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困難時期的中南海 ＺＴ (圖)

憶困難時期的中南海(上)

■毛澤東與李敏在中南海劃船。網上圖片

忙時吃幹閑時吃稀

　1959年到1961年，是共和國曆史上被稱為「三年困難」的時期。

　麵對工農業生產跌入穀底導致的生活資料匱乏和饑饉的嚴酷現實，最難過的莫過於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國家強盛富庶而發出大躍進號召的毛澤東本人了。他對全體工作人員宣布：「我們要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毛澤東當年在延安的一句口號「忙時吃幹，閑時吃稀」再度被寫刷到了牆上。

毛澤東提「三不」

　中央人民政府將每個國民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限度。低標準，瓜菜帶。中共中央緊急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帶頭，國家幹部帶頭，首先是領袖們帶頭勒緊褲腰帶，度過難關。

　中南海裏，機關幹部們開始重新定量，先由個人報數再由群眾公議評定。身高體闊的毛澤東，自報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報得最低，隻有18斤。周恩來報了24斤。朱德和毛澤東一樣，也是26斤。

　這一情況傳到各單位黨支部和黨小組後，大家都認為領袖們自報的定量偏低了，起碼應該和絕大多數男性幹部們一樣，定在28斤。但是領袖們都堅持說夠了，已經寫過，不要變動了。就這樣開始按照他們報的數量發給他們糧票。

領袖帶頭勒腰帶

　在領袖們的帶動下，整個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勒緊了褲帶，每位工作人員都把自己的糧食定量降了下來。定量是壓縮了，可饑餓感和營養不良的現象，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為了在糧食定量減少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增加一些營養，食堂的大師傅們和幹部們想了一些辦法，這就是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糧食摻和在一起吃。

　最開始是采集自然生長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錢兒等。中南海裏，特別是沿著中南海的外牆，種植了不少榆樹。榆樹的籽形狀有點像古錢，俗稱「榆錢兒」。采摘來後，大師傅們就把嫩「榆錢兒」和在麵裏，使蒸出的饅頭個大一些，同是二鶣麵的饅頭，卻能在胃裏多占一點空間。

孫輩進大灶食堂

　自然生長的東西很快就被摘光了。於是人們就種植一些野菜，比較普遍的是一種俗稱「掃帚菜」的植物。掃帚菜葉和玉米麵或白麵，放在籠屜裏蒸熟了也不難吃。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除了寄宿在學校或在學校定餐的孩子還在學校吃飯外，原先平時在家裏吃飯的孩子，大多在家長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機關幹部、工作人員們一起吃飯。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特別是朱德，不僅是把孫輩們都趕去了大灶食堂，還提出要求：「不準老買好菜，不準超過大多數人的飲食標準，不準超過自己的定量。」

　在三年困難時期，李訥正在北京大學讀書，和學校裏所有的學生一樣，她也重新申報了糧食的定量。回家時，毛澤東向她問起學校的情況，她告訴父親，由於自己是共青團員，應該多為國家分擔困難，申報時把定量壓到21斤。

■毛澤東與女兒李敏、李訥合影。資料圖片

學生糧食定量27斤

　毛澤東聽女兒這樣說，感到很欣慰，同時也露出一絲憂慮，畢竟女兒還是在長身體的年紀。李訥接著說：「學校考慮我們正處成長發育期，將學生的定量統一定為27斤。」

　「這我就放心了，這個定量基本能保證學生的營養了。」她感覺到父親好像鬆了一口氣。但父親隨即又說：「井岡山時期，打仗的戰士還吃不上這個定量。」她明白父親的心思，想想前輩度過的更艱苦的歲月，眼前的難關就能挺過去了。

李銀橋送餅幹挨批

　困難的日子並沒有很快過去，而且仿佛在加重。一次有個衛士到北大看李訥。李訥告訴他，在學校裏吃不飽，又沒有油水，老覺得餓得慌。衛士回到中南海，把情況反映給李銀橋，李銀橋自作主張，讓衛士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餅幹。

　幾天後，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他批評李銀橋：「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為什麽還要搞特殊化？」

　李銀橋辯解說：「別人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毛澤東火了，拍著桌子說：「別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塊餅幹也不許送！」

江青低頭離開飯桌

　一個星期天，李訥回到家裏，毛澤東破例讓她在家裏和自己一起吃了頓飯。進中南海以後，毛澤東的所有子女，就一直按照父親的旨意在大食堂吃飯。

　此時正是毛澤東宣布了「三不」規定之際，家裏的飯菜也沒太大的油水。可餓了一星期的李訥，看見桌子上三四盤炒菜、一碗湯，外帶辣子、雪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來了。她沒等父親下「吃飯」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舌頭被燙得「絲絲」直吹。「慢點吃，別著急。」女兒的每一個細微的動作，毛澤東都看在眼裏，但話音依然平靜。

　在學校吃飯都很快，習慣了，李訥並沒有想到掩飾。她一邊說一邊不停地扒飯，她第一個吃完了自己碗裏的飯。她端著空碗眼睛卻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李訥從來就不是個貪吃的孩子，如今這副模樣意味著什麽？明察秋毫的毛澤東心裏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江青也怔了一下，繼而把自己碗裏的飯撥到女兒的碗裏。

　「哎，你們怎麽不吃了？」生活上粗線條慣了的李訥詫異地問道：「媽媽，你怎麽吃得這麽少？」「這幾天胃不舒服，老泛酸水、不敢多吃。」江青說著又用手揉著心口。過了一會兒，她低頭離開了飯桌。

　毛澤東拿起了報紙，一邊看一邊說：「我年輕時在湖南搞農村社會調查，有次餓了一天，討到一碗米飯……」李訥吃得正香，沒搭父親的話：「你們不吃我就全打掃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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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困難時期的中南海(下)

■毛澤東與李訥在中南海散步。資料圖片


對李訥實行「三光」

　「唔，打掃幹淨。三光政策，不要浪費。」說完，毛澤東又把目光從女兒身上移開，轉向報紙，直到李訥把桌上的盤子都拾掇幹淨。

　目睹了這一情景的衛士，心裏很不忍。事後向毛澤東進言：「主席，李訥太苦了，我想……」沒等他說完，毛澤東就打斷了他：「和全國人民比較來說，她還算好一些的呢！」「可是……」「不要說了。我心裏並不好受，她媽媽也不好受。她是學生，按規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澤東歎了口氣說：「還是各守本份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現在這種形勢尤其要嚴格。」

　在困難時期，毛澤東曾有過一星期不吃米飯、7個月不吃肉、不喝茶的紀錄。周恩來過意不去關切地勸毛澤東吃一點肉，因為幾位領袖都跟著毛澤東不吃肉了。但是毛澤東的一句「你吃了嗎」的反問，就把周恩來的口給堵上了。

中南海裏搗雀窩

　為了使毛澤東增加營養，中南海裏負責為首長服務的部門領導費盡了心思。肉、蛋這些東西毛澤東絕對不碰，但是他不拒絕野食。像偶爾弄兩隻麻雀，在中南海裏撈點寸把長的小魚蝦，還是能勸他吃一點的。於是他們就打幾隻麻雀或掏兩個麻雀窩，或者用筐撈些小蝦。但這隻能間距一段時間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否則，主席同樣不吃。

　在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曾過了三個生日。從現在保存下來的菜譜看，這三個生日都過得相當簡單，與平時沒有多少區別。三個生日宴上，沒有酒，沒有壽糕，也看不出絲毫喜慶氛圍。

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69歲生日，他隻吃了早餐，晚上僅吃了一碗麥片粥。早餐時，毛澤東請了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吃，菜譜上記載著這樣幾道菜：「幹燒冬筍、油爆蝦、白汁鯉魚，雞油冬瓜球、炒生菜。」

劉少奇不搞特殊

　開創新中國的偉人，在三年困難時期，與民共苦，這是許多外人不可想像的，但事實確是如此。

　60年代困難時期，劉少奇的幾個子女還都很小，但他們都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堅持在學校住宿吃飯，和別的孩子一樣同甘共苦。當時許多人勸劉少奇和王光美把孩子接回家吃住、生活，可以比學校過得好一些，但劉少奇堅決不同意。他說：「國家主席的孩子應該和工農群眾的孩子一樣，不能搞特殊。群眾吃不飽，我們有責任。讓孩子們嚐嚐吃不飽的滋味，有好處，等到他們將來為人民辦事的時候，會更好地總結經驗教訓，再不要讓人民吃不飽飯了。」

■朱德50年代在中南海，帶著朱和平和朱援朝種蘭花。資料圖片


青海給總理送魚

　當時每個家庭除了在自家門口開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還在1960年春天，在北京郊區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個農副產品生產基地。機關幹部和工作人員輪流去那裏參加勞動，每人每年去一個月。去勞動的人，每天補助一斤糧食。

　1961年春節前青海省委知道黨中央機關生活艱苦，從青海湖打了2,000多斤鯉魚，送到國務院，說是給周總理送魚，並請周總理轉送黨中央。

　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指示：第一，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困難時期黨中央應該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這樣的饋贈；第二，既然魚已經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擱時間可能腐爛，就由北京二商局按市場價格收購，隨即在市場上出售。中共中央機關和國務院一斤也沒有留。

曬太陽抵抗饑餓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況好像比上一年更有過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學上學的鄧樸方就感覺學生食堂的雜麵饅頭越吃越小。中學生正是能吃的時候，一個饅頭咬幾口就沒有了。幹的沒了，大家就搶著喝稀的。一桌8個人能喝上盆棒子麵粥，喝得肚子脹鼓鼓的。但畢竟是稀的，過一陣子肚子就又生出了饑餓感。

　就在這時，鄧樸方他們從報紙上看到某位大科學家提出「少活動，曬太陽」可以抵抗饑餓的介紹。繼而又有人換算出曬多少時間相當於吃一個雞蛋。他們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飯後就走到操場上，往沙坑裏一躺，開始吃這種「太陽雞蛋」。

　在中南海裏的機關裏，大概也是受這種宣傳的影響，在每正當午之際，也大啖「太陽雞蛋」。

兄弟錯飲青梅酒

　吳慶彤的女兒吳繼平還記得她的兩個哥哥，當時都是在長身體、放開肚子猛吃猛喝的年齡，在那個時候總是吃不飽。實在受不了了，就在家裏亂翻，隻要找著什麽吃的，就吃個精光。結果老是因此打亂大人的計劃，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們在家裏找了半天，什麽也沒找到，找到一個裝滿綠色液體的瓶子。他們嚐了嚐，那液體又甜又辣也不知是什麽？兩人開始還不敢多喝，後來實在餓得難耐，便把那液體喝光了。這下不得了，喝完後，他們都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沒醒過來。原來那是一瓶青梅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