脫，隻在可能範圍內給予相助和安慰。
帶著種種疑問，潘漢年對揚帆進行了第一次審問。初次見麵，揚帆就給潘漢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材高大健壯的揚帆，被手銬腳鐐鎖著，如同一頭被困的猛獅，顯得焦慮而憤懣，兩隻手因不能活動而被凍得通紅。潘漢年立即命警衛員卸卻揚帆的手銬：“這麽銬著叫他如何寫交代材料？他跑不了的！”接著，便以心平氣和的口吻向揚帆提了幾個問題。
望著這位態度親切的審訊官，再聽聽他所提的要求和所問的問題，一直處於“對抗”情緒的揚帆，竟以平和的口氣，將自己在北京大學、南京戲校、上海文化界以及皖南新四軍軍部等地的經曆和革命工作做出誠懇的介紹。
潘漢年對華東地區尤其是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文化圈非常熟悉，雖未曾與揚帆相識，但對揚帆所述的事件、提供的證人卻極其了解。他認為揚帆的話是可信的，揚帆是無辜的。
卸去了手銬的揚帆除了在紙上寫交代材料外，還以詩詞訴冤明誌。揚帆在詩中或表達對犧牲的項英的悼念與追思，或抒發對陳毅遭排擠的同情和掛念，表達了自己的處境與心境。
揚帆被關押後，組織上派了一名幹部充作“”，與他關在一起，進行獄中偵察。揚帆是這方麵的行家，那些雕蟲小技一一被識破。那人隻好偷了揚帆寫的詩、詞，送潘漢年審閱。
潘漢年讀了這位北大文學係的高材生所寫的詩詞後，不禁與其文才和詩中流露的誌趣膽略有了一種感應。他懷著複雜的心情，賦詩一首《慰炎於獄中》贈揚帆：
麵壁高歌字字真，江郎豈肯作狂僧。
無端屈辱無端恨，巨眼何人識書生。
詩中的“炎”即指揚帆。揚帆閱詩後十分感動，屢屢賦詩答謝潘漢年，其中一首《謝答友人》是：
真真假假費疑猜，欲辯難言知已哀。
自是奸人離間苦，漫嗟執事信從衰。
含冤曾灑英雄淚，湔辱空誇國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熾，淒涼伴我過年來。
其間，揚帆又把他在獄中寫的詩詞百餘首，題為《鶴唳集》，轉送潘漢年。潘漢年寫了一首《題鶴唳集》為之作序：
同為天涯客，飄零夢亦空。
楚囚吟鶴唳，細雨泣寒風。
麵壁居囹圄，殺身何礙忠。
寄餘詩一卷，讀罷淚眼紅。
以後潘漢年又賦詩一首慰揚帆，《獄中憶某生》：
細雨寒風憶楚囚，相煎何必數恩仇。
無權折獄空歎息，咫尺天涯幾許愁。
同時，潘漢年繼續進行深入具體的調查取證，在獲得了揚帆無內奸特務嫌疑的確鑿證據後，立即向華中局和延安匯報，澄清事實。
直到1944年9月，毛澤東在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說：“因為搞錯了許多人，所以對於‘搶救’我有些懷疑，亂子就出在這裏，以後‘搶救’二字不能用。”對康生搞的“搶救失足者”運動作了否定。至於“糾錯”工作，則早已開始。1944年5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整風中的一些問題，是則是，非則非，搞錯了的，摘下帽子，賠個不是。”
這時，在潘漢年的親自過問下，對揚帆“莫須有”的懷疑得以消除。
9月的某一天，看守部的教導員到揚帆處，一進屋就抱拳說：“恭喜你!你的案子推翻了。”
接著，饒漱石進屋與揚帆握手，賠禮道：“組織上搞錯了，你沒有錯。”還說：“如果那時你亂講的話，倒會惹出麻煩來。”
10 個月的冤獄得以平反，用揚帆自己的詩來說：“沉獄既解莫須溫，大笑三聲出獄門。”
直至1949年5月，潘漢年、揚帆才又相逢在奔赴即將解放的上海途中華東局和三野領導機關所在地江蘇丹陽。
先期到達丹陽的揚帆，作為華東局情報部長和未來的上海公安局負責人，到車站迎接潘漢年一行，著實令潘漢年又驚又喜。隨即他們被一同派往上海，共同擔任建設和保衛上海的工作。潘漢年成了揚帆最直接的領導人。
在五年多的共事中，他們配合默契，戰報頻傳。
然而正當潘揚二人為能並肩戰鬥而感到欣慰與興奮時，災難卻幾乎同時降臨到他們頭上。
先是揚帆，因饒漱石任華東局書記期間，曾批準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叛徒、特務，於是，作為市公安局長的揚帆被牽連進去。
1954年12月31日，除夕之夜，揚帆還未及吃晚飯，便被一通約走了。之後，揚帆的妻子李群被通知“揚帆到北京開會，時間較長，準備好他的四季衣物”。這個“會”，整整開了24年......
揚被送京隔離審查後不久的1955年3月，潘漢年也鋃鐺入獄。之後，潘漢年又被追加了“國民黨特務”和“日本特務”兩項罪名。
而此時的揚帆，也因潘漢年的被捕，由隔離審查，升級為正式逮捕。“潘揚反革命集團”就此被劃定。
潘揚冤案中的“三千三”
1950年6月中旬，上海公安局破獲了七個國民黨保密局的潛伏電台，經請示上海市委、華東局和中央有關部門後，“逆用”了其中的兩部，即保留國民黨的番號、呼號、人員、密碼、發報手法，接收他們的情報為我所用，並將我們編造的假情報發送過去，迷惑敵人。
不料，在揭發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過程中，此事被認為是嚴重問題，因而牽涉到揚帆。1955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印發的材料中，有一件就是揭發揚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鎮反，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三千三百多人”。
這“三千三百多人”顯然不是真實數字。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事情是這樣的：
1941年，揚帆在鹽城新四軍軍部軍法處任代理處長兼鹽阜區保安處處長。新四軍政委兼華中局書記劉少奇經常直接指導他們的工作。
有一次，劉少奇在軍部對揚帆說：“孟嚐君門下有三千食客，難道我們共產黨不能養幾個食客嗎？”領會劉少奇指示的精神，是要他敢於和善於使社會上各種類型的人為我所用，做好公安保衛工作。
1946年，揚帆在蘇北淮陰城擔任華中分局聯絡部部長。
有一天，華中公局組織部長兼財委主任曾山派顧準來找揚帆，要他介紹一些朋友關係，幫助他們到國民黨統治區開展貿易工作。
顧準曾在上海做過地下工作，在蘇北抗日根據地的政府中當過財經處副處長，和揚帆相當熟悉，便和揚帆說了一句玩笑話：“孟嚐君有食客三千，老兄手下有多少食客？”
揚帆也就順口回答說：“我比孟嚐君還多三百。”後來這句玩笑傳到蘇皖邊區政府秘書長張愷帆那裏，他隨口編成了兩句打油詩：“揚公門下三千客，盡是雞鳴狗盜徒。”引得當時在場者哄然大笑。這兩句詩形象幽默，很快就在部分同誌中間流傳開來。
解放戰爭開始，揚帆北撤山東。1948年在濰坊市公安局碰見一些熟人時，還有人開他的玩笑說：“揚公在淮陰有食客三千三，現在到了山東還剩多少？”頓時又引起了一片笑聲。
揚帆萬萬沒有想到，這開玩笑的話，幾年後竟然成為他被打成“反革命”的一條嚴重“罪狀”。
上海解放初期，在市公安局副局長兼社會處處長（後任局長）揚帆的主持下，設立了社會處所屬的外圍性組織情報委員會，利用一批反正投誠的叛徒、特務擔任情報員、聯絡員。另有許多登記自首的特務，在社會上被利用作為公安局的工作關係。
上海市公安局使用的這批人都不在編製中，並明確規定他們隻準動口，不準動手，即可以提供情報和建議，但不給予逮捕、審訊權。據有關資料表明：情報委員會提供了1000多條國民黨特務活動線索，從中捕獲400多名特務，繳獲潛伏電台80餘台。
這些事情都與“食客三千三”聯係了起來，成了揚帆“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三千三百多人”的“罪證”。
1963年1月，潘漢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65年8月，揚帆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潘漢年含冤去世
在農場，他們的生活待遇還可以。但之後不久，潘漢年在1967年10月就已確診的肝病又加重了，生活自理能力越來越差，董惠也因受到強烈刺激，導致間斷性精神失常。
1976年的一天，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傳來了，潘漢年和董惠心中頓時升起了一線希望。
不久，上麵派人來了解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入黨情況時，潘漢年又被與“四人幫”掛上了鉤。潘漢年的病情繼續惡化。
1977年4月14日下午，有關方麵將董惠接到了潘漢年的病榻旁。潘漢年的手無力地握著董惠的手不放，一小時，兩小時......直到當晚19時，潘漢年含冤離開了人世。
十天後，董惠親手將丈夫的骨灰盒埋在了金盆嶺西側墓地，並親手書寫碑文：“肖淑安之墓”。
董惠滿懷深情地對別人說：“我為潘漢年改名換姓，是為了替他保密。老伴怕他的病嚇壞我，而我卻怕他死後沒有人照顧......”
1977年，潘漢年在去世前，給妻子董惠寫了這樣一首詩：
相愛成遺恨，奈何了此生，
憐君猶少艾，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朝半殘身，
但求息怨恨，勉力覺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裏鑄忠魂，
抗敵陷地下，十載爾同行。
北上延安路，朝夕共苦辛，
南旋千萬裏，悄然居海濱。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親，
倘有千般罪，當有風先聞。
堪歎莫須有，一脈貫古今，
沉冤二十載，何日見清明？
“沉冤二十載”，還未見清明，1979年4月24日，董惠在農場默默地追隨她的丈夫而去了。
兩位老人懷著莫大的遺憾在孤寂與淒涼中相繼辭世，沒有等到為他們平反的那一天。
揚帆遭受了24年的牢獄之災，直到1978年11月，才在中央領導的批示下獲準他的妻子前往湖北探望丈夫。1982年，潘漢年冤情大白，被正式平反，揚帆的平反書也因此而有了結論。
潘漢年卻因“潘揚案件”身陷囹圄，含冤負屈幾十年，於1977年含冤去世，直到1982年才得到平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同誌建議複查此案，重新看到李克農給中央的報告，及一些尚健在的老同誌的旁證。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的文件。
1998年冬，揚帆以87歲高齡仙逝。若在九泉路上重逢潘公，揚帆大可欣慰地給老友捎去許多好消息。
潘漢年平反後，董惠才相繼得到昭雪，對她的結論是：“董惠原名董奉然，1918年生，1938年1月在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1938年起在潘漢年同誌領導下做黨的情報工作。1955年因潘案被捕，1962年被釋放，1967年5月兩次被收監關押。安置在湖南茶陵縣農場，1979年2月24日病逝。董惠從1939年到上海解放為止，在潘漢年領導下從事黨的情報工作，是有成績的，對革命事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董惠同誌是忠於黨的好黨員，1955年受到錯誤的審查處理，蒙冤二十餘年，應予平反昭雪，恢複名譽，消除影響......”
1983年4月15日，潘漢年夫婦的骨灰被取出，送入了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潘漢年、董惠一對患難夫妻，終於永遠地相伴在一起了。
參閱資料
參見《作家文摘》1995.5.12.何炎年：《我當潘漢年的地下交通員》
(1995.05.30.)
參見《文摘旬刊》1996.1.18 《潘漢年冤案真相》
原載《勞動報》1996.1.12 文光/文 (1996.02.20)
參見《文摘旬刊》1996.10.8 《強扭終分道 患難情更深》
原載《婦女生活》1969.9 姚文奇/文 (1996.10.17)
參見《作家文摘》1998.7.8 《憶伯父潘漢年》
原載《北京日報》1998.5.28 潘虹霖/文 (1998.10.06)
參見《作家文摘》1997.8.8 《潘漢年》譚元亨/著
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8.12.30)
參見《作家文摘》1999.1.12 《“逮捕”潘漢年》
原載《潘漢年屢建奇功的一代英才》武在平/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 (1999.01.17)
參見《作家文摘》1999.4.20 《潘漢年贈詩慰揚帆》
原載《上海灘》1999年第3期 何炎年/文 (1999.04.28)
參見《作家文摘》2000.8.15 《潘漢年和揚帆的傳奇友誼》
原載《世紀》2000年第4期 唐日紅/文 (2000.12.25)
參見《最後的檔案和一首詩》戈 華/文
載《民主與法製》1983.10 (1984.4.7筆記 2002.12.30)
參見《作家文摘》2003.7.15 《潘揚冤案中的“三千三”》
原載《上海灘》2003年第7期 林絡綱/文 (2003.07.21)
參見《作家文摘》2004.12.31 《斯人獨憔悴憶舒湮(言旁)》
原載《南方周末》2004.12.16 王春瑜/文 (2005.05.23)
參見《作家文摘》2005.3.8 《令潘漢年蒙冤的“鎮江事件”》
原載《文史春秋》2005年第2期 楊宏偉/文 (2005.12.30)
參見《作家文摘》2005.3.4《中國秘密戰中共情報、保衛工作紀實》
（選載之六）郝在今/著 (2005.12.30)
參見《作家文摘》2006.10.20 《博古與潘漢年關係的背後》秦福荃/文
原載《炎黃春秋》2006年第10期 (2006.11.02)
潘揚冤案 4.潘漢年增詩慰揚帆 5.潘漢年含冤去世
作者: 王先金 發表日期: 2008-08-18 11:41 點擊數: 9
潘漢年贈詩慰揚帆
1943年3月，何炎年(當時又化名何犖)與徐成被分配到情報部工作，當政治交通員，情報部長是潘漢年。當時情報部設在盱眙縣大王莊，潘漢年帶了幾位女同誌亦在長興集附近，馬上要去淪陷區，通知何炎年隨潘漢年同行。
因何炎年要去儀征縣轉組織關係，潘漢年等人先走了，轉告何：“潘漢年化名肖叔安，住鎮江金山飯店。”
何炎年趕回金山飯店呆了幾天也沒有見到潘漢年。後來鎮長站站長（汪偽）劉毅告訴他，肖先生打來電報，要你到上海靜安寺百樂門飯店見麵。
在百樂門飯店二樓的一間房間裏，何炎年見到了潘漢年。隻見他西裝革履，戴著金絲邊眼鏡，儼然一個“小開”。百樂門飯店靠近汪偽的“七十六號”魔窟，敵偽憲警經常出入這家飯店。何炎年為潘漢年的安全擔心，而潘漢年卻神態自若，僅乎胸有成竹。
第三天，潘漢年叫何炎年到南京路皇後咖啡館，去見小徐（即劉人壽）。以後，他從根據地帶來的密件，就交給劉人壽，同時拿了交給他的東西回根據地。
潘漢年第一次交給何炎年的任務，是什麽東西也不帶，試跑一次沒有任務的任務。潘漢年提議他：“從儀征渡江到鎮江。”沿途雖然關卡重重，但有汪偽上層秘密分化出來，仍留在敵人內部的工作關係，還有鎮江汪偽特工站通行證，萬一發生情況，利用這些條件，可作掩護。
以後，何炎年每月要從根據地跑一次上海。有一次他因沿途飲食不慎，吃了帶菌的食物，到上海找到他的女友吳佩珍後，忽上吐下瀉，四肢無力。女友設法先把他送進醫院，又告訴劉人壽，他因此不能按規定時間回去了。
劉曉那時在根據地，見到潘漢年時擔心地說：“何犖可能出事了。”潘漢年則說：“不會的，他一定是生病了。”
1942年，全黨普遍開展整風運動，潘漢年領導的上海情報係統亟需學習黨的《整風文獻》。1943年夏，劉人壽提出能否把《整風文獻》設法帶到上海，何犖回到情報部將此事向潘漢年作了匯報。這冊文件既不便拆散帶走，更不具備把文件翻拍成微縮膠卷的條件，如何才能不被沿途敵人察覺呢？這時，潘漢年設計了一個“障眼法”：先把黨的文件密封，外按敵偽公文款式妥加一層封套，按照舊俗，用毛筆工楷直書，上款寫明汪偽特工機構上海頭目偽銜某某親啟，下款則寫汪偽鎮江某某站某某緘。何犖終於順利地將《整風文獻》交到劉人壽手中。
那年秋天，潘漢年囑何犖陪劉曉到上海，潘漢年和他商量了走的路線後說：“要注意安全，路上都是你的事了。”走的那天，何犖帶著劉曉從大王莊一起出來，劉曉穿著軍裝，騎馬到了邊區，警衛員把馬牽了回去，他換上了便服。當他們趕到儀征縣城時，城門已經關了，他們隻好在南碼頭的一家旅館住下。他們洗了腳，正想休息，汪偽的警察來查夜，好在何犖有特工站的通行證，劉曉有身份證，也就混過去了。
在根據地有政權，有軍隊建製，正規了，均叫職稱。到了情報部，部長是潘漢年。何犖說：“我從地下黨到根據地，不習慣叫什麽長的，我就叫你漢年同誌吧！”
潘漢年笑眯眯地說：“隨便，可以嘛。”
他們圍著火爐，隨便閑談。何談起自己的老家還有孤單的母親，潘漢年歎口氣說：“我的娘是瞎子，夠苦的，現在不知生活得怎樣了。”
何犖說：“那我去看看她好不好？”
“不要。”潘漢年搖了搖頭說。接著一陣沉默。
淮南路東根據地自1940年半塔保衛戰勝利後，盱眙等八縣相繼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根據地日益鞏固穩定，形勢日趨好轉。
在1944年冬至潘漢年赴延安出席“七大”前，沒有大的戰鬥，生活安定，所屬鄉鎮市麵也逐漸繁榮。
潘漢年卻是居安思危，防範於未然，他常提醒大家：“淮南路東根據地和日偽統治中心南京，僅一江之隔；西邊是貫穿南北的大動脈津浦路，日偽對我們根據地虎視眈眈，日軍一般習慣於夜裏奔襲，拂曉侵犯。我們要時刻警惕，不能給敵人可乘之隙。”
他把一隻裝著機密材料的黑色皮包掛在他身後的牆上，並囑咐何犖把一小瓶汽油，一盒火柴放在掛包內。他說：“萬一夜裏或黎明發生緊急情況，即刻澆上汽油把它燒掉。”
1945年9月,這隻珍貴的黑色皮包移交給華中局對敵工作部部長揚帆，直到1947年蔣介石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時，揚帆才把它燒掉。
1943年11月中旬，新四軍第三師領導通知師保衛部部長揚帆去軍部“開會”。揚帆安排好工作後，於當月27日攜帶交軍部的100萬元巨款離鹽阜區，去準南盱眙縣黃花塘。12月2日，揚帆趕到軍部後，饒漱石召見他，即令“繳槍”，宣布對他進行政治審查。揚帆當時十分震驚，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事。他即被囚禁起來，有士兵日夜看守。因所住小屋危陋，怕揚帆逃跑，便加手銬腳鐐，作重犯關押。
為審查揚帆問題，華中局成立了審查小組，組長是華中局書記饒漱石，組員有城市工作部部長劉長勝、情報部部長潘漢年。
揚帆之所以被捕，起因於延安整風期間，康生搞“搶救失足者”運動，有一位同誌被誣為國民黨CC成員，他堅持不承認，隻說1936年間在南京戲劇學校參加過地下“救國會”組織，是學校教師石蘊華(揚帆的原名)介紹的。
“救國會”本是中共領導下的一個抗日救國的群眾組織，竟被康生在“搶救”中誣成與國民黨CC有關，而經過逼供信，又認定揚帆是國民黨CC分子。康生據此電告華中局，將揚帆逮捕審查。
康生身為中央社會部長，理應深知“救國會”的政治性質和背景，而他執意要把參加該組織活動的揚帆說成是反革命分子，正是事出蹊蹺，讓人生疑。
原來1939年，毛澤東要與江青結婚，新四軍的一些領導知道此事後，在皖南軍部，項英讓揚帆寫過藍蘋(江青)的曆史和生活作風的材料一事而埋下了“禍根”。
這分揭發江青問題的材料，被康生壓了下來，沒有讓中央領導同誌知道。
揚帆被捕後，饒漱石首先去審問。他審問的卻不是揚帆的政治曆史，他問揚帆：“你在我與軍長之間挑撥了些什麽?把事實交代出來。”
揚帆聽後很氣憤地說：“把我當作黨員幹部的話，不應該提這樣的問題；如果把我當敵人，我就不回答。”
饒漱石當即語塞，訓斥了幾句尋找個台階就走了。饒漱石心術不正，欲排擠打擊陳毅軍長，又妄圖嫁禍於人。
揚帆自是不服，每次審訊都以僵局收場。無可奈何中，隻得請華中局情報部部長潘漢年到軍部黃花塘來繼續審問。
潘漢年具有豐富的國統區工作經驗。他在看了揚帆的材料後，便覺有疑。但該案從延安康生處來，組長又是饒漱石，他也難為揚帆事“糾錯”開脫，隻在可能範圍內給予相助和安慰。
帶著種種疑問，潘漢年對揚帆進行了第一次審問。初次見麵，揚帆就給潘漢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材高大健壯的揚帆，被手銬腳鐐鎖著，如同一頭被困的猛獅，顯得焦慮而憤懣，兩隻手因不能活動而被凍得通紅。潘漢年立即命警衛員卸卻揚帆的手銬：“這麽銬著叫他如何寫交代材料？他跑不了的！”接著，便以心平氣和的口吻向揚帆提了幾個問題。
望著這位態度親切的審訊官，再聽聽他所提的要求和所問的問題，一直處於“對抗”情緒的揚帆，竟以平和的口氣，將自己在北京大學、南京戲校、上海文化界以及皖南新四軍軍部等地的經曆和革命工作做出誠懇的介紹。
潘漢年對華東地區尤其是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文化圈非常熟悉，雖未曾與揚帆相識，但對揚帆所述的事件、提供的證人卻極其了解。他認為揚帆的話是可信的，揚帆是無辜的。
卸去了手銬的揚帆除了在紙上寫交代材料外，還以詩詞訴冤明誌。揚帆在詩中或表達對犧牲的項英的悼念與追思，或抒發對陳毅遭排擠的同情和掛念，表達了自己的處境與心境。
揚帆被關押後，組織上派了一名幹部充作“”，與他關在一起，進行獄中偵察。揚帆是這方麵的行家，那些雕蟲小技一一被識破。那人隻好偷了揚帆寫的詩、詞，送潘漢年審閱。
潘漢年讀了這位北大文學係的高材生所寫的詩詞後，不禁與其文才和詩中流露的誌趣膽略有了一種感應。他懷著複雜的心情，賦詩一首《慰炎於獄中》贈揚帆：
麵壁高歌字字真，江郎豈肯作狂僧。
無端屈辱無端恨，巨眼何人識書生。
詩中的“炎”即指揚帆。揚帆閱詩後十分感動，屢屢賦詩答謝潘漢年，其中一首《謝答友人》是：
真真假假費疑猜，欲辯難言知已哀。
自是奸人離間苦，漫嗟執事信從衰。
含冤曾灑英雄淚，湔辱空誇國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熾，淒涼伴我過年來。
其間，揚帆又把他在獄中寫的詩詞百餘首，題為《鶴唳集》，轉送潘漢年。潘漢年寫了一首《題鶴唳集》為之作序：
同為天涯客，飄零夢亦空。
楚囚吟鶴唳，細雨泣寒風。
麵壁居囹圄，殺身何礙忠。
寄餘詩一卷，讀罷淚眼紅。
以後潘漢年又賦詩一首慰揚帆，《獄中憶某生》：
細雨寒風憶楚囚，相煎何必數恩仇。
無權折獄空歎息，咫尺天涯幾許愁。
同時，潘漢年繼續進行深入具體的調查取證，在獲得了揚帆無內奸特務嫌疑的確鑿證據後，立即向華中局和延安匯報，澄清事實。
直到1944年9月，毛澤東在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說：“因為搞錯了許多人，所以對於‘搶救’我有些懷疑，亂子就出在這裏，以後‘搶救’二字不能用。”對康生搞的“搶救失足者”運動作了否定。至於“糾錯”工作，則早已開始。1944年5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整風中的一些問題，是則是，非則非，搞錯了的，摘下帽子，賠個不是。”
這時，在潘漢年的親自過問下，對揚帆“莫須有”的懷疑得以消除。
9月的某一天，看守部的教導員到揚帆處，一進屋就抱拳說：“恭喜你!你的案子推翻了。”
接著，饒漱石進屋與揚帆握手，賠禮道：“組織上搞錯了，你沒有錯。”還說：“如果那時你亂講的話，倒會惹出麻煩來。”
10 個月的冤獄得以平反，用揚帆自己的詩來說：“沉獄既解莫須溫，大笑三聲出獄門。”
直至1949年5月，潘漢年、揚帆才又相逢在奔赴即將解放的上海途中華東局和三野領導機關所在地江蘇丹陽。
先期到達丹陽的揚帆，作為華東局情報部長和未來的上海公安局負責人，到車站迎接潘漢年一行，著實令潘漢年又驚又喜。隨即他們被一同派往上海，共同擔任建設和保衛上海的工作。潘漢年成了揚帆最直接的領導人。
在五年多的共事中，他們配合默契，戰報頻傳。
然而正當潘揚二人為能並肩戰鬥而感到欣慰與興奮時，災難卻幾乎同時降臨到他們頭上。
先是揚帆，因饒漱石任華東局書記期間，曾批準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叛徒、特務，於是，作為市公安局長的揚帆被牽連進去。
1954年12月31日，除夕之夜，揚帆還未及吃晚飯，便被一通約走了。之後，揚帆的妻子李群被通知“揚帆到北京開會，時間較長，準備好他的四季衣物”。這個“會”，整整開了24年......
揚被送京隔離審查後不久的1955年3月，潘漢年也鋃鐺入獄。之後，潘漢年又被追加了“國民黨特務”和“日本特務”兩項罪名。
而此時的揚帆，也因潘漢年的被捕，由隔離審查，升級為正式逮捕。“潘揚反革命集團”就此被劃定。
潘揚冤案中的“三千三”
1950年6月中旬，上海公安局破獲了七個國民黨保密局的潛伏電台，經請示上海市委、華東局和中央有關部門後，“逆用”了其中的兩部，即保留國民黨的番號、呼號、人員、密碼、發報手法，接收他們的情報為我所用，並將我們編造的假情報發送過去，迷惑敵人。
不料，在揭發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過程中，此事被認為是嚴重問題，因而牽涉到揚帆。1955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印發的材料中，有一件就是揭發揚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鎮反，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三千三百多人”。
這“三千三百多人”顯然不是真實數字。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事情是這樣的：
1941年，揚帆在鹽城新四軍軍部軍法處任代理處長兼鹽阜區保安處處長。新四軍政委兼華中局書記劉少奇經常直接指導他們的工作。
有一次，劉少奇在軍部對揚帆說：“孟嚐君門下有三千食客，難道我們共產黨不能養幾個食客嗎？”領會劉少奇指示的精神，是要他敢於和善於使社會上各種類型的人為我所用，做好公安保衛工作。
1946年，揚帆在蘇北淮陰城擔任華中分局聯絡部部長。
有一天，華中公局組織部長兼財委主任曾山派顧準來找揚帆，要他介紹一些朋友關係，幫助他們到國民黨統治區開展貿易工作。
顧準曾在上海做過地下工作，在蘇北抗日根據地的政府中當過財經處副處長，和揚帆相當熟悉，便和揚帆說了一句玩笑話：“孟嚐君有食客三千，老兄手下有多少食客？”
揚帆也就順口回答說：“我比孟嚐君還多三百。”後來這句玩笑傳到蘇皖邊區政府秘書長張愷帆那裏，他隨口編成了兩句打油詩：“揚公門下三千客，盡是雞鳴狗盜徒。”引得當時在場者哄然大笑。這兩句詩形象幽默，很快就在部分同誌中間流傳開來。
解放戰爭開始，揚帆北撤山東。1948年在濰坊市公安局碰見一些熟人時，還有人開他的玩笑說：“揚公在淮陰有食客三千三，現在到了山東還剩多少？”頓時又引起了一片笑聲。
揚帆萬萬沒有想到，這開玩笑的話，幾年後竟然成為他被打成“反革命”的一條嚴重“罪狀”。
上海解放初期，在市公安局副局長兼社會處處長（後任局長）揚帆的主持下，設立了社會處所屬的外圍性組織情報委員會，利用一批反正投誠的叛徒、特務擔任情報員、聯絡員。另有許多登記自首的特務，在社會上被利用作為公安局的工作關係。
上海市公安局使用的這批人都不在編製中，並明確規定他們隻準動口，不準動手，即可以提供情報和建議，但不給予逮捕、審訊權。據有關資料表明：情報委員會提供了1000多條國民黨特務活動線索，從中捕獲400多名特務，繳獲潛伏電台80餘台。
這些事情都與“食客三千三”聯係了起來，成了揚帆“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三千三百多人”的“罪證”。
1963年1月，潘漢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65年8月，揚帆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潘漢年含冤去世
在農場，他們的生活待遇還可以。但之後不久，潘漢年在1967年10月就已確診的肝病又加重了，生活自理能力越來越差，董惠也因受到強烈刺激，導致間斷性精神失常。
1976年的一天，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傳來了，潘漢年和董惠心中頓時升起了一線希望。
不久，上麵派人來了解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入黨情況時，潘漢年又被與“四人幫”掛上了鉤。潘漢年的病情繼續惡化。
1977年4月14日下午，有關方麵將董惠接到了潘漢年的病榻旁。潘漢年的手無力地握著董惠的手不放，一小時，兩小時......直到當晚19時，潘漢年含冤離開了人世。
十天後，董惠親手將丈夫的骨灰盒埋在了金盆嶺西側墓地，並親手書寫碑文：“肖淑安之墓”。
董惠滿懷深情地對別人說：“我為潘漢年改名換姓，是為了替他保密。老伴怕他的病嚇壞我，而我卻怕他死後沒有人照顧......”
1977年，潘漢年在去世前，給妻子董惠寫了這樣一首詩：
相愛成遺恨，奈何了此生，
憐君猶少艾，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朝半殘身，
但求息怨恨，勉力覺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裏鑄忠魂，
抗敵陷地下，十載爾同行。
北上延安路，朝夕共苦辛，
南旋千萬裏，悄然居海濱。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親，
倘有千般罪，當有風先聞。
堪歎莫須有，一脈貫古今，
沉冤二十載，何日見清明？
“沉冤二十載”，還未見清明，1979年4月24日，董惠在農場默默地追隨她的丈夫而去了。
兩位老人懷著莫大的遺憾在孤寂與淒涼中相繼辭世，沒有等到為他們平反的那一天。
揚帆遭受了24年的牢獄之災，直到1978年11月，才在中央領導的批示下獲準他的妻子前往湖北探望丈夫。1982年，潘漢年冤情大白，被正式平反，揚帆的平反書也因此而有了結論。
潘漢年卻因“潘揚案件”身陷囹圄，含冤負屈幾十年，於1977年含冤去世，直到1982年才得到平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同誌建議複查此案，重新看到李克農給中央的報告，及一些尚健在的老同誌的旁證。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的文件。
1998年冬，揚帆以87歲高齡仙逝。若在九泉路上重逢潘公，揚帆大可欣慰地給老友捎去許多好消息。
潘漢年平反後，董惠才相繼得到昭雪，對她的結論是：“董惠原名董奉然，1918年生，1938年1月在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1938年起在潘漢年同誌領導下做黨的情報工作。1955年因潘案被捕，1962年被釋放，1967年5月兩次被收監關押。安置在湖南茶陵縣農場，1979年2月24日病逝。董惠從1939年到上海解放為止，在潘漢年領導下從事黨的情報工作，是有成績的，對革命事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董惠同誌是忠於黨的好黨員，1955年受到錯誤的審查處理，蒙冤二十餘年，應予平反昭雪，恢複名譽，消除影響......”
1983年4月15日，潘漢年夫婦的骨灰被取出，送入了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潘漢年、董惠一對患難夫妻，終於永遠地相伴在一起了。
參閱資料
參見《作家文摘》1995.5.12.何炎年：《我當潘漢年的地下交通員》
(1995.05.30.)
參見《文摘旬刊》1996.1.18 《潘漢年冤案真相》
原載《勞動報》1996.1.12 文光/文 (1996.02.20)
參見《文摘旬刊》1996.10.8 《強扭終分道 患難情更深》
原載《婦女生活》1969.9 姚文奇/文 (1996.10.17)
參見《作家文摘》1998.7.8 《憶伯父潘漢年》
原載《北京日報》1998.5.28 潘虹霖/文 (1998.10.06)
參見《作家文摘》1997.8.8 《潘漢年》譚元亨/著
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8.12.30)
參見《作家文摘》1999.1.12 《“逮捕”潘漢年》
原載《潘漢年屢建奇功的一代英才》武在平/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 (1999.01.17)
參見《作家文摘》1999.4.20 《潘漢年贈詩慰揚帆》
原載《上海灘》1999年第3期 何炎年/文 (1999.04.28)
參見《作家文摘》2000.8.15 《潘漢年和揚帆的傳奇友誼》
原載《世紀》2000年第4期 唐日紅/文 (2000.12.25)
參見《最後的檔案和一首詩》戈 華/文
載《民主與法製》1983.10 (1984.4.7筆記 2002.12.30)
參見《作家文摘》2003.7.15 《潘揚冤案中的“三千三”》
原載《上海灘》2003年第7期 林絡綱/文 (2003.07.21)
參見《作家文摘》2004.12.31 《斯人獨憔悴憶舒湮(言旁)》
原載《南方周末》2004.12.16 王春瑜/文 (2005.05.23)
參見《作家文摘》2005.3.8 《令潘漢年蒙冤的“鎮江事件”》
原載《文史春秋》2005年第2期 楊宏偉/文 (2005.12.30)
參見《作家文摘》2005.3.4《中國秘密戰中共情報、保衛工作紀實》
（選載之六）郝在今/著 (2005.12.30)
參見《作家文摘》2006.10.20 《博古與潘漢年關係的背後》秦福荃/文
原載《炎黃春秋》2006年第10期 (200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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