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癡史迷
挖紅樓，侃文史，走天下
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是我最想重讀一次的紅學專著。這原因不講也清楚，
它是紅學研究中學術價值極高的專著，是新紅學派考紅的集大成。
在談到《紅樓夢新證》的學術價值之前，先談談《新證》的成書經過和周汝昌研究
紅樓的曆史，可能更符合大家的興趣。
一九四七年，周汝昌還是一名燕京大學的學生，受當時是京北大學校長胡適先生一
篇文章的啟發，在燕大的圖書館裏發現了一本抄本舊書，是曹雪芹的生前好友敦敏
的著作，叫《懋齋詩鈔》，裏麵有六首直接詠及到曹雪芹的詩。根據這六首詩，周
汝昌寫出了平生第一篇紅學文章，叫《〈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對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的有關曹雪芹卒年的論點爭鳴。胡適先生看到周汝昌文
章之後，主動給周汝昌寫了一封信，對周的辯駁表示讚同，並在報上發表。一邊是
尚未畢業的在校生，一邊是名滿天下的大學校長，就這麽開始了紅學研究的學術交
流。現在回過頭去看，胡適先生在做人，做學問上表現出的認真，謙虛和大度，實
在是幾代學人的楷模。
一九四八年，胡適先後給周汝昌寫過六封信，指導周汝昌的研究。而周汝昌也回過
胡適九封信，向胡適通報自己的研究思路，並多次向胡適要求幫助。他先後向胡適
借閱胡適收藏的抄本《四鬆堂集》和戚蓼生作序的《紅樓夢》，他說“這都是海內
孤本、稀世之寶，未知先生肯以道義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胡適則答道，“我
可以給你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胡適說到做到，借給了周汝昌《四鬆堂集》和
戚序本《紅樓夢》。這些早年的紅學史料，為周汝昌日後寫出《紅樓夢新證》，極
有幫助。但最感人的，也是使周汝昌紅學研究收益最大的，是胡適先生借給他胡適
珍藏二十年，從未借給任何人的無價之寶----甲戌本。要知道甲戌本對胡適有多重
要嗎？四八年冬，胡適離開北京時，從他的萬卷藏書中，隻帶走了兩部書。而其中
的一部，就是甲戌本！
甲戌本全名是《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因書中提及“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故
被稱之“甲戌本”。它是第一個被發現的《紅樓夢》早期抄本，對紅學研究的影響
至關重大。可以這樣說，沒有甲戌本，就沒有新紅學派的存在。能把自己珍藏的至
寶借給相識不久，身無分文的一個學生，除了胡適高尚的人格因素外，更顯示了他
識人的敏銳。周汝昌也沒有辜負胡適的厚望，和他的哥哥周沽昌，利用假期，硬是
用朱墨二色毛筆，重抄了一遍甲戌本，然後將原本還給了胡適。我們這一代的任何
人，能有這樣的恒心和毅力投注在自己的事業上嗎？所以，能寫出紅學巨著《紅樓
夢新證》，也隻能是像周先生這樣的“紅癡”。
有了甲戌本《石頭記》，有了戚蓼生作序的《紅樓夢》；有了敦誠的《四鬆堂集》，
有了敦敏的《懋齋詩鈔》，也有了其它重要的文史資料；更重要的，是有了來自恩
師的鼓勵和與恩師交流探討的動力，周汝昌用了四年的時間，終於寫出了代表新紅
學派紅學研究的世紀之作----《紅樓夢新證》。連書名都是像要同胡適相諧相爭，
因為胡適所著的新紅學派開山之作，叫《紅樓夢考證》。不談這兩本書，僅僅就胡
周之間早年間高山流水般的情誼而言，不正是中華文化精華所在的另一種體現，不
正是要重讀再讀的芳華嗎？(關於胡適和周汝娼之間由於政治環境的影響和學術思想
上的異同，所產生的恩恩怨怨，我想在另一篇車軲轆話中論及，在此不複贅言)。
情誼歸情誼，學問是學問。周汝昌並沒有因為胡適是導師、是專家，就跟在他的後
麵，唯唯諾諾地拾其牙慧；而是在胡適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史料，提出了自己獨到
的見解。這也是為什麽《紅樓夢新證》能成為價值極高的紅學巨著的原因。周汝昌
至少在三個方麵建立起不同於胡適研究結論的紅學研究理論；而這三個重要方麵的
成果，確實把紅學研究推向了更高的水平。
首先，在曹雪芹的生卒年份上，周汝昌提出了曹雪芹不是像胡適依據的“甲戌本”
所描述的那樣，死於壬午年(一七六二年)；而是死於壬午的下一年，癸未年(一七六
三年)。不要小看這一年的差別，周觀點的可貴之處在於對權威文史資料和權威文史專家的
實事求是態度；在於不盲從於單一的古舊抄本的記述，而是廣尋史料，提出問題，
認識問題；在於認真刻苦的治學精神。
同時，在雪芹的生年問題上，他也對胡適認定的曹雪芹生年一定要趕上曹家在江南
衣錦繁華的歲月，不然曹雪芹就無法寫出有自轉特色的《紅樓夢》的觀點，給與批
評。從曹雪芹朋友們悼亡詩的內容和清史檔案的記載上，提出曹雪芹應生於雍正二
年(一七二四年)，而不是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紅學界在曹雪芹的生年卒年
上，討論爭辯了近八十年，難能可貴的是，其中五十多年，周汝昌是獨樹一幟的。
其次，周汝昌在曹雪芹的家事和身世的考證上，彌補了胡適早年研究的不足，整理
出完整的，與曹雪芹和曹家相關的“史事稽年”。從一九二一年胡適高舉起新紅學
派大旗，到五三年《紅樓夢新證》問世，三十多年間，周汝昌是第一個係統性地研
究和論述了曹雪芹曆史的紅學專家。長達五百七十頁的“史事稽年”，加上“人物
考”，“籍貫出身”，向讀者展現了曹雪芹身世和《紅樓夢》的關連，把紅學研究
的範圍從文學擴展到史學領域，豐富了紅學的內容。
平心而論，《紅樓夢新證》後的半個世紀，還沒有任何一個紅學家或史學家，像周
汝昌這樣，以如此宏大的篇幅和如此詳細的證明，融通貫穿了曹家曆史和《紅樓夢》
寫作經曆的。前不見古人，已被曆史證實；能否看到來者？不敢斷言。但令我想到
的是，近年來閱讀過的一本又一本紅學著作，聽到的一個又一個紅學家的高談闊論，
有哪一個能步周汝昌的後塵，又有哪一本能與《紅樓夢新證》相媲美呢？
最後，脂硯齋和版本研究。甲戌本的發現，讓人們認識了早年的紅樓抄本和脂硯齋。
但究竟誰是脂硯齋？脂硯齋的評語說了些什麽？新發現的古舊版本與通行的程甲本
有什麽關係，哪個版本更忠實於曹雪芹的原稿？這些紅學的關鍵問題，的確需要通
過認真的、係統的研究才能得出結論。開始胡適曾做過一些，但做的比較粗糙，後
來幹脆就停止了。周汝昌接過了脂硯齋研究的課題，在《紅樓夢新證》裏設專門章
節，“脂硯齋批”和“本子與讀者”，研討立論。
周汝昌的立論中，有一點很引人注目。他從研究《紅樓夢》中的重要人物史湘雲的
身世入手，聯係脂硯齋的各種評語，結合曹雪芹生前好友們的悼亡詩，提出脂硯齋
即是曹雪芹死後遺下的妻子，是小說中史湘雲的創作原型。這一說法，打破了紅學
常規中脂硯齋是曹雪芹的叔叔之說；也挑戰了胡適曾猜想的，脂硯齋可能是曹雪芹
堂兄弟的假設。而對史湘雲原型的考證，不僅在那個時代是全新考證，周汝昌全力
以赴；就是五十年後的今天，周汝昌依舊是“咬定青山不放鬆”。其剛，其韌，難
有出起右者！
讀《紅樓夢新證》，的確是獨特的心靈享受。從二十多歲第一次習讀至今，選讀幾
近三十年；斷斷續續的通讀，也有三次之多。對這部新紅學派的經典名著，我一直
是懷著崇敬的心情去學習和思考的，受益也遠遠大過了任何紅學著作。我的看法是，
除新材料補充了原著的缺欠外，在主體上，盡管它的立論引發過很多爭議，但經過
五十年紅學風雨的考驗，《紅樓夢新證》仍舊是紅學研究的精華。對初學者，它是
良師，導引著新人跨入紅學大門；對專家學者，它是益友，幫助他們更深地思考探
幽。如果說，是胡適先生和他的《紅樓夢考證》，使新紅學派得以成學立論；那麽，
周汝昌先生和他的《紅樓夢新證》，則是新紅學派成長壯大，推陳出新，走向深化
的主要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