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佛經是如何被翻譯的？（詳細介紹）

佛經是如何被翻譯的？（詳細介紹）221.202.72.* 1樓

佛經是如何被翻譯的？
根據佛教的戒律，僧伽們每年夏天都要在寺院中閉戶靜修三個月，叫做「夏坐」，夏坐畢，向寺中大眾報告靜修時期間所領悟的心得，這種報告叫做「自恣」，進行「自恣」時，說話可以不必拘束，因為說錯了，人家可以指正和開導你！我是不夠資格站在這兒說話的，承蒙居士林各位的厚愛，隻好抱著「自恣」的心情，謹向大家求教。
我今天講的，是中國古代佛教徒如何認真地把佛經從印度的梵文或西域文字翻譯成漢文的嚴謹方式。提到翻譯，近代多數是一人執筆自譯，數人合譯一書的較少。然而中國古代翻譯佛經，自漢末至北宋（公元二世紀末至十一世紀中）前後近九百年，在這長期間差不多完全采用一種叫做「譯場」的方式，這方式是集合一大群人在嚴格的分工製度下從事翻譯工作，一人自譯或二人對譯的例子反很少見。我以前研究過這問題，在一九六三年寫成了「論中國佛教譯場之譯經方式與程序」一文，在新亞學報五卷二期發表，後來為了方便一般不慣念考據文字的讀者，又改用敘述方式改寫了「關於佛教的譯場」一文，這文章可以在獅子吼第十、十一期找到，以下我要講的，就是根據上述兩篇文字作一扼要的介紹，為了時間關係，不便作太詳細的敘述！
我研究佛教的翻譯方式之初，發現了三個問題，它們是：
一、在這九百年的翻譯過程中，譯場幾乎全部由印度或西域來華的僧俗領導者，稱為「主譯」，中國人當主譯的，僅有玄奘和義淨等少數。而這些外國人大部份根本不通中國語文，他們「翻譯」的時侯，旁邊另有一稱為「傳語」的翻譯員把他說的話譯成漢語，那麼這是什麼的一種翻譯？
二、隋朝以前，中國有三百多年是處於分裂狀態的——所謂魏晉南北朝時代，這時中國南北各地的譯場通常都有千數百人參加，當時最出名的主譯是鳩摩羅什，甚至有助手三千，這許多人擠在一起，工作如何分配？
三、到了隋唐時代，中國又再統一，以前人為的交通限製已消滅了，照理應有更多人參加譯場，但實際上，這時譯場人數經常是二十人左右，即使譯經千卷的玄奘，他所領導的譯場也不例外。人數銳減至此，原因何在？
關於第一個問題，原來古時翻譯，並非僅識外國文字便可從事，必須對所譯經典的哲理了解甚深，於翻譯時，一邊翻譯原文，一邊對譯場中的助手們講解經文的奧旨。所謂「譯場」的「場」字、是指「道場」——講經或作法事的場所，「譯場」便是「翻譯用的道場」之謂。這種「行翻行講」的方式，早在漢桓帝時安世高（從安息國——今伊朗——來的高僧）翻譯陰持入經時已施行。
為什麼精通佛理才能當主譯？因為主譯講解經義時，譯場助手有權向主譯質問，甚至不同意主譯的見解；而跟他辯論的。例如鳩摩羅什譯大品經和成實論時，曾與助手幾番「爭論問答」；「交辯文旨」（注一）又曇無讖譯涅盤經時遇上「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而「謙臨機釋滯」，都是證明。因此主譯若未能全部了解經文所蘊藏的義理，則既不能答解眾人的疑惑，也會在辯論中給人難倒。因此在公元五世紀時有一位叫道泰的河西（今甘肅）僧人譯了「大丈夫論」和「入大乘論」，卻不敢譯「大毘婆沙論」，直到天竺（印度）僧人浮陀跋摩到來，道泰請他主譯，而自己與其他三百人充當助手，就是因為道泰對前二者完全了解而對後者的內容尚有未澈底了解之處的原故。
翻譯時為什麼要講，為什麼要辯論？原來佛教視講經是法師的天職，應該將經典所載的佛理向大眾講說，替人們消除內心的痛苦。而講經在印度曆來要聽眾向法師質詢和辯論的，相傳佛陀講「安般守意經」時，弟子們無人能提出質問，佛陀隻好自己化作兩身，由一化身發問，另一化身作答，藉著彼此的問答和辯論，引導弟子們進一步去了解經義，從這傳說看，辯論是很早的傳統方式。


2010-4-29 10:14 回複
221.202.72.* 2樓

佛法東傳，講經方式也介紹進來，前麵提到安世高譯「陰持入經」時用的是講經方式，其實他是依傳統方式弘法。但佛經本來不是梵文就是西域文字寫成，當時這些文字在中國很少人懂，安世高漢語很好，因此用漢語講解，中國人便聽明白，當聽眾中有人將他口譯的每句經文都筆記下來，自然能整理出一部漢文譯本，有了漢文譯本，中國人便誰都能持之研讀，甚而依經說法了。接著漢靈帝時又來了支婁迦讖和安玄二師，都通漢語，也翻譯佛經，譯講同施的風氣由此漸展開了。那些不通漢語的外國法師，也通過「傳語」來講解梵本，如竺朔佛譯般舟三昧經，支婁迦讖給他當傳語，是最早的事例。此例一開，西僧既不需學漢語也能在中土講經，華人亦藉著講經的法會而譯出完整的佛典，漸漸地，就建立了延綿九百載的譯場製度翻譯既有上述的難題，筆受處理譯文時當然要好好掌握主譯對經義的解釋，故除了自身所記之外，還得集合其他眾聽——也就是其他千百計的譯場「助手」——的筆記作參考，以便歸納主譯所述，然後選擇適當的字眼以翻譯佛經的本文。
佛經譯出後，更需經過跟原文校勘，才成定本，這種校勘極認真，如佛陀跋陀羅在東晉元熙二年（四二O）六月譯畢華嚴經，而校勘工作至劉宋永初二年（四二一）十二月才完成，費時一年又半。更甚的是，鳩摩羅什於後秦弘始四年（四O二）譯出禪經，到六年後的弘始九年（四O七）再將它檢校一番。這樣慎重其事，是緣於講經而起，如真諦於陳天嘉四年（五六三）譯出阿毘達俱舍論，次年弟子們就要求重譯一遍，原因是他們持譯本講說是遇上講不明白之處，發現前譯未為盡善，故鄭重校讎，為的是盡量避免此類問題。
第三個問題，隋朝以前譯場人數向來不少，隋朝建立後中國再統一；再無南北之分了，譯場人數更可大增，試拿譯經兩钜子作一比較，譯經近三百卷的鳩摩羅什有助手三千人。則譯經千卷的玄奘應該不知多若幹倍。但據慈恩傳卷六所載，有兩件事很足注意，第一是譯場設守衛，翻譯時禁絕閑人接近。第二是助手僅有二十三人，計為「證義」十二，「綴文」九，「字學」一，「證梵語梵文」一。而這些大德原屬寺院，計有本在京師長安的十三人，來自河東道的三人，河南道的兩人，劍南道的三人，河北道和隴右道的各一人，參預人數雖少了，卻是全國精英所萃。這兩件事跟以前譯場大異，要根究這大轉變的關鍵，應先檢討舊有方式的利與弊。
隋以前方式的優點是集合千數百人一起記筆記，而將這些筆記集合起來作為譯文選用字眼的參考，這是因為通梵文的少，故有此措施。當華人的梵文知識隨著譯經事業的發展而慢慢推廣，此方式自然漸失其重要性。況且翻譯時在場人眾皆可發問，主譯都要答覆，而人的識見高下不等，所問未必是重要的問題，遇上主譯不會漢語，則既添傳語的麻煩，又使翻譯延宕於無謂的爭論中。如東晉時曇摩難提在前秦譯增一阿含經和中阿含經，合起來共九十二卷，一共譯了兩年。唐時玄奘譯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前後僅一年。後者卷數稍多而需時減半，若非方法上有了改進，實在無以解釋。
更進一層說，譯場是大眾的集會，雖說參預的都屬於聽受義理的弟子，但難免有不肖之徒混雜其間，況且帝王視資助譯場是一種布施求福的善舉，供養兼及在場人眾，說不定聽眾裏麵不乏謀一飽而來的投機份子，譯經時時既許問和辯論，就很易予這些不肖之徒搗亂機會。據高僧傳卷七，載一位叫僧印的高僧在講幾的被聽眾藉著發問來嘲謔，講經與譯經方式相同，雖然譯經史料上未見嘲謔主譯之事，但可能性不是沒有的。
是以這種近於今日演講討論會的譯經方式，就漸漸趨於淘汰，轉而向精選助手方麵發展，上述玄奘時的精選助手在隋朝時已開始了。
隋唐以後譯場的助手既是挑選出來的，誰負責去選，原來自東晉以後，有一種管理天下僧尼的官叫僧正，後來也另有僧統、沙門統、僧錄、功德使等名稱，選用助手就由他們負責。而選拔的原則，是佛學修養與儒學專長並重，例如唐初西僧波頗的助手慧頤，是因文筆知名，兼且對「論」很有研究，而被推舉為翻譯論部的筆受。又如玄奘助手中；「證義」之一的靈潤未入譯場前已是精通義理，善於講經的人。「綴文」之一的道宣撰有續高僧傳，大唐內典錄，廣弘明集等書，本身又是律宗的祖師。「字學」玄應撰有一切音義，文字訓詁之學好得很。由此可見參預人數雖少，而各具專長，譯場也成了專家的集會。


2010-4-29 10:14 回複
221.202.72.* 3樓

專家集會式的新譯場如何譯經？這可從譯場的建築形式上看出來。雖然隋唐時代的譯場構造已無法知道，但北宋初年曾建築一所譯經院，佛祖統紀卷四十三記載它的構造是：「為三堂，中為譯經，東序為潤文，西序為證義。」
譯經院三堂中的西序叫「證義」，跟玄奘第一類助手的名稱完全相同，東序叫「潤文」，也跟玄奘第二類助手的「綴文」同樣關乎文筆工作。從這兩點，已看出宋代譯場是淵源於唐代的，據此回顧唐初的譯場，我們就明白玄奘兩類助手實在代表兩個工作部門。譯經院中間一堂名「譯經」，不用說，是主譯講說梵經的地方。 從譯經院的三堂，可推知翻譯的三個程序，依次為：

第一，主譯在譯經堂對全體助手講說經旨，助手們都是挑選過的專才，故無需句句講解，字字分析，彼此可專就梵本的難文奧義作深入的討論，這種方式被稱為「研覆幽旨」（注五），可見偏重研究方麵。
第二，翻譯告一段落時，先將當日講解和討論的記錄都送到東序的「潤文」，由這群負責文筆的人根據它們整理成漢譯的初稿，然後送到西序的「證義」，由這部門的義理專家（證義）中國文字學專家（字學）、梵文專家（證梵語梵文），審查譯文能否表達原意，若發現譯文與原文意思有出入或譯錯的垃方，證義們加以修改，出送回東序。
第三，東序收到改正稿後，乃根據西序的修改而作文字潤色，因為證義僅就原文義理的表達上改正，用字不一定典雅。潤色，又送回西序審查，看看修飾後辭藻有否損害原意的表達。如是一往一來，直至雙方滿意為止。可以說，第二跟第三程序是交互進行的，這叫做「文雖定而覆詳，義乃明而重審」（注六）。是承接東晉南北朝時鄭重校讎的舊規而來的。
在這新方式下，翻譯工作較前進步多了，首先是助手雖然僅得數十人，但都有一定職務，較之從前千數百聽眾中僅有三數人實際工作，事實上人數是增多了。其次，譯本經過不斷的潤色和審查，當然更為精密，雖則執筆的人跟審查的人難免有爭執，例如玄奘的助手法藏（也就是華嚴宗的賢首大師）就是「後因筆受，證義，潤文見識不同，而出譯場」（注七），故譯場常常更換助手。但彼此都是精研佛學或文學的專家，所爭執的主要是經文精義應如何譯出，主譯要排難解紛，也不必多勞口舌，這種爭執反而對翻譯有好處。
綜合上麵所講，譯場可分兩類型，隋以前由主譯在大眾麵前一邊翻譯一邊講解，在場任何人都可以跟主譯辯論，頗似近今的演講討論會，是一種鬆懈的無形組織。而這方式頗費時失事。隋堂以後就改為集合一群專才，由主譯領導著，閉戶研討梵經義理，助手們各有職司，分工合作地把經文譯出，頗似近日的專家研究集會，是一種緊密的有形組織。故譯場所出經典，不論屬前一方式或後一方式的產品，都屬於翻經大德集體的心血結晶。
上麵對古代譯場的發展，已試勾畫出一個粗淺的輪廓，雖然不足據此窺見整個譯經曆史的演進，但從這粗淺的輪廓，我們可看出從前佛教徒在宗教熱忱的鼓舞下，是如何的鄭重其事地，謹慎而認真地從事翻譯，因此佛教能在中國生根；融匯成中國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份，並不是偶然的。
我不是說近代的翻譯態度就不謹慎，不認真了。據說嚴複先生翻譯西方學術著作，每每為了一個字的轉譯考慮經年，態度是如何的認真慎重。不過這是獨智的辛勞，而古時譯經的大師，則不致有此辛勞，試舉玄奘為例，他在譯場上講解梵本後，經文義理的詮定歸證義們負責，譯文的文句聯綴和潤色歸綴文們負責，漢字的問題找字學，梵文的問題找證梵語梵文，玄奘在以後的過程中處於總裁的地位，出力的都是助手們，因此他在歸國後的十八年內能譯出千卷佛經。今日我們處於中西文化交流的時代，竊以為隋唐以後的方式，頗足供翻譯西方學術著作的參考。

2010-4-29 10:14 回複

好夢似夢
12位粉絲
4樓

頂

2010-4-29 19:32 回複

4√
5樓

作為國人，真的很慶幸。

因為，整個世界上，現存的佛經，尤其是大乘經典，多是漢文。並且，譯經的那個朝代，屬於像法時期，世間還存在證果的聖人（至少是阿羅漢果位），譯經場裏肯定有這樣的人。記得法師曾講過，什麽人才可以參加翻譯佛經——證果之人才可以。不然，會曲解佛意而使譯經不能圓滿。近些年來，一些仁人誌士在從事著把佛經譯成英文。而參與譯經之人，是不是會將佛經能圓滿的表達出它真正的內涵呢？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文言文，其實非常複雜，並且，還有言外之意，暗含在字裏行間。佛家常講，依文解意，三世佛怨。不知當代的那些譯經大德們，能不能把這些都考慮在內，而用英文圓滿的表達出來。

所以，我真的很慶幸，作為中國人。“中國難生”的感慨也多是出自於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