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背後的秘聞:真正到過延安的是斯諾夫人 (圖)

圖:

1.海倫·福斯特·斯諾(1907－1997)
2.1937年4月30日，在美國人菲奇的幫助下，海倫終於見到了紅軍。
3.斯諾夫婦



海倫·福斯特·斯諾(1907－1997)



1937年4月30日，在美國人菲奇的幫助下，海倫終於見到了紅軍。



斯諾夫婦



海倫與朱德

史海回眸>>曆史珍聞

西行漫記背後的秘聞:真正到過延安的是斯諾夫人

　　幾乎無人不知，有個著名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寫了一本有名的書——《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中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埃德加·斯諾其實從未到過延安。他到的是保安(今誌丹縣)，距延安尚有幾小時的車程。

　　真正到達並記錄了延安的人，是埃德加的妻子海倫。

　　研究者認為，《西行漫記》應算埃德加和海倫兩人合作、兩次西行的產物。

　　今年是海倫·斯諾誕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也是她踏訪紅都延安70周年。1937年，在中華民族危急存亡的關頭，年輕的海倫孤身西行到達延安，用她心愛的沃特曼牌鋼筆，記錄下窯洞內外的人和事，也記錄下曆史轉折關頭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

　　“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澤東要”

　　1937年4月21日，北平火車站徐徐開出一趟去往西安的列車。一個年輕的美國女性坐在列車頭等車廂裏，隨身攜帶著一口碩大的柳條箱。箱子裏，裝著野外宿營必備的帆布床和睡袋。

　　這位女士長得美麗動人，格外引人注目。一路上，她時不時地念叨著半生不熟的中文:“希望你努力”、“總司令”、“特務員”、“政治思想”、“虱子”、“跳蚤”、“臭蟲”……似乎在借學中文來打發旅途的枯燥。

　　她就是海倫·斯諾，埃德加·斯諾的妻子。而那些她一路念叨的中文詞匯，是她為這趟旅行精心挑選的，必須盡快牢記。在未來的一段時期裏，這些特殊詞匯將派上大用場。

　　海倫要去的地方是延安。

　　幾個月前，她的丈夫剛剛結束了對紅色政權的采訪，從保安歸來。回家後的兩三天裏，埃德加一邊抽著駱駝牌香煙、喝著麥斯威爾咖啡，一邊滔滔不絕地給海倫講他的陝北見聞，說個沒完沒了。海倫也很興奮。在埃德加出發前，她曾堅定地支持他去看一看“紅星照耀下的中國”:“無論需要付出什麽代價，你也要去，如果可能的話，我跟你一同去。”現在丈夫滿載而歸，她將埃德加零亂的筆記讀了一遍又一遍，並用打字機將其完整地打了出來，在每張照片的背後都加注了說明。

　　海倫幾乎無法相信，在中國偏僻閉塞的西北一隅，竟然有這樣的新思想、新人物，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嶄新力量建設新文明，開辟新天地。當埃德加要對采訪毛澤東的筆記進行整理、刪節和改寫時，海倫大驚失色，她覺得那是無價之寶，應該是整部作品最有價值的部分，她建議埃德加原封不動地保留毛澤東親口所講的每一個字。最終，埃德加接受了妻子的建議，這部分內容成就了《西行漫記》裏最經典的一章——《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

　　埃德加從陝北歸來時，帶回一頂灰色的舊軍帽，上麵綴著一顆褪了色的紅星。海倫對這頂紅軍軍帽滿心喜愛，埃德加慷慨地表示可以送給她，但海倫拒絕了:“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澤東要。”

　　在這一刻，她已經下定決心，要親眼去看看那些照片和筆記上記載的事實。作為一個女性作家，她還希望從自己的角度，去搜集更多被丈夫遺漏掉的素材，多采訪一些紅色政權下的婦女和兒童。

　　1937年初，東北軍從延安撤離，中共中央機關和軍委總部從保安搬進了延安城。當海倫得知5月初中國共產黨將有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時，她知道機會來了——將會有很多中共的首腦人物聚集延安。她決定在丈夫的西行之後，再續上一次。

　　對於海倫的延安之行，埃德加·斯諾卻不以為然。也許是擔心海倫的安全，也許是因為自己剛動了腎結石手術正處於恢複期，需要人照顧和整理手稿，總之在海倫卷睡袋時，埃德加固執地不肯幫忙。在送海倫上火車前，埃德加嘟囔著抱怨說:“我不明白，你有什麽好高興的。”

　　但海倫對即將展開的西北之行充滿期待。陪她同行的是王福時和黃敬，隻是在火車上，他們得裝作相互不認識。這更讓海倫有一種莫名的緊張和興奮。還好，火車上有辣子雞吃，讓她感到渾身是膽。

“沒有海倫，也許就不會有《西行漫記》”

　　火車在景象奇異、層層疊疊的黃土高原上緩慢地爬行。從鄭州轉隴海線，沿黃河一路到潼關，那裏是山西、河南和陝西三省的戰略要道。海倫攤開筆記本，寫下:“1937年4月22日下午4時30分。黃河――人們挖野菜充饑。黃河流域成了一片沙漠，河床比周圍地麵高出許多。”

　　這是海倫在采訪筆記上所記下的第一筆。

　　此前不久，埃德加采訪筆記中的大部分內容已被收錄進《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在北平秘密出版發行。真正的《西行漫記》這時還沒寫完，在北平盔甲廠13號(今北京站附近)的一間屋子裏，剛剛送別了妻子的埃德加正在奮筆疾書。

　　《斯諾與中國》(2005年由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一書的作者武際良先生研究埃德加·斯諾多年。他的一個結論是，沒有海倫，也許就不會有《西行漫記》，因為斯諾本來已經準備離開中國，是海倫的出現讓他改變主意留了下來。

　　埃德加與海倫，相遇於1931年盛夏的上海。一個是小有名氣的旅行作家，剛剛穿越過人煙稀少、瘴氣彌漫的中緬邊境原始森林，不幸被一頭騾子踢傷了膝蓋骨；一個是提著高爾夫背包、拎著網球拍剛到中國的漂亮姑娘，打算在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工作一年，然後周遊世界，成就當一名大作家的夢想。

　　海倫在自己的回憶錄裏毫不掩飾第一次見到埃德加時的失望。她本以為埃德加是一位“勇敢無畏，意誌堅強，體魄健壯的環球旅行家”，然而兩人在上海的沙利文咖啡館初次見麵時，出現在她麵前的卻是一個身體瘦削，臉色蒼白，雀斑十分明顯的年輕人，穿一件皺巴巴的白色亞麻西服，走起路來還有點跛腳。

　　但埃德加很快讓她改變了印象。那次會麵中，他給她講述了自己在東南亞旅行的傳奇遭遇，這讓海倫重新審視對麵的人。她發現，埃德加雖然消瘦，但長得很勻稱。“一頭漂亮的棕色卷發，長著長長睫毛的眼睛裏透著和藹可親的神色，交談時間或眯縫起來，顯得霧蒙蒙的。”“不管怎麽說，他使人一見入迷。”

　　埃德加對海倫更是一見鍾情。本來，因為母親去世等原因，他正處在情緒的低潮，已準備離開中國，但因為“一尊希臘女神的出現”，他繼續留了下來。

　　1932年12月25日，海倫的名字後添上了斯諾的姓氏。在那之前，海倫拒絕過埃德加的21次求婚，直到埃德加出版了第一本著作……

　　1936年6月間，埃德加·斯諾得到張學良的幫助，從西安進入紅區，成功地衝破了國民黨當局對紅區長達9年的新聞封鎖。

　　海倫也打算沿著丈夫走過的路線，從西安進入紅區。此刻她還無法預料到，自己此行並不如埃德加那般幸運。

　　一進西安即被“重點關照”

　　1937年4月23日，火車載著海倫開進了西安車站。

　　“雨把所有的市民關在家裏，街道上死一般的寂靜，異常淒涼。”這是當日海倫所見到的西安。

　　就在海倫到達西安的幾天前，西安被南京政府完全接管了。

　　“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組織，一個群眾組織也沒留下，一個東北軍的軍官也沒留下，隻有幾個學生……楊虎城不僅沒有權力，而且幾天以後就要被迫去歐洲”。海倫把所見所聞都寫進信裏，寄給身在北平的丈夫。她特別提到，整個“西京招待所”裏隻住著兩三個客人。海倫本不想住在那裏，但身不由己――西安事變之後，當局不再發放來西安的簽證，沒有簽證的人隻能在城裏停留24小時，所以任何一個進西安城的外國人都會受到特別的“關照”。

　　70年前陪伴海倫西行的王福時老人，今年已經96歲。據他回憶，海倫一下火車就被軍警們送進了西京招待所，那裏是當局允許的、在西安的外國人惟一可以下榻的地方。他眼睜睜看著也沒辦法，以後一切隻能靠海倫自己了。

　　按照原定的計劃，海倫本應在到達西安的第二天清晨搭乘軍用卡車離開西安。所以她沒開房間，就溜出西京招待所，住進了一位朋友家裏，準備次日一早離開。

　　然而，原定次日5時抵達的軍用卡車沒有按時出現，卻等來了一位警察隊長。多年以後，海倫在回憶錄中這樣提到那位隊長:“由於睡眠不足，他的眼圈出現了黑暈，但眼中閃耀著若有所獲的光芒。”

　　西安的警察們的確一宿沒睡，他們全體出動尋找海倫的下落，所有外國教會人士的住所都被搜了個遍，出城的汽車、卡車一輛不放過。哨兵也接到上頭命令，要他們密切注意一名美國女人。

　　“按照你的特殊情況，還不僅是個護照簽證問題。”警察隊長告誡海倫。海倫這才獲悉，南京政府已經頒布了禁令，禁止任何新聞記者進入西安周圍的軍事區域。南京還發來了一張名單，8名外國記者成為重點監管對象，埃德加·斯諾的名字位列第一。

　　“可我的名字不在名單上。”海倫試圖抓住這個小小的漏洞，進行抗辯。

　　“那不重要，”警察隊長說，“你和你丈夫是一樣的，無論怎麽說，你是做記者工作的。”

　　看來，當局已充分掌握了海倫的“前科”。這的確不是海倫頭一次來西安，上一次是在1936年10月初，西安事變發生前。

　　那一次，為了尋找進入紅區采訪、久無音信的丈夫，海倫與紅軍特使王林一起到了西安，希望也能前往紅區。當時紅軍第二和第四方麵軍剛剛到達陝北，國民黨正在部署新的圍剿，空氣很緊張，海倫第一次進入紅區的努力失敗了。但她見到了張學良。

　　海倫向張學良提了5個問題，沒想到，少帥的回答與蔣介石的政策口徑大相徑庭，他說:“如果共產黨人能夠與我們精誠合作，在中央政府領導下共禦外敵，那麽這個問題(剿匪的問題)也許有可能得到和平解決。”海倫敏銳地察覺到，一種別樣的氣氛正在“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和西安城裏悄悄醞釀。她把與少帥的會麵寫成文字，但西安電報局拒絕拍發。海倫不得不火速返回北平，將報道發給《倫敦每日先驅報》。這篇報道被美國合眾通訊社轉發，發往全美國和全中國，成為對西安事變最早的“預報”。當然，海倫的記者身份也鐵證如山。

　　抗辯無效，海倫被4名警察“護送”著回到了西京招待所。

海倫與朱德

　　逃出西安奔向紅區

　　1937年4月底的西安，細雨霏霏。透過雨霧，能望見圍繞西安的古城牆。隻要越過那道城牆，三個小時車程之外就是三原，三原目前仍在楊虎城軍隊的手裏。從三原再走幾裏路，就可以到達雲陽村，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麵軍就駐守在那裏。所以對海倫來說，最難的問題在於，如何才能出得去那座城門。

　　無論她走到哪裏，都有兩名警察緊緊跟隨。每到一處，他們一個往門口一站，另一個就守在海倫身邊。車子一停，一名警察便飛快跑到附近有電話的地方向警察局長匯報行蹤，還總不忘說一句“我們平安無事。”海倫意識到，監視她的警察們其實也很緊張，似乎覺得她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危險。沒準，他們以為隨時可能會有人來襲擊他們，幫助這個美國女人逃跑呢。

　　但事實上，不可能有這種事發生。以前幫助過埃德加的少帥張學良，此刻已成為蔣介石的階下囚，他的軍隊幾乎全部離開了西安，正沿著隴海線向安徽進發。而在西安的外國傳教士們，因為擔心在這個非常時期受到牽連，也對海倫十分冷淡，不會來幫助她。

　　接下來，由海倫的侄女謝莉爾·比紹夫講述給記者的故事，堪稱傳奇――

　　多虧了西京招待所的周經理，將一個名叫肯普頓·菲奇的美國青年介紹給海倫。菲奇是一家美國公司西安辦事處的經理，其父是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領導。菲奇並不讚成海倫冒險，但他古道熱腸，認為自己有義務幫助一位身處困境孤立無援的女同胞。

　　二人商定的逃跑時間是半夜12時45分。此前一兩天，海倫故意放出風聲麻痹身邊的監視者:由於城裏的傳教士們態度很不友好，她準備啟程回北平。她還把住房從二樓搬到一樓，故意晚睡晚起。

　　到了與菲奇約好行動的那一天，不巧的是，恰好與楊虎城將軍離開西安是同一天。當局擔心楊將軍駐守在城裏的餘部可能發生騷亂，於晚間8時左右忽然宣布了全城戒嚴令。就在海倫準備翻牆逃跑的地方，有一隊憲兵在來回巡邏。

　　12時45分，菲奇的訊號並沒有如約出現。放棄逃跑計劃嗎？海倫實在不甘心，她知道如果這次進不了紅區，那些紅軍將領一旦結束了在延安的會議，回到各自的前線，就很難見到他們了。

　　她決定冒險一試。她用盡平生之力吸了一口大氣，跳出窗外。街上約莫有十多個執行任務的憲兵，從圍牆內就可以望見他們的鋼盔，海倫知道翻牆而出是不可能了，她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走向大門口。

　　大鐵門沒鎖，她扭開了門。站崗的幾名警察問:“你上哪兒去？”

　　“我回家去，”當然是用中國話回答，“這兒有洋車嗎？”

　　剛巧街那邊孤零零地來了一輛洋車，海倫壯著膽子喊:“洋車，來，來！”

　　“東大街！”海倫胡亂說了一個地址，車夫一鉚勁兒，洋車就離開了西京招待所。不知為何，那些警察竟未加阻攔。

　　因為戒嚴，大街上冷冷清清。洋車拉著一名戴墨鏡的外國女人，在夜色中漫無目的地行進。沒有菲奇接應，海倫壓根不知道該往哪裏走！就在她陷入絕望的時候，一輛自行車從跟前飛馳而過，騎車的人正是菲奇！原來，他因為無法靠近圍牆，又等不見海倫，正打算回家睡覺。

　　在菲奇的引領下，海倫終於見到了願意送她去三原的汽車和汽車司機，司機是楊虎城將軍手下的人。第二天一早，汽車威風凜凜地駛過一道道城門，出城而去，差點撞到城門外一隊修路的士兵。“帶軍事通行證的汽車，就得這麽開。”司機給海倫和菲奇上了一課。

　　汽車一路顛簸開到三原，按照手上的地址，海倫他們找到了城門附近的一間小客棧，這裏是紅軍駐三原的辦事處。一位頭戴紅五星軍帽的年輕哨兵出現在他們麵前。菲奇眼疾手快，搶前一步，一把抓下哨兵的軍帽，跳上汽車，絕塵而去。他必須在警察開始調查前趕回西安。那位年輕哨兵被搶走了軍帽，茫然地撓著腦袋，一頭霧水。

　　這是1937年4月30日。海倫終於如願踏上了進入紅區之路，而菲奇則得到了他想要的紀念品。

(侯健美)

E_mail:[e-mail] 新聞線索:[e-mail]

人民日報社概況 | 關於人民網 | 招聘英才 | 幫助中心 | 廣告服務 | 合作加盟 | 網站聲明 | 網站律師 | 聯係我們 | ENGLISH　
京ICP證000006號| 網上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0104065）| 京朝工商廣字第0394號

人 民 網 版 權 所 有 ，未 經 書 麵 授 權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1997-2006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