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間諜——熊向暉

紅色間諜——熊向暉

作者：賈章旺
文章來源：《文史精華》 2007年第第11期

　　一
　　
　　熊向暉，原名熊匯荃，安徽鳳陽人，1919年4月出生於山東省掖縣。1936年9月，17歲的熊向暉考入清華大學中文係學習。1936年12月8日，熊向暉在清華大學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清華、北大、南開3校組成了長沙臨時大學，11月在長沙開學。熊向暉前去長沙報到。

　　國民黨著名將領胡宗南意欲仿照蔣介石使用陳布雷的手法，一直在尋覓自己的心腹親信。1937年12月，胡宗南自淞滬戰場西撤潼關途中，突然接到一份湖南青年戰地團的電報，稱有不少進步知識分子踴躍參加該團，自願到胡宗南的國民第一軍服務。胡宗南見電大喜，當即回電表示歡迎。胡宗南從早年黃埔軍校中發現，湖南的知識青年文化程度高，整體素質優秀，具有湘軍的傳統，最適宜培養成為優秀的軍人。為此，他專門派人到湖南大量招收青年學生。此外，他還策劃成立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從社會上吸收了50名流亡大學生及知識人才，到他的部隊中服務。

　　1937年底，熊向暉的入黨介紹人、中共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蔣南翔被調入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工作，受在武漢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和董必武的直接領導。蔣南翔的秘密職務是中共長江局青委委員及南方局青委書記、全國學聯黨團書記。周恩來聞訊長沙成立了一個胡宗南的青年戰地服務團，要求蔣南翔立即推薦一位秘密黨員報名參加。針對胡宗南的特點，周恩來提出幾條：要出身名門望族或官宦之家（因為胡宗南為人勢利）；年紀較輕，儀表不俗（胡注重外表）；公開的政治麵目不左不右，言談舉止有愛國進步青年的氣質（胡是主戰派）；知識麵廣，記憶力較強，看過一些介紹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書籍和孫中山的著作（胡自稱中山信徒）；肯動腦子，比較細心，能隨機應變（胡幹練、老謀）。蔣南翔推薦了符合條件的熊向暉。

　　1937年12月底，胡宗南到達武漢，決定對服務團成員分批傳見，當麵考核，並決定錄用事宜。胡宗南在傳見熊向暉之前，已經了解到熊向暉在北平參加過學潮，是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清華分隊的負責人之一。胡宗南清楚這是一個公開的抗日救亡組織，不清楚的是，據說“民先”中有不少共產黨員。胡宗南要弄清楚這位姓熊的到底姓不姓“共”。他暗中調查的結果熊隻是激進學生，而不是共產黨員。

　　當胡宗南喊到“熊匯荃”的名字時，熊向暉並未應聲而起，而是舉起右手，朗聲答道：我就是！胡宗南繼續問：貴庚？熊回答：再過3個月零4天滿19周歲。胡宗南：為什麽到本軍來？熊匯荃：參加革命。胡：熊先生來本軍是為了參加革命？熊：孫中山遺囑第一句話就是：“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貴軍是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到貴軍來當然是參加革命。胡：怎樣才是革命？熊：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務是“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現在“驅逐韃虜”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胡：不願抗日、反對抗日的算什麽？熊：積極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極抗日的是假革命，不願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對抗日的是反革命。胡：對反革命怎麽辦？熊：殺！

　　胡宗南派侍從副官將熊向暉接到他的住處個別談話。胡采用漫談的方式問起熊的學曆，稱讚他17歲進大學了不起，爾後詰問北平學生為什麽鬧學潮，反政府。熊回答：不是“學潮”，是學生愛國運動；我參加的愛國運動不是反政府，而是擁護政府反對日寇侵略，反對華北自治；愛國學生的要求遠不及委員長去年7月提出的“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胡宗南盤問北平學生建立了什麽組織。熊向暉當即說明自己曾參加過抗日救亡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並擔任過清華分隊的負責人。胡：為何取名“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熊：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記得中山先生講過，民族主義就是“中華民族自求解放，中國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胡宗南麵露喜色，稱讚熊向暉對總理遺教有研究。胡又問，中共對北平學生的影響大不大？熊回答：不清楚。熊向暉接著說：清華學生都來自中上之家，被認為是“天之驕子”，埋頭讀書可以出國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橫行，感到憤慨，不願做冷血動物，課餘參加愛國運動，出於自覺自願；現在投筆從戎，到貴軍參加革命，決心上前線，灑熱血，拋頭顱，更是自覺自願。

　　胡宗南站起來同熊向暉握手，代表第一軍表示歡迎。胡宗南問其熊向暉的家庭情況，得知熊父在湖北高等法庭任庭長。當即要熊寫下家庭住址，表示明天專程請其父來用便餐。據說，熊父本來反對其子棄學參軍，自從應邀同胡宗南便餐敘談後，馬上轉變了態度，並對熊向暉說：胡軍長要我放心把你交給他，他向我保證，一定把你培養成棟梁之材！

　　胡宗南經過“考察”，確信熊向暉是一位與共產黨沒有任何關係的忠實優秀青年幹才。

二
　　
　　胡宗南在與熊向暉個別談話的當晚，熊向暉便從武昌來到漢口八路軍辦事處，接受組織上的指示。董必武向他介紹了周恩來的考慮及決策過程。董必武介紹，周恩來認為胡宗南是蔣介石手下最有才幹的指揮官，內心愛國，傾向抗日，胡宗南在淞滬抗戰中表現不錯。董必武轉告了周恩來給熊向暉規定的3條鐵律：第一，不要急於找黨，今後聯係將由周恩來派人查明胡宗南的駐地，設法聯係，這個時間無論多長，都要耐心等待；第二，隱蔽黨員身份，不發展黨員，不參與服務團的領導工作，保持不左不右、愛國進步的政治麵目，準備參加國民黨，相機推動胡宗南繼續抗日，有所進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於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麵上同他一致，白皮紅心，即使受到進步朋友的誤解咒罵，也不要認為丟臉，要忍耐，有韌性；第三，在國民黨內，對人可以略驕，寧亢勿卑，卑就受人輕視，難以有所作為，但不宜過亢，同流不合汙，出汙泥而不染，處事絕不可驕，謹慎，不可魯莽。董必武代表周恩來共同送熊向暉8個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一次，胡宗南暗中設計，由特務頭子製造了一封檢舉熊向暉是“匪諜”的匿名信，故意拿給熊向暉看。熊向暉一拍桌子，質問這是何意，指責這是玩特務手段，表示要向胡宗南辭職。特務頭子馬上勸阻，表白是好意。

　　另一次，胡宗南去西峽口會晤湯恩伯，隨身隻帶兩人，中途夜宿村塾。熊向暉不作聲張，獨自通宵警戒。被胡宗南無意中發現，印象很深。

　　1938年2月，熊向暉隨服務團由武漢轉至陝西鳳翔整訓。5月，胡宗南從西安到鳳翔與熊向暉單獨談話。胡宗南說，你是一棵勁鬆，我要把你培養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軍人，成為黃埔大家庭的一員。第二天，胡宗南讓熊向暉與他同車去西安，將熊引進黃埔軍校第七分校，成為一名特許學員。在這裏，熊向暉與其他學員一起，集體參加了國民黨。10月，胡宗南傳見熊向暉，稱讚他已經像個革命軍人。問其家庭情況，得知熊的父母逃難入川，父親已失業。胡宗南立即派人安排熊向暉的父母移居西安，給與生活費用，並前去探望，噓寒問暖。

　　1939年3月，第七分校召開畢業典禮大會，熊向暉在軍校學習期滿。西安黨政軍各界領導人參加。胡宗南指定熊向暉代表畢業生致詞，講詞由熊自擬。熊向暉講得慷慨激昂。事後，胡宗南找熊向暉談話，滿意地說，現在的局麵比過去大得多，他需要一個既懂軍事又懂政治的助手。於是，胡宗南委派熊向暉擔任他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機警的熊向暉故意表示不敢從命。胡問他原因。熊向暉說：胡先生認識我還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是“民先”的負責人，有“左”的嫌疑，在胡先生身邊擔任這樣重要的工作，我不能勝任，也不好辦事，別人可能會說閑話，對胡先生不利。胡宗南自信地說：你的情況，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作出的決定，誰敢說不？ 　　從此以後，熊向暉成了胡宗南的親信，胡宗南的重要文電無不經由其手。

　　熊向暉還承擔著為胡宗南起草講話稿的職責。熊向暉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其豪言壯語很適合胡宗南的口味。於是，胡宗南慶幸自己找到了一個陳布雷式的文膽人物。

　　中共中央通過熊向暉，極為關注胡宗南的抗日立場。熊向暉認為：胡宗南抗日積極，傾向進步，很信任熊，有時候還同他一起學習唯物論和辯證法。不久，熊向暉作為周恩來兩年半前下的閑棋，布的冷子，已經不閑也不冷，因為胡宗南已經追隨蔣介石進行反共，他的特殊任務也隨之明確，就是——搞情報。

三
　　
　　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5月26日，中共中央聲明完全同意。蔣介石聞悉，密電胡宗南：你部應乘機閃擊延安，一舉攻占陝甘寧邊區，限期完成部署，行動絕對保密。已經升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的胡宗南，密令5個軍20餘師秘密進入指定作戰位置。當時中共留在陝北的武裝隻有一個359旅，以及首腦機關的警衛和地方部隊。

　　7月3日，身為胡宗南機要秘書的熊向暉及時將“閃擊延安”的軍事部署與攻擊時間，通過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設立的地下電台及時轉告了延安。

　　毛澤東接到熊向暉的密電，深感震驚。他連續采取了3項應變措施：一是把蔣、胡閃擊延安的消息迅速向外界傳播，意在運用國際國內統一戰線的力量製止內戰；二是在邊區緊急動員，準備以武力還擊胡宗南的進攻；三是請周恩來、林彪火速趕往西安，直接與胡宗南交涉。3項措施中以第一項為重。

　　7月4日，毛澤東發給在重慶的董必武一份急電，通報胡宗南即將發動的軍事行動，立即向外傳播，特別通知英美有關人員找張治中等交涉、製止。經董必武及時傳播後，英美蘇等國大使紛紛向蔣介石施加壓力，弄得國民黨極為尷尬狼狽。

　　同一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給胡宗南發出急電，揭露：“道路紛傳，中央將乘共產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我兄已將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彈道運輸，絡繹於途，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此抗戰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必至兵連禍結，破壞團結之大業，而使日寇坐收漁利，陷國家民族於危亡之境，並極大妨礙英美蘇各聯邦之作戰任務。”毛澤東下令，通過重慶《新華日報》等各種新聞渠道，刊登朱德的這份電報，火趁風勢，輿論大嘩。

　　7月4日，熊向暉把收到的朱德的電報，送給胡宗南。胡極為震驚，看了兩遍，猶嫌不夠，又讓熊念了一遍。皺起眉頭說，這一手厲害！接著，向熊提出兩個問題：“是誰泄的密？這一仗打不打？”熊向暉從容回答說：“應該查明是誰泄的密。也許有共產黨間諜混進來。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胡宗南繼續問計於熊向暉：“你看怎麽查？”熊向暉說：“請胡先生指定專人，將西安和參戰部隊知道這一機密的人，包括我在內，列出名單，秘密審查。表麵上若無其事，不要打草驚蛇，免得泄密的人逃跑。但從現在起，就不要讓涉嫌的人參與機密，特別不要讓他們知道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密給共產黨。”胡宗南深以為然。當日晚，胡宗南通知熊向暉出席長官部召開的討論打不打的高級幕僚會議。會上，胡宗南作結論說，停止進攻，恢複原態勢。蔣介石收到電文，於7月7日電複胡宗南：同意罷兵，但要查明有無泄密、通匪情事。8日，胡宗南下令收兵。

　　7月6日、9日，朱德兩電蔣介石，呼籲團結，避免內戰。八路軍留守處主任蕭勁光通電胡部20餘名師長以上將領，呼籲消弭內戰危機。

　　9日，延安3萬餘人集會，進行製止內戰、保衛邊區的緊急動員。

　　7月10日，胡宗南安排在小雁塔副長官部招待酒會接待周恩來，挑選黃埔六期以上將級軍官30人左右，各自偕夫人出席做陪，對周恩來以師禮相待。胡宗南自始至終派熊向暉作為自己的親信代表，負責每次接送周恩來的任務。熊向暉於10日下午，乘胡宗南的專車到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迎接周恩來。周恩來本來隻知熊向暉其人，未見其麵。熊向暉自報家門，周恩來大喜過望，即緊握了一下熊向暉的手。熊向暉機警地輕聲以英語提醒：“請小心，提防被灌醉。”

　　胡宗南親到會場外迎接周恩來，向他敬禮。這次酒會胡宗南沒有請黃埔四期的林彪出席。因為林彪從蘇聯療養回延安經西安時，對胡宗南的態度甚卑，致使胡宗南瞧不起他。

　　酒會即將結束，周恩來舉杯說：“感謝胡副長官盛情款待。胡副長官說，他沒有進攻陝甘寧邊區的意圖，他指揮的軍隊不會采取這樣的行動，我聽了很高興，我相信大家聽了也會高興；希望我們一起努力，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打敗日本侵略者，收複南京，收複北平、天津，收複東三省，收複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國山河土地，徹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獨立、自由、幸福的強大國家！同意的，請幹杯。不同意的不勉強。”說完，周恩來一飲而盡。跟著周恩來，一座酒杯皆空。
　　
　　車回七賢莊，周恩來借故命熊向暉向胡宗南轉交一些書報，將熊留下作簡短密談。周恩來再一次緊握著熊向暉的手，親切而動情的說：“這幾年，你辛苦了。”熊百感交集，禁不住要流淚。周恩來深情地告訴熊向暉：對黨要忠誠，對敵要狡猾；有所為，有所不為；抓大不放小，注意戰略動向，主要著眼保衛黨中央。

　　軍統西安站給胡宗南送來綜合監視報告，熊向暉盡職地把這些報告送給了胡宗南。胡宗南得意地對熊向暉說：周恩來在西安一舉一動都逃不過我們眼睛。

　　7月11日，蔣介石與胡宗南均正式複電朱德總司令，聲明並無攻意。

　　12日，《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寫的社論《質問國民黨》。

　　胡宗南看到上述電文哈哈大笑說，我已經下令收兵，可見共產黨情報不靈。

　　按照蔣介石查明有無泄密、通匪的情事指示，查出了西安勞動營訓導處長張滌非和一名中央社記者曾經公開叫嚷要毛澤東趁共產國際解散之際有所表示，二人為立功，搶先喊出了“解散中共”的口號。因為他們認為，反.共是不會錯的。胡宗南立即將兩個“匪諜”關押。
　　
　　四
　　
　　抗日戰爭勝利初期，胡宗南指令從自己的親信幹部或陝西著名士紳子弟中，選拔了17名大學生，由他保薦並出資，送到美國去留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其中就有中共紅色間諜熊向暉等3名中共地下黨員。

　　1947年2月28日，蔣介石把胡宗南緊急召到南京，麵授“犁庭掃穴、攻占陝北”的作戰方略。蔣介石決定，考慮到美、蘇、英、法4國外長將於3月10日在莫斯科開會，決定胡宗南在這一天進攻延安，造成既成事實。

　　此前，熊向暉赴美的一切手續均已辦妥。1947年1月底，熊向暉向“美國總統輪船公司”預定赴舊金山的船票，因船少客多，1月份沒有，2月份也已經售完，最後改期在3月上旬。其間，熊向暉與新婚妻子到杭州作兩星期的蜜月旅行，然後去上海乘船赴美。

　　胡宗南得到蔣介石的密令後，立即派特務在杭州找到熊向暉，命他立即返回南京。熊向暉給新婚的妻子留下贈言說：保密局盯上了我，如5天後收不到我的信，我就凶多吉少，請她多珍重。

　　3月2日，熊向暉來到胡宗南設在南京的臨時辦公室，胡宗南和他的參謀長盛文正在看地圖。胡宗南對熊向暉說：要打延安了，打完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接下來，胡宗南與盛文向熊向暉介紹了這次攻略延安的作戰行動，並具體交代熊向暉著手準備“七分政治”方案。爾後，胡又將熊單獨帶進一個房間，遞給他一個公文包。要熊反鎖房門，照公文包裏的文件畫一份草圖給他，供總裁參閱。胡宗南再三囑咐，一定要鎖好房門，不許任何人進來。熊向暉依言辦理，然後打開公文包，裏麵裝著兩份絕密文件：一份是蔣介石核準的攻略延安方案，一份是陝北共軍兵力配置情況。

　　熊向暉將胡宗南交代的“七分政治”任務完成後。3月3日，胡宗南、盛文、熊向暉3人乘專機趕回西安。當天晚上，熊向暉便通過中共地下電台，將胡宗南攻略延安及陝北的作戰方案密報中共中央。而在此階段，胡宗南為了保密，決定待部隊集結完畢後，再下達作戰命令。因此，關於作戰方案，他的軍、師長們還都還不知曉。

　　3月8日，胡宗南秘密離開西安，隨侍人員隻有熊向暉和衛士兩人。

　　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旅以上軍官參加的作戰會議，傳達西安會議的決定，確定在洛川組織前進指揮所，統一指揮西安綏靖公署所屬各部的進攻行動。

　　胡宗南指揮的國民黨的正規部隊共有15個旅，加上西北行轅馬步芳、馬鴻逵部和晉陝綏邊區總部鄧寶珊部共有34個旅，25萬人。

　　進攻陝甘寧邊區的是胡宗南的國民黨正規部隊整編第一軍和整編第二十九軍。整編第一軍，軍長董釗，下屬整編第一師、整編第二十七師、整編第九十師；

　　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長劉戡，下屬整編第三十六師、整編第七十六師、整編第十七師。作戰序列是：以第一軍7個旅為主力，外加迫擊炮和火箭部隊從運城出發渡過黃河，經韓城集中於宜川附近。第二十九軍由關中分區秘密向洛川、富縣靠近，保護銅川到洛川這條公路補給線並作為總預備隊。國民黨陸軍副總司令範漢傑坐鎮西安監軍。

　　同時，蔣介石根據胡宗南的請求，下令從國內各戰場上調用了近100架飛機，用於陝北作戰。在西安、太原、鄭州、戶縣、臨汾、運城、洛陽、新鄉等機場上，停滿了準備參加陝北作戰的飛機。空軍副司令王叔銘親到西安坐鎮指揮。國民黨對攻擊一個地方使用如此強大的空軍力量，在抗日戰爭中從未有過。

　　3月11日，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撤離後7小時後，國民黨飛機開始大規模轟炸延安。飛機出動達300架次。

　　中共中央在得到國民黨軍隊即將發動進攻的情報後，毛澤東主席召開了幾次中央會議，對局勢作了分析：蔣介石這次進攻，絲毫不是表示國民黨統治的強有力，而是顯示國民黨的軍事、政治、經濟都已處於極端困難的情況中。為了抽調兵力組織這次進攻，胡宗南在右翼的山西地區隻留置4個旅，協同閻錫山進行防禦；在後方的隴海鐵路以及從西安到蘭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虛，完全是孤注一擲，帶著慌亂精神。毛澤東判斷：蔣介石組織這次進攻的軍事企圖是首先解決西北問題，割斷我黨右臂，並且驅逐我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出西北，然後調動兵力進攻華北，達到其各個擊破之目的。根據以上分析，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須用堅決戰鬥精神保衛和發展陝甘寧邊區和西北解放區”的決心，並據此確定：急調晉綏軍區第2縱隊王震部（兩個旅約1萬人）自呂梁地區西渡黃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軍序列；西北人民解放軍必須從長期戰爭著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當前，應誘敵深入，必要時主動放棄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區周旋，陷敵於十分疲憊、十分缺糧的困境，然後乘機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殲擊，以達到鉗製並逐步削弱胡部，從戰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區作戰，最終奪取西北解放戰爭勝利的目的；駐延安的黨政機關及群眾立即緊急疏散。

　　關於撤離延安，毛澤東對工作人員解釋說：蔣介石的阿Ｑ精神十足，占領了延安，他就以為自己勝利了，但實際上隻要他一占領延安，他就輸掉了一切。

　　3月10日，毛澤東派彭德懷到南線視察部隊的戰備情況，並傳達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決策。3月11日，彭德懷視察延安南邊的前沿陣地南泥灣和金盆灣，要求阻擊部隊爭取防守一星期，掩護中央機關從容撤退。

　　14日拂曉，胡宗南指揮十數萬大軍，以正麵平行推進的陣勢，向中共首府延安發起了全線進攻。

　　16日，中共中央軍委下達命令：由陝甘寧和晉綏兩解放區的武裝組成西北野戰兵團，由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習仲勳為副政委。下轄第1縱隊、第2縱隊等計6個旅，2．6萬人。

　　19日，解放軍的防禦部隊在經過7天保衛戰、取得殺傷國民黨軍5000餘人的成果後，主動撤離延安。延安實行了堅壁清野和有秩序的撤退。周恩來檢查堅壁清野工作後，滿意地說：“要不是有一條延河，胡宗南連一口水也休想喝上。”

　　同日，國民黨軍占領延安。解放軍犧牲、負傷、被俘近千人。

　　盛文最早報國民黨國防部的戰果是：“我軍經七晝夜的激戰，整第一旅終於19日晨占領延安，是役俘虜敵5萬餘，繳獲武器彈藥無數，正在清查中。”
　　
　　胡宗南經過推敲，於19日下午通知盛文告中央社發布電訊：“據初步統計，共軍傷亡1萬餘，投誠2千餘。”3月20日，國民黨《中央日報》頭版頭條刊載“國軍收複延安，生俘共軍1萬餘人”的大標題。

　　3月24日淩晨，胡宗南由熊向暉及1名衛士陪同，從洛川乘吉普車北上，近午抵達延安。到延安的第二天，胡宗南就指示熊向暉找個先遣人員引導，陪同他視察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住所，先後看了王家坪、楊家嶺、棗園等處，在棗園毛澤東寢室的抽屜裏，胡宗南發現毛澤東給他的留言：“胡宗南到延安，勢成騎虎。進又不能進，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胡宗南看後哈哈大笑。熊向暉與胡宗南在延安住了不足兩個月，這是他最後一次聽到胡宗南的哈哈大笑。

　　胡宗南東調第一軍入潼關，加入陝北的戰頭序列。晉南由此空虛。解放軍陳賡縱隊瞅準機會，率太嶽鐵軍，20餘天收複17座城池。

　　胡宗南到達延安的當天，綏署副參謀長薛敏泉就向他報告，部隊最大的困難是補給，最大的問題是敵情不明。胡軍進入延安不到一個星期，許多部隊就開始四處搶糧。胡宗南的“一定要喚起民眾，化敵為親善”的口號化為泡影。胡宗南最頭疼的是中共首腦機關與軍隊自撤出延安後，一下子去向不明，他先後派出大批搜索部隊，配合先進的無線電台縱深搜尋，空軍一批批派出飛機進行空中掃描，終不得而知。

　　胡宗南急於尋找解放軍主力決戰。他除留5個旅守備延安和維護交通線外，令10個旅繼續北犯。彭德懷令解放軍兩個營在安塞方向積極活動，迷惑敵人。25日10時，國民黨第三十一旅進入一個7公裏長、二三百米寬的山溝裏。解放軍攔頭斷尾，兩翼夾擊，至12時，戰鬥勝利結束。全殲敵旅部及其第九團共2900餘人，俘敵旅長、副旅長和參謀長，繳獲大量槍支彈藥。敵旅長李紀雲躺在河灘上，解放軍戰士拉他也不起來，他嘴裏不停地念叨：“內部有奸細，內部有奸細……”

　　4月4日，晉冀魯豫解放軍為配合陝北作戰，在晉南舉行反攻，連獲勝利，直接威脅胡宗南的側背安全。胡軍求戰不得，兵疲糧缺，又值晉南告急。決定先將一個旅留守子長，主力南下到青化砭地區休整補充。4月12日，解放軍主力隱蔽集結於子長至蟠龍的大道兩側的羊馬河地區。14日上午10時，國民黨第一三五旅於解放軍第2縱隊接觸。解放軍伏擊部隊迅速將敵包圍於羊馬河以北高地上，全殲一三五旅4700餘人，俘敵少將代旅長麥宗禹。

　　羊馬河戰役後，胡軍於4月20日回撤到永坪和蟠龍進行休整補充。5月2日深夜，解放軍對蟠龍發起攻擊，全殲守敵第一六七旅主力和山西自衛軍第三總隊共6700餘人，俘敵旅長、副旅長。尤其是敵旅長李昆崗的被擒，對蔣軍打擊很大。李昆崗，四川人，黃埔軍校出身，在同僚中有“名將”稱號，一向受胡宗南器重。蟠龍是蔣胡軍的總補給站，解放軍繳獲夏季軍服4萬套，白麵1萬餘袋，子彈100餘萬發，以及大量醫藥品。5月初，正是換軍裝的時候，幾萬套軍服解決了解放軍補給困難狀況。　　

　　5月20日，胡宗南對熊向暉說：這裏已經沒有什麽事，你還是去美國吧，明天一早就走。5月21日，熊向暉向胡宗南辭行。

　　當年9月4日，中共北平地下黨的一部密電台被軍統特務破獲，連帶著挖出中共西安地下黨的一部密電台，潛伏在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的中共地下黨員相繼被捕。熊向暉原在西安住所的全部衣物，包括保存的西安綏署信封、信箋全被搜走。

　　1947年9月熊向暉到美國讀書，1948年9月獲政治學碩士學位，1949年回國。

五

　　194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朱德總司令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在長達500公裏的戰線上，發起了渡江戰役，一舉粉碎國民黨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至22日，國民黨吹噓的“不可超越的長江天塹”幾乎全線崩潰。30萬解放大軍已渡過長江。

　　當日午夜，南京來電，催促代表國民黨同共產黨談判的張治中率代表團返回。代表團大部成員南返。張治中猶豫不決。周恩來得知消息後，到六國飯店勸阻張治中說：“你們現在不管回上海、廣州都有受國民黨特務分子加害的可能。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個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了。”周恩來詞懇意切，張治中深為感動，經過思索決定留下來。李宗仁、何應欽僅收到一封“代表團不歸”的電報。

　　同年11月6日中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上周恩來舉辦的酒會上，熊向暉應周恩來總理邀請做客中南海，見到張治中、劭力子、劉斐等國民黨原和談代表。已經起義的張治中看見熊向暉說：想不到熊老弟也起義了。周恩來向張治中介紹熊向暉說：“他不是起義，是歸隊。”

　　很快，張治中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過去，我隻知道國民黨在軍事上、政治上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今天我才知道，國民黨在情報上也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在你的特務裏，有像熊向暉這樣的人才嗎？胡宗南怎麽不打敗仗，國民黨的天下怎麽能不丟？

　　這一消息的透露，使得蔣介石從1949年12月4日至12月16日，連續4次拒絕胡宗南放棄四川、通過西昌、進軍滇西的請求。12月9日，蔣介石第三次拒絕胡宗南時，竟要他自殺成仁。直到胡宗南集團外逃通路全部被人民解放軍切斷，解放軍關門打狗之勢已完全明朗，12月19日，蔣介石猛然意識到自己又鑄成大錯，馬上批準胡宗南第五次棄川的請求。但是此時，胡宗南集團大勢已去。

　　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熊向暉步入新中國外交界，曾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辦公廳副主任。1954年隨周恩來總理出席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任中國代表團新聞辦公廳主任；1961年隨陳毅副總理出席討論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任中國代表團顧問。1962年任中國駐英國代辦處常任代辦。1967年1月，奉命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1970年1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1971年和1972年，作為周恩來總理的助理，參加了中美建交重大活動。我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以後，熊向暉任首次出使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代表。1972年任中國駐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後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1982年任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黨組書記、副董事長，1993年離休。他是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歐美同學會名譽會長。2005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