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學家容庚 狷介率直 (圖)

容庚。【網絡資料照片】

古文字學家容庚　狷介率直 (六之一)
作者：劉佳有
來源：世界新聞網

(六之一)

拜讀了「上下古今」版，唐孝先先生的大作《甲骨文四堂，郭董羅王》，不禁使我聯想起另一位與「四堂」淵源極深的著名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文物鑒定家和收藏家的容庚。他是羅振玉的學生，和王國維、董作賓是同學，與郭沫若是好友。

容庚，字希白，號頌齋，清光緒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出生於廣東東莞一個世代官宦之家。祖父容鶴齡，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癸亥恩科進士。父容恭，同治五年（一八七九年）丁酉科拔貢。外祖父鄧蓉鎮，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辛未翰林。

可惜在容庚幼年時，祖父父親相繼逝世，賢母四遷，將他交托給四舅父、廣東名書家、文學家鄧爾雅教導。

容庚既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又逢良師，加上自己的努力，二十八歲即寫成巨著古文字辭書《金文編》初稿。

一九二二年北上天津，以拜師禮謁見羅振玉（字雪堂），呈上《金文編》稿求教。羅看了該書稿，大為激賞，便充當伯樂，將他推薦給北京大學文學院馬衡教授。馬教授也具慧眼，認為這個年輕人可以成器，便免予考試，破例取錄這樣一名初中程度的青年，入研究院國學部當研究生。

當時的北大，學生以官宦子弟為多，校舍分散，生活自由散漫。容庚則與眾不同，他雖也是世家子，卻自律甚嚴，早上五點半起床，埋頭書卷，一天要看書、抄錄資料、臨摹甲骨鍾鼎文十多小時，數年如一日。

畢業時他發表《叢貼目》這部成名作，繼之是《商周彝器通考》及《曆代名畫著錄》等前無古人的大作，開辟了古文字研究的新道路，提出文字與出土文物相印證的考古方法新見解，於是聲譽鵲起，名重士林，各大學爭相聘請，先在母校北大，後轉燕京大學執教，抗戰軍興，轉任廣州嶺南大學教授。

因長期與古文字和商周鍾鼎等古代器物接觸，他的書法和篆刻也別具一格。古文字乃是工匠或祭師用利器雕刻在龜殼、動物骨骼和金屬器皿上的上古原始文字，結構質樸，線條粗細變化不大，卻衝淡粗獷，遒勁有力。

容庚的書法和刻印受此影響，也呈現甲骨文金文相同的風口和韻味，頗受好古人士喜愛。

當他在燕京大學擔任教授時，前來求他墨寶和刻章者盈庭不絕，門限為穿，不勝其煩。於是他訂出高價收費標準「潤例」，並言明「先潤後墨」，即先付錢，後交貨。

有人背後說容庚很市儈，他一笑道：「非市儈不足以擋無賴。」又說：「鄭板橋不也說過『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送現銀，則中心喜悅，書畫皆佳』的話嗎？」

(六之二)

容庚曾說過兩句「名言」，

一曰：「生財有大道，成名有捷徑。」

二曰：「戲法人人會變，訣竅各有不同。」

這是他總結自身經驗直率的大實話，但出自大教授之口，旁人難免會認為庸俗而有失體統，但他自己則毫不在乎。

一介寒儒，憑獨到的眼光，從破銅爛鐵、廢紙堆裏廉價買來別人棄之不顧的銅器字畫，再以數倍的價錢出售獲利，這就叫「生財大道」。

充份掌握第一手資料，整理對比，取法前人，多思求變，成功在望。這是他諄諄點撥學生做學問的一條道路，即「成名捷徑」。

兩件事，都是直話實說，何錯之有？有人批評他出賣骨董給外國人牟利，他說：「那些都是假貨贗品，如果是真的，我那裏舍的賣？」

二○年代末，郭沫若（字鼎堂）亡命日本，從事甲骨青銅的研究，容庚向他提供訊息資料，郭寫出名著《青銅器時代》等一係列考古名著，容庚實功有與焉，故容郭之間，關係非比一般，年齡又相近，容小郭兩歲。

王國維（字觀堂）既是羅振玉的入門弟子，又是兒女親家。容庚也算是羅氏的學生，論資排輩，容王乃是同窗，交情非常密切。

王國維自沉後，留下的遺囑正本由容庚保存，解放後容庚以其絕活親自裝裱，捐贈給廣州博物館收藏。

毋庸置疑，容庚是學術界尖頂人物之一，治學孜孜不倦，成功之路，也算一帆風順，可是為何解放後，命運會一落千丈？

他並無重大曆史問題，也不涉及政治，壞就壞在他心直口直，剛正不阿，事事說實話，更壞在他那狷介骾直的倔強脾氣

(六之三)

一九五二年，全國高校院校調整，容庚從原嶺南大學的文學院院長職位上，並入中山大學中文係，僅當一名普通教授，舉凡開課、課時(鍾點)、內容等的安排，均須聽命於黨書記和係主任。

他說：「昔日剃頭者，今人剃其頭。」容庚有口吃的缺陷，講課說話不多，平時也不多言，然而言必有中，此即一例。

據他的大弟子曾憲通回憶，容老師手持毛澤東身邊的佞臣康生的介紹信，到各地考察考古，走進當地黨委宣傳部，第一句話便是：「我們到黨部來報到。」

曾先生提醒他，黨部兩字是民國時期國民黨的稱謂，現在叫「黨委辦公室，不叫『黨部』」。這點差異，包含著微妙的政治意味，容老師弄不明白，隻說：「好，好，好。以後甚麽都不叫，行了吧？」可是過不了多久，這句習慣性的開場白，他還是照說不誤。

曆次政治運動，容庚都是首當其衝。

「拔白旗」，他是一麵大白旗；「反右」時，不管說不說話，他老早是內定的右派，但容庚身處險境而不自覺，竟然還勁頭十足跑去係主任那裏替同事說情，道這個不該劃右派，那個不應戴帽子。

係主任心中暗暗竊笑，表麵上卻裝做十分嚴肅，對他說：「你自身難保，還管別人？」因為容庚平日言論過火，早足夠當右派了，隻因他名氣大，比較特殊，要報省委批準。

省委書記「南天王」陶鑄也不敢作主，遂上報中央。

周恩來批示：「國內著名考古學家除郭老外僅存兩人，唐蘭已劃右派，為免給人『一網打盡』的不良印象，容庚可不劃右派，內控試用。」

(六之四)

一說是康生從旁替容庚緩頰，方過了這一關，但從此他寂寂無聞，一直在「二級教授」的位子上原地踏步二十餘年，不用不棄，形同冷藏的骨董。

反右後文革前，曾號召「大知識分子」入黨，由郭沫若帶頭，金嶽霖也跟進，容庚竟然和同係一教授說：「你政治第一，我業務第一，咱倆一起申請入黨，看誰成功先進去。」

容庚自然以失敗告終，後來這件事成了一條罪名：「削尖腦袋，企圖鑽進黨內來爭名奪利。」

文革開始後，每次批鬥大會，不管鬥誰，總少不了容庚奉陪，並且都捎上這條罪狀。

破四舊時，紅衛兵說容庚四舊最多，家中破瓶碎罐、廢銅爛鐵、斷簡殘片，可說堆積如山，還當作稀世珍寶，住處以封資修反的書籍為牆，顯然是四舊的總代表，非破不可。

而且批判容庚，說他厚古薄今，什麽東西，越古越好，分明是與黨的厚今薄古政策對著幹。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容庚所受的衝擊非同小可，損失慘重，亦不在話下。

此時容庚已年逾古稀，但腰杆仍挺直，並未低頭。

批林批孔時，中大哲學係紅人、隱形黨員楊榮國教授寫文章，論證孔子是奴隸主的代表，提倡克己複禮，即主張恢複奴隸製社會。

有一幹將，代表組織，動員容庚向北京的馮友蘭學習，站出來批孔，可以帶罪立功，爭取黨的寬大。

容庚卻表態道：「寧跳珠江，不批孔子。」又說：「孔子是死了二千多年的人，有甚麽好批的？還不如批我容庚，倒實在一些。」

此話一出，矛頭指向容庚的大字報，勢同排山倒海，貼滿康樂園的每個角落，高音喇叭「打倒孔子」、「打倒容庚」的口號，震耳欲聾。

(六之五)

容庚見之聞之，隻淡淡地說了一句話：「孔子是永遠打不倒的。我容庚打不打得倒，諸君不妨一試。」批林是政治問題，他搞不清楚，但對批孔，他以古文史專家身分凜然反對，以大無畏的精神，扞衛學術，不怕被打倒。

那時為了自保或投機，人們都口是心非，跟風起舞，但私底下場合，還是有人對容庚肅然起敬的，隻是不敢說出來而已。

容庚的學問，在古不在今，且古之又古，深奧異常。他的《金文續編》即搜集了甲骨文和金文一萬八千多字，有不少字至今尚沒人能夠解讀，非專業人士，根本無從置喙其正誤、臧否其是非。

他如要吹噓自己，容易得很，就算「信口雌黃」，也不會有多少人能識破。所以一些好心人士，勸他寫點文章到報刊上去介紹自己的成就，然而他卻說：

「吾父祖輩乃地主，吾師乃（指羅振玉），吾則見重於司徒雷登（指燕大校長，曾任美國駐華大使），而居燕京教席，吾所作俱在民國之時。試問汝敢書之邪？書之而可見報邪？古語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用不著自我宣傳。」

話說得很「不識時務」，然而他卻顯得如此謙虛謹慎，有自知之明，不像目下某些中國大陸學人，唯恐人不知己而千方百計尋找機會，自我吹擂。

(六之六)

文革結束，撥亂反正，容庚隨之時來運轉。斯時大學紛複課，並設立博士班。為做「廣告」招攬學生，中大請出容庚與商承祚（清代探花廣東番禺人商衍鎏之子）兩名人，為中大首屆博士生導師，簡稱博導。

這是人人垂涎三尺、求之不得的高尚無比的榮譽職位，可是容庚卻棄之如同蔽履，他說：「按律例，人屆耳順即可解甲，吾早逾古稀之年，尚要廁身教席，是何道理？」他有「招牌」價值，學校當然不會輕易放過，這使他感到十分無奈。

然而，晚年的容庚，在博導職位上卻非常盡心盡力，培養出不少出類拔萃的人才，桃李滿天下，繼其絕學，發揚中華文化之精華。如現任中大古文獻研究所副主任、全國書法家協會副會長陳永正教授兼博導，便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例，陳永正不但學承容庚，作風也很像容庚。

容庚總結自己一生為人做事，隻有一句話：「心裏怎麽想，口裏便怎麽說。」在「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無」的年代裏，這種真誠坦率的高尚風格，實為難能可貴。

改革開放以來，他的同事兼好友陳寅恪平反後，聲譽如日中天，而學術成就與之相埒的容庚，似乎並未受到相應的重視，可見學界也存在跟風的偏見和出版界抱有商業炒作投機行為，這使得其名足以永留青史的大師容庚，知道的人反而不多，或知之而不詳。為彌補這一不足，便是筆者寫作本拙文的主要原因之一。

容庚於一九八三年以八十九歲高齡逝世廣州。珍貴遺物計有青銅器一百五十五件、古字畫一千多幅、藏書萬餘卷，全部捐獻給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