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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繼續洋插隊的故事之前，先聊幾句網友回貼有關的話題。
小費。我出生在家境中等的知識份子家庭，兒時靠父母的工資，衣食無愁；又是家中的老麽，被嬌慣，無責任感，大手大腳習以為常。當工人後，體會了“新社會，新國家，自己掙錢自己花”的優越性，和小哥們胡造了幾年，周末回城裏，總得找個地方搓一頓。結果，上大學前一個子沒攢下，和我同時當工人的師姐師兄們，存款兩千以上的，不是少數。上大學是帶工資的，比較有錢，經常在吃的方麵周濟同宿舍的小兄弟，是寒假返校敢坐飛機的主兒。從來沒為錢發過愁，自我瀟灑了多年。直到到了美國，才麵臨了錢的危機，才知道錢不隻是用來瀟灑的，更重要的是用來維持生活、維持家庭的，這才從“揪著自己頭發想上天”，回到了地麵。當小費成為收入的主要源泉時，清高是裝不出來的。對不付小費表現出的惱怒，不僅僅是對錢的在意，還是對自己處境和努力不被理解的失望。而每天清點小費時的歡欣，也不僅是對金錢的貪念，更是對自己辛勞的欣賞。沒經過這類磨煉，大概很難體會這時的心情。對我來說，洋插隊的一個重要收獲，就是理解和體驗了自食其力的意義。
剝削。我沒有經曆過“人吃人”的舊社會，從小被教育得對剝削深惡痛絕。洋插隊的四年，親身經曆了被別人剝削，讓老板無償占有自己所創的“剩餘價值”的過程，卻無法產生痛恨剝削的反應。前兩天拜讀網友“圍觀生活”的大作，<打工生活，俺難以忍受的快樂>對他所述的“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感謝這些老板們提供的機會，讓多少個打黑工的老留學生，度過了最艱難的一段生活。”深有同感。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成千上萬的自費留學生，麵臨著生存的挑戰，卻無投資本錢，無北美謀生技能，更重要的，無合法工作的權利。接納這些創業者的，是遍布北美的中國餐館。我後來打工的地方，就有三個從大陸來的學生，兩個上海人和我；以後，我又陸續地介紹了四五個學生加入。很難想象，沒有這些餐館，為數眾多的中國學生今天會是什麽樣子。我自己一直是從正麵理解這些中餐館對自己的幫助的。
至於餐館隻付最低廉的工資，也不難理解。餐飲業的服務人員，曆來就是工資最低的組群，無論中餐，西餐。餐館業是競爭最激烈的行業，家庭經營的中小餐館，多是在賺蠅頭小利，慘淡經營。所以，壓低成本是必需的手段，而人工開銷，則是成本中很大的一部。再看看經營者，以我後來打工的餐館為例：從79年開業，到89年我離開，十年間，除了每年聖誕節放假一天外，老板娘每天從早上10點到晚10點，，全年工作。按我們能拿到的工資加小費共$12/小時計，全年她也該拿到5萬2千多元，這在80年代比剛畢業的MBA隻多不少。她拿不到這麽多是一定的，那麽，誰剝削她了？再考慮到應得的投資回報，或經營不善的破產風險，好像接受點剝削更舒坦些，是吧。所以，我理解剝削的正麵意義在於，由她的資金和做生意的欲望，解決了至少十個人的就業，受益的是經濟和社會發展。正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下麵還有兩句，是笑話，就不說了。
回到正題上來。
我去工作的第一天，是星期五晚上。先去認識將要一起打工的同事:一個是台灣來的，叫David，是位職業Waiter，在中餐館裏混了十來年了，自認是Captain，和他以後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另一個叫 Frank， 上海來的留學生，在State U 讀書，大哥的朋友。一位Busboy，小D，也是上海留學生，在哪讀書，沒人知道；一位Busgirl，老板的妹妹。老板娘冷冷地說了聲，讓David給你講講吧，就沒再搭理我。David告訴我，這裏很忙，尤其是周末，動作一定要快。又說這裏是打共產，就是所有的小費合在一起，最後平分，每個Waiter得四分之一，小D和老板的妹妹分另外的四分之一。(Busboy能得Waiter的一半，是這家餐館的一大特點，David 一直忿忿不平，說小D是老板他爺)。他很直率地說，因為是共產，所以大家都要自覺，別想偷懶，讓別人多幹。這些我早就知道了，因為大哥曾在這兒當過Waiter， 和David共事三年。據他講，David人不錯，幹活麻利快捷。就是小氣些，對幹多幹少很在乎，分小費極認真，最後的一個Quarter 也要用零錢分開。
那天晚上是真忙，和我原來幹過的餐館沒法比。一百多人的位子，坐得滿滿的，而且都轉了兩次。盡管是新手，對菜不熟悉，但我還是盡量多接單子，還幫他倆出菜，幫小D收拾桌子，一路小跑幹一個晚上，力求在老板娘和同事間留下個好印象。辛苦換來好評：David說，聽你大哥介紹過你，不錯，以後一起幹！最高興是分小費，David把我的那份交給我(一定是David分小費)，一數，五十多塊。哇，這麽多！“這兒周末都是這樣，有大Party 定位還會更多”。
以後每周工作兩個晚上，兩個全天，家裏的經濟明顯好了起來。Frank和小D相繼辭工後，我介紹了幾個同學進來做Busboys和waitress，把這個好的掙錢機會分享給洋插隊的隊友們，也打破了以前老板的規定，他是不要女生的。因為和老板老板娘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我又像以前一樣，可以在老板娘不在的時候，掌管錢櫃，兼管雜七雜八的事，這個餐館好像真的成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老板娘對我也越來越好。生老大的時候，她和老板送給兒子一副金項鏈，還在餐館為我們辦了兒子滿月的酒席。她介紹我加入了一個韓國華僑和韓國人私下成立的儲蓄互助會，為我賺了幾千元。要不是有他們餐館擔保，人家不會要我，我也不敢參加的。逐漸地，關係從雇主雇員向朋友發展，一直保持到我離開。這麽多年，我每年回加州幾次，總要找一次機會，去看看老板夫婦，在他們的餐館吃頓飯、敘敘舊。老板和雇員之間，能成為朋友，也是不易。今年七月回加州，全家在他們餐館用餐，老板娘送了個菜，猜猜是啥，“紅燒蝦子海參”，夠意思吧。
更有意思的是David。David的小氣和計較是全店知名的，開始我也是小心翼翼地對待他，不在任何能觸犯他利益方麵做錯事。慢慢地，我發現他對我很欣賞，不像計較別人那樣計較我，還主動和我講他的過去，他的家庭，他的孩子。後來我們成了朋友。有一次和大哥聊天，無意間說我給David分好的小費，大哥大吃一驚，說：他讓你分小費了？我和他共事三年，這可一直是他的專項啊！其實何止是小費，他的老Honda發動機燒了，隻得買了部新車，他知道我喜歡搗鼓車，就讓我把舊車拖走，換個發動機，還是一個很好的車。其實，他完全知道可以用舊車換來百十塊錢的。
每次和David一起打工，就是一次和平競爭的機會。因為是共產，我的想法是，他是老Waiter，經驗多，動作快，和我們共產覺得吃虧。所以，我一定要多做，做好，不能讓他覺得我在占他的便宜。我猜想他也有同樣的心理壓力，畢竟都是很自尊的人。每次我占先時，他總是說，就是打私產，也沒見你這麽玩命幹的，共產黨就是厲害。他占先時，我反唇相譏，國民黨反攻大陸了，正規軍就是比土八路強。時間久了，競爭導出互敬，彼此之間倒有些惺惺相惜了。
要去加拿大之前，他為我們餞行，他太太順便帶來了很多他兒子的舊衣物。他兒子已經十一二歲了，他還保留著他們四五歲時的小衣服，可見對財物的細致。他兒子是雙胞胎，給我們的衣服都是雙份。我兒子小的時候，哥倆差不多大小，每次看到兒子們一樣的穿著，就想起了David，想起了餐館的那段生活。太座最後調侃地說，認識你是我們的福氣，他卻十分認真地說，我接觸了很多的大陸人，但喜歡的就是你老公這種人，真服了你老公的工作態度和處世為人。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為謀生和學習，放下身段，端了四年的盤子，卻得到了來自不同社會的人的認可，也算是洋插隊的另一收獲吧。
(完)
that Taiwanese was not a boss, he was a cook. Who knows, if he was the boss, i might have married the daughter. haha...
thanks and take care
我是90年代去的英國。在數個餐館幹過。前一年換了好幾家餐館，最後在一家固定下來，一幹就是三年，但隻是在周末幹１天或２天。那個老板是香港人，對人非常nice。那餐館每周末給員工加餐，所以我的自我安慰就是到周末去吃大蝦，順便給他們洗洗碗什麽的。當然也很累。
出國前不懂什麽叫做剝削。出國後才知道，餐館老板絕對比打工的還辛苦！有些餐館的二廚三廚的都曾經當過小老板。後來覺得還不如打工。一是沒有風險，二是不操心。
總之，從此之後，對所謂“剝削”沒有了反感。“剝削”就是一種投資回報。“剝削”要有本事。“剝削”無處不在。所以，劉少奇說過，工人階級歡迎資本家剝削。。。
正如你所說，那個年代過來的留學生，大多數對於中餐館老板懷有感激之心。也很理解他們的辛勞和艱難。其實，餐館掙錢不容易！我去餐館吃飯是一定要給足小費的。
等著看你的下篇 ：）
當時大部分無資助的自費留學生都是辦的假擔保出來的，揣著幾十塊美金一來就生活學費無著落了，遍布海外的中國餐館幫咱們渡過了難關。
要說剝削，他們剝削自己也夠狠的。
也向你致敬！向所有的朋友致敬！
你真逗，給老板當女婿還不嫌好：))
那時候，中港台，中最低，現在好像翻身了。
港台的存在，是迫使大陸進步的製衡力量。
再問好！
謝謝你在論壇和博客都回貼：)現在回憶年輕時，挺好玩的。
老化的象征。
是，放下架子一身輕。不過話說回來了，我也真沒架子。
年輕時有點狂，但沒架子，和誰都能交朋友。
謝謝！
我很少抱怨，不是清高，而是覺得沒有用。不如想辦法把事情做好。這大概就是您所
說的“positive”吧。
謝謝回貼：)
I must also say I was luckier than you. I speaks Cantonese! Haha... but at the beginning, I had to lie that I was from Hong Kong or I wouldn't get the good summer (big tips)waiter job. As you did, I met lots of good hearted people working in restaurants. One extreme Taiwanese even went as far as asking his daughter to marry me! A young poor student from Communist Mainland! He wasn't kidding either. I was quite moved. Looking back, those tough years really helped us to develope into the persons we are today. It sure made me learn how to appreciate others and look at life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