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澄: 中醫能治非典？鬼扯!

中醫能治非典？鬼扯!

王澄 美國康複科醫生 紐約市 2006年9月


中醫說他們治好了非典，中西醫結合比單一西醫效果好。他們在京城彈冠相慶，全國的中醫也好不容易跟著笑了一回。他們的根據是：第一，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用中西醫治療的效果比鍾南山的廣州醫學院第一附院呼吸疾病研究所用單一西藥的效果好；第二，北京和廣東用中西醫治療的效果比香港用單一西藥的效果好。

中醫真的能治療非典嗎？

我在下麵討論的內容相當於醫學院一年級的醫學統計學課，因為我的讀者有普通百姓，所以我盡量談得白話一些。當我們要比較兩組病人的治療結果的時候，（我們今天說的“組”就是中西藥組和單一西藥組，）有三件事要求盡量均質，才可以進行比較。均質就是兩組之間要盡量相同。第一，兩組病人盡量個體情況要相同。第二，兩組醫生的診斷標準和診治水平要相同。第三，兩組病人接受的西醫（藥）治療措施要極其相同，包括什麽階段采取什麽樣的措施。之所以藥物要極其相同，是因為在一個事先設計好的臨床試驗中，第三個條件是最容易控製的。然後經統計學審查過，認為兩組之間這三個條件“相同”或“基本相同”，那麽這兩個組才能夠作比較。比較時，兩組之間相同的部分互減等於零。到了第三個條件，一組隻用了西藥，另一組用了完全一樣西藥再加上中藥。那麽西藥減去西藥等於零。如果最後兩組的治療結果不同，這個不同才可能是中藥造成的。

我舉一個控製很好的例子。比如我們用大白鼠作非典治療試驗。第一，我們要選出兩組個體情況幾乎是一樣的大白鼠，品種一樣，年齡一樣，體重一樣。給它們注入可以導致非典的病原體（冠狀病毒），注入的量要一樣。產生的非典臨床症狀要基本一樣。第二，同一個（組）研究人員同時治療兩組動物。第三，兩組用的西藥要絕對一樣，西藥最好是同一廠家同一批號。在這種嚴格條件控製下，其中一組動物多用了中藥。如果兩組的治療結果不同，統計學才會認為這個不同是因為中藥造成的。像這樣嚴格控製的實驗每組大約需要40-50個大白鼠。（以治療效果為觀察目標的動物整體實驗要比觀察器官反應的動物亞整體實驗困難得多。）

另外，如果在這種情況下發現了中西藥組比單一西藥組的治療結果好，也隻能叫做“苗頭”，而不能叫做“結論”。有了苗頭，要緊接著向兩個方向作研究。一是重複同一實驗，看實驗本身是不是出了錯。很多情況下，發現的“苗頭”是實驗本身的錯誤造成的，而不是一個新的發現。二是要問自己為什麽中藥能起到作用，提出幾個假設，向細菌學，感染病學等方麵作動物亞整體實驗。這樣要做很多很多很多的工作，才能得到結論：中西藥結合組療效比單一西藥好，還是不好，或同樣。

在一個事先設計和控製很好的臨床人體實驗裏，可控條件包括醫生的訓練和治療措施（用藥），可以做到兩組之間基本相同。第二和第三個條件達到了。但是，病人可能是不均質的，不可控製的。第一個條件就有了問題。那麽，統計學就要我們“配對”，（中醫要先弄清什麽叫“配對”。）並加多觀察例數。比如每組200到300人。這樣才能“看出來”中西藥組和單一西藥組是否有不同。

非典是突如其來的一件事，從“實驗”的角度來說，是完全“失控”的，這樣的兩組是不能做比較的。因為三個條件都不均質，而且是極不均質，就是加多觀察例數到每組一萬個病人，用統計學可能也“看不出來”中藥的好處。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臨床實驗，第二和第三個條件都能控製得很好。過不了統計學這一關，不能做比較，實驗白做了的例子，大多數原因是第三個條件不能達標。從統計學的角度看，中國非典時期的任意兩組之間，三個條件都極不相同，如果一定要做比較，那就是國際笑話。因為國際上常常是一個條件不行就報廢了實驗。

在中國非典時期：第一，兩組病人的病情極不相同。比如在其中一組的轄區內，重病人死在家裏，輕病人送來醫院；年老的病人少，年輕的病人多；病原體的毒性輕，病人的症狀輕；轄區內非典因為發生的晚，群眾的警惕性高，就醫及時；病人的經濟狀況好，就醫及時等，都會獲得更好的治療結果。而並不能說明中藥起作用。

當我們用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中西醫治療的病人的病情和鍾南山的廣州醫學院第一附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單一西藥治療的病人的病情做比較時，我們讀了《南方日報》2003年4月20日報道：《激流中的“南山”。 記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呼研所集中收治危重病人，不僅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而且大大減輕了兄弟醫院的壓力。鍾南山，成為同行們的靠山。—　　春節前後，廣州的發病人數越來越多，不少醫院因不大了解非典的傳染性而遭到重創。這時，鍾南山主動請纓，要求將最嚴重的病人送到呼研所。作出這個決定需要很大的勇氣。第一，當時病因不明，誰都沒把握治好病人，治不好就等於砸了自己的牌子；第二，當時已經明確該病具有極強的傳染性，病情越重，傳染性越強。鍾南山沒有考慮這些。他對全所同誌說，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我們本來就是研究呼吸疾病的，最艱巨的救治任務舍我其誰？從此，一個個危重非典病人紛紛從其他醫院轉送過來。這些病人或合並感染，或多器官衰竭，治療工作相當繁重。”

很明顯，當時鍾南山的病人的病情比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的病人嚴重得多。這兩組之間的病人是“不均質”的。所以，即使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不給病人用中藥，他們的病人也會比鍾南山的病人死得少。

第二， 兩組醫生之間醫療經驗嚴重不均質。首先是時間差。非典發病進入高峰在廣東是2003年2月，香港是2003年3月，北京是2003年4月。因為沒有任何一個西醫事先受過非典的訓練。全國西醫手忙腳亂。人類的學習曲線是拋物線，頭兩三下的差距最大。如果有三個醫生，一個沒見過非典，一個治過一個非典病人，還有一個治過十個非典病人，他們三人之間應付非典的能力的差別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拿北京和香港比，北京的專家已經從廣東學了兩個月（下麵講到鍾南山的第一手經驗成為全國通用的救治方案），從香港學了一個月。北京醫生4月迎戰非典時，他們的能力已經比香港醫生3月的能力高出很多。北京的療效應當比香港好。（我文中不討論廣東和香港的比較，因為廣東的主力軍是用單一西藥的鍾南山部，而我要討論的是中藥是否有作用。）

其次是條件：人力，物力，專家學者的水平和數量。北京在天子腳下，是共和國的臉麵。非典時提供的條件比香港好很多，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再者說，4月的北京已經是草木皆兵，人人都超敏感。多少“嫌疑”都已經被關起來治療了。所以，和3月的香港比，北京非典的病人可能在症狀很輕的時候就接受治療了。把北京的這幾件事合起來，大家都明白，用不著中藥，北京的療效也應當比香港好。

第三，非典時期，組與組之間用藥很不相同。因為毫無準備，初期用藥完全是各自為政。

作為一個突發事件，“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用“亂”中數據作出“中西醫組的效果更好”的科學結論，是完全沒有可能的。病人，醫生和治療措施（包括西藥）這三個基本條件，在比較的兩組之間差了十萬八千裏。這三個條件的不一樣就足以造成兩組治療結果的顯著不同，這個不同遠遠大於中藥可能造成的治療結果的不同。拿數字表達老百姓好理解。我們要觀察的中藥的作用（前景）是個個位數，而背景中兩組之間差別已經成了千位數的區別。所以沒有辦法從千位數裏挑出與中藥有關的個位數。

換句話說，即使是中藥 真的有更好的治療非典的作用，這個作用的表達也已經淹沒在上述三個條件的極大的不同質中了。再給老百姓打個比方，在機器轟鳴的工廠裏有人對你輕聲說話，你聽不到。因為背景的雜音阻止了你的“聽說話”的能力。你看到對方的嘴在動，但是你不能判定對方是能發音還是不能發音（啞巴）。

所以，作出“中西醫治療非典效果更好”的結論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是胡說八道。中醫的自戀症的毛病又犯了。因為不能比較，沒有結論，所以西醫把中藥在非典中可能有效作為未知數。而中醫一口咬定是已知數。把未知數說成已知數，中醫祖傳的江湖騙子的基因就給化驗出來了。

中醫錯誤地把病人死不死作為觀察指標，因為他們在清朝時就是這樣評估一個藥的治療效果。中醫不知道“病人死亡”是一個不尋常的指標，是一個終極指標。一個病人入了醫院，要經過多少事才死亡。對於鍾南山的危重病人，每一個環節做不好都會死人，做好了也會死人，你怎麽能說隻是因為沒用中藥病人才死亡的呢？把死不死人當成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來說明中藥有效，會引起全體參加過抗非典的醫護人員的反感。他們當年冒著被傳染的危險，拿自己的性命拚搏，想盡了所有的辦法，作了無數嚐試，最後也不能把那些危重的病人搶救回來，終於死亡。而中醫今天馬後炮說，如果當年你們用了中藥，病人就不至於死。抗非典醫護人員這番艱苦卓絕的努力還頂不上你那兩元錢一斤的草藥？因為他們當年經曆的事多麽複雜，可中醫提出的建議多麽簡單。人家心裏能服你嗎？

世界上從來就沒有無中生有的事。西醫最終戰勝非典，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曾經有過豐富的抗呼吸係統感染和戰勝病原體的經驗。比如，在與非典的早期戰鬥中，以鍾南山為首的呼吸病專家攻關小組夜以繼日地查閱文獻，觀察病人，記錄各種可供研究的資料：當肺部陰影不斷增多，血氧監測有下降時，及時采用無創通氣；當病人出現高熱和肺部炎症加劇時，適當給予皮質激素，阻止肺部纖維化；而當病人繼發細菌感染時，有針對性地使用抗生素。這些治療措施後來被多家醫院所采用，成為通用的救治方案。整個搶救過程也包括很多技術的掌握，比如隔離技術，呼吸機技術等等。

中醫對非典也是毫無準備，（慢郎中）以前既沒有治療過急性呼吸衰竭和急性肺炎，不知道血氧下降該怎麽辦，中醫也沒教過烈性傳染病的隔離技術，也不知道中藥的殺菌殺病毒譜。居然能“急中生智”戰勝非典，這種好事真是“史無前例”呀！現代世界，醫學上的事從來都是先有了科學研究論文才有“民間傳說”。為什麽中醫隻有“民間傳說”而沒有科學研究論文呢？

中醫啊，看看你的皇曆吧，現在是21世紀了。非典是21世紀全世界人民的災難。隻要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能找到治療非典的更好的辦法，全世界的醫生都會撲過來，把這個辦法搶回去。你們在中國自己給自己發了那麽多獎，吹了那麽多牛皮，為什麽本國的西醫都不吭聲呢？假裝沒聽見。怎麽沒有人請你們出國會診呢？

中醫真不經打，從張功耀2006年4月發表《告別中醫》到今天才5個月的工夫，中醫已經從純中醫路上敗下來。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會長陳可冀院士說，大部分中國醫務人員認為，研究中醫最好的方法是現代醫學或現代科學方法。而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中醫藥戰略研究課題組組長賈謙先生曾經認認真真地搞中醫藥現代化十幾年，他認為以前他走過的中醫藥現代化是條死路。

怪不得這兩年中醫大談特談中西醫結合，對西醫“性搔擾”。原來是他們沒路可走了嘛。中醫盤算的中西醫結合，一是要用西醫藥來掩蓋中醫藥的無能，像現在很多中藥摻進西藥成份。二是中醫想要貪汙西醫的功勞。西醫天天忙著給病人看病，中醫天天忙著找政府要政策。中醫是沒有用的人嘛，他們跑來和西醫結合不是畫蛇添足？抗非典後，中醫對鍾南山的說法讓全中國西醫寒透了心：中醫把危重病人轉入鍾南山病房，轉過臉來就對大家說，“你看鍾南山不如我行吧，他的病人死的比我們多嘛。”這些個卑鄙小人，哪個西醫願意和他們合作。

西醫和中醫對中西醫結合的“聖喻”的解讀完全不一樣。西醫認為政府想給中醫找個“寄存處”，而中醫到了今天已經是無路可走，他們很可能拿著聖旨嚇唬老百姓：說西醫有很多不足，隻有加上中醫才完美。就好像有個人吃了四個饅頭才飽，中醫做夢都
想成為那第四個饅頭：出力少，功勞大。西醫也不是傻子，他們怎麽會和中醫這種帶有病態心理的人合作。非典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幫人完全沒有一丁點科學態度，他們混在西醫裏麵，治療成功了，中醫就迫不及待地跳到西醫前麵，功勞當然都是我中醫的。如果有一天治療失敗了，西醫被告上法庭，中醫一推六二五，說我中醫是輔助治療，我們中藥治療的正效果和副作用還在研究之中，不是很清楚，失敗都是西醫的錯。

中醫自四人幫時代“得氣”和泛濫，一直鬧到今天：雞血療法，自血療法；喝尿療法；非典中給全國人民賣白蘭根：一麵組織全國人民跳大神，一麵發國難財；特定電磁波治療儀（神燈）騙了不知多少海內外華人的血汗錢；詐騙國家的錢研究根本不存在的經絡；假針麻騙外國人；誇大事實：（文革歌曲）“醫學史上幾千年，聾啞人有口說不出話。小小銀針手中拿，無聲世界驚雷炸，聾啞人開口說了話。” 而美國主流醫學在美國觀察針灸20多年後，認為針灸不能治病，隻能作為止痛的輔助治療；隨意進行臨床人體試驗，急於在任何可能的想法和道聽途說中打開一個應用中醫的缺口；自編自導自演中藥靜脈注射液，把煮草水往中國人的靜脈裏打；中藥有毒但死不認“毒”；幫助藏醫販賣用煉丹術生產的重金屬和石頭做成的“丹藥”，等等。

夠了，That’s enough。我們忍不住問一聲：在神聖的救死扶傷的醫生隊伍中，中醫到底算哪路人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