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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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化史上，東亞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單元。長期以來，東亞各族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係。民族之間，國與國之間的交往離不開兼通雙方語言或多種語言的翻譯人材。
“象胥”、“譯”、“典客”、“舌人”、“譯官”、“譯語”、“通事”等，均指曆代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國家交往時，負責傳譯的人員。
同樣，口譯人員也普遍存在於東亞諸族中。東亞諸族中深受漢文化影響的朝鮮半島、日本也使用“譯語”這一術語。
考諸文獻“譯語”這一術語，在東亞諸國史籍中含義有三，
一是指充當翻譯的口譯人員；
二是指翻譯之事； 三是指互譯語言[1]。
唐代，大量日本人進入中原學習，日本人習稱遣唐使時代。
這一時期，日本、渤海、新羅等東亞國家的職官製度深受唐製影響。政府中亦設有“譯語”之職。
到了元明時期，隨著編撰“至元譯語”、“華夷譯語”等多種對譯辭書的出現，“譯語”作為口譯人員的涵義逐漸消失，隻保留了互譯之事和對譯語匯這兩種意義。
但同一時期的高麗則不同，據《高麗史》記載，在高麗“譯語”仍指口譯人員。
朝鮮王朝受明、清影響較深，也編撰了許多他國語和朝鮮諺文對譯語匯。
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以中國和朝鮮半島為中心，考就東亞“譯語”自唐宋、高麗時期主要指口譯人員，到元明朝鮮時代，主要用來指他國語和本國語的對譯語匯的演變過程。
一“譯語”一詞的由來
“譯語”作為口譯官，在東亞諸國中普遍存在，考究其淵源是十分重要的。
（一）《禮記·王製》篇記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誌，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2]。這是中國最早有關口譯人員稱呼的記載。由此可知，周與四夷交往時，對通東、南、西、北四方周邊民族語言的人員有不同稱謂。孔穎達疏解釋“其通傳東方語官，謂之寄，言傳寄外內言語，其通傳南方語官，謂之象者，言放象外內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我們無法確定孔穎達上述解釋的根據所在。實際上，上述對翻譯人員的四種稱呼“寄”、“象”、“狄鞮”與“譯”很有可能是不同語言中對譯者的稱謂。與本文關係最為密切的，是上述四種稱謂中的“譯”。《說文解字》解釋“譯”為“傳譯四夷之言者”[3]。據孔穎達疏和《說文解字》中的解釋，從狹義角度來講，“譯”指通傳北方語官；從廣義上來說，又指“傳譯四夷之言者”。
當兩個相距遙遠的民族交往時，往往不能找到通雙方語言的人員，不得不借助第三種語言，故有“九譯”和“重譯”之說。是指進行幾道翻譯之事，形象的說，就是先將A民族的語言翻譯成B民族語言，再將B民族語言翻譯成C民族語言，最終達到譯成漢語的目的[4]。
《尚書》記載“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5]。
《尚書》大傳記載：“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6]。
《冊府元龜》外臣部記載：“周公居攝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譯而獻白雉”[7]。越裳在交趾之南，與漢地相距遙遠，語言不通，所以與中原隻能“重譯”往來。
漢武帝時，平南越置交趾郡。但是，“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8]。
《尚書》大傳與《冊府元龜》的記載，內容方麵基本相同，隻是“三象胥重譯”和“重九譯”這幾個字上的差別。“象胥”是周官稱謂，即上述《禮記·王製》中四方翻譯稱謂中譯南方語言之“象”。據《禮記》記載“此官正為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通言語之官為象胥。諝謂象之有才知者也”[9]。《周禮》記載，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10]
《史記三家注》有“重九譯”[11]的記載，《史記》正義解釋為“重重九遍譯語而致”（《史記》正義是唐人張守節所作，宋人合刻《史記三家注》）。在唐朝時期，譯語除了指口譯人員之外，已經有了指翻譯之事和互譯語匯這兩個含義。
（二）從明人文集中對不同民族、國家語言和漢語的對譯語匯的命名，體現出“譯語”一詞的由來與《禮記·王製》篇的記載有關。
明代吳人慎懋賞所撰《四夷廣記》[12]中，收入了十三種語言和漢語的對譯語匯。
例如，
東夷有日本寄語、朝鮮寄語、琉球寄語、瓜哇寄語、滿剌加寄語；
北狄有韃靼譯語、女直譯語；
西夷中有榜葛剌譯語、安南國譯語、還有未標明的對譯語匯，但一看便知，是回回館譯語，有波斯文原文和漢字音譯及漢譯；
南夷有占城象語、暹羅象語、真臘象語。
這一命名與《華夷譯語》中諸蕃語言和漢語對譯語匯之命名有所不同。大體上是以東、南、西、北四方不同國家語言和漢語的對譯語匯，分為寄語、譯語、象語三種。
但是，其中北方和西方國家語言和漢語的對譯語匯，均稱為譯語；
東方（東夷）國家語言和漢語的對譯語匯稱為寄語；
南方國家語言和漢語的對譯語匯稱為象語；
這一命名應出自《禮記·王製》篇“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的記載。
二譯語的設置
“譯語”始設的具體年代，尚不清楚。唐宋、日本、新羅、渤海、高麗，都設“譯語”，作為口譯人員。
（一）唐宋譯語
唐與中亞諸國、西域、日本、新羅等周邊民族、國家之間，有著頻繁的往來。唐朝在相應機構設置了專門的翻譯，當時被稱為“譯語人”，鴻臚寺設有譯語人[13]。唐朝還在中書省下設“蕃書譯語”[14]。
據《唐六典》記載：“鴻臚寺譯語並記二十人”[15]。
《新唐書》記載，中書省有“蕃書譯語十人”[16]。
這是唐朝在中央機構所設置的翻譯人員。除了中央機構設有譯語之外，民間也有譯語進行翻譯活動。在吐魯番出土文書及《李文饒文集》中，多處可見有關譯語人的記載。向達先生指出：“李文饒集多記載唐會昌初年譯語人諸事，在京回鶻譯語人，屢及石姓譯人，謂為‘皆是回鶻種類’”[17]。
唐朝譯語，主要由居住在中原的藩、胡人來充當。在唐以前，已有西域人入居中原。《後漢書》記載“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18]。
黎虎認為唐代從中央到地方機構之譯語人，多以“昭武九姓”胡人來充任，是因為他們兼通胡漢語言[19]。
《唐會要》記載：“永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史訶擔宅”[20]。史訶擔應是當時擔任中書譯語的中亞史國（今kesh sahr-i-sabz）胡人。
在唐朝，中亞、西域使臣、僧侶、商人往來頻繁，他們中間有些人能通諸族語言，常成為現成的口譯人員。
關於唐朝政府對譯語人素質方麵的要求，學者觀點不同。塞諾認為唐朝對譯語的要求不高，不要求懂得文字，能懂胡、藩等少數民族語言、而又能通漢語者，可擔任譯語。並提出唐朝譯語，年齡限在15－20歲，無定數，有專職和兼職人員[21]。其依據當是《新唐書》所記載“鴻臚譯語，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擇儀狀端正無疾者”[22]。
馬國榮則認為唐朝政府對譯語人員的素質要求較高。各邊州郡縣開設了一些譯語學校和短期訓練班，培養和選拔更多的翻譯人才。譯語人，基本上都是由熟悉漢文化和精通漢語,並長期生活在唐朝的蕃客所擔任[23]。他的依據是“其邊州令製，譯語學官，常令教習，以達異意”[24]。
由於譯語者，多非漢人，故有時亦存在獲取朝廷信任的問題。
例如，李德裕《論譯語人狀》記載“右緣石佛慶等皆是回鶻種類，必與本國有情。紇扢斯專使到京後，恐語有不便於回鶻者不為翻譯，兼潛將言語輒報在京回鶻。望賜劉沔忠順詔，各擇解蕃語人不是與回鶻親族者，令乘遞赴京，冀得互相參驗，免有欺蔽。未審可否”[25]。
這是說，譯語石佛慶與回鶻關係密切。在擔任口譯時，唐朝方麵不利於回鶻的言行不但可能不翻譯出來，而且可能私下為回鶻通風報信，故希望有非回鶻親族的譯語在場監督。石佛慶當為中亞石國（今塔什幹）胡人。向達先生認為其流寓長安應在文宗、武宗之際[26]。
曆代以來，譯者地位並不高，自明成祖開始，方準許譯者參加科試。譯語也不例外，地位並不高。
《唐會要》記載：“開元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敕。鴻臚當司官吏以下，各施問籍出入，其譯語掌客出入客館者，於長官下狀牒館門，然後與監門相兼出入”[27]。
《新唐書》“鴻臚譯語，不過典客署令”[28]。黎虎認為唐譯語人的地位不得超過七品以下的典客、署令[29]。
宋朝與契丹、女真、蒙古、黨項等北方民族時戰時和，須有翻譯人員。宋朝亦在四方貢奉使下設置譯語通事，皆是為國外或少數民族傳譯而建置[30]。
據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譯者”條“今北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徭謂之蒲義，皆譯之名也”[31]。
宋、遼、金時期，均設立通事人員。姚從吾先生認為“舌人改稱通事，大概在唐代末葉，或遼宋初年。南宋以後，始廢舌人、譯者，專稱通事”[32]。
《宋史》記載“四夷有譯語、通事、書狀、換醫、十券頭、首領、部署、子弟之名，貢奉使有庭頭、子將、推船、防授之名，職掌有傔”[33]。
這裏，譯語、通事同時出現，可以看出，宋、遼、金以後，通事作為口譯官在北方較為普遍使用的情況下，譯語並沒有被通事一詞所取代。
（二）日本、新羅譯語
日本、新羅與唐朝有著頻繁的外交關係。日本、新羅多次派使團到唐朝。譯語應是在這一時期傳入日本、新羅等地。日本派往唐朝的僧侶、留學生中就有譯語。據《日本書紀》記載，日本派往唐朝的留學生八人中有“奈羅譯語惠明”[34]。
根據日本延曆寺所藏最澄入唐求法時的台州公驗，日本求法僧最澄入唐求法，隨行人員中有“譯語僧義真”，駒井義明認為義真是“通譯”[35]，即口譯人員。日本派往唐朝使團中所出現的譯語，應是隨行翻譯人員。
關於朝鮮半島三國時代譯語的情況，朝鮮方麵的史料記載非常缺乏。據《三國史記》記載：“史台。掌習諸譯語”[36]。
這裏，譯語應是指對本國語和外國語的翻譯之事或指翻譯語匯。不是指口譯官。這一史料證明，在朝鮮半島，三國時代，已出現了學習各國語言的情況，而且，由史台掌管此事。其目的應該是為從事翻譯而學習外國語。
關於新羅譯語，日本方麵的史料多有記載。正填補了朝鮮方麵史料記載之不足。
《日本書紀》記載：“由是天皇詔大伴大連室屋，命東漢直掬以新漢陶部高貴、鞍部堅貴、書部因斯羅我、錦部定安那錦、譯語卯安那等遷居於上桃原、下桃園、真神原三所”[37]。
《日本後紀》記載：“六年（815）春正月壬寅，是日停對馬使生一員置新羅譯語”[38]。
《日本後紀》記載：大宰府報告，西海出現三艘新羅船，因語言不通，消息難以了解，“差新羅譯語並軍毅等”[39]。
毫無疑問，新羅譯語的作用應是消除語言阻隔，傳譯雙方語言。譯語卯安那、新羅譯語應是日本方麵，懂新羅語的口譯人員。
（三）高麗譯語
《高麗史》中多處出現有關譯語的記載，小倉進平早已提出《高麗史》中頻繁出現的譯語應為口譯人員（通譯官）[40]。
《高麗史》記載“置司譯院，以掌譯語”[41]，指出在高麗時期，司譯院應是掌管譯語的機構。
據《高麗史》記載，文宗二十七（宋熙寧六年，1074）年五月，西北方麵兵馬使報告，請求派鄉人來觀戰，於是遣“定州郎將文選及將校譯語等著蕃服與”[42]。
這是說高麗與女真、契丹為東蕃問題爭戰時，將校譯語等穿上蕃服去觀戰。這裏的將校譯語應是懂女真語或契丹語，能進行高麗方麵的語言和女真、契丹語言互譯的口譯人員。
《高麗史》記載，恭湣王七（元至正十八年，1368）年五月倭焚喬桐，高麗方麵派各蕃人馬去防衛倭賊，其中有“譯語各五人赴阻江赤口朽石等處”[43]。此處譯語五人，未記載姓名，他們應該是懂日本語的口譯人員，有溝通語言阻隔的媒介作用。
高麗稱口譯人員為譯語應受宋朝影響。但與唐宋不同的是，高麗時期有譯語、譯語別將、譯語郎將、譯語中郎將等不同稱呼。為了方便起見，現將其列表如下：
表一《高麗史》所見譯語資料：
譯語人物 | 資料出處 | 上下文 | ||
譯語加西老 | 《高麗史》文宗三卷九 | 文宗二十七（宋熙寧六年，1074）年，秋七月丙午製曰黑水譯語加西老諭東蕃為州縣。 | ||
譯語李贇 | 《高麗史》元宗一卷二十五 | 元宗二（元中統二年，1261）年，隨太子諶到元朝。 | ||
譯語鄭庇 | 《高麗史》元宗二卷二十六、卷一百三十林衍傳 | 元宗十（元至元六年，1269）年，隨世子諶(忠烈王)在元朝，是隨行七人之一，問知林衍叛亂之事，向忠烈王匯報。 | ||
譯語金仁 | 《高麗史》忠烈王三卷三十 | 忠烈王十三（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從元朝回高麗。 | ||
譯語李得春 | 《高麗史》恭湣王三卷四十 | 恭湣王十三（元至正二十四年，1374）年，從元朝回高麗。 | ||
譯語吳克忠 | 《高麗史》恭湣王七卷四十四 | 恭湣王二十三（明洪武七年，1364）年，與金甲雨一同被誅。 | ||
譯語於琔 | 《高麗史》卷一百三十叛逆四有傳 | 元宗朝以譯語累遣郎將出使蒙古不回。 | ||
譯語李鬆茂 | 《高麗史》卷一百三十叛逆四於琔傳 | 與於琔同在元朝的譯語。 | ||
譯語郎將康允紹 | 《高麗史》元宗二卷二十六26、卷一百二十三嬖幸一有傳 | 解蒙古語，元宗朝多次出使元朝，累遷將軍。 | ||
譯語郎將康禧 | 《高麗史》元宗二卷二十六26、卷一百三十趙彝傳 | 元宗九（元至元五年，1268）年，遣元答書元朝宰相安童等索要藥材事。 | ||
譯語郎將白琚 | 《高麗史》元宗三卷二十七 | 元宗十三（元至元九年，1272）年，遣元表賀趙良弼從日本回來，率日本使十二人到元朝。 | ||
譯語別將徐偁 | 《高麗史》元宗三卷二十七 | 元宗十三年，元世祖忽必烈說他與校尉金貯出使日本有功，命加大職為將軍。 | ||
譯語中郎將丘千壽 | 《高麗史》忠烈王三卷三十 十
| 忠烈為東寧府譯語，忠烈王十三年，捕雙捕雙城諜人忽都歹德山等來。
| ||
以上是《高麗史》中所出現的有關譯語、譯語別將、譯語郎將、譯語中郎將等人物及其主要活動情況，未出現人名者沒有列入表內。這裏，徐偁是跟隨使臣到日本的口譯人員，除黑水譯語加西老外，其它人都是派往元朝的口譯人員。故加西老可能是懂女真語的譯語；徐偁應該是懂日本語的譯語。康允紹懂蒙古語見於記載。其餘十人，不知是懂蒙古語還是懂漢語。薑信沆將於琔列為蒙古語通事中，認為“譯語”、“譯語別將”、譯語郎將、譯語中郎將等，均指從事外國語翻譯的人[44]。小倉進平將於琔歸到懂蒙古語的學者之中[45]。
據《高麗史》記載，高麗時代的口譯人員，有從譯語累遷為郎將、將軍的現象。例如，於琔以譯語累遣郎將；康允紹、徐偁以譯語升遷為將軍。可見，高麗時代的譯語、譯語別將、譯語郎將、譯語中郎將等不同稱呼，是根據官吏品級不同而區分的。表一中所列《高麗史》中出現的譯語十三人，最初可能都是譯語出身，地位並不高，後來，有些譯語得以升遷。
三譯語的職能
譯語作為口譯官，其職能有以下幾點：
（一）民族、國家間往來的語言媒介
唐朝時期，外國使臣、周邊諸蕃入朝使者和商客，都由鴻臚寺負責接待。鴻臚寺下設典客署、司儀署、禮賓院三個常設機構。典客署掌蕃客辭見、宴接、送迎。司儀署掌凶事儀式及喪葬之事。禮賓院是鴻臚寺的一個特別機構，又稱鴻臚客館，是專門接待入朝蕃客的處所[46]。
來使的接待必須有翻譯人員出場。因此，鴻臚寺譯語，主要負責外來使臣和藩客的接待、外出伴行等日常生活語言方麵的傳譯工作。
中書省譯語，有時也被稱為“直中書譯語”。職掌翻譯外國朝貢表疏，工作性質與鴻臚寺譯語人稍有區別[47]。
黎虎認為鴻臚寺譯語一是進行口譯，並常兼導引賓客；中書省譯語既要從事口譯也要從事筆譯[48]。
由於史料記載簡單，唐代鴻臚寺譯語和中書省譯語人之間，有無口譯和筆譯之區別尚不清楚。筆者認為唐朝鴻臚寺譯語和中書省蕃書譯語，職責方麵有所區別，但應該都屬於口譯人員。前者，負責日常會話語言的翻譯；後者，負責蕃國蕃語文書的翻譯。
鴻臚寺譯語主要傳譯日常生活語言，因此，對鴻臚寺譯語，應要求是否能擔任日常生活語言的翻譯、注重會話方麵的翻譯技能，通雙方語言，能夠進行語言翻譯就可，不一定要求懂得雙方文字。
中書省譯語負責翻譯朝貢國家蕃書。這裏有個疑問，中書省譯語是以何種形式進行翻譯呢？是進行口譯還是筆譯。當時亞洲有文字的民族並不多，當進貢蕃國無自己文字時，所攜蕃書隻能用第三種語。筆譯和口譯的適用範圍肯定不同。假設蕃書是由來使頌讀，那麽，中書省譯語應該是進行同聲翻譯，即口譯成漢語，再由他人將蕃書內容筆錄成漢文。
在這種情況下，對中書省譯語的要求應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是與鴻臚寺譯語一樣，懂蕃、漢語言即可，不要求會文字。
第二種可能性是，懂蕃語文字，通漢語，不要求會漢文字。假設蕃使入境時，先遞國書，交中書譯語筆譯或中書譯語與他人合作筆譯。那麽，有可能，蕃使入朝覲見時，禮節性頌讀蕃書，中書譯語當堂閱讀其預先準備好的筆譯稿。假設蕃書是由中書譯語人進行筆譯，對其要求應是懂蕃語言文字的同時，要會漢語言文字。筆者認為，中書譯語人對蕃書進行筆譯的可能性較小。
據《舊五代史》記載：“壬戌，經州奏，西涼府留後李文謙，今年二月四日閉宅門自焚。遣元入西涼府，譯語官與來人齎三部族蕃書進之”[49]。
這裏，元不懂蕃書內容，在處理李文謙自焚案件時，須由譯語官為其口譯蕃書內容。
唐以來，周邊民族、國家遣子侄入朝為質。諸蕃質子相隨，也要譯語人傳令[50]。質子入朝時，譯語有隨從人員兼翻譯的職能。
據《高麗史》記載，元宗二年（元中統二年，1261）夏四月巳酉“遣太子諶如蒙古，賀平阿裏不哥表……其行李內譯語李贇忽至”[51]。
這裏，行李應指隨行人員，行李內譯語，是隨行翻譯之職。元宗十年（元至元六年，1269）七月，忠烈王以世子身份在蒙古時，高麗國內林衍叛亂，廢元宗。譯語鄭庇問知其實，將此消息，向忠烈王匯報[52]。李贇、鄭庇都是忠烈王入質元朝時的隨行翻譯人員。
（二）軍中翻譯職能
曆代以來，在以蕃、漢軍組成的軍隊中設有譯語，據吐魯番出土文書記載，唐代的“波斯軍”由蕃、漢兵組成。“波斯軍使”之下有作為軍官親從人員的譯語。“波斯軍”中就地征集的譯語，則是通曉他族語言的翻譯人員[53]。
據《西夏法典》西夏軍製中有譯語，胡若飛根據《西夏法典》，將西夏軍製中的人員，分為三種。譯語歸在具有“官品”身份的人員範圍[54]。
《舊五代史》記載，開運元年晉與契丹交戰，“遣譯語官孟守忠致書於契丹主，求修舊好”[55]。中原王朝與契丹軍事交鋒時，通好事務也派譯語進行交涉。
（三）邊民互市中口譯人員
唐朝與蕃商進行馬匹交易時，譯語人參與其事。譯語不僅作為傳譯雙方語言的口譯人員，同時，也是能使雙方在交易當中達成協議的中間人。據吐魯番阿斯塔那188號墓所出《唐譯語人何德力代書突騎施首領多亥達幹收領馬價抄》[56]
文書內容如下：
〔前缺〕
1 □錢貳拾貫肆伯文
2 右酬首領多亥達幹馬三疋直
3 十二月十一日付突騎施首領多亥達
4 幹領。
5 譯語人 何 德力
黎虎認為這是開元初年突騎施首領多亥達幹來到西州互市，所賣三匹馬成交之後,西州都督府之譯語人何德力代替多亥達幹寫了這個收據。唐朝與藩客進行互市交易時,亦須譯語人參與其事。必要時官方譯語人代為書寫書狀[57]。
這裏，何德力應是中亞何國（今）胡人。更容易取得突騎施首領多亥達幹的信任。因此，譯語人參與唐朝和藩客之間的馬匹交易，在雙方協定價格、最後成交等事項方麵，都會起到重要的影響。中原王朝以胡人充當譯語，也是為了通過這些胡人取得蕃商的信任。
《宋史》卷一百六十五職官五鴻臚寺條記載：“禮賓院，掌回鶻、吐蕃、黨項、女真等國朝貢館設，及互市譯語之事”[58]。
這一史料證明，宋朝鴻臚寺下所設禮賓院，專門掌管宋朝與回鶻、吐蕃、黨項、女真等國互市中所需要的語言翻譯之事。
四譯語的演變
如上所述，唐宋、日本、新羅、高麗等國家、地域都有譯語作為口譯人員的情況。馬一虹在研究以唐和日本為中心的古代東亞譯語問題時，指出譯語有兩個意思，一種是指被翻譯的語言；另一個意思是指將他國語翻譯成本國語之事及從事這一翻譯之人[59]。到了元明、朝鮮王朝之際，譯語一詞的涵義有了演變，譯語作為口譯人員的涵義逐漸消失，主要用來指諸蕃語言和漢語的互譯之事及對譯語匯。
（一）元明譯語的涵義
元明譯語有三種涵義：一是指翻譯之事，二是指對譯語匯，三是指漢字音譯語言。
1、翻譯之事
據史料記載，宋、遼、金、元明時期，“譯語”的一種意思是指翻譯之事。
據《宋史》記載，“劉重進通譯語”[60]，出使契丹，契丹主看他聰明，留為帳前通事，劉重進應該是通漢語和契丹語的翻譯。
《金史》記載“複取河朔路歸正人，不問鞍馬有無、譯語能否，悉送密院，增月給三倍它軍，授以官馬，得千餘人，歲時犒燕，名曰忠孝軍”[61]。這裏“譯語”當指翻譯之事。
《元史》記載“譯史、通事選識蒙古、回回文字，通譯語正從七品流官，考滿驗元資升一等，注元任地方，雜職不預”[62]。這裏，“通譯語”應是指元代的通事、譯史，要求懂蒙古語和漢語的翻譯之事或通回回語和漢語的翻譯之事，通譯語可作七品官。
元明時期，有許多通譯語之人。這裏，“譯語”不應該是指口譯人員，而是指通翻譯之事。
關於通譯語者情況列表如下：
表二 通譯語者資料
人物 | 所懂語言 | 上下文 | 資料出處 |
劉重進 | 契丹語、漢語 | 重進徒善譯語，無他才能 | 《宋史》卷二百六十一劉重進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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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威 | 蒙古語、漢語 | 通諸國譯語 至元二十（1283）年，以疾請入覲，進譯語資治通鑒，帝即以賜東宮經筵講讀． |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相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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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和尚拔都 | 蒙古語、漢語 | 郝和尚拔都，太原人，以小字行．幼為蒙古兵所掠，在郡王迄忒麾下，長通譯語，善騎射．太祖遣使宋，往返數四，以辯稱”。
| 《元史》卷一百五十郝和尚拔都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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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充實 | 蒙古語、漢語、蒙古字 | 譯語國字皆通習之 | 《元史》卷一百六十二 |
李原 | 蒙古語、漢語 | 通譯語 | 《明史》卷八十一食貨五馬巿 |
呂嗣慶 | 蒙古語、漢語、蒙古字 | 譯語國體閑習通曉如素宦於朝者 | 《秋澗集》卷五十七，王惲《呂公神道碑銘》
|
石天麟 | 蒙古語、漢語 | 練習國語，通曉譯語 | 《秋澗集》卷五十八，《大元故正議大夫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尚書孫公神道碑銘並序》 |
王遵 | 蒙古語、漢語、蒙古字 | 即能練習國體，通曉譯語。 | 《秋澗集》卷五十七，《大元故昭勇大將軍北京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王公神道碑銘並序》
|
劉敏 | 蒙古語、漢語 | 諸部譯語無不嫻習，稍得供奉上前。 | 《遺山集》卷二十八，元好問《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
2、對譯語匯
元明兩朝設置了培養翻譯人員的機構，為了給翻譯人員提供方便條件，並規範譯語，編撰了“至元譯語”、“華夷譯語”等諸蕃語言和漢語的對譯語匯手冊。這一時期，“譯語”主要指諸蕃語言和漢語的對譯語匯。
“至元譯語”是元世祖忽必烈時，命人編撰的蒙古語和漢語的對譯辭書。將蒙古語詞匯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分門別類，進行蒙漢對譯。
《華夷譯語》是明代所編諸蕃語言和漢語的對譯辭書。與“至元譯語”相同，也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分門別類，對諸蕃語言進行漢譯和漢字音譯。有三種不同版本，國內學者稱為洪武本、永樂本、會同本；日本學者石田幹之助稱洪武本為甲種本、永樂本為乙種本、會同本為丙種本。洪武本《華夷譯語》是洪武15（1382）年明朝命火源潔等編撰的譯語，隻有蒙古譯語一種。後來逐漸增改。日本學者石田幹之助認為續編的《華夷譯語》載有朝鮮、琉球、日本、安南、占城、暹羅、韃靼、畏兀兒、西番、回回、滿剌加、女直、百夷等十三種語言的對譯語匯[63]。會同本隻有漢語和漢字音譯諸蕃語言，沒有諸蕃語言的原文。
慎懋賞的《四夷廣記》中，所收十三種譯語，有些有諸蕃語言的原文，有些沒有。與石田幹之助提到的十三種譯語有出入。日本、朝鮮、琉球、滿剌加、韃靼、女直、回回、安南、占城、暹羅等十種譯語是相同的，有三種譯語不同。石田幹之助認為是畏兀兒、西番、百夷譯語。《四夷廣記》中所載是瓜哇、真臘、榜葛剌譯語。
3、音譯語言
筆者認為，元明時期譯語除了指諸蕃語言和漢語的翻譯之事及互譯語匯之外，還有一層意思是指漢字音譯諸蕃語言的語匯。
漢語音譯外族語言古已有之。如：《一切經音義》。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後，蒙古語成分，即蒙古語的名詞、術語以漢字音譯的形式出現，被使用於元朝。譯語一詞用來指蒙古、回回、契丹、女真等諸蕃語的漢字音譯語匯。
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後，如“怯裏馬赤”、“達魯花赤”、“答失蠻”、“騰格裏”等蒙古語、回回語言中的諸如此類的名詞、術語以漢字音譯的形式出現，在元朝被廣泛使用。這一類詞，有可能在蒙古人還沒有文字之前，已經以漢字音譯的形式出現，而作為譯語被使用。
據徐霆《黑韃事略》記載“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於韃人本國者，則隻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角。（中略）此小字，即古木契也。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隻用漢字，移剌楚材主之。（中略）燕京市學，多教回回字及韃人譯語，才會譯語，便效通事”[64]。這裏，“韃人譯語”很可能是指漢字音譯的蒙古語。
明朝政府命火源傑等編撰《華夷譯語》，作為翻譯人員學習諸蕃語的教科書。據《明實錄》記載：“命翰林院侍講火源潔等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製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源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物靡不具載。複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複朔漠、皆能通達其情”[65]。
這裏，“以華言譯其語”應該是指以漢字音譯蒙古語之事。
（二）、元明譯語意義演變的原因
1、元明口譯人員稱謂之變化
元明時期，口譯人員稱謂的變化，是“譯語”意義在元明時期有所演變的原因之一。
宋、遼、金、元時期，通事作為口譯人員被普遍使用。宋朝洪皓《鬆漠紀聞》記載“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並解釋為“即譯語官也或以有官人為之”[66]。
通事是中原對口譯人員的稱呼。元代口譯人員，除通事之外還有“怯裏馬赤”這一稱呼。其實，“怯裏馬赤”是蒙古語對口譯人員的稱呼。是蒙古語“kelemechi”之音譯，現代蒙古語中為“kelemorchi”，蒙古語讀音為“kelmurch”。均指口譯人員。
據《至元譯語》君官門記載，通事為“乞裏覓赤”未記載畏兀兒體蒙古文[67]。
《華夷譯語》人物門記載通事為“克列脈尺”，
《高昌館譯語》人物門記載通事為“克列莫隻”，附有蒙古語和突厥語原文，均為“kelemechi”[68]。
《元史》、明葉子奇的《草木子》、《高麗史》中，均記載為“怯裏馬赤”。
《蒙語類解》記載通事為“kelmorchi”[69]
“kelemechi”是蒙古人、突厥民族對口譯人員的稱呼。“kelemechi”一詞在蒙古語、突厥語中是相同的，而且，隻有一種寫法。但以漢字標記其讀音時，卻出現了不同的漢字拚寫法。這是因為蒙古語、突厥語屬於表音文字，漢語屬於表意文字，漢字中同音字較多，因此，同一個詞，出自不同譯者之手，其譯語會出現許多不同漢字音譯。這也是譯語流傳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
元朝口譯人員多由女真人和畏兀兒人來充當。徐霆《黑韃事略》記載“回回人聰明、多技巧，多會諸國言語，真是了得！”[70]
姚從吾先生認為此處所記回回人，應是指畏兀兒人。並指出“在蒙古人初入主中原時期，擔任重要譯人的，首推女真人，其次是回回人”[71]。
蒙古人建立元朝之後，“怯裏馬赤”這一類詞流入中原被廣泛使用。並與通事並用。在元代蒙古和色目人充當口譯人員有可能直接稱為“kelemechi”，漢人和女真人充當口譯人員可能稱為通事。
自唐朝開始在中原稱口譯人員為譯語，但是，當時在回鶻、胡語中也有本族語稱呼口譯人員的稱謂。在唐朝所謂的“回鶻種類”中，有可能口譯人員也被稱為“kelemechi”這一詞，隻是這一類詞當時在中原還沒有被廣泛使用。在中原使用的是與之相對應的譯語一詞罷了。
據《南齊書》記載，匈奴人稱通事為“乞萬真”[72]。可見，“乞萬真”是匈奴人對口譯人員的稱謂。
“怯裏馬赤”是蒙古、突厥人對口譯人員的稱謂。但隨著元朝的滅亡“怯裏馬赤”一詞又被中原傳統稱呼所取代。明清時期，中原又普遍以通事來稱呼口譯人員。
2、元明“譯語”的編撰
元明時期，需要大量的翻譯人員。為了培養大量的翻譯人員，元代專門設置了學習蒙古、回回語言文字的學校。並編撰“至元譯語”，為翻譯人員學習譯語，提供方便條件。明朝設四夷館專門培養翻譯人才，編撰《華夷譯語》作為翻譯人員所用教科書。元明“譯語”的編撰，使“譯語”這一術語，由指口譯人員，演變為專指諸蕃語言和漢語之間的對譯語匯。
元朝以前，周邊民族、國家多無自己民族文字。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國家交往，從事雙方語言翻譯者，多以口譯人員為主。中原地區以漢族為主體民族，官方亦以漢語為通用交際語。日本學者遠山美都男根據唐朝派往日本的使臣，沒有隨行翻譯人員；渤海使以譯語為隨行翻譯；新羅使有“大通事” 以下多種口譯人員這一現象，指出日本和新羅間的外交方麵，不是日本語和新羅語的翻譯，而是以唐語為通用語[73]。
據《大金國誌》卷40許奉使行程録條記載：“府為契丹東塞，當契丹強盛時，擒獲異國人則遷徙散處於此。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東有女真、衛室。北有烏舍。西有契丹、回紇、黨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言語不通、則各以漢語以證，方能辯之”。[74]
這是宋惠宗時許亢宗於宣和六年出使金朝，行至第三十三程自黃龍府六十裏至托撒孛董塞見到在黃龍府（今吉林農安）一帶居住的契丹、回紇、女真、黨項等民族雜居處，互相之間進行交流時，隻能以漢語作為通用語言的景象。可見，漢語在中原王朝作為官方通用交際語言已有悠久的曆史。
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後，蒙古統治者不通漢語，不會漢字，蒙古統治者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蒙古新字，但漢語言文字在中原的地位及其對契丹、女真、日本、朝鮮半島等民族、國家的影響，任何其他語言是不能替代的。
因此，元朝需要大量的的翻譯人員。而且，對翻譯人員的需求，也不隻限於對外交流方麵，在朝廷內部亦需要大量的翻譯人員。除了需要口譯人員之外，亦需要大量的筆譯人員。
因此，對翻譯人員的要求也不隻是限於進行語言的傳譯，對翻譯人員也由以往的要求通語言不會文字即可，轉變為要求能夠進行通譯語言文字。政府要求漢人、色目人等諸色人學習蒙古語、回回語言文字的同時，也要求蒙古人、色目人學習漢語。
明朝與唐宋相同，官方以漢語為通用交際語，隻在外事方麵需要翻譯人員，不象元朝在朝廷內部也需要翻譯人員。明朝所編《華夷譯語》以漢字音譯諸蕃語言，應是為使漢人學習諸蕃語言提供便利條件。
（三）朝鮮王朝“譯語”
朝鮮時代，司譯院主要負責翻譯人員及學習外國語之事。司譯院“四學”即漢、蒙、倭、女真語學，將漢語、蒙古語、日本語、女真語音譯為朝鮮“諺文”，即模仿元明兩朝對漢、蒙古、日本、女真等語言進行分門別類，編撰成譯語手冊，《古今釋林》外集中收入《東韓譯語》、《三學譯語》、《華漢譯語》、《四夷譯語》[75]等。以天文、地理、器物、人物等部門進行分類，對諸種語言以諺文標音並加以解釋。
據小倉進平和金芳漢介紹，《古今釋林》是朝鮮時代李義鳳（1733－1801）所編漢語辭典類書。《東韓譯語》對新羅、高句麗、百濟、泰封、高麗、朝鮮王朝等各時代的語言，進行編類，並加注解。《三學譯語》是蒙、倭、女真學譯語。關於《四夷譯語》，金芳漢認為“四夷”是匈奴、安南、吐蕃、突厥。[76]。
小倉進平認為“四夷”是安南、暹羅、遼、金等四方語言。《華漢譯語》是近代中國俗語，取材於漢語集覽、譯語類解、譯語類解補、漢清文鑒等諸書[77]。
朝鮮時代，據《李朝實錄》記載，世宗十七（1435）年司譯院提調報告“譯語之任人皆賤之”。這可能與從事譯語之任者地位不高有關。據《經國大典》記載，譯科（即指漢、蒙、倭、女真學）第一等為從七品階、第二等為從八品階、第三等為從九品階[78]。可見，朝鮮時代，譯科出身者地位也並不高。
總之，東亞譯語自唐到元明、以及同一時期的高麗、朝鮮時代，有發展演變過程。考察譯語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地域的不同涵義及其相似性，也有助於探討中國與朝鮮半島的文化交流。
[1]馬一虹《古代東アジアのなかの通事と譯語——唐と日本を中心として》，載《アジア遊學》第3號，1999年，東京，112－114頁（《古代東亞通事譯語—以唐和日本為中心》，載《亞細亞遊學》）。
[2]《十三經注》(1815年阮元刻本)《周禮注疏》卷三十七大行人條，第566頁。
[3]（漢）許慎撰《說文解字》，說文三上言部，中華書局影印本，1963年12月版，第57頁。
[4]遠山美都男《古代日本の譯語と通事》，《歷史評論》547號（《日本古代的譯語和通事》，《曆史評論》），1997年，第60頁。
[5]《十三經注》《尚書》卷八鹹有一德條，第122頁。
[6]《後漢書》卷六十馬融傳，第1968頁。
[7]《冊府元龜》卷九九六外臣部鞮譯條，中華書局影印本，第十二冊，1960年6月版，第11689頁。
[8]《冊府元龜》卷九九六外臣部鞮譯條，第11689頁。
[9]《十三經注》《周禮注疏》卷三十七大行人條，第566頁。
[10]《十三經注》《周禮注疏》卷三十八秋官象胥條，第581頁。
[11]《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72年版，第3166頁。
[12]《玄覽堂叢書續集》第84——102本。
[13]李方《唐西州的譯語人》，《文物》1994年第2期，第45頁。
[14]蕭啟慶《元代的通事與譯史——多元民族國家中的溝通人物》，載於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6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35頁。
[15]《唐六典》卷二尚書吏部凡諸司置直皆有定製條，中華書局點校本，1992年版，第35頁。
[16]《新唐書》百官二卷四十七中書省條，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2月版，第1212頁。
[17]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4月版，第5頁。
[18]《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焉耆，中華書局點校本，1973年8月版，第2928頁。
[19]黎虎《唐前期邊疆軍區“道”的外交管理職能》，《學術研究》1999年第4期，第4頁。
[20]《唐會要》卷六十一彈劾條，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冊，第1067頁。
[21]塞諾《中世紀內陸亞洲翻譯人》，《亞非研究》第304頁。(Interpreters in Medieval Inner Asia,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Journal ,A the Israel oriental studies16.Haifa1982)第305頁。
[22]《新唐書》卷四十五選舉下，第1174頁。
[23]馬國榮《唐鴻臚寺論述》，《西域研究》1999年第2期，第22頁。
[24]《全唐文》卷七十五開成改元赦文條，中華書局影印本，第一冊，1982年版，第797頁。
[25]《全唐文》卷七百一，第十二冊，第7198頁。另見李文饒集（四部叢刊本）卷15。
[26]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第22頁。
[27]《唐會要》卷66鴻臚寺條，第1151頁。
[28]《新唐書》卷四十五選舉下，第1174頁。
[29]黎虎《漢唐外交製度史》第八章,第一節,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336頁。
[30]蕭啟慶《元代的通事與譯史——多元民族國家中的溝通人物》，第35頁。
[31]周密《癸辛雜識》後集，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年版，第94頁。文廷式認為“今南方亦謂之通事，無唐帕之名”，載《純常子枝語》卷25，第十六冊，13葉背麵。
[32]姚從吾《遼金元時期通事考》，《姚從吾先生全集》第五冊，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版，第13頁。
[33]《宋史》卷一百七十二職官十二奉祿製下給券條，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12月版，第4147頁。
[34]《日本書紀》卷二十二推古天皇十六年九月辛巳條，下冊，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版，第191頁。
[35]駒井義明《公驗と過所》，《東洋學報》，第40卷，第2號，1958年，第108頁。
[36]《三國史記》卷40弓裔所製官號條，（日本）京城府古典刊行會，昭和六（1931）年版，第20葉正麵。
[37]轉引自小倉進平著增訂《朝鮮語學史》，第367頁。
[38]《日本後紀》卷二十四嵯峨天皇弘仁六（815）年春正月壬寅條，（普及版）東京株式會社吉川弘文館，昭和六十二（1987）年版，第131頁。
[39]《日本後紀》卷二十二嵯峨天皇弘仁三（812）年春正月甲子，第109頁。
[40]小倉進平著增訂《朝鮮語學史》，刀江書院，1940年，第636頁。
[41]鄭麟趾《高麗史》，日本，東京國書刊行會，明治四十一年（1912年）版，卷76，《百官一》。第二冊，第563頁。
[42]《高麗史》文宗三卷九，第一冊，第128頁。
[43]《高麗史》卷八十一兵一，第二冊，第643頁。
[44]薑信沆《韓國的譯學》，漢城大學校出版部2000年6月，第2頁。
[45]小倉進平著增訂《朝鮮語學史》，第660頁。
[46]馬國榮《唐鴻臚寺論述》，《西域研究》1999年第2期，第21頁。
[47]李方《唐西州的譯語人》，第45頁。
[48]黎虎《漢唐外交製度史》第八章,第一節, 第九章,第一節，第336、362頁。
[49]《舊五代史》卷八十晉書六高祖本紀六天福六年條，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5月版，第1051頁。
[50]馬國榮《唐鴻臚寺論述》，第22頁。
[51]《高麗史》，卷二十五，第一冊，第385頁。
[52]《高麗史》元宗二卷二十六，第一冊，第399頁
[53]薑伯勤《吐魯番文書所見“波斯軍”》，《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131頁。
[54]胡若飛《有關西夏軍製“幾種人”的範圍考察》，《寧夏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年第2期，第33頁。
[55]《舊五代史》卷八十二晉書八少帝本紀二開運元年條，第1086頁。
[56]《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八冊，文物出版社1982年2月，第87頁。
[57]黎虎《唐前期邊疆軍區“道”的外交管理職能》，《學術研究》1999年第4期，第3頁。
[58]《宋史》卷一百六十五職官五鴻臚寺，第3903頁。
[59]馬一虹《古代東アジアのなかの通事と譯語——唐と日本を中心として》，第112－113頁。
[60]《宋史》卷二百六十一劉重進傳，第9045頁。
[61]《金史》卷四十四兵製，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7月版，第1000頁。
[62]《元史》卷八十三選舉三銓法下，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4月版，第2068頁。
[63] 石田幹之助《女真語研究の新資料》，《桑原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
[64]王國維《蒙韃備錄箋證》，蒙古史料四種本，第3頁。
[65]《明實錄》，《太祖實錄》卷41。洪武二年三月條。
[66]（宋）洪皓《鬆漠紀聞》卷上，《遼海叢書》，第10頁。
[67]《事林廣記》庚集卷之10，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76頁。
[68]《華夷譯語》，《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6，第79、385頁。
[69]《蒙語類解》，影印本，第頁。
[70]王國維《蒙韃備錄箋證》，蒙古史料四種本，第19頁。
[71]姚從吾《遼金元時期通事考》，第27頁。
[72]《南齊書》卷五十七魏虜傳，中華書局，1972年版，下冊，第985頁。
[73] 遠山美都男《古代日本の譯語と通事》，第59頁。
[74]宇文懋昭《大金國誌》（下冊）卷40，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1936年，第309頁。
[75]《古今釋林》外集，亞細亞文化社影印本，1977年版，第頁。
[76]金芳漢《“三學譯語”“方言集釋”考》，《白山學報》第1號，1966年12月。第94頁。
[77]小倉進平著增訂《朝鮮語學史》第五章，第553頁。
[78] (韓國)李成茂著，張璉瑰譯《高麗朝鮮兩朝的科舉製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