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紀事(8)----一生纏夾二流堂

昨天讀江上兄大作《黃苗子和鬱風》，感受頗多。聯想到與他們有關的“二流堂”事件----一個在抗戰期間，由文人們開玩笑，而生成的無定型的文化沙龍，演變為“反革命裴多菲俱樂部”的荒唐故事。因為時間久遠，在文革中聽到的差不多都忘了。昨晚在網上讀了幾篇當事人的回憶文章，對“二流堂事件”有了新的了解。寫下來，與饗網友。

記得是在1967年的什麽時候(經昨晚閱讀，確定是67年12月)，報上突然出現了一篇批判“二流堂”的大塊文章，廣播電台播音員的聲音也是鏗鏘有力。這是繼批判“三家村”之後，對文學藝術界的又一個重大打擊，給“二流堂”定的性質是“反革命裴多菲俱樂部”。當時雖年少，但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對反革命，裴多菲，周揚，夏衍這些詞匯也算熟悉。但對“二流堂”，卻是第一次聽說。記得文章裏講“二流堂”的成員間互稱“二流子”，覺得很好玩，想不到象周揚，夏衍這樣的共產黨高級幹部，也可以如此戲謔，如此無聊。以後一段時間裏，我和哥哥之間，以互稱“二流子”為樂，覺得很好玩，直到母親嚴厲製止。

開始，隻知道批“二流堂”是批周揚，夏衍的，因為他們是反對魯迅的“四條漢子”(另外兩條是田漢，陽翰笙)。反魯迅，當然是反革命。後來，又在母親工作單位附近，看到寫給劇作家吳祖光的大小字報，才知道他也是“二流堂”的成員。他是大右派，也不是什麽好人。其他的一些成員，全是受批判的牛鬼蛇神，可見二流堂不是什麽好組織。當時知道的也就這麽多，雖然沒參見過什麽組織，不是革命派，造反派，但思想還是很左的。在自己心裏對“二流堂”的定性，就算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好人，好組織。我對文革中人和事的重新認識，象“四條漢子”，“二流堂”，“文藝黑線”等，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文革時，涉及到二流堂的人物不可勝數。幾個重要的人物是夏衍，唐瑜，吳祖光。抗戰時期，各類文化人因戰亂，紛紛跑到重慶，多數是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唐瑜的哥哥在仰光，很有錢，唐瑜就用哥哥給的錢在重慶建造了一個大房子，其名為“碧廬”，與先前讓夏衍夫婦居住的“依廬”相對應，免費讓無處棲身的文化人住在那裏。所以，他成為了“堂主”。

那些寄居的房客們，各有一技之長，大多是文藝界人士，如吳祖光、高汾、呂恩、盛家倫、方菁、沈求我等。還有經常出入的，都是些現在大名鼎鼎的人物黃苗子、鬱風、丁聰、葉淺予、馮亦代、趙丹、張光宇、張正宇、丁玲、張仃、華君武、聶紺弩、陳白塵等。那個時代，文化人的舉止行為：放任自流，不拘小節，既不肯為五鬥米折腰，又無多少實事可做。時間久了，大家遂以“二流子”相互謔稱。據吳祖光回憶：

“有一天郭老（郭沫若）和徐冰同誌等到碧廬來，聽見大家在
互稱二流子。郭老說：‘好，給你們取個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
不好？’大家都說好。徐冰叫大家拿紙筆來，請郭老當場題字做
匾，但是找了半天，無筆無墨，更無大張宣紙，隻得罷了。但是
‘二流堂’這個名字卻從此叫開了。”

共產黨組織，特別是周恩來，是通過這種形式來團結左翼文化界人士。黨的領導者周揚、潘漢年、田漢等都曾是這裏的坐上客。二流堂的多數人在抗戰時期為文化戰線的統戰做過工作，建國後，他們的絕大部分回到國內，是新中國文化事業的一部分。周恩來在建國初就問過夏衍，“二流堂的人都回來了嗎？”，文革開始時也說過，“‘二流堂’是一些文化人在那裏聚會的地方，不是一個組織。有人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二流堂’，整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所謂黑材料，那不行。”。但，等到革命要打倒一切的時候，或革命有了更高的政治目的的時候，周恩來的所做所說，也是蒼白無力的。他有時尚且不能保護自己，更何論保護他人？

吳祖光有一段對二流堂“堂主”唐瑜的描寫，很有意思：

“唐瑜曾約略說過，他哥哥給了他兩部大卡車和一部小轎車，
卡車上裝有當時可以暢銷的物資，讓弟弟做點賺錢的生意，但
是另一輛卡車上這位弟弟卻裝上了一滿車的食品，到了重慶便
和朋友們共享美食，需要錢用時便賣貨，最後賣車。記得我有
一次和他一同走在重慶中一路近四德裏時，遠遠開過來一輛十
分豪華而嶄新的小轎車，唐瑜忽然停步不走了，當時大雨初晴，
路上積水很深，汽車飛馳而過，我們兩人躲避不及濺了一身水，
尤其是唐瑜滿臉都是泥水。他仍舊不動地望著汽車遠去才回過
神來，對我說：‘這車是我的’。”

你說他是二流子，敗家子，仗義疏財，瀟灑風流，我都信。可就這“反革命”，唉，不說也罷了。這種心寬豪放的人，大概會比一般人活得瀟灑些。唐瑜老人家高壽九五，兩年前，還出版了一本書，《二流堂紀實》，真讓人欽服。二流子有二流子的好處啊！

再看夏衍。他住在離二流堂不遠的地方，與二流堂的堂友們來往密切。他當時就是老資格的共產黨員，隱藏著身份，為黨做左翼文化的統戰工作，實際是二流堂的真正“堂主”。文革前官至文化部副部長，還是分管文化戰線的統戰工作。因為30年代與旗手魯迅的論戰，被魯迅罵為“四條漢子”，便成了大逆不道的罪名。可當時魯迅還沒有被尊為“旗手”，對魯迅的“團結--批評--團結”，也是黨“統戰”工作的一部分。這些翻揀曆史舊賬，顛倒認知是非的做法，和拿“二流堂”大做文章如出一轍。難怪文革後一“實事求是”，沒有幾個不是冤假錯案。

最後是吳祖光。他倒的黴更大些，更早些，也更長些。反右時期，就因為言論被定性為右派。還因二流堂傳統，在自己家和一些年輕人又搞起文化沙龍，說是二流堂的繼續，就多了個什麽“小家族”集團的指控。文革來了，更別想蒙混過關。從67年底起事，一直搞到72年，圍繞著二流堂，就沒停地被審查，不管是在家住的北京文化部，還是在五七幹校的河北團泊窪。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對他和二流堂的審查結束之後，“中央專案組”的辦案人員居然問了他這麽一個問題：

“為了審查你的這個‘二流堂’，國家派出的外調人員幾乎走遍了大半個中國，而且反反複複不知經過多少周折，你看你為國家造成多大的浪費？你慚愧不慚愧？”

不知他是怎麽回答的，我的回答是：慚愧，為那個時代慚愧，為我們的所作所為慚愧。

吳祖光說他在審查結束後，寫下了這首詩，

中年煩惱少年狂，南北東西當故鄉；
血雨腥風渾細事，荊天棘地也尋常。
年查歲審都成罪，戲語閑談盡上綱；
寄意兒孫戒玩笑，一生纏夾二流堂。

就為了這“一生纏夾二流堂”，誰能說我們現在評議文革是玩笑，是無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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