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食而亡——寧折不彎張經武 (圖)

寧折不彎張經武

作者：董保存

從統戰部到中南海，僅有一路之隔，張經武走進紅牆，又走出了紅牆，對“大革命”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了。

“文革”期間統戰部發生了一起“檔案事件”，有人誣陷他支持搶檔案……

“我怎麽是劉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是派我去西藏的！”

他和專案組的人大吵大鬧，堅持不肯低下高貴的頭顱。

張經武這個名字，對當今的年輕人來說，已經是很陌生了。但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曾經顯赫一時，作過“封疆大吏”——中央政府駐西藏代表，後來又任共和國主席辦公室主任。不用我們過多敘述，隻要先看看下麵這份張經武親筆寫的簡曆就可以知道他當初是怎樣一個人物——

1933年2月，工農學校政治營營長，證明人葉劍英。

1933年夏，軍委教導團團長，證明人。

1933年秋，軍委直轄第三師師長，證明人周恩來。

1934年春，廣昌基地司令員，證明人朱德。

1934年夏，軍委第五局副局長，證明人劉伯承。

1934年9月，軍委直轄教導師師長，證明人何長工。

1934年12月，軍委縱隊參謀長，證明人王首道。

1937年10月，八路軍山東縱隊司令員，證明人黎玉。

1942年6月，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副司令員，證明人肖勁光。

1942年10月，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參謀長，證明人賀龍。

1945年9月，晉綏軍區參謀長，證明人賀龍。

1946年2月，北平執行部組長，參謀長，證明人葉劍英。

1947年8月，西北軍區參謀長，證明人賀龍。

1949年6月，西安警備司令部司令員，證明人賀龍。

1949年11月，西南軍區副參謀長，證明人賀龍。

1950年6月，軍委人民武裝部部長，證明人聶榮臻。

1950年9月，軍委辦公廳主任，證明人聶榮臻。

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證明人毛澤東。

1952年3月，中共西藏工委，證明人。

1955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室主任，證明人毛澤東。

如果說這些簡曆都是“死的”的，還不能使你對張經武有一個形象的認識的話，那麽請看兩則小故事，你就會感覺到他是怎樣一個人了——

在山東時，張經武有一匹棗紅色的戰馬。一次和敵人遭遇，他被突然出現的一夥敵人圍住了，拚殺中他負了傷，是這匹戰馬把他從亂陣中馱了出來。從此，他對這匹馬就像對自己的戰友一樣，精心飼養，百般愛護。要是馬兒生了病，他也會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來憐愛它。甚至親手為它拌料、飲水……他說，這匹馬對我有恩啊！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

這匹馬跟著他從山東到了晉綏。

在1942年那極其困難的日子裏，人都沒有好吃的，更何況馬？恰在這時，棗紅馬像是知道人們的困難，不吃也不喝。張經武找了獸醫，多方調治，它就是不張口。終於在一個北風呼嘯的夜晚，馬兒嗚咽著去了。

他好不悲傷。坐在屋裏，什麽也幹不下去。這時有人說：“這匹馬死了，正好解解饞。”張經武一拍桌子吼道：“誰敢！”

第二天，他和警衛員一起，把棗紅馬安葬在黃土高原上。

——他就是這樣一個很重感情的人。

另一件事足以說明他性格裏的另一麵。

1956年，陳毅率中央代表團到西藏，坐車前往日喀則的一個公園時，突然發生了車禍。路有砍伐過的樹墩子，被落下的樹葉覆蓋，前麵的車底盤高，過去時沒有事，陳毅坐的吉姆車底盤低，撞在一個樹墩子上，陳老總哎喲一聲，卻沒有傷著；同車的班禪的堪廳主任計晉美沒有吭聲卻翻了個大跟頭；同車的副師長韓林撞了車頂棚……

消息傳到了派車的蘭州軍區，這就成了一件大事——這不是拿陳老總生命開玩笑嗎！還有人懷疑司機是不是有什麽問題。

那幾天的氣氛相當緊張，看來那個司機挨處分是沒有什麽問題的了。人們都那麽說。

這時候，張經武出來說話了：“這不是一件什麽政治問題，誰保證不了永遠不出事故。我看這情況比較特殊，不能太責怪司機同誌了。”

有他出來說話，司機的問題自然就很快解脫了。

人們也從此得出了一看法——張代表真是個寬厚的人！

就是這樣一位經曆豐富、性格溫和，待人寬厚的將軍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給親人留下一句話就離他們而去了。

這不能不令人們生出許多的懷疑。

更可氣的是，他的骨灰也不知被中央專案組“一辦”弄到了什麽地方，至今無法尋找。

我們接觸了有關他晚年的材料以後，我們不禁震驚了！這是一位怎樣剛正不阿的將軍，這又是一位怎樣個性鮮明的將軍！

他究竟是怎麽死的

1978年年末，張經武的夫人楊崗從秦城監獄放出來以後，就和孩子們四處奔走，尋找張經武的骨灰——他們知道，張經武在1971年就不在世了，但作為他的親人，他們很想找到他的骨灰，很想知道張經武究竟是怎麽死的。他們看到的是當時的中央專案組“一辦”給統戰部發的一張死亡通知書，上麵稱：張經武因心髒病複發，搶救無效，於10月27日去世。

他們對這個通知是懷疑的，他們知道張經武被監護時，身體很好，沒有什麽大病。

於是她就和兒子開始了漫長的尋訪調查。

他們先找到了原統戰部“五一六”專案組的一位女負責人。她說，張經武死在軍區總醫院。楊崗和兒子直奔東四六條北京軍區總醫院，想查找張經武的病曆。查了半天也沒找到張經武的名字。

門診部的王主任告訴他們：“文革期間衛戍區送來的病人都用代號，還是去問問他的代號是什麽。”

代號沒問到，卻得到了另外一條線索——張經武不是死在北京軍區總醫院，而是在三裏屯附近衛戍區的一個師醫院。

他們又驅車來到這個醫院的醫務處，查到了一張代號為56號的病曆，上麵寫著：患者企圖自殺，自撞牆自殺未成，將右臂撞傷，左肘關節脫臼，5月1日送積水潭醫院。

楊崗以為搞錯了，問：“這是他的病曆嗎？”

當時的副院長劉芝榮告拆她：“沒有錯，聽說這個老頭在西藏工作了好多年，後來還是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那時一說56號就都知道是張經武。”

“他是不是死在這個醫院裏的？”

“是的。”

“他1971年死在這裏，隻有幾年的時間，怎麽能沒那時的病曆呢？”楊崗問。

劉副院長回憶道：“他是在絕食七八天後的一個下午抬來的，眼睛已經閉上了，幾乎聽不到呼吸，因血管已癟輸不進血，很快就死了，沒有病曆。我去轉了一下，搶救時我不在場。他表現得很堅強，是反抗絕食死的。我們當時就認為這些老同誌沒有什麽問題。”

過了幾天，他們又來到這個醫院，把當時負責搶救張經武的內科主任找來，請他回憶當時的情況。

這位主任說：“張經武送來時，呼吸心跳都沒有了。當時還是采取了搶救措施，輸液，股動脈推葡萄糖，心內注射藥物，都沒有反應，半個小時後就去世了。當時的診斷是饑餓引起的心力衰竭，他不是什麽心髒病，是餓了好幾天才送到醫院來的。太晚了。”

“當時有病曆嗎？”

“肯定有，但在什麽地方我們不知道，死後可能被中央專案組拿走了。”

……

他到底是怎麽死的，還是個謎。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當時中央一辦張經武專案組的負責人有意向中央和家屬隱瞞了張死亡的真實情況，並偽造了一死亡報告。

楊崗為搞清楚他的問題，東奔西走，找了許多的領導人。先找了李井泉，當時的人大副委員長，原來的政治局委員——他們的關係非同一般。張經武隻有一個女兒，是李井泉把自己的小兒子給了他。要李井泉向有關方麵反映張經武的事情。

楊崗找了葉帥、聶帥、徐帥和，他們都曾經是張經武的老領導，後來的接觸也比較多，特別是鄧小平，文革前他們經常在一起打牌。請這些老同誌過問張經武的事情……

他們找到了當時的組織部長胡耀邦，敘說了張經武的一些情況。當說到張經武在受審查期間態度很壞，和專案組對抗，甚至和有的人罵了起來，因而現在有人說他不能平反時，這位容易激動的革命家忽一下站了起來，說：這說明什麽？隻能說明他是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如果我們的老同誌在被關押期間都低頭認罪，讓交代什麽就交代什麽，還不知道要出多少冤假錯案？一個人就是要有氣節，寧死不屈！誰說這是罪狀？那是顛倒黑白！中央開會時，我要為張經武說話！

在多方幹預下，張經武得到了徹底平反，但他的骨灰卻由中央專案組一辦和統戰部五一六專案組個別負責人指示火葬場丟棄了。

從統戰部到中南海，僅有一路之隔，張經武走進紅牆，

又走出了紅牆，對“大革命”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春風”吹到了中共中央統戰部的時候，剛剛從西藏自治區黨政軍第一把手調到中央統戰部任副部長不久的張經武，也和許多領導幹部一樣，想跟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布署，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

然而運動的發展絕非像他所理解的那樣，是一場反修防修的政治運動。更不會想到後來演變成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動亂。

統戰部很快出現了三派群眾組織，一派叫“革命造反團”，一派叫“一一四戰鬥隊”還有一派叫做“東方紅公社”。他們都說自己是革命造反派，是堅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張經武沒有明確表態支持哪一派。

當時，兩報一刊發表社論，要革命的領導幹部站出來，和小將們一起革命。張經武很是彷徨，他一時不知道該支持誰才好。三派也都拉他——因為他剛剛到統戰部，又是中央委員。曆史也清白。

但是“革命”的形勢需要他馬上表態，這曾經讓他很是為難。這時，一位他很是敬重的領導同誌，也是分管統戰係統的負責同誌告訴他“東方紅“是毛主席的一個秘書支持的。他按照習慣的思維方法覺得支持這個組織不會有什麽問題。

這，也就鑄成了大錯。

支持一派，必然要得罪一派。學院的“抗大”等組織在一個漆黑的夜晚衝進他的家，企圖抓住張經武。而另一派“東方紅”就把他藏了起來。為了避過風頭，他們還把張經武轉移到外地待了兩天……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張經武才給周總理寫了信，報告了自己的情況。他實在是不願意為自己的事情找總理，他知道總理也很難。

在周總理的幹預下，他像當時的許多老幹部一樣住進了中南海。

中南海的日子是比較平靜的，他每天除了看報紙聽廣播並沒有別的事情要做。但他的心裏很不平靜，他仍然關心著統戰部的運動。他很想知道那裏運動的進展情況。

知夫莫如妻。楊崗知道他想什麽。在山東縱隊時，這位沂水縣的婦女部長經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介紹和張經武結了婚。他們相濡以沫幾十年，當然最清楚自己的。那時，楊崗還經常到部裏、到街上去看大字報，她把看到的和張有關的情況寫成紙條藏進給張經武送去的飯盒裏、麵包裏，張經武也正是通過這樣的渠道，了解一些外麵的情況。

誰知天有不測風雲。有一天，送進去的條子被人發現了，很快報告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說張經武對抗運動，在中南海還與老婆進行秘密串聯。

江青當時正是日如中天，她什麽事都想管，什麽事都能管，什麽事都敢管。在中央文革的一次碰頭會上，她責問周恩來：“張經武是你保護起來的嗎？”

周恩來沒說話，她又說：“他在中南海也不老實，他老婆還給他傳遞秘密情報。這樣的人就應該到運動中去燒燒。”

周恩來被她鬧得沒有辦法，再加上統戰部群眾組織也要求張經武回統戰部參加運動，接受批判，交代問題，就同意他先回去。

張經武回到統戰部時，周恩來有過交代，就是隻能在小範圍內接受批判。要文鬥，不得武鬥，要保證他的生活條件。

有一天，他正在統戰部大院看大字報，忽然聽到有人叫，一看是自己的外甥葉知秋。在當時的情況下相見，就是有話也不能多說，隻是互相問候了幾句，葉知秋就告訴了他一些家裏所發生的事情，他對外甥說：“告訴他們，不要緊的，毛主席會說話的。”

就因為這件事，有人說他還進行串聯，說他和有的人訂立攻守同盟。對他的批判也隨之升級。

不久，他就被監護了起來。先是西郊的半壁店，後來又到安定門外的交通部幹校改造成的臨時監獄。

“文革”期間統戰部發生了一起“檔案事件”，有人誣陷他支持搶檔案……

“文革”期間，統戰部發生了一起“檔案事件”。這在當時也是轟動一時。也被傳得很是離奇。

事情發生在1967年1月15日，有人指揮群眾組織衝進了統戰部檔案室，搶走了二十多箱檔案材料。據後來參加搶檔案的人講，他們當時的目的是為了保護這批材料，不讓對立麵“天派”搶去。這些材料被他們裝上汽車，拉走了。

當時傳說，這些檔案中有一箱是絕對機密的，檔案散失後，有的到了特務機關之手，使黨在境外的一些人員受到了嚴重損失。特別是的一些高層人士被殺……

事後，人們才知道這些都是謠言。但在當時此事驚動了黨的最高層，公安機關把幾個主要頭頭抓了起來。

事情發生後，張經武明確表態：這是錯誤的！

但指揮搶檔案的人中，有那麽一位局級幹部，他為了掩人耳目，也為了給自己開脫，說：“張經武知道此事。”並且還編出了怎麽商量怎麽開會的“情節”。

而搶檔案在場的另一個頭頭卻說，張經武根本不知此事。盡管有人講真話，當時又有誰聽真話呢？

於是乎，專案組就開始審問他，要他交代支持搶檔案的“罪行”。

張經武很是氣憤：“我幹了這麽多年的領導工作，難道不懂什麽是機密？我怎麽能支持他們搶黨的機密？這不是嗎？“

“搶檔案的，正是你支持的組織。你和他們穿一條褲子，就是你支持他們搶檔案！”

這叫什麽邏輯？這就是當時的邏輯！

張經武還想和他們講理：“我是支持過他們，毛主席說要我們支持革命的群眾運動嘛！”

他不知道，要打他為搶檔案的黑後台，是兩派鬥爭的需要，也是中央文革要打倒一大批老幹部的需要。

“革命”需要他承認是搶檔案的黑後台，不承認就要打打態度，因此他就開始吃苦頭。

他說：“有我這樣的假黨員嗎？”

不久張經武就被兩個專案組管了起來。一個是中央專案組“一辦”，另一個是“五一六”專案組。

那時候，有個說法叫“老賬新賬一起算”，隻要打倒你，就要查查你的曆史問題，不要說別人，就是周恩來不也有人要查他當年在上海搞地下活動的情況嗎？

直接審問他。在眾多的所謂問題中，有一條說張經武是假黨員。這個問題的提出很有意思。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張經武從沒有想到會有人說他是假黨員。他兢兢業業地為黨工作了幾十年，居然成了假黨員，這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嗎？

張經武記得，1930年春天，自己徘徊在武昌街頭，正好碰上在衡陽省立第三師範的曾希聖和伍雲甫，當時自己的心情十分苦悶——在軍閥樊仲秀部當排長負了傷，對自己的前途和的前途都感到悲觀。

在這裏碰見了老同學，真有點“他鄉遇故知”的味道。他們走進了一家小酒館，邊吃邊談一直到深夜。那時，曾希聖和伍雲甫已經是共產黨員了。

他們勸張經武不要灰心，可先回到樊仲秀部，慢慢再求發展。

張經武說：“給軍閥幹，還有什麽意思？”伍雲甫告拆他，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實際上是讓張經武搞兵運。

張經武聽了他們的勸說，又回到了樊仲秀部。也正是這樣，他才得以在這一年的4月，由樊部的幹校裏的軍需姚上進，政治教官管梓材吸收加入了共產黨。他們3人組成秘密的校委會，張經武任委員。

……

在革命的路上真是魚龍混雜，大浪淘沙。他和這兩個人各奔東西。解放後張經武還和這兩個人通過信，但並不知道他們後來的情況。在曆次填寫的材料中，張經武都是這麽填的。

張經武把自己回憶起的情況如實告訴了專案組，他說：“我的入黨介紹人應該是姚和管，曾希聖後來也清楚。你們可以去查證。”

專案組先找了也正受到衝擊的曾希聖。曾知道他的經曆，卻不能證明誰介紹張經武入了黨。

專案組又派人跑到南京，到南京監獄翻遍了檔案，找到了一封管梓材給張經武未寄出的信。並且得知姚上進已經去世，管梓材還活著。他們又千方百計找到了管梓材本人。

“文革”期間內查外調的事情很多，像這樣的外調，管梓材經曆過好多次，在這種問題麵前他的回答首先是不給自己找麻煩。所以當問及他是不是張經武的入黨介紹人時，他回答說：“那個時候我連黨員都不是，怎麽能介紹他入黨呢？”

專案組的人認為這是重要突破，趕快回來向上級報告。

報上去了很久，卻沒有音信，後來才知道，這樣的事情很多。最高層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意見，認為：

大革命時期，入黨可不像後來，有入黨儀式，有入黨誌願書。那時隻要你願意入黨，組織上也覺得你可以入黨，就通知你是黨員了。且那時黨組織是秘密的，隻有和你聯係的人知道你是共產黨員，別人根本不知道。

曆史曾經發生過一個不是共產黨員的人，卻發展了一批人入黨，而這些黨員都出生入死，為黨工作。你能說這些同誌不是共產黨員嗎？

“我怎麽是劉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

是毛主席派我去西藏的！”

專案組要他交代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所謂黑線人物問題。因為當時有人揭發他在西藏工作期間執行了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張經武的態度很鮮明，他說：“去西藏是毛主席派我去的，那裏的大政方針是毛主席定的，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線，怎麽能說是修正主義！”

專案組的人說：“你態度放老實一點，趕快交代你和他們的黑關係。”

“我去西藏，是毛主席找我談的話，有什麽不清楚的你們可以去問他。”

專案組認為他的態度很不好，要打一打他的態度。誰知，越打張經武越強硬。致使他們的審問再也進行不下去。

晚上，他們讓張經武寫交代。寫什麽呢，張經武麵對鋪開的稿紙，回憶起那一幕幕令他永生難忘的畫麵。

1951年春天，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晉美為全權代表的和談代表團來到，同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維漢為首席全權代表的代表團進行談判。張經武是談判代表之一。這次和談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決西藏辦法的協議》。這個協議在當時引起了多大的震動啊！

後來張經武被任命為駐藏代表。是總理在紫光閣和他談的話，向他詳細交代了入藏任務和中央對西藏的方針政策。張經武說：“感謝總理的信任，我對西藏很生疏，怕完成不好這項任務。”

周恩來說：“正是因為西藏的情況不同，才派你去，你一定不要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

緊接著他驅車去了豐澤園，主席召見並留他吃了晚飯，毛澤東親筆書寫一封給達賴喇嘛的信，請張經武親手交給他。臨出門時，毛澤東又囑咐說：你到西藏去任務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認真開展統戰工作，盡快說服達賴返回拉薩。

——此時的達賴正在距印度很近的亞東，他隨時可能出境。

張經武接受任務，直奔廣州，再經香港去印度。他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坐飛機還是坐輪船，如果坐飛機，他攜帶的禮品就隻能扔下。如果坐輪船，東西到可以帶走，但時間太長，一旦達賴出走後果不堪設想。張經武毅然決定，他攜帶毛主席的親筆信和幾名隨員乘機先行。

經過一番周折，張經武到了亞東。至今張經武還清楚地記得亞東那美麗的景色，雖然她海拔兩千多米，卻是樹木蔥蘢、鳥語花香。

第二天，張經武見到了達賴，將毛主席的親筆信和協議副本交給了他。也許是中央政府的真誠打動了達賴，他表示藏曆6月18日返回拉薩。

隨後在拉薩的日子，是驚險而又緊張的日子。這裏對張經武來說完全是陌生的。他需要應付和處理多少問題、宗教問題，他的身體本來就虛弱，再加上高原缺氧嚴重，他突然暈倒了，但清醒過來以後又連夜工作。

以後在拉薩的日子，是充滿挑戰的日子，也是張經武永不能忘記的日子。

……

越是回憶，張經武越是想不通。如果說，把自己的這一段也否定了，那不等於把毛主席也否定了嗎？

鋪開的稿紙上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

他和專案組的人大吵大鬧，堅決不肯低下高貴的頭顱。

由於上麵的幾個問題都不能使張經武就範，因此，他就成為抗拒運動的典型。他的境遇也就越來越壞。有一陣子每天都有專案組的人要他來交代問題。對他進行車輪戰，疲勞戰。

這天，“五一六”專案組一位女負責人氣洶洶地走進來，吼道：“張經武，你好大的膽，居然想當總理！”

張經武不僅沒有反駁，而且冷笑了一聲。

“你必須老實交代！”

“說別的還可以，你們不覺得這種說法太可笑嗎？我張經武還不敢有這分野心呐！”

來人手拿一張紙說：“你還不交代，我們手裏有材料！”

“那就把材料給我看看。”

材料當然不能給他看，問題還是要交代的。至此，張經武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他們有什麽材料說我想當總理呢，無非是他們說我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的最大罪名是反對，反周恩來就是想當總理嗎！

張經武怎麽也想不到，專案組手裏的材料竟來自他的夫人楊崗……

幾乎是和張經武同時被抓起來的楊崗，已經在秦城監獄被鬥得神經失常了。她哭，她叫，她呼喊，可專案組的人並沒有因此放過她，采取逼供信的辦法，硬要她寫一份關於張經武的政變計劃。

這份材料中說，張經武參與賀龍搞“二月兵變”，兵變後，賀龍當主席，張經武當總理。

專案組就拿了這張紙逼張經武承認他要當總理，篡黨奪權。要他交出所謂“二月兵變”的黑綱領。

張經武聽完哈哈大笑：“你們太抬舉我了，我生來還不曾有這樣的想法呐！”

那位女將說：“張經武，你態度放老實一點！”

張經武輕蔑地看著她，一句話也不說。

她很懼怕張經武的目光，不敢和他對視，這場鬧劇也就至此不了了之了。

寧為玉碎，不求瓦全，他選擇了以死抗爭。

有人說大革命充滿了。

也有人說文化大革命就是但丁描寫的煉獄。

張經武也是一步一步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荒謬的。剛剛開始時，他是緊跟，他生怕自己掉隊，後來他迷惘，他覺得是一場鬧劇，再到後來，他都懷疑這場運動的真實目的了。

這就是所說那場反修防修的大革命嗎？

這就是人們說的觸及靈魂的革命嗎？

越看越不是那麽回事，越看越覺得自己是被人愚弄了。

於是再讓他交代什麽問題，他都不再理睬，他用沉默來表示自己的抗爭。

這樣他就被認為極不老實，他就是對抗黨中央，對抗毛主席，他就更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此時，他是多麽想見到，見到周恩來，向他們陳述這一切，然而，他寫了無數次的信根本就送不上去，他甚至有些絕望了……

終於有一天，他趁著看守不注意，一頭朝暖氣上撞去，頓時鮮血直流。

有一天，他和看守他的人鬧了起來。

“你們把我寫的信送給周恩來！”

“你是個老反革命，有什麽資格這樣說話？”

“我是老反革命？告訴你，我鬧革命的時候，你還不知道在什麽地方呢！”

“你罵人！這個老反革命！”

“就是罵了你，又怎麽樣？”

看守揮起了拳頭，張經武也揮起了拳頭。青年時期，張經武就習武健身，在軍校時還學過擒拿格鬥。

士可殺，不可辱！他動了手，張經武也動了手，但張經武畢竟是60多歲的人，他怎麽能夠打得過年輕力壯的看守呢！

於是他的胳膊被扭斷了，他的身上留下了青一塊紫一塊的“紀念”……

在那種情況下，抗爭也沒有什麽用處，但張經武還是選擇抗爭，否則，他就不是張經武了。

此後他采取另外一種鬥爭方式——絕食。他對專案組鬥爭方式也隻能用這樣的辦法了。

“你們查不出什麽問題，還不放我出去，我絕不會再吃你們給我的飯。”

他很平靜地對專案組的人說。

“愛吃不吃，不吃還為革命節約了呢！”

他們沒有想到，張經武真的是要用自己的生命來和他們抗爭了。

一天，兩天，三天……張經武堅持了一個星期，最後，就出現了休克，專案組這才把他送進了醫院。

在這段時間，專案組沒有向上麵匯報，實際上是讓張自己餓死。

據說張經武死後，周總理批評了他們，並對有些人作了處分。

1979年9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為張經武舉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會。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給張經武以極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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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武

（1906-1971）

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第一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

湖南省酃縣(今炎陵縣)人,1906年7月15日出生於酃縣沔渡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5年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三師範。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冬進入中央蘇區,先後任紅軍學校營長、軍委軍事教導團團長、軍委直轄教導師師長、軍委縱隊參謀長等職,為擴大紅軍,粉碎蔣介石的反革命軍事“圍剿”,保衛中央蘇區,培養紅軍軍事骨幹,做了許多工作。特別是在長征途中,負責保衛軍委機關的安全。1936年,他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以紅軍代表的身份會晤了國民黨第二十九軍軍長、河北省主席宋哲元,通過做工作,使其接受了中共“槍口對外、聯合抗日”的主張,並於1937年7月7日在盧溝橋奮起抗日,揭開了全國抗戰的序幕。

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八路軍山東縱隊司令員、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副司令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參謀長、晉綏軍區參謀長等職。1937年赴濟南開展抗日統戰工作,舌戰國民黨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山東省主席韓複榘,促使韓釋放了包括原中共山東省委負責人在內的60多名中共黨員和革命誌士。還在山東培養了1500多名抗日軍政幹部,壯大了中共在山東的抗日領導力量。

1938年10月,他奉命與郭洪濤、黎玉等組成中共山東分局並組建了八路軍山東縱隊,將山東各支抗日遊擊隊整編為10個支隊和3個獨立團,共計24500人。在偷換-指揮下,山東縱隊與日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鬥,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勝利。其中“五井戰飛”被譽為“山東抗戰兩年最模範的勝利戰鬥”。在國民黨頑固派秦啟榮製造了駭人昕聞的“太河慘案”後,他果敢堅決地領導了反摩擦鬥爭,一麵在政治上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罪行,一麵在軍事上組織反擊,收複了太河鎮,打擊了頑固派的囂張氣焰。他重視提高部隊的戰鬥力,進行嚴格訓練,到1940年冬山東縱隊和地方武裝擴大了兩倍,解放戰爭時期已發展為華東野戰軍、東北野戰軍的主力。毛澤東予以讚揚。徐向前給了很高評價:“經武同誌政治上堅定、工作負責、積極完成黨的任務,‘山縱\'對他的信仰很高,是黨的優秀幹部。”1942年從山東到晉綏後,為保衛陝甘寧地區和黨中央作出了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參謀長、晉綏野戰軍參謀長、西北軍區參謀長、西安警備司令部司令員、西南軍區副參謀長,參加了保衛延安、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戰鬥。

新中國建立後,先後任中央軍委人民武裝部部長、辦公廳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主任。1951年4月,以中央人民政府談判代表的身份與李維漢等參加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隨即任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他僅帶少數隨行人員繞道香港、印度到亞東勸說達賴返回拉薩,為和平解放西藏立下功勞。在拉薩,他把毛澤東主席的囑咐“統戰上層,愛國一家”牢記在心中,不顧個人安危,走訪上層人士,宣傳黨的統戰政策,力排各種阻力,做好工作。達賴致電毛澤東表示擁護《協議》。1951年10月1日在拉薩豎起了第一麵五星紅旗,召開了第一次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群眾大會,和平解放西藏決策得到了初步實現。從1952年3月至1966年,先後任中共西藏自治區區委書記、西藏軍區第一政委、中共西藏工委第一書記,為全麵實施《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維護祖國統一,增強民族團結,建設西藏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被譽為解放西藏的和平使者,深受西藏人民的愛戴。1958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1965年9月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一夥殘酷迫害,他寧折不彎,以死抗爭。1971年10月27日絕食而亡,終年65歲。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他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八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一、二屆全國政協委員。1976年10月,他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為他舉行了隆重追悼大會,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致悼詞,對他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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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武（1906-1971）

又名張仁山。湖南省酃縣（今炎陵縣）人。13歲時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後在愛國名將樊鍾秀創辦的建國軍軍官學校就讀，一九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瑞金紅軍學校政治營營長，軍委軍事教導團團長，廣昌基地司令員，中央軍委五局副局長，會昌教導團團長，軍委直轄教導師師長，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參謀長，陝甘支隊第三縱隊參謀長，軍委二科科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山東縱隊司令員，陝甘寧留守兵團副司令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參謀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綏軍區參謀長，中共駐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副參謀長、參謀長，西北軍區參謀長，西安市警備司令部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西南軍區副參謀長，中央軍委人民武裝部部長，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主任，西藏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委一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文革期間遭到“四人幫”迫害，1971年被打成重傷慘死於秦城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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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他，是毛澤東親自提名，中共中央任命的唯一一任中央駐藏代表；
　　他，是西藏地區唯一獲得三枚共和國一級勳章的將軍；
　　他，是西藏地區的第一位中央委員；
　　他，是西藏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奠基者、組織者、開拓者，在他擔任西藏黨、政最高領導15個年頭，西藏實現了從封建農奴製度到社會主義製度的偉大跨越。

　　毛澤東說，他不僅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

　　上個世紀50年代，在極其艱苦、極其複雜、極其困難的曆史條件下，他受命為中央駐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書記，曆盡艱辛、不辱使命，保證了黨中央、毛主席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貫徹執行，維護了祖國領土主權的完整統一，保衛了祖國的西南邊防。

　　在西藏15年的歲月中，他堅持一切從西藏實際出發和穩定發展的方針，團結、率領進藏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人員和人民解放軍官兵，帶領西藏人民實現了從封建農奴製度到社會主義製度的偉大跨越，培養了一大批民族幹部。他耐心地團結教育上層愛國人士，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西藏地區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建設事業。他用忠誠、果敢和智慧捍衛著祖國神聖的疆土，用執著無私、奮鬥團結帶領著一班具有無私奉獻精神的共產黨人，用熾熱的心血澆灌著民族團結之花。

　　他的精神、功績和風範，永遠鐫刻在西藏曆史發展的豐碑上，永遠銘記在西藏各族人民心中。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85周年、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暨張經武誕辰100周年之際，我們精選近二百幅珍貴且鮮為人知的曆史照片，編纂出版，作為對他和他的戰友們的緬懷與紀念。
　　　　　　　　　　　　　　　　　
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