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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想在這一貼隻簡單敘述一下澶淵之盟，而不對它發表很多的議論，原因一是它不是我要寫寇準的主要原因，二是以往有太多的文章討論過這個主題，再寫也是重複，三是我自己的水平也寫不出“正經”的評論來。惟安靜和其它朋友希望更多討論澶淵之盟，那就讓我試試吧，但結果很可能隻是“西望長安”。
(四) 澶淵之盟
上節談到宋軍取得了澶淵之戰的勝利。但這個勝利並不像曆史上的一些大決戰一樣，是一邊倒壓倒性的殲滅戰。宋軍的勝利在於射殺了遼軍的主將撻覽；並且將宋軍的一部，運動到遼軍背後，使遼軍麵臨腹背受敵的被動局麵。遼軍在無法取得決戰勝利的條件下，向宋軍提議和談，以期保留自己的有生力量，為將來作長遠打算。遼軍求和，對真宗來說，真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他早就膩味這場戰爭了。宋朝的談判代表曹利用請示真宗，若遼軍提條件，要錢，我們給多少？真宗連想都沒想一下，遼軍是處於不利地位，要求和，有什麽理由再提條件？隻見大手一揮，“每年給他一百萬”！
消息傳到寇準那兒。寇準召曹利用到他的軍帳，指著曹利用的腦袋說，“我聽說皇上批了一百萬，你給我聽好了，你要是超過了三十萬，小心回來我砍你的頭！”寇準沒能製止皇帝和談和“賠款”，這是他為官一生中最大的不足；但至少力所能及地把國家的損失降到最低的限度。
最後，宋遼達成協議，宋每年向遼交納十萬兩白銀，二十萬匹絹帛的“歲幣”，宋遼皇帝為兄弟相稱(宋真宗稱遼蕭太後為叔母)，互不侵犯。宋朝的實際利益是保全了由當年周世宗柴榮奪回的瀛、莫兩州(今河北河間、任丘)。這就是著名的澶淵之盟。
怎樣看待澶淵之盟，一直是史學家和曆史愛好者爭論的話題。記得年輕時所學的曆史知識，認為澶淵之盟是宋在勝利條件下，接受的不平等條約，是屈辱性質的投降書，主要是表現在每年交納三十萬的“歲幣”上。我現在還是保持這種觀點。但近些年，由於強調中華民族的多元性和大團結，對古代漢民族和北方地區少數民族間的戰爭有了新的解釋。引用國內高中曆史教學教師指導書的話來改括，就是“特別注意：民族間戰爭性質可以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但絕對不能使用侵略與反侵略的概念”。不僅是不能提“侵略與反侵略”，而且是“絕對不能”。這樣，失去了侵略與被侵略，自然也就無法談及平等或不平等條約了。對這種指導思想，我不知是用“數典忘祖”來形容好，還是用“掛*羊*頭*賣*狗*肉”更為恰當？
如何定性一個曆史事件，是應該用今天的標準、條件和政治模式，還是應該以當時的曆史條件為首要考量？我傾向於後者。在一場勝利在握的戰爭中，而這場戰爭是保國為民的正義之戰，為了苟安的私利，放棄國家的正當利益，反過來以人民的血汗去討好侵略者，乞求和平。誰能說這不是投降？硬要用今天民族大團結的定義強作解釋，隻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
為澶淵之盟辯解的人們總在強調它所造成的正麵後果，即一百多年宋遼之間的和平。如中國曆史大百科全書所述，澶淵之盟後，“宋、遼形成長期並立的形勢，兩國之間不再有大的戰事，為中原與北部邊疆經濟文化的交流創造了條件”。條約帶來了和平，是不爭的事實，也是我所說的“正麵意義。但這個和平是以宋無止境地單方麵付出為代價的！是極具有屈辱性質的。宋遼不再有戰事，並不是遼受限於這一紙和約，而是它無再打大仗的實力。一旦實力消長變化，戰爭的威脅就重複出現，宋隻得再屈膝。宋仁宗年間將“歲幣”增加到銀二十萬，絹帛三十萬，就是例證。同樣，就是強調要與遼“世代友好”的大宋，在遼被後起之秀金朝打得丟盔棄甲時，不也是不自量力地與金結為同盟，向自己的“兄弟”之國開戰了嗎？自古以來，交戰的雙方，所簽到的一紙和約，不過是為下一次的戰爭替自己爭取些時間罷了。隻是苟安成性的北宋皇族，不知道怎樣利用這些寶貴的時間去整軍強兵，結果日趨孱弱，以致最後亡國。
讓我們來回憶一下曆史。宋朝(南北宋)先後同北方的三個主要民族打過仗，從丟失半壁江山到徹底亡國。先是契丹人，國號遼，定了澶淵之盟，大宋年送“歲幣”十萬銀，二十萬帛，互稱皇帝，那是1004年，；再是女真人，國號金，把宋趕到江南，定了紹興和議，南宋“歲貢”(不再是歲幣了，是進貢了)二十五萬銀，二十五萬帛；對金皇帝稱臣，“世世子孫，謹守臣節”，那是1141年；最後到蒙古人，國號元，也不要進貢了，也不須稱臣了，直接把宋滅國了，那是1279年。二百多年的下坡路，把一個曆史上經濟最強盛的王朝，帶入了墳墓。誰能說澶淵之盟不是“始做俑者”呢？即便是以頗有些“事後諸葛亮”的大曆史眼光看澶淵之盟，是看“一百多年的和平共存”呢，還是看二百多年後的飲恨亡國呢？
宋王朝是自秦以來，中國主要朝代，如秦、漢、三國、兩晉、隋、唐、元、宋、明、清、民國中，唯一被外族入侵而亡國的朝代(1)，而且是亡過兩次。終全宋朝，時時可見，處處可見澶淵之盟的影子。就連遠在西北邊陲，剛剛立國不久的西夏，在和宋朝打了幾仗後，也得到了白銀五萬，絹帛十三萬的“歲幣”(1044年)。既然如此，對一百年後的北宋亡國，又有什麽可奇怪的呢？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整個宋官家的懦弱，苟安和卑怯。一個不求進取，不敢自強的統治集團，在強敵的打壓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屈膝求和，以求苟延殘喘。 這就我是對澶淵之盟的真實解讀。
好了，回到寇老西兒的故事上吧。
澶淵之戰結束後，寇準的聲望大為提高，皇帝對他也是敬重有加。但也深深地引起了政敵的妒忌。戰前勸真宗“遊幸”江南的副宰相王欽若就是其中的一個。一日，朝會結束，寇準先行退下，真宗不動，目送寇準離開。王欽若憤憤不平地對真宗說，“陛下敬重寇準，是因為他對國家有功嗎？”“正是。”皇帝答。“可陛下不以澶淵之役為恥辱，怎麽會說他有功呢？”王欽若又問。真宗大吃一驚，忙問是怎麽回事，王欽若答道，“《春秋》認為城下之盟是恥辱。在澶淵發生的事，是城下之盟。以皇帝的萬乘之尊換得一個城下之盟，真是奇恥大辱啊”。真宗明白澶淵之盟是出於他自己的決定，所以很不高興王欽若的說法。王欽若見真宗不高興，把話題一轉，繼續說，當一個賭徒快要輸光自己的錢時，會把剩餘的一次投入，稱為孤注。寇準就是把您作為他的孤注，實在是太危險了。
平心而論，王欽若關於澶淵之盟的論述，是很有見地的。不能因為他主張南逃，就否定他對澶淵之盟的正確認識。但他責備的對象，應該是真宗本人，而不應是寇準，更不應是勝利的澶淵之戰。至於孤注一擲，正是從反麵說明了澶淵之戰的必要和寇準決心的重要，因為這“孤注”不是真宗，而是大宋的江山啊！
注(1)： 明朝亡於農民起義在先，清軍入侵於後，故不考慮在內。
(四) 澶淵之盟
上節談到宋軍取得了澶淵之戰的勝利。但這個勝利並不像曆史上的一些大決戰一樣，是一邊倒壓倒性的殲滅戰。宋軍的勝利在於射殺了遼軍的主將撻覽；並且將宋軍的一部，運動到遼軍背後，使遼軍麵臨腹背受敵的被動局麵。遼軍在無法取得決戰勝利的條件下，向宋軍提議和談，以期保留自己的有生力量，為將來作長遠打算。遼軍求和，對真宗來說，真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他早就膩味這場戰爭了。宋朝的談判代表曹利用請示真宗，若遼軍提條件，要錢，我們給多少？真宗連想都沒想一下，遼軍是處於不利地位，要求和，有什麽理由再提條件？隻見大手一揮，“每年給他一百萬”！
消息傳到寇準那兒。寇準召曹利用到他的軍帳，指著曹利用的腦袋說，“我聽說皇上批了一百萬，你給我聽好了，你要是超過了三十萬，小心回來我砍你的頭！”寇準沒能製止皇帝和談和“賠款”，這是他為官一生中最大的不足；但至少力所能及地把國家的損失降到最低的限度。
最後，宋遼達成協議，宋每年向遼交納十萬兩白銀，二十萬匹絹帛的“歲幣”，宋遼皇帝為兄弟相稱(宋真宗稱遼蕭太後為叔母)，互不侵犯。宋朝的實際利益是保全了由當年周世宗柴榮奪回的瀛、莫兩州(今河北河間、任丘)。這就是著名的澶淵之盟。
怎樣看待澶淵之盟，一直是史學家和曆史愛好者爭論的話題。記得年輕時所學的曆史知識，認為澶淵之盟是宋在勝利條件下，接受的不平等條約，是屈辱性質的投降書，主要是表現在每年交納三十萬的“歲幣”上。我現在還是保持這種觀點。但近些年，由於強調中華民族的多元性和大團結，對古代漢民族和北方地區少數民族間的戰爭有了新的解釋。引用國內高中曆史教學教師指導書的話來改括，就是“特別注意：民族間戰爭性質可以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但絕對不能使用侵略與反侵略的概念”。不僅是不能提“侵略與反侵略”，而且是“絕對不能”。這樣，失去了侵略與被侵略，自然也就無法談及平等或不平等條約了。對這種指導思想，我不知是用“數典忘祖”來形容好，還是用“掛*羊*頭*賣*狗*肉”更為恰當？
如何定性一個曆史事件，是應該用今天的標準、條件和政治模式，還是應該以當時的曆史條件為首要考量？我傾向於後者。在一場勝利在握的戰爭中，而這場戰爭是保國為民的正義之戰，為了苟安的私利，放棄國家的正當利益，反過來以人民的血汗去討好侵略者，乞求和平。誰能說這不是投降？硬要用今天民族大團結的定義強作解釋，隻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
為澶淵之盟辯解的人們總在強調它所造成的正麵後果，即一百多年宋遼之間的和平。如中國曆史大百科全書所述，澶淵之盟後，“宋、遼形成長期並立的形勢，兩國之間不再有大的戰事，為中原與北部邊疆經濟文化的交流創造了條件”。條約帶來了和平，是不爭的事實，也是我所說的“正麵意義。但這個和平是以宋無止境地單方麵付出為代價的！是極具有屈辱性質的。宋遼不再有戰事，並不是遼受限於這一紙和約，而是它無再打大仗的實力。一旦實力消長變化，戰爭的威脅就重複出現，宋隻得再屈膝。宋仁宗年間將“歲幣”增加到銀二十萬，絹帛三十萬，就是例證。同樣，就是強調要與遼“世代友好”的大宋，在遼被後起之秀金朝打得丟盔棄甲時，不也是不自量力地與金結為同盟，向自己的“兄弟”之國開戰了嗎？自古以來，交戰的雙方，所簽到的一紙和約，不過是為下一次的戰爭替自己爭取些時間罷了。隻是苟安成性的北宋皇族，不知道怎樣利用這些寶貴的時間去整軍強兵，結果日趨孱弱，以致最後亡國。
讓我們來回憶一下曆史。宋朝(南北宋)先後同北方的三個主要民族打過仗，從丟失半壁江山到徹底亡國。先是契丹人，國號遼，定了澶淵之盟，大宋年送“歲幣”十萬銀，二十萬帛，互稱皇帝，那是1004年，；再是女真人，國號金，把宋趕到江南，定了紹興和議，南宋“歲貢”(不再是歲幣了，是進貢了)二十五萬銀，二十五萬帛；對金皇帝稱臣，“世世子孫，謹守臣節”，那是1141年；最後到蒙古人，國號元，也不要進貢了，也不須稱臣了，直接把宋滅國了，那是1279年。二百多年的下坡路，把一個曆史上經濟最強盛的王朝，帶入了墳墓。誰能說澶淵之盟不是“始做俑者”呢？即便是以頗有些“事後諸葛亮”的大曆史眼光看澶淵之盟，是看“一百多年的和平共存”呢，還是看二百多年後的飲恨亡國呢？
宋王朝是自秦以來，中國主要朝代，如秦、漢、三國、兩晉、隋、唐、元、宋、明、清、民國中，唯一被外族入侵而亡國的朝代(1)，而且是亡過兩次。終全宋朝，時時可見，處處可見澶淵之盟的影子。就連遠在西北邊陲，剛剛立國不久的西夏，在和宋朝打了幾仗後，也得到了白銀五萬，絹帛十三萬的“歲幣”(1044年)。既然如此，對一百年後的北宋亡國，又有什麽可奇怪的呢？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整個宋官家的懦弱，苟安和卑怯。一個不求進取，不敢自強的統治集團，在強敵的打壓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屈膝求和，以求苟延殘喘。 這就我是對澶淵之盟的真實解讀。
好了，回到寇老西兒的故事上吧。
澶淵之戰結束後，寇準的聲望大為提高，皇帝對他也是敬重有加。但也深深地引起了政敵的妒忌。戰前勸真宗“遊幸”江南的副宰相王欽若就是其中的一個。一日，朝會結束，寇準先行退下，真宗不動，目送寇準離開。王欽若憤憤不平地對真宗說，“陛下敬重寇準，是因為他對國家有功嗎？”“正是。”皇帝答。“可陛下不以澶淵之役為恥辱，怎麽會說他有功呢？”王欽若又問。真宗大吃一驚，忙問是怎麽回事，王欽若答道，“《春秋》認為城下之盟是恥辱。在澶淵發生的事，是城下之盟。以皇帝的萬乘之尊換得一個城下之盟，真是奇恥大辱啊”。真宗明白澶淵之盟是出於他自己的決定，所以很不高興王欽若的說法。王欽若見真宗不高興，把話題一轉，繼續說，當一個賭徒快要輸光自己的錢時，會把剩餘的一次投入，稱為孤注。寇準就是把您作為他的孤注，實在是太危險了。
平心而論，王欽若關於澶淵之盟的論述，是很有見地的。不能因為他主張南逃，就否定他對澶淵之盟的正確認識。但他責備的對象，應該是真宗本人，而不應是寇準，更不應是勝利的澶淵之戰。至於孤注一擲，正是從反麵說明了澶淵之戰的必要和寇準決心的重要，因為這“孤注”不是真宗，而是大宋的江山啊！
注(1)： 明朝亡於農民起義在先，清軍入侵於後，故不考慮在內。
”
這段尤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