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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與《長征組歌》的往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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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長征組歌》演員與周總理合影

中國共產黨新聞>>綜合報道

三十年後發現的珍貴照片 周總理與長征組歌

2006年08月25日08:30 【字號 大 中 小】【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三十年後發現的珍貴照片

  1965年8月24日晚。那是一個悶熱的夏夜,周恩來總理事先沒有打招呼,在秘書的陪同下到北京人民劇場觀看《長征組歌》。那天總理入場時已經開演了,為了不打擾觀眾,他就坐在最後一排工作人員的座位上。直到中場休息大燈亮起,觀眾才發現了總理。當時全場觀眾都站起來鼓掌並請總理前排入座。總理說:“這是公演賣票,我就坐在後麵吧!”戰友文工團的團長晨耕告訴他,前麵留有藝術指導看節目的位子,總理才同意。他還特意轉身提醒秘書:“這是公演,不要忘記去補一張票。”

  演出結束後,周總理高興地走上舞台與演員親切握手,祝賀演出成功。看著指揮唐江被汗水浸透的上衣,總理風趣地說:“都大會濕(師)了!”大夥兒會心地笑起來,現場氣氛更顯融洽。總理興奮地說:“很成功,祝賀你們!你們的路子走對了,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眾的。當然還要不斷改進,不斷提高。既要好聽,又要好唱,還要適合每個獨唱演員的特點。”然後周總理說:“我聽了兩次,比上次有了進步,很親切,很感人,很容易學,很容易傳播。我都可以學嘛!”停了片刻,他對團長說:“明天請你們去大會堂教我唱《長征組歌》。”周總理接著又對大家說:“這個合唱加表演別開生麵,合唱從來都是死板板的,這是個創造。”他說,整部作品每個地區的音調隻用一次,而第八曲《祝捷》巧妙地借用一個湖南籍老戰士之口來表現,很有特點,不顯重復。“你們還缺一個豎琴吶”,總理看著樂隊說。站在總理身邊的團長連忙解釋:“這個樂器我們沒有,是用古箏代替的。”總理聽後說:“你們是管弦樂,就要顯示出它的特點來。”這時大家讓總理提意見,總理謙虛地說:“剛聽了兩次還聽不出什麼意見,回去想想,想好了我會主動找你們的。”

  總理的講話讓在場的演員鼓起掌來。“來,合個影吧!”總理說著就隨便地坐在了領唱賈世駿的旁邊,而沒有坐在正中間。珍貴的瞬間就這樣定格在膠片上。

  拍完照片,總理特意叮囑攝影師:“不要登報。”於是這張照片當時沒有多少人見過。直到30多年後的一天,馬子躍在清理文工團的倉庫時,才意外地發現了它。當時,他打開一個落滿塵土的紙箱,裡麵全是散落的底片,有的已經粘連成一團,還散發著一股黴味。他把這個紙箱搬到辦公室,閑暇時就翻弄裡麵的底片,白天對著太陽看,晚上對著燈光看。功夫不負“苦”心人,馬子躍竟然奇跡般地從一堆爛底片中將這三張底片全都找出來了(由於技術局限,這張合影當時是分三次拍攝、由三張底片合成的),這張珍貴的照片(右上圖)終於重見天日!

  一次沒有現場觀眾的演出

  “文革”期間,《長征組歌》有8年沒有正式演出。1975年,鄧小平同誌主持軍委工作後,指示復排《長征組歌》。同年10月,復排後的《長征組歌》在北京展覽館劇場連演一個月,場場爆滿。反響的熱烈程度遠遠超乎演員們的想像。很多觀眾看完演出後都不坐車了,而是手挽著手一路哼唱著《長征組歌》回家。

  一天,演出剛剛結束,演員們還沒卸裝,團長晨耕接到一個總理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總理想再看看《長征組歌》,但因為住院無法到現場,想請大家再演一遍,總理通過電視看攝像轉播。團長不用再說什麼,演員們立即整理好服裝、道具,重新站在了舞台上。當大幕再次徐徐拉開,麵對空無一人的觀眾席時,演員們心情沉重起來,淚水悄悄漫上了眼睛。大家拿出了最佳狀態,全力以赴地表演著,因為他們知道,在攝像機閃動的紅燈後麵,周恩來總理正聚精會神地看著呢。

  後來得知,當時周總理剛剛做完手術,聽說《長征組歌》復排公演十分高興。但此時的總理已處於病危之際。這場為總理的最後一次演出,雖然已過去30年,提起它,戰友文工團的老演員們仍然記憶猶新:“演出結束時,現場一片寂靜,淚眼朦朧中,我們仿佛看到總理正坐在觀眾席,麵帶微笑,還在用手裡的折扇打拍子呢!”(根據當事人馬子躍口述整理)

來源:《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崔晨光)

資料圖片:《長征組歌》演員與周總理合影

  “長征是曆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這句話曾經在我們的記憶中是多麽的刻骨銘心,我們身邊的很多人都被深深地感動過、影響過,相信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始終讓人們難以忘懷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七十年來,長征已經成為革命教育的典範,在各個時期都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紅色經典史詩《長征組歌》以藝術的形式再現了長征艱難的曆程,讓人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先進性本質。

  40年前,北京軍區政治部戰友文工團的4位曲作者運用紅軍傳統歌曲和江西采茶歌、苗家山歌、湖南花鼓、雲南花燈、川江號子、陝北秧歌等深受群眾喜愛的民歌曲調創作了大型聲樂套曲《長征組歌》,並在北京成功首演,引起巨大轟動,作品先後得到了周恩來、鄧小平、賀龍、羅瑞卿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親切關懷和大力支持,開創了一部紅色經典文藝作品燦爛的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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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與《長征組歌》的往事:為病榻上總理表演
2006年08月25日 15:42:52  
來源:光明日報

三十年後發現的珍貴照片

1965年8月24日晚。那是一個悶熱的夏夜,周恩來總理事先沒有打招呼,在秘書的陪同下到北京人民劇場觀看《長征組歌》。那天總理入場時已經開演了,為了不打擾觀眾,他就坐在最後一排工作人員的座位上。直到中場休息大燈亮起,觀眾才發現了總理。當時全場觀眾都站起來鼓掌並請總理前排入座。總理說:“這是公演賣票,我就坐在後麵吧!”戰友文工團的團長晨耕告訴他,前麵留有藝術指導看節目的位子,總理才同意。他還特意轉身提醒秘書:“這是公演,不要忘記去補一張票。”

演出結束後,周總理高興地走上舞台與演員親切握手,祝賀演出成功。看著指揮唐江被汗水浸透的上衣,總理風趣地說:“都大會濕(師)了!”大夥兒會心地笑起來,現場氣氛更顯融洽。

  總理興奮地說:“很成功,祝賀你們!你們的路子走對了,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眾的。當然還要不斷改進,不斷提高。既要好聽,又要好唱,還要適合每個獨唱演員的特點。”

  然後周總理說:“我聽了兩次,比上次有了進步,很親切,很感人,很容易學,很容易傳播。我都可以學嘛!”停了片刻,他對團長說:“明天請你們去大會堂教我唱《長征組歌》。”

  周總理接著又對大家說:“這個合唱加表演別開生麵,合唱從來都是死板板的,這是個創造。”他說,整部作品每個地區的音調隻用一次,而第八曲《祝捷》巧妙地借用一個湖南籍老戰士之口來表現,很有特點,不顯重複。“你們還缺一個豎琴呐”,總理看著樂隊說。

  站在總理身邊的團長連忙解釋:“這個樂器我們沒有,是用古箏代替的。”總理聽後說:“你們是管弦樂,就要顯示出它的特點來。”這時大家讓總理提意見,總理謙虛地說:“剛聽了兩次還聽不出什麽意見,回去想想,想好了我會主動找你們的。”

總理的講話讓在場的演員鼓起掌來。“來,合個影吧!”總理說著就隨便地坐在了領唱賈世駿的旁邊,而沒有坐在正中間。珍貴的瞬間就這樣定格在膠片上。

拍完照片,總理特意叮囑攝影師:“不要登報。”於是這張照片當時沒有多少人見過。

  直到30多年後的一天,馬子躍在清理文工團的倉庫時,才意外地發現了它。

  當時,他打開一個落滿塵土的紙箱,裏麵全是散落的底片,有的已經粘連成一團,還散發著一股黴味。

  他把這個紙箱搬到辦公室,閑暇時就翻弄裏麵的底片,白天對著太陽看,晚上對著燈光看。

  功夫不負“苦”心人,馬子躍竟然奇跡般地從一堆爛底片中將這三張底片全都找出來了(由於技術局限,這張合影當時是分三次拍攝、由三張底片合成的),這張珍貴的照片(上圖)終於重見天日!

一次沒有現場觀眾的演出

“文革”期間,《長征組歌》有8年沒有正式演出。1975年,鄧小平同誌主持軍委工作後,指示複排《長征組歌》。同年10月,複排後的《長征組歌》在北京展覽館劇場連演一個月,場場爆滿。反響的熱烈程度遠遠超乎演員們的想像。很多觀眾看完演出後都不坐車了,而是手挽著手一路哼唱著《長征組歌》回家。

一天,演出剛剛結束,演員們還沒卸裝,團長晨耕接到一個總理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總理想再看看《長征組歌》,但因為住院無法到現場,想請大家再演一遍,總理通過電視看攝像轉播。團長不用再說什麽,演員們立即整理好服裝、道具,重新站在了舞台上。當大幕再次徐徐拉開,麵對空無一人的觀眾席時,演員們心情沉重起來,淚水悄悄漫上了眼睛。大家拿出了最佳狀態,全力以赴地表演著,因為他們知道,在攝像機閃動的紅燈後麵,周恩來總理正聚精會神地看著呢。

後來得知,當時周總理剛剛做完手術,聽說《長征組歌》複排公演十分高興。但此時的總理已處於病危之際。這場為總理的最後一次演出,雖然已過去30年,提起它,戰友文工團的老演員們仍然記憶猶新:“演出結束時,現場一片寂靜,淚眼朦朧中,我們仿佛看到總理正坐在觀眾席,麵帶微笑,還在用手裏的折扇打拍子呢!”(根據當事人馬子躍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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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和《長征組歌》的故事:每一曲都提出評價
http://news.tom.com 2003年07月31日10時00分??
來源:北京青年報??

《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從它的誕生到逐漸成熟,離不開周恩來總理的關懷和指導,這是所有主創人員的共識。

  ■詞作家石祥:每一曲總理都提出自己的評價意見

  周恩來總理生前觀看過17次《長征組歌》的排練和演出,從第一曲《告別》到終曲《大會師》,周總理都能熟練、準確地唱下來。他曾多次把曲作者和歌唱演員請到中南海他的辦公室或人民大會堂,一段一段地聽《長征組歌》的演唱,聽完一曲,講述一段長征的史實和他的親身經曆,對每一曲都提出自己的評價意見,有時甚至具體到一個音符的高低或一節曲調的激抒配搭。

  比如,他對初稿第一曲《告別》提出過中肯的意見,他說:“《告別》寫得太雄赳赳、氣昂昂了。要尊重曆史嘛!當時是在左傾錯誤路線的控製下,紅軍是不得已進行戰略轉移的。紅軍撤離蘇區,舍不得留在根據地的戰友和鄉親們,是一步一回頭,一步一聲淚地依依惜別。”根據周總理的意見,曲作者把第一曲《告別》改成了述離情、道別緒,難舍難分,來回反複的揮淚惜別曲。

  ■男高音歌唱家賈世駿:曾教總理唱《過雪山草地》

  我榮幸地首唱了《長征組歌》第六曲《過雪山草地》,並有幸兩次坐在周總理的身旁,聽他老人家哼唱《過雪山草地》。1965年的冬天,在中南海的一個舞會上,總理叫我到他身邊,讓我唱《長征組歌》第六曲給他聽。當我輕柔地哼唱起來以後,總理也邊哼唱邊打著節拍,唱了起來。從他那慈祥的笑容裏,我感受到了他內心的愉悅和對這首歌的喜愛。

  1967年的春天,我們來到人民大會堂演出。會前,我唱了兩首歌,一首就是《過雪山草地》。但我沒唱好,唱到高音時放了個“小炮”。這時,我萬萬沒想到,總理親切地向我招手讓我過去,還親自遞給我一杯茶,總理用他那累沙啞了的嗓子對我說:“教我唱唱《過雪山草地》好嗎?”我立即哼起來,總理打著節拍,也一起哼唱起來。這不正是周總理用紅軍長征的革命精神在循循善誘地教育我,去戰勝征途中的艱難困苦嗎?不正是表現了周總理作為一位當之無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嗎?當我們唱完一遍之後,我興奮地說:“總理,您唱得一點也不差呀!”總理笑道:“你再唱一遍,我熟悉熟悉。”我們又哼唱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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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聲樂套曲《長征組歌》誕生記
作者:袁成亮

  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曆史上最為輝煌的篇章,自長征誕生以後,表現長體裁的文藝作品也是層出不窮,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由肖華作詞,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演出的大型聲樂套曲《長征組歌》了。

  《長征組歌》是如何誕生的?它的背後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1964年9月,正值紅軍長征勝利三十周年前夕,曾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剛剛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肖華接到了全軍許多文藝單位的約稿,希望他能寫一部有關長征的文藝作品。

  大家向肖華將軍約稿並非偶然。因為愛好寫作的肖華將軍此前也一直有個心願:希望能將《長征》搬上舞台。

  早在1958年夏,他偶然得到一本描繪長征的畫冊,如獲至寶,便找來有關方麵負責人說:除了畫冊,應該用多種藝術形式表現長征。

  盡管他本人也一直打算創作一部有關長征的作品,但由於工作繁忙,一直沒有時間落筆。如今,長征已過去了三十年,該是實現這個心願的時候了,正在杭州療養的肖華於是開始了人生旅途上又一次新的“長征”。

  采用什麽藝術形式來反映長征呢?長於詩詞的肖華決定采用“組詩”的形式來體現這一重大革命體裁。

  考慮到舞台演出的需要,他在借鑒古詩詞的基礎上,采取了“三七句、四八開”的格式,即每段詩詞用4個三字句,8個七字句、共12行68個字組成,一詩一韻。這種形式,既有統一的格律,便於記憶朗誦、譜曲歌唱,又較舊格律自由,不受平仄、對仗的限製。

  長征時,隻有17歲的肖華作為少共國際師政委參加的是紅一方麵軍的長征,對於紅二、紅四方麵軍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則知之不多。

  作為一部反映長征的文藝作品,僅反映紅一方麵軍的情況是遠遠不夠的。為了從整體上把握長征的全貌,並藝術地展現長征的精髓所在。肖華收集了大量有關長征的資料,認真閱讀毛主席有關長征的詩詞和著作。

  經過反複醞釀,最終按照長征的曆史進程,從極其複雜的鬥爭生活中,選取了12個最概括的典型事件來安排了組詩的整體結構,這12個典型事件是:告別、突破封鎖、進遵義、入雲南、飛越大渡河、過雪山草地、到吳起鎮、祝捷、報喜、大會師、會師獻禮和誓師抗日。

  組詩框架搭好了,該是動手寫作的時候了。

  盡管三十年過去了,但長征路上的一幕幕卻依然是那麽清晰地映現在肖華的眼前:告別時的離愁、遵義會議的光芒、大渡河的激流、雪山草地的烏雲、三軍會師後的喜悅……

  創作的激情伴著長征那曲折路途時起時伏,演化成筆下那一段段飽含深情的詩句。而每每想起長征路下倒下的戰友,淚水便模糊了將軍的雙眼,有時禁不住伏案慟哭。

  幾個月下來,人竟然瘦了好幾斤!在不知經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後,一組形象鮮明、感情真摯、格律嚴謹、節奏鏗鏘而膾炙人口的《長征組詩》終於在他手中誕生了。

  《長征組詩》完稿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決定在《長征組詩》基礎上創作一部大型聲樂作品,以此紀念紅軍長征勝利三十周年,並經過研究將這個光榮的任務交給了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



  戰友文工團是全軍數十個文藝團體中影響較大的一個文藝團體,尤其是在傳統項目大合唱方麵卓有成就,並且擁有一批包括馬玉濤、馬國光、賈世駿、耿蓮鳳等出類拔萃的獨唱演員,所有這些都為後來長征組歌的成功上演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接到總政下達的任務後,戰友文工團團長張非、副團長晨耕立即召開了各分團長會議進行布署,並在很短時間內組織了一支由200多名演員組成的合唱隊,演員平均年齡不到25歲。這也是該團建團以來最大、演員也最年輕的一支合唱隊。

  為了充實合唱隊力量,總團又從分團調進了張振富、王伯華、馬子躍、閻祖榮、韓忠等主要演員,還從雜技團調去葛玉亮等在聲樂上訓練有素的同誌以充實合唱隊的力量。

  作為大型聲樂套曲,音樂的創作是至關重要的。晨耕除了負責整個劇組的策劃和排練外,還擔任了組歌音樂創作的組織領導和具體實施。

  在全團緊鑼密鼓調集人馬之時,由晨耕領銜的包括曲作者唐訶、生茂和李遇秋在內的四人音樂創作小組也進入了緊張的創作階段。

  經過一番苦戰,他們很快就為《長征組歌》譜出了第一稿。為了便於普及,創作組還在歌曲中揉進了長征所經過地方民歌曲調。

  如第一曲《告別》中采用贛南采茶的曲調來描寫中的離別愁緒;

  第八曲《祝捷》用花鼓樂來描繪湖南籍紅軍戰士向大家講述毛主席指揮打勝仗的情景。

  第九曲《報喜》用贛東北采茶調等江西民歌來表達群眾對紅軍的歡迎和關切。

  此外,在《遵義會議放光輝》中於歡騰熱烈的樂段之後還加了一段“回聲”,以表示各地紅軍和黨組織對“遵義會議”的擁護和響應。

  為了便於演出,四人還就原歌詞中個別句作了改動,

  如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加上了開頭的“送水”唱段。

  第八曲《祝捷》中將“大雪飛,洗征塵,敵進攻,送禮品”的原詞根據音樂需要改成了“大雪(呀)紛飛(呀),為我洗征塵,敵人進攻送來好禮品……”。

  1965年4月,晨耕、唐訶、生茂、李遇秋四人攜稿來到杭州向肖華將軍進行匯報。為了充分表現創作效果,他們四人還組成了一個臨時“演唱小組”由唐訶唱女高音,晨耕唱中音或複調,生茂唱低音,李遇秋則用嘴伴奏。

  肖華將軍認真地觀看了他們的“演出”,肯定了他們的創作,並就每首曲子提出了自已的修改意見。為了使《長征組歌》的音樂更符合原創的意境,肖華還花了十天時間給四位作曲家講長征故事,一天講一首歌詞,從長征出發一直講到陝北。

  在講述過程中,肖華將軍時而眉飛色舞,時而慷慨激昂,時而潸然淚下,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大家也因此對長征的內涵有了深刻的理解,李遇秋深有感觸地說:“肖華將軍對長征精神的解讀,為我們完成《長征組歌》的後期創作及幾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回到北京後,四位作曲家根據肖華將軍的意見對原曲進行了修改。

  李遇秋在回憶第二次創作《長征組歌》時說:“那是1965年盛夏,我的創作就是在戰友文工團的一間隻有3平米的陋室裏進行的,當時沒有電扇,更沒有空調,那時我年輕,體力充沛,幾乎沒白天沒黑夜地寫,有時熱得受不了就索性‘赤膊上陣’,隻穿個褲衩,雙腳泡在涼水盆裏,身上披著一塊濕毛巾.……那些日子有幾天躺在床上根本無法入睡。經常會產生出一種幻覺,一閉眼仿佛看見很多紅軍戰士就圍在我床前,大聲地呼喊著‘李遇秋啊李遇秋,我們都犧牲了,沒有來得及看到新中國誕生。如今你還活著,一定要把這一切寫好,我們眼巴巴地等著你呢……’。在寫總譜的時候,我基本上是3天一首3天一首,就是吃吃飯,困極了睡一會兒覺,那個速度竟然連我自已都感到吃驚。”

  就這樣,在長征事跡和長征精神的激勵下,晨耕、李遇秋、唐訶、生茂在酷暑中完成了《長征組歌》的創作。十首組歌將十個不同的戰鬥生活畫麵環環相扣地結合在一起,把各地區的民間音調與紅軍傳統歌曲的音調和諧地融匯在一起,把通俗的音樂語言與豐富的音樂構思巧妙地編織在一起,生動地描繪了偉大長征的壯闊圖景,展示了工農紅軍的英雄性格,塑造了革命軍隊的光輝形象,《長征組歌》也因此成為一部主題鮮明、內容豐富、形式新穎、風格獨特的大型聲樂套曲。



  《長征組歌》譜稿完成後,為了在八一建軍節前完成這部音樂史詩的排練,戰友文工團立即進入了緊張的排練。在正式排練前,晨耕對合唱團說:“先烈們已經犧牲了,他們在地下沒有發言機會了,我們現在穿著軍裝,替他們在台上來說這些話。如果我們演不好,唱不好,他們在地下會罵:‘我們為了你們都已經犧牲了,你們這些白吃飯的,唱一下都唱不好嗎?’……。”

  實際上,由於戰前動員做的充分,再加上對長征所懷有的那種特別情感,大家在排練中都特別的投入。當時排練場非常簡陋,炎炎夏日,連個冷氣設備也沒有,空氣悶得很。一場練下來,人人都是汗流浹背,指揮唐江更是揮汗如雨,兼管服裝的歌唱演員耿蓮風特地為他做了件吸汗性能強的貼身背心,可唐江穿上它不一會兒外衣就變了顏色,原來小背心早已濕透。

  周總理對《長征組歌》的排練也十分關心和重視。有一次,周總理來到排練場看望大家,工作人員就地給周總理搬了一隻木凳,並把唯一的一台電扇放到總理身邊。總理看到指揮唐江累得滿頭大汗,便親手把電扇挪到唐江身後,說:“他比我更需要電扇。”同時告訴在場的文工團領導,要給指揮專門做兩套演出服裝。

  看完排練後總理興奮地對大家說:“很成功,祝賀你們,你們的路子是對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眾的……當然還要不斷改進,不斷提高,做到既好聽,又好唱,還要適合每個獨唱演員自己的演唱特點。”

  另據戰友文工團領導回憶,周恩來總理生前曾17次觀看《長征組歌》的排練和演出。他曾多次把曲作者和歌唱演員請到中南海他的辦公室或人民大會堂,一段段地聽《長征組歌》的演唱,聽完一曲,講述一段長征的史實和他的親身經曆,對每一曲都提出自己的評價意見,有時甚至具體到一個音符的高低。

  《長征組歌》第一曲反映是紅軍告別根據地老百姓情景,周總理看了試演後覺得與事實有出入,說:“《告別》寫得太雄赳赳、氣昂昂了。要尊重曆史嘛!當時是在左傾錯誤路線的控製下,紅軍是不得已進行戰略轉移的。紅軍撤離蘇區,舍不得留在根據地的戰友和鄉親們,是一步一回頭,一步一聲淚地依依惜別。”晨耕於是根據周總理的意見將《告別》改成了述離情、道別緒的揮淚惜別曲。

  《長征組歌》第九曲初稿開始寫得不太完整,周總理看了彩排後不太滿意,晨耕等便又改寫了第二稿,並專程到人民大會堂總理辦公室將修改稿唱給總理聽。總理聽後還是不滿意,說:“這隻能算一個方案,你們試唱一下,如不好可在原基礎上加工。”晨耕於是又回到初稿重新下功夫,並根據馬玉濤的演唱風格半後半部的音調充分伸展開來,使全曲給人以一氣嗬成之感。

  《長征組歌》匯報演出時,周總理接連3個晚上看了演出。每次看完後,他都同大家談感受,交換意見。大合唱不比小合唱、表演唱那樣活潑有趣。許多戰士反映,大合唱象堵牆,看也沒得看,聽也聽不清。

  為了克服這個缺點。戰友文工團一改傳統大合唱死板的布景。讓所有的演員都穿上紅軍服裝,並且有動作、造型,有情節,又有幻燈、布景的配合,一開幕就把觀眾帶入當年紅軍長征的曆史景象和氛圍中。

  著名作曲家朱踐耳先生看了排演後興奮地說:“這是革命的大合唱,是大合唱的革命!”

  周總理對此也很是讚賞,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對晨耕、李遇秋等人說:“肖華同誌的詞寫得好,你們譜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二馬一賈(指歌唱家馬玉濤、馬國光、賈世駿)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聽聽各方麵的意見。有些方麵還可以再作修改,比如你們雖然衝破了合唱的城牆形式,但如何解決樂牆啊?否則,演奏壓合唱,影響了聽唱。”晨耕等人於是根據總理的建議重點調整了中西混合樂隊的平衡協調及與合唱隊的賓主關係,效果果然不錯。

  周總理不僅喜歡看、喜歡聽《長征組歌》,還專門請戰友文工團的歌唱家為他教唱《長征組歌》,他對每一個唱段、每一處表演都如數家珍。《長征組歌》十個唱段,從第一曲《告別》到終曲《大會師》,他都能熟練、準確地唱下來。戰友文工團在創作過程中,曾修改了肖華的部分詞句,其中第四段《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原詩是“主席用兵妙如神”,因為“妙”字不好發音演唱,所以就改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周總理看後對這一改動十分欣賞,稱這是《長征組歌》中的“神來之筆”。



  1965年八一建軍節前夕,大型聲樂套曲《長征組歌》在北京首都大禮堂隆重上演。《長征組歌》以深刻凝煉的詞匯,清新動人的優美曲調,濃鬱的民族風格和為群眾喜聞樂見的表演藝術形式,謳歌了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和指揮下,曆盡艱險,不屈不撓,英勇作戰,無私無畏的革命精神,頌揚了中國革命史中具有傳奇性的壯麗史詩,氣勢磅礴,感人肺腑。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整個演出現場掌聲不斷。

  肖華和紅軍老領導老戰士一起觀看了演出,演出一結束,他就情不自禁地跑上台跟演員們講《長征組歌》,講《長征組歌》這段曆史,講著講著聲音就哽咽了,台下的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政委廖漢生以及許多老紅軍都被他的講述感動得落了淚。演出結束後,肖華又接見了全體演職人員,動情地說:“你們的演出讓我很感動,你們把歌唱活了,因為長征本身是偉大的,是感人的,你們的歌展現了偉大長征的麵貌,你們的演出是成功的。”

  從1965年7月起,《長征組歌》先後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公演了20多場, 當年就在全國各地演出50 多場次,觀眾達10多萬人。1966年春,《長征組歌》還被列為周總理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國隨訪藝術團的重要劇目,並受到了出訪國的熱烈好評。

  盡管《長征組歌》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受到了全國觀眾的喜愛,然而“文革”開始後林彪江青一夥卻對這台節目百般刁難,《長征組歌》的詞作者肖華將軍也無端地被林彪無端誣蔑為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周恩來總理得知此事後十分憤怒。

  1967年3月3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一個六千人的大會上,周總理情緒激動地說:“肖華同誌從紅小鬼到總政治部主任,跟著毛主席幾十年,他怎會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這一句是傳神之筆嘛!《長征組歌》我都會唱,我們為什麽不唱呢?”周總理此話一出,林彪江青隻得停止了對肖華的攻擊,但為全國人民所喜愛的長征組歌卻再也沒有能出現在舞台上。

  然而,烏雲終究遮不住太陽的光芒。1975年10月,為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40周年,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鄧小平衝破重重阻力,毅然指示有關方麵重演上演《長征組歌》。

  周總理得知《長征組歌》重新演出後也非常高興。一天,戰友歌舞團的演出剛剛結束,演員們還沒來得及卸裝,就接到一個來自周總理辦公室的電話,說是總理想看《長征組歌》。由於當時總理病重在醫院的床上,無法到現場觀看,總理辦公室有關人員便根據總理的要求請演員們對著攝像機再演一遍,以便總理在醫院通過電視錄像觀看。

  當演員們得知是為敬愛的周總理演出時,都動情地哭了。他們迅速整理好服裝、道具,在唐江的指揮下,麵對著攝像機,開始了為周總理演出。盡管麵對的是空空的劇場,但大家都感到總理就坐在台下,人人都拿出最佳狀態,含淚為周總理演出。

  “雪皚皚,野茫茫。高原寒,炊斷糧。紅軍都是鋼鐵漢,千錘百煉不怕難。雪山低頭迎遠客,草毯泥氈紮營盤。風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饑誌越堅。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當周總理在病床上通過電視錄像看到長征組歌,尤其是聽到這首他最喜歡的《過歸雪山草地》眼裏泛出了淚花,這也是周總理在病重期最後一次聽他最喜受的歌曲。

  《長征組歌》複出後的演出也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北京展覽館劇場連演40多場,場場爆滿。李遇秋至今對當時演出狀況還曆曆在目:“那時的情景真讓我終生難忘-……在擁有2000多個座位的北京展覽館劇場,兩個月內連續演出40場,場場都座無虛席,轟動了全國。

  那時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經常響起‘紅旗飄,軍號響,子弟兵,別故鄉’的歌聲。許多剛從‘牛棚’中走出的和仍被‘掛起來’的老紅軍、老八路被接去看演出,他們中有很多人邊看邊落淚。”

  據統計《長征組歌》自誕生至今在國內外巡演了1000多場次,觀眾多達百萬人次,堪稱中國合唱史上的奇跡。後來,戰友文工團排演的《長征組歌》還被搬上了銀幕。

  戰友文工團演出的《長征組歌》譽滿海內外,但許多人並不知道,當年除了戰友團演出了《長征組歌》外,總政歌舞團也根據肖華要求排出了一場大歌舞《長征組歌》。

  據晨耕回憶:1964年11月,肖華曾召集他和總政歌舞團團長時樂濛要求他倆將長征組歌搬上舞台。並說:“我不是讓你們合作寫一台《長征組詩》的歌曲,總政歌舞團要搞一台帶舞蹈的大合唱,戰友文工團可以搞一台便於推廣傳唱的音樂晚會,不一定寫成12首曲子,也可寫成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那樣的歌曲,把這12首詩的意思融進去。當然,你們可以根據作曲的需要,改動其中的部分詞句。”

  總政歌舞團受命後,立即組成了創作班子,肖華將軍對這台戲也很是重視,他到青島去療養時,還把總政文工團的創作班子帶到青島一同研究《長征組歌》的譜曲問題。

  1966年2月總政歌舞團排練的《長征組歌》在北京京西賓館禮堂演出了兩場,當時周恩來總理和肖華觀看了演出。演出後,周總理還曾問肖華,這兩個版本哪個更好?肖華說,各有千秋。總政歌舞團的節目既有合唱也有舞蹈和表演,音樂的交響性比較強,顯得壯觀、富有氣勢。並且還曾為在北京召開的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作過匯報演出,受到好評。

  周總理和肖華等人還曾要八一電影製片廠將其攝製成電影藝術征保存下來。然而,“總政版”《長征組歌》電影攝製工作剛開始籌備,就趕上了“文革”,拍片一事就此擱淺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附:戰友文工團《長征組歌》節目單:

  1《告別》(混聲合唱)

  2《突破封鎖線》(二部合唱與輪唱)

  3《遵義會議放光輝》(女聲二重唱、女聲伴唱與混聲合唱)

  4《四渡赤水出奇兵》(領唱與合唱)

  5《飛越大渡河》(混聲合唱)

  6《過雪山草地》(男高音領唱與合唱)

  7《到吳起鎮》(齊唱與二部合唱)

  8《祝捷》(領唱與合唱)

  9《報喜》(領唱與合唱)

  10《大會師》(混聲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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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長征組歌》活動:紅色經典魅力永恒

劇組車隊行駛在前往貴州的路上

《長征組歌》在瑞金首演

一曲《十送紅軍》唱不盡軍民魚水深情。

  “雪皚皚,野茫茫。高原寒,炊斷糧。紅軍都是鋼鐵漢,千錘百煉不怕難……”自7月24日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長征組歌》劇組在人民大會堂唱響這首響徹寰宇的激昂壯歌,到9月4日在“革命聖地延安”舉行閉幕演出,這一大型公益巡演活動,伴著“鐵流兩萬五千裏,紅軍威名天下揚”的歡快激越歌聲,徐徐落下帷幕。

  曆時40餘天,行程數萬公裏,橫跨紅軍長征途經的9個省區48個市地縣,演出38場,現場觀眾逾50萬。“戰友人”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以實際行動向老區人民交出了一份“繼承紅軍傳統,永做紅軍傳人”的優秀答卷。

  發生在70多年前的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無疑是一部共產黨人用信念和意誌譜寫的壯麗詩篇。作為對這一壯舉的形象展示和藝術再現,由肖華作詞,晨耕、生茂、唐訶、遇秋譜曲,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精心排練演出的大型聲樂套曲《長征組歌》,堪稱眾多長征題材文藝作品中融思想性、藝術性於一體的舞台精品,因而才能曆久彌新,久唱不衰。

  從1965年《長征組歌》誕生算起,至今已經過去了41個春秋,其藝術魅力依然光芒四射,其鼓舞士氣、激勵鬥誌的作用依然如此強勁,這不但緣於《長征組歌》在藝術上的巨大成功,更緣於長征這一壯舉本身的震撼力。這也再一次表明:偉大的壯舉能夠產生不朽的作品,而每一部優秀作品的成功都離不開生活這惟一的源泉。

  今天,我們這些後來者雖然無緣目睹當年《長征組歌》公演時的盛況,但透過新一代“戰友人”巡演長征路的曆程和受到熱烈歡迎的感人場麵,卻不難想象它一經問世引起的極大轟動。翻開已經泛黃的1965年8月21日解放軍報一版,“《紅軍不怕遠征難》組歌受到熱烈歡迎”的標題赫然入目。該文介紹,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自當年7月公演以來,短短1個月演出20餘場,觀眾達數萬人。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譚震林、薄一波、羅瑞卿先後觀看並給予高度讚揚。一些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滿懷激情地看完演出,認為這部作品成功地體現了長征精神,表現了長征氣魄,富有革命的激情和戰鬥性。

  《長征組歌》之所以能成為頌揚紅軍英雄業績的大型舞台藝術精品,至今仍放射著令無數觀眾熱血沸騰的藝術魅力,顯然就在於它表現題材的重大和思想性藝術性的完美統一。而這一切又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肖華將軍,親身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對“紅軍急切上征途,戰略轉移去遠方。男女老少來相送,熱淚沾衣敘情長”的離別場麵,必然是親眼所目睹;他也必然經曆了“紅軍夜渡於都河,跨過五嶺搶湘江。三十晝夜飛行軍,突破四道封鎖牆”的艱苦征戰,經曆了“鑼鼓響,秧歌起。黃河唱,長城喜……陝甘軍民傳喜訊,征師勝利到吳起”的歡樂場麵,因而在紀念紅軍長征30周年之際,由肖華而不是別人寫出這一大氣磅礴、流傳久遠的組歌歌詞就在情理之中了。

  曲作家和演職人員為《長征組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自不待言,甚至毛主席、周總理和鄧小平同誌也都為該劇付出了心血。《長征組歌》一上演,毛主席通過收音機收聽後,當即稱讚這是一台好節目,並熱情鼓勵創作人員要精益求精。周總理自始至終關心著《長征組歌》的創作、排練和演出,多次親臨排練現場,一曲一曲地指揮排練。為了彌補演員經曆的不足,他反複給大家講述紅軍長征中的鬥爭生活。在排練現場,周總理甚至一次次地把自己身邊的電扇搬到指揮和演員們身旁。《長征組歌》成為周總理一生最為喜愛的音樂作品,所有曲目他全部會唱。

  長征勝利40周年時,《長征組歌》重新公演,鄧小平同誌當時提了一個很重要的意見。原歌《突破封鎖線》中最後兩句歌詞是:“圍追堵截奈我何,數十萬敵軍空惆悵。”鄧小平同誌說,不是敵人空惆悵,而是紅軍在惆悵。中央紅軍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仍未能擺脫“左”傾路線的影響。湘江一戰,損失過半,8萬多人隻剩下3萬多。肖華聽了鄧小平同誌的意見,遂把這兩句改為我們現在聽到的“全軍想念毛主席,迷霧途中盼太陽。”這一改,使歌詞的含義更為準確、深刻。多位領袖共同關注一台劇目,這在新中國舞台藝術史上並不多見。

  我們常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就越是具有無窮的魅力。可以說,《長征組歌》就是對這一藝術論斷的最好佐證。在這部大型舞台音樂作品中,幾乎每首歌曲都有著不同的地域特色,民族化音樂元素比比皆是:《告別》一曲用的是江西音調,《遵義會議放光輝》融合了貴州苗族的山歌,《四渡赤水出奇兵》吸收了雲南少數民族的音樂,《飛越大渡河》采用的是四川川江號子的節奏,《到吳起鎮》則以陝北的秧歌調突出襯托紅軍勝利會師的歡樂場麵。加之《長征組歌》歌詞朗朗上口,曲調親切自然,易唱好聽,一學就會,因之也成為數十年來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普及最為廣泛的經典音樂作品。這一成功的經驗,對我們今天的舞台藝術、音樂創作都不無借鑒及啟迪意義。

  周總理當年在指揮“戰友人”排練長征組歌時,反複強調:文藝工作者唱紅軍首先要學紅軍,要以紅軍長征的偉大精神排演好《長征組歌》。讓我們十分欣喜的是,今天正在舞台上演唱著《長征組歌》的新一代“戰友人”,不但傳承了老一輩文藝工作者的藝術追求,使《長征組歌》愈演愈精,愈唱愈新;而更為可貴的是,他們傳承了老一代“戰友人”“歌唱紅軍業績,發揚長征精神”的優良作風,自覺地把藝術之根深植於廣大的人民群眾之中,把演出的舞台搬到長征途經的一個個鄉鎮村落,身體力行新時期軍隊文藝工作者的神聖使命,並由此切身感受到藝術生命的源泉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這,也許就是今天的“戰友人”巡演長征路的最大收獲。

來源: 編輯: 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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