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與其對抗，不如合作 — 索羅斯論中美關係

索羅斯：與中國構建夥伴關係以規避世界大戰

85歲生日的索羅斯在幾十年的政經風雲中，作為資本大鱷無異是令人敬畏的，不管你喜不喜歡他，他的能力不得不使人敬佩。哲學博士索羅斯不僅是知名投資人，而且還是自由主義政治運動的積極支持者，他在過去三十餘年裏向人權、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捐贈超過80億美元，並創建開放社會基金會為全球大量民間社團提供資金支持。雖然這些金融之外的舉動被批評為他自不量力的試圖建立全球影子政府的妄想，但不可否認，索羅斯的確對很多國際事務有獨到見解。他不僅批評歐盟的歐元政策，歐盟和美國的烏克蘭危機處理方式，也批評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以及眾議院批準TPP快速通道授權，認為將影響9月習主席訪美的成效。

他7月9日在《紐約書評》上發表文章“A Partnership with China to Avoid World War”（《與中國構建夥伴關係以規避世界大戰》），指出“美國政府應該真誠地嚐試與中國構築戰略夥伴關係”，避免“把我們帶回冷戰時代”，甚至“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老槍節選出重要的幾點以饗讀者。英文原文可以下麵鏈接找到：

A Partnership with China to Avoid World War

譯文參照了觀察者網楊晗軼的翻譯。

 

全球失序

 無論政治領域還是金融領域，國際合作都在下降。自從冷戰結束後，聯合國從未解決過任何重大衝突；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隻留下酸澀的爭議；世界貿易組織自1994年以來從沒在重大貿易談判中達成一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治理方式嚴重過時，因而其合法性越來越多地受到質疑；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脫穎而出的20國集團，本有潛力成為國際合作的強大機製，如今似乎已迷失了方向。

 在各個方麵，國家、宗派、商業和其他特殊利益都淩駕於共同利益之上。這種趨勢現已發展到這種地步：我們根本談不上什麽全球秩序，隻能叫全球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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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領域，布雷頓森林體係建立的兩大機構，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已失去了壟斷地位。在中國的領導下，另一套平行機構正在成型。這兩套體係之間會爆發衝突，還是會找到合作的方法？

 由於金融和政治領域之間也存在關聯，未來的曆史進程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經濟的轉型，即從投資和出口導向轉向更多靠內需拉動；以及美國如何應對中國的轉型。中美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可以防止兩個大國被卷入軍事衝突。

 何以至此？

 我們是如何走到全球失序這一步的？在冷戰期間，世界由兩個超級大國主導。美國和蘇聯分別控製著各自的盟友和衛星國，並避免與對方進行直接軍事對抗，因為衝突一旦升級雙方確保可共同毀滅。

 這是個瘋狂卻有用的係統：它引發了一些地區性軍事衝突，卻避免了一場世界大戰。

 蘇聯帝國土崩瓦解後，美國有機會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但它並沒有很好地扮演這個角色。建立在個人自由原則之上的美國並不是天生的世界警察。

 事實上，美國上下對國際事務中的領導角色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冷戰期間，美國有一套民主黨與共和黨都能接受的外交政策，但隨著冷戰的結束，兩黨間的合作宣告終結。

 雖然兩黨都繼續強調美國的主權，但主權是否應服從於國際義務，雙方幾乎從未達成一致。

 1997年，一些新保守主義者認為，美國應該利用其軍事優勢為國家利益開路，他們建立了一個名為“新美國世紀計劃”的智庫，以“增進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但這條路顯然行不通，統治世界不能靠軍事力量。

 911恐怖襲擊之後，新保守主義者說服小布什總統以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來被證實子虛烏有）為由，對其發動戰爭。

 正是這場戰爭讓美國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與希特勒的千年帝國夢差不多，新美國世紀計劃隻撐了十年左右便宣告壽終正寢。

 相比之下，金融世界對美國的全球角色曾有清晰的共識，即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在上世紀80年代裏根和撒切爾主政時期，這種共識逐漸走向主流。

 它在意識形態上得到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強烈支持；它是建立在有效市場假說和理性選擇理論所謂的科學基礎之上的；並且還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效的管理。這種共識實際上是國際治理和國家自身利益間的妥協，比新保守主義者推崇的“軍事力量至高無上”要微妙得多。

 事實上，華盛頓共識源自妥協，布雷頓森林體係也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凱恩斯曾提出設置國際貨幣“班科”，但美國堅持將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最終導致凱恩斯計劃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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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甚至試圖修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協議條款，以在資本項目上實現自由兌換。這一嚐試雖然失敗了，但華盛頓共識通過允許金融資本自由流動，也讓資本得以逃避稅收和監管。這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

 不幸的是，後來證明支撐這套做法並沒有完善的科學基礎。不受監管的金融市場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它產生的不是保證資源最優配置的一般均衡狀態，而是金融危機。2008年的金融市場崩潰已經以戲劇性的方式展示了這一點。

 巧合的是，2008年既標誌著美國政治霸權的終結，又象征著華盛頓共識的衰亡。全球金融和政治由此走向瓦解，首先表現在歐盟，隨後蔓延到整個世界。

 金融危機的深遠影響

 2008年的崩潰對世界所有經濟體都帶來了長期性負麵影響，唯獨中國例外。中國的銀行體係相對獨立於世界其他地區，且主要為國家所有。

 因此，中國的銀行可以在政府的授意下，通過在經濟體內部的信貸放水，來抵消外需不足造成的缺口。在相當程度上，中國通過將產品賣給信用消費的美國人，使中國經濟取代美國，成為了全球經濟的動力來源。

 然而中國經濟的規模相對美國仍然較小，所以全球經濟增長在中國引擎的帶動下增長相當緩慢。

 世界為什麽能避免全球大蕭條，其主要原因是經濟學家們從上世紀30年代汲取了一些經驗教訓。雖然堆積成山的債務和頑固不化的政治偏見限製了全球財政刺激的規模（中國再次成為了例外）；美聯儲在伯南克的領導下，奉行量化寬鬆等一套非正統的貨幣政策，通過購買美國國債，向市場大規模注入資金，阻止了有效需求的減少惡化為全球性經濟衰退。

 2008年的崩潰也間接導致了歐元危機。歐元不是一種完整的貨幣：歐元區國家有共同的央行但沒有共同的財政部。歐元的設計者們早已意識到這個缺陷，但他們認為當缺陷凸顯之時，能夠征集到足夠的政治意願來修正它。

 畢竟，歐盟也是以這樣的方式逐步誕生的，歐盟的締造者知道它先天不足，後天可順應時勢加以改進。

 不幸的是，從1999年歐元正式發行，到2008年出現改革需要，政治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科爾的領導下，德國為重新走向統一引領了歐洲一體化進程。但事實證明兩德統一代價太高了，德國民眾不願意再承擔任何額外的付出。

 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後，歐洲各國財長們宣布，決不允許任何具有係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失敗，深知民意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堅持認為，這個責任應該由每個國家單獨肩負，而不是收為歐盟集中管理。

 在歐元區最需要一個共同財政部的關頭，德國抹殺了這種可能性。歐元危機由此開始。希臘、意大利和愛爾蘭等國的內部危機，本質上都是歐元危機的變種。

 隨後，金融危機演變成一係列的政治危機。債權國和債務國之間的分歧導致歐盟從一個建立平等自願原則上的共同體，演化成債權國（如德國）和債務國（如希臘）的關係網，這種關係既不平等也不自願，反而激得政治局勢越來越緊張。

 歐盟的初心是在地區範圍內進行一場國際治理的勇敢嚐試。然而在經曆了2008年的震蕩後，歐盟糾結於其內部問題，未能在國際經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出於另一些原因，美國也開始關注自身內部。歐美朝內向型轉型，致使國際合作在全球都呈下降趨勢。

 權力真空：衝突激增

 既然現行世界秩序的支柱是西方國家，那麽西方影響力的下降自然在國際治理方麵抽出一個權力真空。為實現各自的雄心，不惜動用武力的地區大國和非國家行為體紛紛趕來填補這個真空。武裝衝突數量激增，影響範圍從中東蔓延到亞洲其他地區、非洲甚至歐洲。

 通過吞並克裏米亞，並在烏克蘭發展分裂勢力，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既挑戰了當前由西方國家支撐的世界秩序，又挑戰了歐盟的根本價值觀和原則。

 歐洲和美國公眾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這場挑戰的嚴重性。普京希望促成烏克蘭金融和政治全麵崩潰，從而既破壞烏克蘭穩定，又使自己免於為其承擔責任；他並未占領烏克蘭東部，避免這個地區完全依賴俄羅斯提供經濟支持。

 他已兩次在軍事勝利唾手可得之際將烏克蘭拉回停火狀態，而這種破壞穩定的停火狀態反映出普京的真實想法。

 不幸的是，通過將第二次明斯克停火協議與第一次停火協議作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普京正在取得成功，即使這種成功隻是暫時的。

 如今，普京尋求通過烏克蘭在歐盟內部挑撥離間，贏取政治影響力。

 正是歐盟的軟弱，才使俄羅斯的威脅顯得格外突出。歐盟雖可勉強應付金融和政治危機，但這次橫在它麵前的不是一個而是五個危機：俄羅斯、烏克蘭、希臘、移民，以及英國是否脫歐的全民公投。疲於招架的歐盟麵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

 在全球範圍來看，國際治理同樣脆弱不堪。在金融和政治上，世界隨時可能分化成敵對陣營。

 中國崛起：與其對抗，不如合作

 中國已經開始建設平行於IMF與世行的另一套金融體係，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洲債券基金、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以及建立亞洲區域性貨幣互換網絡的清邁協議。

 兩大陣營能否將對抗保持在一定範圍以內，將取決於中國如何管控自身的經濟轉型，以及美國如何應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在這方麵發揮積極作用。它已經放棄了華盛頓共識，但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利益相關方——其中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不願意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因為那意味著它們必須放棄對投票權的控製。

 這些國家沒有認清各經濟體相對權重的改變，尤其是中國的崛起，這是非常短視的。

 不管控製權多麽脆弱，利益相關方都不太可能主動放棄。然而今年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開啟五年一度的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成分審核，這是在兩大陣營間牽線搭橋、凝聚人心的機會。

 特別提款權是一種1969年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設的國際儲備資產，以補充成員國現有的官方儲備。目前，人民幣雖不完全具備被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的資格，但準入資格並不像一般人認為的那樣嚴苛。

 過去，當日元進入貨幣籃子時，還不是外匯交易中的常見貨幣；當法郎進入時，法國的資本賬戶還處於嚴密控製之下；當裏亞爾進入時，沙特貨幣完全與美元匯率掛鉤。

 多年來，準入標準發生了改變，但現在主要就兩條：一，出口大國；二，貨幣“可自由使用”。“自由使用”經常被誤解為實現資本賬戶完全可兌換，以及增強匯率的靈活性，但事實並非如此。事實上，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以前接納過資本賬戶不可兌換以及部分可兌換的貨幣。

 中國領導人現已付出重大努力，力爭讓人民幣進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並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人員的情感支持。

 該組織宣布人民幣價值“不再被低估”，並且不再要求中國冒高風險全麵開放資本賬戶，而是以謹慎漸進的改革，確保特別提款權的順利運作並維護國內金融穩定。

然而，即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達成決議隻需要董事會70%的多數票，但此事主要取決於擁有否決權的美國政府。

 如果美國敞開大門，允許人民幣成為美元的潛在競爭對手，那意味著美國做出重大讓步，它可能要求中國給予同等的回報，但這樣做是錯誤的。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不是零和博弈：一方獲益不等於另一方蒙受損失。

 中國尋求使人民幣獲得特別提款權地位，不是為了討好或傷害美國，而是基於自身的原因，與人民幣取代美元成為世界主導貨幣的雄心充其量隻有間接關係。中國希望通過金融自由化促進經濟增長。

 中國要向國際投資者開放政府債券市場，目的是清理地方政府的壞帳；同時中國也希望通過促進債務轉換為股權，來降低過高的杠杆率。人民幣進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將促進這一進程，一旦成功將自動提升人民幣在世界上的權重和影響力。

美國政府如將中美關係視作一場零和博弈，則得不償失。換句話說，美國幾乎沒有議價能力。美國當然可以阻撓中國，但這非常危險。

 如果中國的市場導向改革不成功，它可能在外部製造衝突，以維護國內團結和維持權力。

 中國可能會與俄羅斯在金融、政治乃至軍事上結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外部衝突升級，中國與美國盟友（譬如日本）間爆發軍事對抗，毫不誇張地說，我們將站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

 確實，俄羅斯和中國的國防預算都在迅速增加，而美國軍費則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對於中國來說，重整軍備必然能刺激內需。中國已經在南海展示軍事實力，往往單方麵表現得較為好鬥，華盛頓方麵有理由對此保持關注。

 不過，俄中兩國軍事同盟可能需要十年或更長時間才能做好直接對抗美國的準備。在那之前，我們恐怕會見證混合戰爭與代理人戰爭的擴散。

 中美相互取得諒解符合兩國的切身利益，因為任何其他選項都將造成難以下咽的苦果。

 中國與美國最終若能達成協議，產生的收益可能同樣影響深遠。不久前，雙方在氣候政策上取得了真正的突破。

 表麵上看，兩國做出了不具約束力的陳述與承諾，使近期控製氣候變化的努力變得更為可信。

 如果這種方法能複製到能源、金融和經濟領域，中俄軍事同盟的威脅將被化解，未來爆發全球性衝突的可能性將大大降低。這條路是值得我們去嚐試的。

 習近平上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是2013年，那時，他提到構建“新型大國關係”。自那次加州莊園會後，該課題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討論。

 奧巴馬總統應該區別對待俄羅斯與中國，前者在普京之下已將法治變為“武治”；而後者雖未完全實現法治，但尊重遵守條約義務。必須堅決抵製俄羅斯的侵略行為；而中國則需要鼓勵，應該向它提供更具建設性的選項，避免其走上軍事侵略之路。

 美國投之以桃，中國很可能報之以李，兩國成為競爭對手雖無可避免，但需要將分歧管控在一定範圍內，避免使用武力。

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和美國之間達成一個有深遠意義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將會是輕鬆而容易的。這兩個國家從根本上來講有不同的政治製度。美國建立在個人自由的原則上，而中國沒有這種自由傳統。自古以來，它在大部分時間裏是一個帝國，講究的是等級和層次。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看信息分發的方式。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信息越來越多地沿著水平線方向傳播，但中國不同: 信息傳播呈垂直方向。 黨國機器的頂部就是信息的最接近層。這意味著，接近黨國機器不僅提供個人致富的機會，也能更多地享受即使是表麵上的個人自由。難怪該黨國機器能夠吸引這麽多中國的優秀人才。當然，這個等級層次分明的結構同時由紅線嚴格地圈畫界定。人們必須在網格之內活動。如果有誰試圖逾越紅線，黨國的安全機器將使得他消失得無影無蹤。

 安全裝置的束縛逐漸在消失，但最近出現了一種不祥的逆轉: 在習主席的領導下，對非政府組織的權利和地位的有明顯收緊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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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方麵，中國和俄羅斯更有共同之處。俄羅斯和中國都認為自己是美國統治世界的受害者。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不認同中國的好多行為。沒有獨立的司法機構，外國的跨國公司是經常受到不平等待遇。還有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在南中國海以及網絡戰和人權方麵的衝突。這些都是合作將不容易達成的現實障礙。

 充分認識到這些困難，美國政府仍然應該與中國在戰略夥伴關係上進行善意的嚐試。這將涉及到找出並確定有共同利益的地方，以及有衝突和競爭的領域。在前者進行誠邀合作，在後者針鋒相對討價還價。美國需要製定一項雙管齊下戰略方針，鼓勵合作，恩威並舉，降低與美國直麵衝突的收益和吸引力。

 合作的領域實際上比看起來要寬廣的多。與中國合作，促使習的金融改革成功，絕對是中美的共同利益。金融改革的成功，將滿足不斷增長的中國中產階層的願望，也能讓西放寬某些他最近推出的限製，這樣，反過來，有助於提高全球金融的穩定性。習當前的短板在於，改革進程的實施和監測都握在相同的手裏。開放媒體和民間的批評將大大提高改革的療效，這在習的反腐倡廉鬥爭上尤其如此。而如果中國遵循這條道路走下去，作為戰略合作夥伴對美國越來越有吸引力。

 2015年10月之前，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談判不可能有實質性進展，到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董事會將對國際貨幣特別提款權籃子構成進行討論。實際上，在習近平主席今年9 月份對華盛頓進行的國事訪問之前，籌備工作就會就緒。但如果把特別提款權的期限延遲至 2016 年，可能會有更大收獲。屆時，中國將主辦 G20 的會議，也是奧巴馬政府的最後一年。中美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的前景，就會激勵雙方所有政治力量促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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