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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娓娓回憶俞平伯先生的文章，盡管以前曾經拜讀過，但現在再讀，依然很受觸動。翻出幾年前的一篇車軲轆話舊文，算是給娓娓交讀書稅。(我的專利：龍頭可創詩詞稅，我為何不能創個讀帖稅？但稅來稅去，還是讓龍頭賺便宜。咳，胳膊擰不過大腿啊！)
車軲轆話話紅樓(二十)----重讀芳華
這次回國的一個重要收獲，就是買到和找到了幾本紅學研究的重要著作，一是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一是王國維先生的《紅樓夢評論》和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引》的合訂本，另一個是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1976年版本。找齊這幾部從舊紅學派到新紅派，幾代泰鬥的代表作，還真不容易。特別是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查遍了網上書店，造訪了北京，西安，上海的各類書店，竟是踏破鐵鞋；在回來的前一天，和大學同室四年的鐵兄弟相聚，談到尋書未遇；他老弟先是諷刺一句，這麽多年還沒看夠？然後一口承諾，我包了。
回來兩周，他Email我，“書已寄出，請查收”。哪找這樣的哥們呐！打開郵包，映入我眼簾的竟是兩本封麵顯得陳舊、書頁開始發黃的昔日版本；難以抑製心頭的狂喜，隨即翻開閱讀，但見紅藍批字處處可見，筆鋒剛健古樸，草而不亂，一看便知是長輩於我的老一代知識份子的手跡，是真正的前輩所書！真不知好友是從何處尋來的瑰寶，更相信他出資不菲。就我自己的經驗而言，曾在上海舊書店發現過吳恩裕先生《有關紅樓夢八種》的冊子，店主將它捆綁於一堆紅學舊刊物之中，開價一千五百元。舊刊物實在無吸引我之處，但除了花下一千五，再無轉寰餘地，隻好忍痛放手。所以相信這套《新證》的價格決不會在《八種》之下，老友情誼，感人至深。
這樣，除了胡適先生的《紅樓夢考證》尚需在網上閱讀外，其餘大師的，我都有了原書，可隨時翻閱，欣喜之情，難以掩蓋。盡管現代科學提供了網上閱讀的方便，我依然鍾情於閱讀實書。尤其是文史考證方麵的書籍，總要前後對照，翻前翻後；又要畫重點、寫感想，沒有實書在手，真不知如何是好。回來後這些天，沒事就翻看，真有“重讀芳華”的感覺。我先讀完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想和大家談談感受。待重讀完其他大師的著作後，再一一寫入車軲轆話，就教於諸位網友。
《紅樓夢研究》，原版於一九五二年，是一九二三年版《紅樓夢辨》的改編。一九二一年，俞平伯與顧頡剛通信探討《紅樓夢》，討論之餘，俞平伯將自己寫的材料整理出來，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定名為《紅樓夢辨》。它與胡適先生一九二一年出版的《紅樓夢考證》一道，成為了新紅學派的開山之作。
在胡適重點於從當時所掌握的曆史資料中考證《紅樓夢》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以及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時，俞平伯則重點論證了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不同，從而明確了《紅樓夢》後四十回是高鶚所續這一新紅學派紅學研究的主要理論。要特別強調的是，胡適俞平伯的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都是在脂硯齋評本“甲戌本”發現之前研究論證的，是極具開創意義的。
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去論證後四十回續書的謬誤。從論“續書的不可能”開始，辨證了“後四十回回目非原有”；在考查了“高鶚續書的依據”後，作出了對“後四十回的批評”。又更進一部比較了程高本與有正書局刊印的戚蓼生序本(這是當時唯一的不同於程甲本的刊印本)的區別，得出了“就較近真相這一個標準下看，戚本自較勝於高本”的結論，也就是宣示了作為脂本係統成員的戚本(當時還並不知道有脂本係統)，比程甲本更接近曹雪芹的稿本，盡管戚本刊印遠遠晚於程甲本。從這些章節中，我們看到了年僅二十一歲的俞平伯，作為紅學研究家所表現出的超人的睿智和深厚的功底。
到五十年代初，《紅樓夢辨》改名為《紅樓夢研究》重新出版，俞平伯刪除了舊作中因史料不足造成的錯誤，以及舊作中涉及到胡適的文字。但卻基本保留了關於後四十回的論述，說明經過三十年的驗證，他對自己的理論是有信心堅持的。特別是這三十年中新發現的脂硯齋評閱的“甲戌本”和“庚辰本”，更為以他和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派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新的曆史時期，給他了一個機會，把紅學研究深化。他在新版的“自序”中說：“現在好了，光景變得很樂觀。原名《紅樓夢辨》，辨者辨偽之意；現改名《紅樓夢研究》，取其較通行，非敢輒當研究之名，我的《紅樓夢》研究也還沒有起頭呢”。可謂躊躇滿誌，當仁不讓。但他哪裏知道，一場實質是對舊知識份子的思想進行全麵清算的鬥爭，要以他的《紅樓夢研究》為導火索呢。
一九五四年，兩個年輕人，藍翎和李希凡，基於“對俞平伯以至胡適的紅學觀點有不同的看法”，認為盡管全國解放了，“但學術思想上，資產階級的影響比較多，特別是古典文學的教學中，胡適的影響還不小”，所以寫出了長文《評<紅樓夢研究>》等兩篇文章，對俞平伯進行批判。毛澤東高屋建瓴地把這個批判引伸為“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胡適遠在美國，俞平伯就處於了鬥爭的中心，成為建國以後，第一個在全國範圍內被公開點名批判的著名學者。而他的《紅樓夢研究》，則成為了不可多得的反麵教材。毛澤東喜愛《紅樓夢》，對《紅樓夢》研究也有獨到的見解。但利用自己萬乘之尊的權勢，借題發揮，對一介草儒強加批判，在政治手段上有欠光明；在文化學術上，同他自己標榜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更是格格不入的。
事情過去了五十年，政治形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重讀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回過頭去看過去的批判，怎麽也無法將“資產階級唯心論”與本著胡適“實證主義”理論而就書論書的版本考證聯係起來。對那個時代的荒謬，講再多的話就像是馬後炮，喜歡聽的人不多了。但這場鬥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俞平伯終身再未寫出像《紅樓夢研究》這樣的紅學專著！他說“我的《紅樓夢》研究也還沒有起頭呢”，在“起頭”之前，我們慶幸讀到了《紅樓夢研究》；而“起頭”之後，我們看到的卻是幾十年的沉默無為。我突然想起了一個成語，“黃鍾毀棄，瓦釜雷鳴”。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俞平伯晚年在紅學研究上的反思。人所盡知的是他對後四十回續書的辯偽立場；從五十年代開始，他校點編輯了新版本的《紅樓夢》，還是涇渭分明地將脂評係統的前八十回和程本的後四十分別對待的。而且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為屬於脂硯齋評本的“靖本”的真偽與資料的提供者毛國遙先生通信磋商達二十年之久，根本原因，還是對脂評本的認同。而紅學研究的一個基本理論便是脂本和後四十回的不相容，既，若承認脂本的權威性，就是否定後四十回續書的合理性。在俞平伯生命的最後幾年，人們斷斷續續地聽到了他有關紅樓研究的新觀點。他去世後，他的外孫韋奈撰文描述了臨終前半年，俞平伯的最後觀點：“他用顫抖的手在紙上艱難地寫下了‘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於辭達’”。
我是懷著難言的酸苦和無奈去理解他的這番話的。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徹底否定了自己嘔心瀝血凡七十年的研究生涯和成果。有人說他超脫，有人說他解悟，也有人說他是年老昏聵。我想每一個都有權從自己的角度去解讀它的含義。而我，從這些遠遠超出紅學研究正常詞匯的“有罪”，“有功”幾個字，看到了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長達二十多年政治上的迫害和學術上的摧殘，留在他心靈上的烙印和精神上的創傷，因此，這應不是俞平伯先生學術思想的真實體現。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研究的貢獻，對幾代紅學專家和愛好者的導引，決不會因此而抹殺。
我自己，則一直是以“重讀芳華”的喜悅心情，在他的著作中向他就教的。
寫於2006年 1月6日
車軲轆話話紅樓(二十)----重讀芳華
這次回國的一個重要收獲，就是買到和找到了幾本紅學研究的重要著作，一是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一是王國維先生的《紅樓夢評論》和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引》的合訂本，另一個是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1976年版本。找齊這幾部從舊紅學派到新紅派，幾代泰鬥的代表作，還真不容易。特別是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查遍了網上書店，造訪了北京，西安，上海的各類書店，竟是踏破鐵鞋；在回來的前一天，和大學同室四年的鐵兄弟相聚，談到尋書未遇；他老弟先是諷刺一句，這麽多年還沒看夠？然後一口承諾，我包了。
回來兩周，他Email我，“書已寄出，請查收”。哪找這樣的哥們呐！打開郵包，映入我眼簾的竟是兩本封麵顯得陳舊、書頁開始發黃的昔日版本；難以抑製心頭的狂喜，隨即翻開閱讀，但見紅藍批字處處可見，筆鋒剛健古樸，草而不亂，一看便知是長輩於我的老一代知識份子的手跡，是真正的前輩所書！真不知好友是從何處尋來的瑰寶，更相信他出資不菲。就我自己的經驗而言，曾在上海舊書店發現過吳恩裕先生《有關紅樓夢八種》的冊子，店主將它捆綁於一堆紅學舊刊物之中，開價一千五百元。舊刊物實在無吸引我之處，但除了花下一千五，再無轉寰餘地，隻好忍痛放手。所以相信這套《新證》的價格決不會在《八種》之下，老友情誼，感人至深。
這樣，除了胡適先生的《紅樓夢考證》尚需在網上閱讀外，其餘大師的，我都有了原書，可隨時翻閱，欣喜之情，難以掩蓋。盡管現代科學提供了網上閱讀的方便，我依然鍾情於閱讀實書。尤其是文史考證方麵的書籍，總要前後對照，翻前翻後；又要畫重點、寫感想，沒有實書在手，真不知如何是好。回來後這些天，沒事就翻看，真有“重讀芳華”的感覺。我先讀完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想和大家談談感受。待重讀完其他大師的著作後，再一一寫入車軲轆話，就教於諸位網友。
《紅樓夢研究》，原版於一九五二年，是一九二三年版《紅樓夢辨》的改編。一九二一年，俞平伯與顧頡剛通信探討《紅樓夢》，討論之餘，俞平伯將自己寫的材料整理出來，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定名為《紅樓夢辨》。它與胡適先生一九二一年出版的《紅樓夢考證》一道，成為了新紅學派的開山之作。
在胡適重點於從當時所掌握的曆史資料中考證《紅樓夢》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以及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時，俞平伯則重點論證了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不同，從而明確了《紅樓夢》後四十回是高鶚所續這一新紅學派紅學研究的主要理論。要特別強調的是，胡適俞平伯的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都是在脂硯齋評本“甲戌本”發現之前研究論證的，是極具開創意義的。
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去論證後四十回續書的謬誤。從論“續書的不可能”開始，辨證了“後四十回回目非原有”；在考查了“高鶚續書的依據”後，作出了對“後四十回的批評”。又更進一部比較了程高本與有正書局刊印的戚蓼生序本(這是當時唯一的不同於程甲本的刊印本)的區別，得出了“就較近真相這一個標準下看，戚本自較勝於高本”的結論，也就是宣示了作為脂本係統成員的戚本(當時還並不知道有脂本係統)，比程甲本更接近曹雪芹的稿本，盡管戚本刊印遠遠晚於程甲本。從這些章節中，我們看到了年僅二十一歲的俞平伯，作為紅學研究家所表現出的超人的睿智和深厚的功底。
到五十年代初，《紅樓夢辨》改名為《紅樓夢研究》重新出版，俞平伯刪除了舊作中因史料不足造成的錯誤，以及舊作中涉及到胡適的文字。但卻基本保留了關於後四十回的論述，說明經過三十年的驗證，他對自己的理論是有信心堅持的。特別是這三十年中新發現的脂硯齋評閱的“甲戌本”和“庚辰本”，更為以他和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派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新的曆史時期，給他了一個機會，把紅學研究深化。他在新版的“自序”中說：“現在好了，光景變得很樂觀。原名《紅樓夢辨》，辨者辨偽之意；現改名《紅樓夢研究》，取其較通行，非敢輒當研究之名，我的《紅樓夢》研究也還沒有起頭呢”。可謂躊躇滿誌，當仁不讓。但他哪裏知道，一場實質是對舊知識份子的思想進行全麵清算的鬥爭，要以他的《紅樓夢研究》為導火索呢。
一九五四年，兩個年輕人，藍翎和李希凡，基於“對俞平伯以至胡適的紅學觀點有不同的看法”，認為盡管全國解放了，“但學術思想上，資產階級的影響比較多，特別是古典文學的教學中，胡適的影響還不小”，所以寫出了長文《評<紅樓夢研究>》等兩篇文章，對俞平伯進行批判。毛澤東高屋建瓴地把這個批判引伸為“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胡適遠在美國，俞平伯就處於了鬥爭的中心，成為建國以後，第一個在全國範圍內被公開點名批判的著名學者。而他的《紅樓夢研究》，則成為了不可多得的反麵教材。毛澤東喜愛《紅樓夢》，對《紅樓夢》研究也有獨到的見解。但利用自己萬乘之尊的權勢，借題發揮，對一介草儒強加批判，在政治手段上有欠光明；在文化學術上，同他自己標榜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更是格格不入的。
事情過去了五十年，政治形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重讀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回過頭去看過去的批判，怎麽也無法將“資產階級唯心論”與本著胡適“實證主義”理論而就書論書的版本考證聯係起來。對那個時代的荒謬，講再多的話就像是馬後炮，喜歡聽的人不多了。但這場鬥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俞平伯終身再未寫出像《紅樓夢研究》這樣的紅學專著！他說“我的《紅樓夢》研究也還沒有起頭呢”，在“起頭”之前，我們慶幸讀到了《紅樓夢研究》；而“起頭”之後，我們看到的卻是幾十年的沉默無為。我突然想起了一個成語，“黃鍾毀棄，瓦釜雷鳴”。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俞平伯晚年在紅學研究上的反思。人所盡知的是他對後四十回續書的辯偽立場；從五十年代開始，他校點編輯了新版本的《紅樓夢》，還是涇渭分明地將脂評係統的前八十回和程本的後四十分別對待的。而且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為屬於脂硯齋評本的“靖本”的真偽與資料的提供者毛國遙先生通信磋商達二十年之久，根本原因，還是對脂評本的認同。而紅學研究的一個基本理論便是脂本和後四十回的不相容，既，若承認脂本的權威性，就是否定後四十回續書的合理性。在俞平伯生命的最後幾年，人們斷斷續續地聽到了他有關紅樓研究的新觀點。他去世後，他的外孫韋奈撰文描述了臨終前半年，俞平伯的最後觀點：“他用顫抖的手在紙上艱難地寫下了‘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於辭達’”。
我是懷著難言的酸苦和無奈去理解他的這番話的。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徹底否定了自己嘔心瀝血凡七十年的研究生涯和成果。有人說他超脫，有人說他解悟，也有人說他是年老昏聵。我想每一個都有權從自己的角度去解讀它的含義。而我，從這些遠遠超出紅學研究正常詞匯的“有罪”，“有功”幾個字，看到了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長達二十多年政治上的迫害和學術上的摧殘，留在他心靈上的烙印和精神上的創傷，因此，這應不是俞平伯先生學術思想的真實體現。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研究的貢獻，對幾代紅學專家和愛好者的導引，決不會因此而抹殺。
我自己，則一直是以“重讀芳華”的喜悅心情，在他的著作中向他就教的。
寫於2006年 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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