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龔小夏.劉曉波.王丹: 八九抗議運動並非民主運動 ZT

戴晴.龔小夏.劉曉波.王丹: 八九抗議運動並非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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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組織結構研究

陳小雅主編《沉重的回首: 89天安門運動十五周年紀念文集》連載

封從德（法國）

　　一、北大籌委會的特點
　　
　　“北大籌委會”成立於1989年4月19日，是學運中第一個自治組織，全稱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這個組織產生於一次二千多同學的聚會，由此可以體現其民主性與開放性。她並不排斥官方學生會，實際上在成立之前，同學們還呼籲學生會的幹部挺身而出領導學運。其名稱自限為“籌備委員會”，且當眾宣布籌委會成員不得參與未來的自治學生會的競選。因此，北大籌委會從一開始就考慮到要限製個人私利、發展民主機製以保障其開放性。北大籌委會的特點，相對而言，也許可以說是“中庸”，即在“民主”與“集權”之間逐步調適。她有偏向於民主性、開放性與延續性的一麵，這種取向的代價是初期效率偏低，但到運動中後期因為其民主機製的完善而有長足改進。

　　在學運初期，籌委會的來源有四：

　　1、自發的無派別同學，如丁小平、熊焱、常勁、郭海峰、柴玲、趙體國和我等人；
　　2、“民主沙龍”王丹、楊濤等人；
　　3、沈彤及其“奧林匹亞學院”成員；
　　4、原學生會成員，如李進進、張智勇等人。

　　其中自發者居多，運動期間始終如此。

　　這四類成分大體涵蓋了北大學生的各個層麵，也顯示出籌委會的開放性。但籌委會最初九位成員中沒有三、四類同學；“民主沙龍”雖占了三人，卻不是前幾任的召集人（楊濤做主席是在五月份）。

因此，即便四月十九日晚“民主沙龍”推動的這個“成立大會”，也不是“民主沙龍”的那批同學能夠操控得了的。

隨著三、四類同學的加入，“民主沙龍”的成員差點脫離籌委會，王丹由於老不來開會還差點被除名。

但限製個人私利、發展民主機製確實在客觀上抑製了學運內部的派別之爭，尤其是王丹等人的“民主沙龍”與沈彤等人的“奧林匹亞”之間，雖摩擦不斷，終究並未爆發內訌，也未形成一派獨大的情勢。

　　民主機製的存在和強調，保證了籌委會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可以作出正確的抉擇，如議決“四二七”出校遊行。

當時，在北大籌委會常委內部進行表決時，五常委中是三比二反對出校，結果在我和一些同學的堅持下，各係籌委根據民主程序聯名召開擴大會議，否決了常委會的決議。

從許多當事人的回憶中，我們知道，北大遊行隊伍走出校門，對其他已作好準備但還在觀望的學校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而正是由於各校的匯合，使“四二七大遊行”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壯觀局麵。這一過程加強了我對民主機製的信念，對我後來的行為也有極大的影響。

　　但是，對民主機製的強調也有副作用，尤其是運動初期，影響了北大籌委會的運作效率。這表現在召集人從4月19日夜到25日，六天換了三屆。尤其是4月24日全校學生大會，由於民主程序尚未確立，部份同學操之過急，結果沒能完成學生自治會的直選，致使北大喪失了一次“校園民主建設”千載難逢的機會，對學運也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然而，權衡利弊，我還是認為，加緊建立民主機製是保障組織長期效益的關鍵。北大籌委會到了運動中後期異常穩定，有相當大的權力延續性，內部也不再有大動蕩，效率越來越高，成為運動實質上的中堅，無論是“北高聯”還是廣場指揮部，都主要依靠其支持。絕食前，北大的校園民主建設的時機已經成熟，並得到校方的認同。5月3日，我曾以北高聯主席和北大籌委會常委的身份與丁石孫校長及教務長等人會晤，丁校長完全讚同“校園民主”的設想，可惜後來被絕食所打斷。

　　北大籌委會和後麵要介紹的一些組織，足以反駁後來有許多否定八九民運的民主性質的評議。

　　這些否定性評議中，最為怪誕的是一些曾經的參加者和支持者的言論，如

　　“天安門事件並非民主運動，而是中國在實現社會轉型時的一個挫折，一個後退，一場悲劇”（戴晴）、

　　“八九年的運動是一場大規模的抗議運動，但很難稱之為民主運動” 、隻能稱作“泄憤運動”（龔小夏） 、

　　或

“八九抗議運動”、“它絕不是偉大的民主運動，而是奴隸們的反抗運動”（劉曉波），

　　等等。

　　這樣的言論並非僅僅由於誤會，還得到更為直接的當事人提供的說法的支撐，

　　如作為北大籌委會骨幹的王丹在影片《天安門》中指稱的：“北大籌委會的常委並沒有經過程序化的選舉過程。籌委會曾經幾次作出努力, 就是希望能夠用真正民主的方法選出自己的領導, 但後來沒有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