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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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炎黃春秋》刊發的李銳猛文：完善我黨領導的幾點想法
作者：李銳 文章來源：炎黃春秋
在黨的十七大即將召開之際，作為一名入黨已過七十年的老黨員，我衷心祝願大會取得積極成果，為經濟發展、政治民主、依法治國、國家富強、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貢獻。
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經濟體製改革與經濟建設已經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但我們的政治體製改革未緊緊跟上去，拉了經濟體製改革與經濟建設的後腿，國家進步顯跛足前行之象，危機叢生。因此，關於黨對國家領導的性質和方法，我個人以為應該有進一步的反思和認識。
陳獨秀在1942年去世前寫的文章裏，批評斯大林的專製獨裁時，曾經這樣談到民主問題：
“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
“如果有人反對或鄙薄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這不是反對資產階級，而是幫助資產階級更凶橫地、更露骨地迫害無產階級。” “民主不是哪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人類幾百年鬥爭才實現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以前，一直把反封建專製列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奪取政權以後，遺憾的是我們淡化甚至拋棄了這個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錯誤地將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當成主要敵人。
從“三反五反”，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適，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肅反，批判“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到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剝奪資本家直到農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在意識形態領域定於一尊的同時，全麵地壟斷了國民經濟。
接著更進一步進行所謂“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發動反右派鬥爭，剝奪了整個社會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繼而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反右傾”，以至“文化大革命”。
1949年後直到改革開放之前，總計全國挨整人數上億，整死餓死人數幾千萬。除生命和財富的巨大損失外，更有精神財富的巨大損失，知識分子精英大量消亡，整個知識界成為“臭老九”，教育遭到嚴重破壞，社會道德淪喪，真令人痛心之至。
這是民主和權力製衡體製未能建立的慘痛惡果。
我總記得1978年年尾，在安徽省合肥的醫院中，和老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一起待命回京平反複職時，他對我說的一句話：“誰能監督毛澤東呢？”
過去發生的這些問題，以及當前存在的一些危機，我以為首先起源於我們黨的內部。
我們黨現在是執政黨，中國要從根本上杜絕發生上述問題的根源，就必須進一步地有效地消除我黨的“特權地位”。
從當前來說，我黨首先要帶頭模範地執行憲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公民權利，以便使我黨接受來自群眾和輿論的監督，保證執政的權力不被濫用。
關於黨本身的民主化，我在十六大的意見書中有過五點建議，現在仍就此作三個方麵的說明。
（一） 要認真總結黨的曆史經驗教訓。科學發展觀的前提是科學曆史觀。從戰爭年代到執政以後，從理論到實踐反思“專製體製”的過程及其後果，這仍是我們尚未完成的一項巨大任務。
在黨的曆史上，第一個曆史決議，是為了否定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從而樹立了毛澤東思想和他本人的領導地位，但對內戰時期蘇區打AB團和延安搶救運動等錯誤，都未涉及。
第二個曆史問題決議主要總結“文革”十年，雖然指出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但仍過分強調毛澤東同誌的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對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文革等嚴重錯誤，我以為尚未作出全麵的深刻的總結，而且近二十多年來我們又一直把它們劃為禁區。這樣就不可能從那些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裏吸取有益的教訓。
譬如反右運動就是很值得回憶反思的。最近我看到中央黨校杜光老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紹北京大學學生在反右前夕“鳴放”的情況。
當時學生們在校園中張貼的大字報，或要求“確保言論、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或高呼“自由、民主、理性萬歲”；或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個社會製度好還是不好的標準”；或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賜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或明確說：“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本身沒有階級性，所以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區別”；很多大字報在分析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源時，明確肯定不民主是產生這“三害”的根源：“斯大林的錯誤，波匈事件，我國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嗎？不，都是一個根源：不民主。”“無產階級專政體現在製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統治方法。”
北大學生當年講的這些話是發人深省的。當年如果不反右派，我黨采納了他們的這些意見，那我們國家不是早已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了嗎？
建國後我們的曆次政治運動，尤其是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1966年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運動，給我們黨和國家帶來了無比慘痛的教訓。
我們隻要認真地加以總結，就必定可以轉化為非常寶貴的財富。恩格斯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不論從哪方麵學習，都不如從自己錯誤中學習來得快。”
（二） 我以為我黨的改革是中國現在所有改革成敗的關鍵，是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中心環節。因為我黨處於國家政治生活的領導核心地位，黨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前提。從革命戰爭年代到和平執政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權的專製型政黨，轉變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國家的現代執政黨，這是我們還沒有完成的曆史任務。這個轉變可說是黨自身的一場革命。
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伴隨市場經濟發展和民營經濟壯大，帶來各方麵的變化和進步，已為這場革命準備了經濟基礎、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
1980年鄧小平所作的報告《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曾尖銳指出：“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製改革。”
十三大政治報告進一步提出了黨政分開的改革方案，並開始付諸實施。鄧小平後來還說過，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動。我認為1980年鄧小平這個報告與十三大的政治報告這兩個文件，仍然值得我黨繼續學習，並製訂出逐步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具體措施。
1989年我在哈佛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聽到一些西方學者稱我們這個國家為“黨國”(Party state)。
為了改變以黨代政的傳統做法，我在十六大書麵建議中曾提到，應由人大製定《政黨法》、《參政法》。執政黨必須嚴格守法，切實履行“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承諾。
執政黨自然要對國家進行領導，但它實現領導的途徑，隻能是依靠自己主張的正確性，通過黨員活動，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成法規和政府行為。
因此，各級黨委及其設立的各種機構，無權越俎代庖直接管理黨外和政府的事。司法係統應該獨立，不該受政黨的直接幹涉。黨的宣傳部門也無權直接控製政府和社會有關言論和出版等涉及公民自由權利的事務。
黨的各級紀檢機構應該與黨委平行，不應由同級黨委領導，不應直接插手國家監察部門的工作。
各級領導幹部的選拔製度，應從差額選舉發展到逐步實行競選製，包括中央領導人在內。事實證明，十三大實行差額選舉產生了良好效果。
現在每年有以多少萬計的貪汙腐敗、違法亂紀案件，貪汙腐敗已擴散到學校和醫院，種種統計數字，令人驚心動魄。官員腐敗如此普遍，主要是權力失去強力製約的製度造成的。光靠加強教育自律，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和嚴肅處理腐敗案件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僅治標還要治本。必須變專製型體製為實施憲政的民主體製。這應該成為黨內黨外的共識。我衷心希望黨的改革在上述兩個文件的指導下穩步前進。
（三） 尊重憲法，實施憲政，就要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宣傳憲法，學習憲法，使之成為生活中的必需品，在每個成年人中形成公民意識，以行使公民權利、履踐公民責任為榮；大中小學都應開設公民課程，以培養公民素質；從而完成“五四”以來尚未完成的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啟蒙運動。
建國以來，我們修改和公布過七次憲法，實際上往往徒具空文。錦濤同誌接任總書記後，第一次講話就著重談憲法，給人以莫大的希望。服從憲法就是服從民主。國家政權和執政黨都應該奉公守法，官員不能越軌行事。
尊重憲法，實施憲政，我建議首先開放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迅速製定《新聞出版法》；進一步轉變我黨宣傳部門的職能，使之成為促進思想解放、保障實施憲政、維護公民自由權利的部門，而不再是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的監管控製部門。
如果連言論自由都沒有，社會怎樣和諧？
“一個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會誕生偉大的思想；一個擁有偉大思想的國家才能擁有不斷前進的力量。”我們要有勇氣在這方麵認識並改正過去所有的失誤。
我國已經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承認和尊重人權與民主的普世價值；在國際交往中我國政府倡導協商與合作，在國內我黨宣布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治國方針，這樣，就應當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言論與新聞出版的自由，改革政治體製。
錦濤同誌最近在不同場合一再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要我們全體黨員大力宣傳“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八個字。這是同他在黨校講話中四個方麵的堅定不移相一致的。
今年3月16日上午，家寶同誌也在200名國內外記者會上莊重地說：“民主、法製、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些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要“保證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
錦濤同誌和家寶同誌這些講話都非常好。我相信中央領導同誌都在考慮政治體製如何改革的問題。大家盼望將這些講話逐步落到實處。
中國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又逢經濟全球化的信息時代，我們的經濟總量已居世界前列，中國已經解決了千百年來渴望解決尚未解決的溫飽問題。中國人民為此歡欣鼓舞，衷心感謝黨感謝政府。
中國現在又迎來了千載難逢的全麵改革的大好時機。各方麵包括深化經濟改革，都督促我們快點走上民主化、法治化實施憲政的康莊大道。
我們可不能錯過這個大好時機了，時不我待，機不再來。讓我們認真解決一百多年來中國還沒有解決好的憲政大問題。
實行憲政並不是削弱共產黨，而是要促進共產黨的現代化，取得廣大黨員、幹部和全國人民的更衷心的擁護；也會進一步改善我們的國際形象，有利於兩岸的統一。
過去我們擺脫不了專製傳統，為“權威主義”所左右，以為製服“一盤散沙”，就靠“有人說了算”；總是擔心一旦落實公民權利，開放了言論自由等，就會亂套，社會就不能穩定，於是“穩定壓倒一切”成為大政方針，形成了穩定壓改革的死局。
殊不知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的穩定。這已為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來實施憲政，走改良主義道路（英語中“改良”和“改革”是一個詞）的成就所證實，尤其社會黨執政國家成效更為顯著，從而第二國際戰勝了第三國際。（現在社會黨國際有各類成員黨和組織168個，有50多個成員黨在其國內執政或參政。）
當然，各國有各自不同的情況，他們的模式與經驗，我們不應照搬也照搬不了。但他們的許多經驗，我們可以借鑒。我們在這方麵有重大的曆史教訓，也應該認真總結一下了。
我相信我的這些看法，凡屬年屆耄耋的老黨員，尤其“一二•九”運動的一代大都會同意的，因為我們當年入黨，就是反對蔣介石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專製統治，為了創建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繁榮的新中國而奮鬥啊!
我已吃九十一歲的飯了，能不能看到十八大，自己並沒有把握。
1963年同田家英話別詩中有聯句：“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難為壁上觀。”過九十歲生日時，又做了一首自壽詩：“來到人間九十年，回看往事未如煙。曾經實踐五不怕，留得頭顱擱鐵肩。”“鐵肩”有點自吹自擂，由於“雙肩”不合平仄，用了個“鐵”字，這也是一種自我激勵的話。
2007年8月30日完稿
責編：杜 晉 吳 思
── 原載 《炎黃春秋》2007年10月號
作者：李銳 文章來源：炎黃春秋
在黨的十七大即將召開之際，作為一名入黨已過七十年的老黨員，我衷心祝願大會取得積極成果，為經濟發展、政治民主、依法治國、國家富強、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貢獻。
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經濟體製改革與經濟建設已經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但我們的政治體製改革未緊緊跟上去，拉了經濟體製改革與經濟建設的後腿，國家進步顯跛足前行之象，危機叢生。因此，關於黨對國家領導的性質和方法，我個人以為應該有進一步的反思和認識。
陳獨秀在1942年去世前寫的文章裏，批評斯大林的專製獨裁時，曾經這樣談到民主問題：
“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
“如果有人反對或鄙薄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這不是反對資產階級，而是幫助資產階級更凶橫地、更露骨地迫害無產階級。” “民主不是哪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人類幾百年鬥爭才實現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以前，一直把反封建專製列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奪取政權以後，遺憾的是我們淡化甚至拋棄了這個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錯誤地將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當成主要敵人。
從“三反五反”，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適，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肅反，批判“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到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剝奪資本家直到農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在意識形態領域定於一尊的同時，全麵地壟斷了國民經濟。
接著更進一步進行所謂“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發動反右派鬥爭，剝奪了整個社會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繼而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反右傾”，以至“文化大革命”。
1949年後直到改革開放之前，總計全國挨整人數上億，整死餓死人數幾千萬。除生命和財富的巨大損失外，更有精神財富的巨大損失，知識分子精英大量消亡，整個知識界成為“臭老九”，教育遭到嚴重破壞，社會道德淪喪，真令人痛心之至。
這是民主和權力製衡體製未能建立的慘痛惡果。
我總記得1978年年尾，在安徽省合肥的醫院中，和老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一起待命回京平反複職時，他對我說的一句話：“誰能監督毛澤東呢？”
過去發生的這些問題，以及當前存在的一些危機，我以為首先起源於我們黨的內部。
我們黨現在是執政黨，中國要從根本上杜絕發生上述問題的根源，就必須進一步地有效地消除我黨的“特權地位”。
從當前來說，我黨首先要帶頭模範地執行憲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公民權利，以便使我黨接受來自群眾和輿論的監督，保證執政的權力不被濫用。
關於黨本身的民主化，我在十六大的意見書中有過五點建議，現在仍就此作三個方麵的說明。
（一） 要認真總結黨的曆史經驗教訓。科學發展觀的前提是科學曆史觀。從戰爭年代到執政以後，從理論到實踐反思“專製體製”的過程及其後果，這仍是我們尚未完成的一項巨大任務。
在黨的曆史上，第一個曆史決議，是為了否定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從而樹立了毛澤東思想和他本人的領導地位，但對內戰時期蘇區打AB團和延安搶救運動等錯誤，都未涉及。
第二個曆史問題決議主要總結“文革”十年，雖然指出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但仍過分強調毛澤東同誌的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對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文革等嚴重錯誤，我以為尚未作出全麵的深刻的總結，而且近二十多年來我們又一直把它們劃為禁區。這樣就不可能從那些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裏吸取有益的教訓。
譬如反右運動就是很值得回憶反思的。最近我看到中央黨校杜光老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紹北京大學學生在反右前夕“鳴放”的情況。
當時學生們在校園中張貼的大字報，或要求“確保言論、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或高呼“自由、民主、理性萬歲”；或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個社會製度好還是不好的標準”；或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賜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或明確說：“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本身沒有階級性，所以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區別”；很多大字報在分析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源時，明確肯定不民主是產生這“三害”的根源：“斯大林的錯誤，波匈事件，我國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嗎？不，都是一個根源：不民主。”“無產階級專政體現在製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統治方法。”
北大學生當年講的這些話是發人深省的。當年如果不反右派，我黨采納了他們的這些意見，那我們國家不是早已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了嗎？
建國後我們的曆次政治運動，尤其是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1966年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運動，給我們黨和國家帶來了無比慘痛的教訓。
我們隻要認真地加以總結，就必定可以轉化為非常寶貴的財富。恩格斯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不論從哪方麵學習，都不如從自己錯誤中學習來得快。”
（二） 我以為我黨的改革是中國現在所有改革成敗的關鍵，是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中心環節。因為我黨處於國家政治生活的領導核心地位，黨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前提。從革命戰爭年代到和平執政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權的專製型政黨，轉變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國家的現代執政黨，這是我們還沒有完成的曆史任務。這個轉變可說是黨自身的一場革命。
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伴隨市場經濟發展和民營經濟壯大，帶來各方麵的變化和進步，已為這場革命準備了經濟基礎、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
1980年鄧小平所作的報告《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曾尖銳指出：“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製改革。”
十三大政治報告進一步提出了黨政分開的改革方案，並開始付諸實施。鄧小平後來還說過，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動。我認為1980年鄧小平這個報告與十三大的政治報告這兩個文件，仍然值得我黨繼續學習，並製訂出逐步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具體措施。
1989年我在哈佛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聽到一些西方學者稱我們這個國家為“黨國”(Party state)。
為了改變以黨代政的傳統做法，我在十六大書麵建議中曾提到，應由人大製定《政黨法》、《參政法》。執政黨必須嚴格守法，切實履行“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承諾。
執政黨自然要對國家進行領導，但它實現領導的途徑，隻能是依靠自己主張的正確性，通過黨員活動，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成法規和政府行為。
因此，各級黨委及其設立的各種機構，無權越俎代庖直接管理黨外和政府的事。司法係統應該獨立，不該受政黨的直接幹涉。黨的宣傳部門也無權直接控製政府和社會有關言論和出版等涉及公民自由權利的事務。
黨的各級紀檢機構應該與黨委平行，不應由同級黨委領導，不應直接插手國家監察部門的工作。
各級領導幹部的選拔製度，應從差額選舉發展到逐步實行競選製，包括中央領導人在內。事實證明，十三大實行差額選舉產生了良好效果。
現在每年有以多少萬計的貪汙腐敗、違法亂紀案件，貪汙腐敗已擴散到學校和醫院，種種統計數字，令人驚心動魄。官員腐敗如此普遍，主要是權力失去強力製約的製度造成的。光靠加強教育自律，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和嚴肅處理腐敗案件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僅治標還要治本。必須變專製型體製為實施憲政的民主體製。這應該成為黨內黨外的共識。我衷心希望黨的改革在上述兩個文件的指導下穩步前進。
（三） 尊重憲法，實施憲政，就要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宣傳憲法，學習憲法，使之成為生活中的必需品，在每個成年人中形成公民意識，以行使公民權利、履踐公民責任為榮；大中小學都應開設公民課程，以培養公民素質；從而完成“五四”以來尚未完成的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啟蒙運動。
建國以來，我們修改和公布過七次憲法，實際上往往徒具空文。錦濤同誌接任總書記後，第一次講話就著重談憲法，給人以莫大的希望。服從憲法就是服從民主。國家政權和執政黨都應該奉公守法，官員不能越軌行事。
尊重憲法，實施憲政，我建議首先開放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迅速製定《新聞出版法》；進一步轉變我黨宣傳部門的職能，使之成為促進思想解放、保障實施憲政、維護公民自由權利的部門，而不再是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的監管控製部門。
如果連言論自由都沒有，社會怎樣和諧？
“一個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會誕生偉大的思想；一個擁有偉大思想的國家才能擁有不斷前進的力量。”我們要有勇氣在這方麵認識並改正過去所有的失誤。
我國已經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承認和尊重人權與民主的普世價值；在國際交往中我國政府倡導協商與合作，在國內我黨宣布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治國方針，這樣，就應當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言論與新聞出版的自由，改革政治體製。
錦濤同誌最近在不同場合一再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要我們全體黨員大力宣傳“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八個字。這是同他在黨校講話中四個方麵的堅定不移相一致的。
今年3月16日上午，家寶同誌也在200名國內外記者會上莊重地說：“民主、法製、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些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要“保證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
錦濤同誌和家寶同誌這些講話都非常好。我相信中央領導同誌都在考慮政治體製如何改革的問題。大家盼望將這些講話逐步落到實處。
中國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又逢經濟全球化的信息時代，我們的經濟總量已居世界前列，中國已經解決了千百年來渴望解決尚未解決的溫飽問題。中國人民為此歡欣鼓舞，衷心感謝黨感謝政府。
中國現在又迎來了千載難逢的全麵改革的大好時機。各方麵包括深化經濟改革，都督促我們快點走上民主化、法治化實施憲政的康莊大道。
我們可不能錯過這個大好時機了，時不我待，機不再來。讓我們認真解決一百多年來中國還沒有解決好的憲政大問題。
實行憲政並不是削弱共產黨，而是要促進共產黨的現代化，取得廣大黨員、幹部和全國人民的更衷心的擁護；也會進一步改善我們的國際形象，有利於兩岸的統一。
過去我們擺脫不了專製傳統，為“權威主義”所左右，以為製服“一盤散沙”，就靠“有人說了算”；總是擔心一旦落實公民權利，開放了言論自由等，就會亂套，社會就不能穩定，於是“穩定壓倒一切”成為大政方針，形成了穩定壓改革的死局。
殊不知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會添亂，隻會促進社會的穩定。這已為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來實施憲政，走改良主義道路（英語中“改良”和“改革”是一個詞）的成就所證實，尤其社會黨執政國家成效更為顯著，從而第二國際戰勝了第三國際。（現在社會黨國際有各類成員黨和組織168個，有50多個成員黨在其國內執政或參政。）
當然，各國有各自不同的情況，他們的模式與經驗，我們不應照搬也照搬不了。但他們的許多經驗，我們可以借鑒。我們在這方麵有重大的曆史教訓，也應該認真總結一下了。
我相信我的這些看法，凡屬年屆耄耋的老黨員，尤其“一二•九”運動的一代大都會同意的，因為我們當年入黨，就是反對蔣介石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專製統治，為了創建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繁榮的新中國而奮鬥啊!
我已吃九十一歲的飯了，能不能看到十八大，自己並沒有把握。
1963年同田家英話別詩中有聯句：“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難為壁上觀。”過九十歲生日時，又做了一首自壽詩：“來到人間九十年，回看往事未如煙。曾經實踐五不怕，留得頭顱擱鐵肩。”“鐵肩”有點自吹自擂，由於“雙肩”不合平仄，用了個“鐵”字，這也是一種自我激勵的話。
2007年8月3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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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 《炎黃春秋》2007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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