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之明義

上一次，我們談了曹雪芹生前好友敦氏兄弟，這一次，我們談談明義。

明義，姓富察,號我齋，鑲黃旗人。大概生於1640年左右，小雪芹二十歲餘。出身豪門，他的姑姑是乾隆皇帝的孝賢皇後，他的伯伯傅恒，官至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加太子太保，死後諡文忠，又號文忠公。他的堂哥富康安，就是“戲說乾隆”裏的那個皇上的私生子。明義本人是乾隆的侍衛，負責皇帝的禦駕，可以說他是地地道道的“皇親國戚”“達官貴人”。沒有資料顯示他和窮愁潦倒的曹雪芹生前有過過從。把他與紅樓掛上鉤，既不是因為他的豪門出身，也不是因為他或許是雪芹的詩交酒友。他被紅學家們放入紅榜，隻是因為他寫了二十首《題紅樓夢》的詩。

第一次把明義與紅樓夢聯係起來的是大文人袁枚，這位與曹雪芹同時的文學大腕，在著名的《隨園詩話》中，談及雪芹的先人曹寅，然後將話題一轉，開始談論紅樓，“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我齋題雲：‘……’”。於是，人們開始把注意力放到這個名叫明我齋的人身上，找尋他的詩作，想了解除了袁枚引用的兩首詩外，是否還有別的有關紅樓的詩篇。另外，人們也想搞明白為什袁枚說紅樓中有某校書（即妓女），而人們在傳世的《紅樓夢》中，並未讀到這個情節。

可謂“蒼天不負苦心人”，上世紀五十年代，著名紅學家吳恩裕先生發現了名為《綠煙瑣窗集》的手抄本詩集，作者就是明義。其中有《題紅樓夢》七絕詩二十首。而袁枚引用的是其中的第14和第15首。更為可貴的是在這二十首詩之前，明義寫了一段小序，全文抄錄於此：

“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府。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餘見其鈔本焉。”

如果按照吳恩裕先生的考證，這組詩寫於乾隆二十三、四年（1758-59年），那麽，這是最早的有關曹雪芹著《紅樓夢》的論述。除上世紀九十年代歐陽健先生對其作過辨偽外，還無人懷疑過這二十首詩和序言的真偽。從這段短短的序文中，我們得到了以下幾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1. 曹雪芹寫了《紅樓夢》——明確了雪芹的著作權。
2. 曹的先人為江寧織府（造），雪芹用此書記述當年的“風月繁華”。
3. 大觀園者，即隨園故址（簡單地講幾句隨園。曹家在江寧織造府中的有一花園叫西園。曹家事敗後，雍正皇帝責令新任織造隋赫德接收曹家全部資產。隋就將西園改名為隨園。後又被袁枚買下。）——證實了大觀園確有是處。
4. 明義讀過《紅樓夢》早期鈔本。書雖未傳世，應有鈔本或殘本存在。

不用我講，大家也自然會明白，對深信《紅樓夢》與曹雪芹家世有密切聯係的新紅學派的學者們，這個序言是多麽重要。把它與脂硯齋的批語聯係在一起，就形成了新紅學派理論大廈的基本構架。如果說敦敏敦誠兄弟讓我們認識了一個活生生，真實的曹雪芹的話，那麽明義的題詩和序則向我們揭示了雪芹和《紅樓夢》之間的聯係。這也就是明義被紅學家推崇的根本原因。

受家父治紅的熏陶和浸淫，我對明義也獨有鍾情。1975年，家父擬撰寫專文研究明義，因當時的政治原因，不便外出查閱資料。我冒著會被批判的風險，以工人理論隊伍研批《紅樓夢》為名，專程去首都圖書館柏林寺分館，為他查閱藏於該館的孤本《綠煙瑣窗集》，並手抄了明義的序和二十首詩回來。想起來也可笑，我當時隻是個二十剛出頭的毛頭青年，除了讀過一兩遍紅樓外，對紅學隻知一鱗半爪，對考證更是一竅不通。居然以專業人員自居，坐在古舊善本的廟堂中，“人五人六”般地考察起該本的年代，紙張，格式來了。事後方知該圖書館曾與我工作單位聯係，調查是否真的派我查閱，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四人幫最橫行時，後果是可想而知的了。但從此我仿佛和明義結下了不解之緣，畢竟我是為數不多的，見過明義真本的人。每每見到寫明義的文章都會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興趣去閱讀，去思考。也幻想有一天專家們會在明義研究上有所建樹，以此告慰家父考紅未果的遺憾。

話題遠了。如何看待明義的詩和序，紅學家們似乎更熱衷於他的序言，其中的原因前麵已經提到。讓我們再來看看他的二十首詩。平心而論，明義這二十首詩水平確實一般，近似白話，僅僅是讀後感之類而已。但既然是讀後感，那一定會涉及到所讀的內容。因此，有幾首詩，人們一直在猜測和爭論他的屬意為何。如袁枚引用的一首：

威儀棣棣若山河，還把風流奪綺羅。
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再如：

錦衣公子出蘭芽，紅粉佳人未破瓜。
少小不妨同室榻，夢魂多個帳兒紗。

前一首不是在說寶釵，因為他已經有過描寫寶釵的詩了。那麽是熙鳳？可她什麽時候有過“笑時偏少默時多”的姿態呢？亦或是可卿？“還把風流奪綺羅”可理解為秦可卿的風流淫亂，可袁枚為什麽講是某校書呢？

後一首也不是在說黛玉。那麽是湘雲？為何講“紅粉佳人未破瓜”？如指婚前，那是理所當然的；但如指婚後，又該作何解釋呢？

再一首，就是袁枚講的有關某校書（妓女）的那首：

病容愈覺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
猶恐意中人看出，慰言今日較差些。

有癆病的大概隻有黛玉一人，或許另有其人？又怎麽會是校書呢？後二句的情節，在今本紅樓中可有？

簡言之，明義所見的紅樓鈔本，很有可能在文字上和內容上，於流傳的各本有很大的不同。曹雪芹自己說作紅樓是“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專家們認為相對於每一次增刪定稿，都會有一個鈔本傳世，所以，經過“五次增刪”，自然會有眾多的抄本出現。而明義所題之本，就應該是最早先的。增改以後，書中人物和內容起了變化，也是不足為怪的。

從明義的序中，還可以得出另一個結論，即袁枚可能從未讀過《紅樓夢》，隻是“望名生義”：既有“紅樓”在，安能無校書？ 於是在讀完明義的《題紅樓夢》詩後，照抄了明義的序（對比一下，隻差兩字），加上自己的聯想，寫入了他的《隨園詩話》。

總之，海內孤本《綠煙瑣窗集》具有極高的紅學研究價值。因而，它的作者，明義，盡管文學水平一般，也無法考證出是否為雪芹生前的親朋好友，還是被當之無愧地放置在紅學殿堂上了。他寫的第19首詩，表達了對紅樓空頹，頑石歸山的無奈：

莫問金姻與玉緣，聚如春夢散如煙。
石歸山下無靈氣，縱使能言亦枉然。

對紅樓有這樣的認識，也是難能可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