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中南海的日常生活（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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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的中南海的日常生活（下）

隨著田家英地位的提高，陳伯達與田家英在六十年代逐漸疏遠了，但他們在較長的時期內仍保持著書客之誼。陳伯達去琉璃廠逛舊書店，仍常約上田家英、陳秉忱一起去。直到毛澤東親口告訴陳伯達，田家英在背後講他的壞話，兩人的關係才出現了無可挽回的破裂。

與陳伯達在古籍書畫上有過交往的，還有幾位住在中南海以外、甚至是北京以外的文人墨客。他們當中有：郭沫若、李一氓、王襄、阿英、黃冑等。王襄是中國第一代甲骨文學者、書法家、曾任天津市文史館館長，阿英和黃冑分別是著名的文人和畫家。他們與陳伯達之間時有交往，並且互相贈送過古籍書畫等。陳伯達倒台後，他自己購置的書籍連同過去朋友們贈送的書籍全被抄沒，直到他去世，都再也沒能看到這些物品。1996年，經筆者再三向中共中央提出請求，收存陳伯達物品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才發還了很少一部分書籍。其中除了有康生和陳秉忱贈送的碑帖各兩本外，其他人贈送陳伯達的書籍均下落不明。

那個時候，大人們之間的來往，小孩子們是並不在意的。小孩子們在意的是大人們對小孩子們的態度。這裏就順便說一說中南海裏的大人們對小孩子們的態度，從中也可以看到大人們不同的個性。

大人中，最喜歡小孩的是朱德。小時候，他來我家作客時的印象是模糊的，但是我漸漸長大後，每次隨公務員李景如或李玉元到西樓餐廳打飯，在過廳等候時，遇到他來吃飯，他從餐廳看見我，總要慢慢走過來，一邊笑嗬嗬地，一邊伸出一雙手，我就趕緊伸過手去和他握握手，並且說一句：“朱伯伯好！”。他也不說什麽，握完手就回身走了。每次都是這樣，像做功課一樣。朱德很喜歡小孩子。他與康克清沒有孩子。在與康克清結婚前，他有過一兒一女。兒子很早就參了軍，解放後年紀已很大了。女兒即是朱敏。朱德有外孫，小名沃沃。因嫌家裏小孩太少，朱德還把老家的幾個侄孫接來北京一起住，都在西樓吃飯。

陳毅也比較喜歡小孩，但他一般不主動說什麽，隻是帶著好奇的神情向小孩擠擠眼。有時他擠完眼也戲稱一句：“小鬼！”

劉少奇對自家的孩子可能不錯，對別人的小孩卻比較冷漠。我有兩次遇見他和家人在中海岸邊散步，他對別人家的孩子目不旁顧、表情嚴肅，從不多說一句話，總是旁若無人地照直向前走去。

楊尚昆見到小孩喜歡說兩句，但他總擺大人架子，大搖大擺地邊說邊走，並不停下步來聽小孩回答什麽。

毛澤東是那個時代少年兒童們敬仰的人物，我曾在陪陳伯達在懷仁堂看戲時，遠遠地看見過他兩次。但真正麵對麵地相見，則是1960年4月30日在天津的時候。

那年，陳伯達正在天津市搞工業調查，五一節放假，他把全家人接到天津一起過。恰逢那幾天毛澤東也居住在天津。

4月30日下午，劉叔宴帶我和兩個妹妹到了天津。當晚全家人到天津市幹部俱樂部參加娛樂活動。

天津市幹部俱樂部是一座宏麗的建築，解放前是外國人和有錢人聚會娛樂的場所，解放後改為幹部俱樂部。我在北京還沒有見過這樣豪華的綜合性娛樂場所，至少中南海裏沒有這樣的俱樂部。

我們先去參觀了俱樂部的室內遊泳池。遊泳池豁亮寬敞，比中南海裏的室內遊泳池空間更大，裝飾更考究。當時，偌大的遊泳池裏隻見楊尚昆一個人在池水中遊泳，顯得優哉遊哉的樣子。我們正觀望時，有人告訴說，毛主席此刻也正在幹部俱樂部，楊尚昆就是陪毛主席來的。

接著我們來到地球室，玩了一會兒滾地球（現在稱為保齡球）。劉叔宴心情很高興，對我們三個小孩說：“今天讓你們幾個土包子開眼界了。”說實話，我平生隻玩過一次這種遊戲，以後再沒有玩過。

在地球室出了一身汗，我們即來到一個小型的演出廳。毛澤東正坐在此廳中間的一張長沙發裏觀看折子戲。一個不到十歲的小演員在飾演孫悟空，他身手敏捷，左翻右跳。毛澤東看得聚精會神、喜笑顏開。一出戲演罷，毛澤東笑嗬嗬地向小演員詢問年齡、身世等情況。這時，陳伯達轉身問我和兩個妹妹：“我領你們見見毛主席，好不好？”我們連連點頭。小演員剛退場，陳伯達大步走到毛澤東身後側麵，說：“主席，他們小孩子想見見你。”話音剛落，毛澤東立刻站了起來。我和兩個妹妹趕緊走上前去，一一和毛主席握了手。握手時，我們都是用雙手和毛主席的雙手握在一起，但是互相間沒有說一句話，氣氛顯得十分嚴肅。

事後，劉叔宴對我們說道：“你們見毛主席時也太緊張了，連一句‘毛主席好！’都沒問。”

前兩年，看了權延赤寫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書中記述了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所談毛澤東接見來客的一些情況：

“對於黨內同誌，毛澤東不搞迎客送客之類禮節。他有躺在床上辦公的習慣。我曾觀察過，有時國家、政府和軍隊的主要領導同誌來請示匯報工作，他也並不起身，繼續批閱文件。有時聽了幾句匯報才作個手勢：‘坐麽，坐下說。’如果毛澤東是坐在沙發上，黨內同誌來了他也基本不往起站，作個手勢讓同誌們也坐，坐下後有什麽事就說什麽事，閑話不多。”

照李銀橋所說的情況，毛澤東接見我們兄妹時，從沙發上站立起來，是破例的舉動。因為，雖然當時毛澤東是處在公眾場合，但那是一個娛樂的場合，仍然不必拘泥任何禮節，何況我們僅隻是他的下屬的子女而已。我想，毛澤東之所以很鄭重地從沙發上站立起來接見我們三個小孩子，很可能是因為他已知道我哥哥陳小達之死的內情。而此時，陳伯達本人卻還不知道陳小達之死的事。

毛澤東在天津，是住在馬場道5號的一棟花園洋房裏，那裏解放前是美國駐天津領事館，解放後改作招待所。陳伯達則是住在一位資本家的舊宅。該資本家有多處住宅，解放後他把其中不常住的房子捐給了國家，也被改作招待所。後來幾年，陳伯達去天津搞工業調查時，也曾住過馬場道5號毛澤東住過的房子。有一回節假日，我們家屬也同去那裏住過。那所房子結構靈巧，但畢竟年代久了，內部並不顯得豪華。天津在1958年還曾專為毛澤東蓋過一處平房，但毛澤東從來沒有在那裏住過。

1958年大躍進期間，各地大興土木，中南海在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的管轄下，也曾準備大拆大蓋。當時，陳伯達聞訊後很生氣，曾在家裏和劉叔宴商議，如果中南海大興土木，就搬出中南海，並告訴我們兄妹準備搬家。不久，楊尚昆趁毛澤東不在北京的時候，擅自決定把居仁堂（解放後曾作為中央軍委的辦公處）拆掉了。毛澤東回北京後，一次散步走到居仁堂原址，發現居仁堂不見了，很是生氣，嚴厲批評了楊尚昆，終於製止了楊尚昆在中南海大興土木的計劃。

可惜的是，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尤其是楊尚昆當了國家主席以後，中南海終究沒有逃脫大拆大蓋的命運。據說，不僅中海西岸的迎春堂一代完全拆光了，而且許多舊院落也被拆掉了，在這些舊院落的舊址上新蓋了許多現代樣式的二、三層樓房。中南海已失掉了過去皇家園林的舊貌，變得不倫不類了。

陳伯達在中南海居住期間，還遇到過兩件不愉快的小事。

1955年實行軍銜製以後，軍隊強調正規化。中央警衛局規定中南海的門衛實行一項新製度：對進出大門的領導人須行軍禮，以示軍風莊重。究竟屬於什麽級別的幹部才得享受敬禮待遇，我不甚清楚，但陳伯達是被列為敬禮的對象之一的。這樣，陳伯達乘坐的灰色吉姆牌轎車出入中南海時，大門口的值勤軍官一看來車，就大喊一聲：“敬禮！”門柱兩邊的衛兵立即立正行軍禮。陳伯達對這項製度很不習慣，但既然出於中央軍委直轄的中央警衛局的規定，他也無可奈何。

不久，有一個情況為難了中南海西門的警衛。陳伯達閑暇時，常徒步出西門，搭14路公共汽車去琉璃廠舊書店買書。領導幹部乘坐轎車出入，衛兵行個禮無妨，若徒步出入也行軍禮，卻十分別扭。因為那樣會引起門外馬路上行人的好奇和觀看。我曾有兩次陪陳伯達步行出西門。站在門口內側的值勤軍官早已認得陳伯達，見他走近時，便突如其來地高喊一聲：“敬禮！”衛兵們立即舉手敬禮。陳伯達也忙不迭地邊走邊舉右手還禮。這種過分嚴肅的儀式，令我這個少年人感到渾身不自在，很想一步就跨出大門。幸好當時府右街的行人稀少，沒有引得人們過來看稀罕。

據聞，後來警衛部門向上級反映過這一情況，認為萬一有國民黨潛伏特務發現了其中的規律，根據是否行禮來判斷出入者的身份，跟蹤步行出門的領導人，則極易發生安全問題。於是對步行者敬禮的做法被取消了。1958年，毛澤東對過分強調正規化提出意見，要求領導幹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在群眾中。中央警衛局為貫徹毛澤東的意見，就完全取消了對領導人敬禮的製度。

雖然陳伯達步行出入中南海西門時曾遇到衛兵敬禮的麻煩，然而他在中南海的北門卻遇到過完全相反的待遇。

一天下午，我陪陳伯達步行出北門到北海大橋東麵的團城看工藝美術展覽。兩個多小時後，仍步行回來入北門。此時，太陽已西落，門衛剛換了崗。陳伯達平時未曾徒步出入此門，衛兵自然不認識他，便按規定仔細查驗他的出入證。出入證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簽發的，沒有任何問題，但是證上的“陳伯達”這個名字顯然衛兵很生疏。證上還有兩欄，單位一欄寫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職務一欄卻是空著的。當時，居住在中南海內的高級幹部極少有步行出門的，衛兵們沒有直接查驗過高級幹部的出入證，更未見過這種職務欄空缺的出入證。

“職務這一欄為什麽沒有填？”衛兵懷疑地質問。

“發給我就是這樣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麽。”陳伯達慢騰騰地回答。

衛兵皺了皺眉頭：“那你到警衛室去一下吧！”

陳伯達與我一起進入門內東側的警衛室。一個軍官態度還算和氣，讓我們先坐下，自己起身到裏間屋去打電話請示領導。不一會兒，軍官放下電話走出來，連聲道對不起。陳伯達說：“沒關係，你們做得很對。”

這件事本來是小事一樁，沒想到事後卻傳遍了中南海。

1990年，我妻子張蘭華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工作。該所辦公室副主任鄒本浩，當年在胡喬木處工作過。一次，他與我妻在閑聊中提及此事，便笑個不止，說是當時聽說陳伯達因不修邊幅，布衣舊衫，被衛兵當作是盲流市內的野老，擋在大門之外盤查許久雲雲。其實事情並沒有那樣複雜。陳伯達畢竟持有中南海的出入證，該證屬於絕密證件，並非一般人所能擁有。須知當年社會上還沒有時下那種高超的作偽技術。

無論是受到衛兵的敬禮也罷，還是受到衛兵的阻擋也罷，都反映了一個現象：居住在中南海裏的領導人，要想像普通市民一樣隨便行走，過普通人的日子，是很困難的。他們正在被有形的高牆和無形的官場習氣包裹起來，不知不覺地脫離了一般的老百姓。陳伯達對這一現象深為反感，他總想在造成官民隔離的有形和無形的牆上開一個缺口，所以他常說自己是個小小老百姓。然而有些高官卻對官民隔離的狀態十分習慣，幾至一日不可或缺，他們時時刻刻害怕別人把他們當成了一般的老百姓。

1970年陳伯達倒台時，我正在石家莊市第一製藥廠當工人，組織上規定我不得離開石家莊。

1979年冬，禁令被打破，我有了一次與同事一起出差北京的機會。當我坐著無軌電車從北海大橋上馳過時，我看到大橋原來低矮的漢白玉欄杆已被換成了一人多高的柵欄式鐵欄杆，不禁心頭掠過一絲淒涼。我在石家莊已聽說過更換欄杆的事，知道這是為了防備有人越過橋上的欄杆進入中南海而采取的安全措施。但現在親眼見到這種景象，仍不免為之悵惋。想當年中共中央在陝北根據地的時候，黨的領導人與群眾是那樣的水乳交融。國民黨曾以幾十萬元大洋懸賞捉拿毛澤東、周恩來的首級，可毛澤東、周恩來仍安然居住在尋常村落之中，門前僅隻有一名哨兵，其情景曾令美國記者斯諾大為感歎。可是現在革命已經勝利了幾十年了，領導人的安全反而越發成了問題，甚至連厚實的高牆和成群的衛兵都仍覺得不夠保險，這怎麽能不讓人感到某種悲哀呢？

作者：陳曉農（作者係陳伯達之子，本文係作者所著《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書中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