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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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中國“左派”所擁護推崇的薄熙來，與被“右派”們推出的下一代領導人習近平，在中國進行公開競選，鹿死誰手？
看了下麵的分析，也許就一目了然了。
兩周前，打黑英雄王立軍到美領館“休假式治療”，在全球華人社區製造了一個巨大的話題。王立軍是多少年的老公安，多次直麵匪徒英勇格鬥，是全國一級英模。也許有人對王的工作方式方法有意見看法，有值得討論和提高之處，但是他的工作成績還是有目共睹的，百姓還是讚揚的居多。
王英雄的出走被網民傳開以後，有很多人不相信王走進美國領事館，痛斥造謠，右派獨運輪反華等等。還有很多人傳出王立軍的精神病曆（後被醫院說明是偽造的），也有人說王進美領館是公幹，還有人把此事與達賴和藏獨拉上關係，也有人搬出孔教授的言論，或者依據重慶市政府的布告，說王經批準進行休假式治療，等等。一時間，各式“傳言”滿天飛，並互相指責對方是謠言。
由於政治運作的不透明性，還有新聞媒體的管製，關於政治方麵的傳言（小道消息）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存在的市場，而傳言很多都成為事實。比如1975年前後關於毛批評四人幫的傳聞，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的傳言，10月關於抓江青和四人幫的傳言，1989年關於鄧公子趙公子腐敗的傳言，直到近年來關於薄公子12歲到西方上私校，在夜店酒後與兩個白女子左摟右抱的傳聞等等。也許我們會看到一些自己不願意相信的傳言，最後變成事實，而非謠言。
根據比較可信的“傳言”，王事件的大致梗概如下：作為“重慶模式”打黑唱紅的主將之一，官居副部級的直轄市副市長，王立軍突然化裝（避開可能的監視人員）離開重慶，在二月六日夜奔成都美領館。而且，他去美領館並非臨時闖關，而是周密準備並事先預約。他在美領館一夜之後，美方才通知北京（二月七日早晨）。重慶方麵在中央的“內線”立即密報重慶方麵，重慶緊急調派警力與警車由市長帶隊到成都，試圖把王帶回重慶，遭到王的拒絕。中央得悉重慶方麵“越界”行為後，派國家安全部副部長和多位高級警官到成都，二月七日傍晚前後把王帶出美領館，二月八日早晨帶回北京（有人貼出了乘客名單與座位號）。二月八日，重慶市政府公告，王經批準，現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療。二月九日，外交部證實，王立軍二月六日進入美領館，滯留一天後離開。
人們最關心的是，為什麽來自中國最“紅”的重慶市的王英雄，會走進西方老大美國的領地。現在無法知道確切消息，也許近期內都不會知道。但是從傳言來說，有人說王英雄是精神方麵有疾病，有人說是關於反恐或文化教育方麵的公幹，有人說是薄熙來過河拆橋觸動了王英雄的警覺（前打黑英雄文強就是先例），有人說王的下屬被調查波及到了王英雄。
再有，也許更重要的是，薄熙來倡導的“重慶模式”結果如何，爭取十八大進政治局常委，可能有野心更上一層樓的薄熙來何去何從？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見解的不同），這是很正常的。一定要全民統一思想，那才是不正常的。在華人論壇中，很多人讚賞毛澤東，讚同毛的路線和文革，反對鄧小平以及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路線；也有很多人堅決否定毛的一切，堅決否定共產黨的一切，中國必須埋葬共產黨。當然更多的是中間派，少談主義，隻要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就是好的路線。
如果說薄熙來倡導的（且不論他是否真是這樣）“重慶模式”是左派，劉曉波和獨運輪等代表右派，其他在中間地帶的就是多數派，或稱中間派。鄧小平的貓論，名義上是務實派或中間派，實際上，鄧是經濟領域的右派（放開搞活，貓論，市場經濟），政治領域的左派（四項基本原則）。鄧的思路，還是晚清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他主導的改革開放，因為亦左亦右交替搖擺，一方麵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大功勞，另一方麵對中國的政治體製落後，社會不公泛濫成災，全民腐敗成風，鄧也有首要責任。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與鎮壓FL功和維穩，胡錦濤的不折騰，都延續了鄧的中間路線（或稱亦左亦右路線）。可以想象，下一代領導人習近平與李克強李源潮汪洋等，也會延續“中間路線”。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打破了這樣的“路線圖”。
在鄧小平時代的領導人中，胡耀邦和趙紫陽萬裏喬石都是屬於有能力，因為政績而提升起來的。鄧的後期，特別是89年以後，江澤民李鵬胡錦濤習近平，還有逐屆常委，大都是因為路線延續，派別考慮等因素提升的，政績的因素是很少的（朱鎔基溫家寶除外）。有人說，在領導人及其家屬都有腐敗把柄，從而憂慮子女家人被查辦的擔心下，當選擇下一代領導人時，如何能保全自己家人不被查處，就成為選人用人的“首要”考量了。不折騰，也有這方麵的含義。顯然，老成穩重的胡錦濤和習近平完全符合各方麵的心理要求，盡管他們的政績平平。
相比較而言，薄熙來就是另一類的代表。薄熙來從大連，遼寧，到貿易部，重慶，一路“折騰”，意見紛紛而又政績彰顯。靠著太子黨的父輩光環，年紀輕輕就空降為沿海地區縣委書記，不久提拔到最先開放的大城市，當然也是最容易出彩出政績的地方（不信，讓他到貴州，寧夏，青海，新疆西藏試試）。因為父輩的關係，他能很容易拿到同級官員不可能有的資金與政策，上級官員和中央部位的支持與扶助，再加上新聞媒體的“吹捧”效應，“政績彰顯”是應該有的正常結果。另一方麵，薄熙來與同級官員，甚至上司都搞不好關係，這就是他個人性格與為人處世的原因了。在大連，在遼寧，在商務部，薄熙來周圍都有各種矛盾。比如說，個性強硬跋扈的薄熙來，身為遼寧省長與省委書記對立，搞的各級幹部無所適從，工作無法開展，中央隻好把薄熙來調走。在商務部也是，其他部委對薄熙來越級越界的行為多有抱怨，分管副總理甚至總理都感同身受。這是為什麽2007-08年時薄熙來極力想留在北京，留在國務院，但是被集體“阻擊”，隻好外放到重慶。
遠離北京政治中心的薄熙來，不甘心當“西南王”，他想“折騰”一下，爭取更上一層樓。於是，他開始計劃打黑，從以前當政的遼寧調來打黑英雄王立軍，為他在重慶“創造”政績。也許是性格張揚的原因，他打黑的對象是另一個蜚聲全國的打黑英雄，重慶前任領導人賀國強與汪洋提拔重用的文強。打黑確實必要，也是容易出政績的領域。但是，個性強硬張揚但不夠細膩穩重的薄熙來，在打黑取得耀眼成績的同時，一方麵因為要快出成績，而不免搞運動式打黑而非在體製與法製結構下進行，從而留下“黑打”的隱患；另一方麵，為了出“大”成績，自作主張“打”出了賀國強與汪洋提拔重用的文強，並判處死刑除掉活口，從而徹底得罪了前任重慶領導人，與現在的政治局同事。
薄熙來隻打黑還不夠，他要繼續折騰出更大更響亮的政績，於是“唱紅”就登場了。這是一個很容易出現“政績”的領域，而且很容易借助媒體“放大傳播”。再加上“分蛋糕”的說法，不知道是薄熙來有意，還是吹鼓手自作主張，就搞出了個“重慶模式”，而且上升到了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高度。這一下，薄熙來就把現任主要領導（胡溫），與下一任主要領導（習李）都徹底得罪了。
有關中國的發展方向，路線與模式，那是最高領導人考慮的事情，也隻有最高領導人才有資格宣布與領導。江澤民要等到鄧小平過世，才提出三個代表。胡錦濤要等到完全掌握政權後，才提出科學發展觀。下一代領導人習近平尚未掌權，還沒有提出自己的治國理念。
趙紫陽在鄧小平還在掌舵的時候，就實際開始政治體製改革，導致其他老人告狀，最後失去鄧小平的信任。趙紫陽主張的，企業事業單位取消黨委，或者降低黨委書記的級別，單位或公司由行政首長主持，變雙首長（雙核心）為單一核心，從而減少機構臃腫，提高工作效率，減少國家負擔，減少互相扯皮。轉變政府職能，從包羅萬象主管一切的政府，改為管理職能的“小”政府。政府不能既當裁判，又當球員，還負責製訂和解釋規則。這些改革主張，現在部分實現，即便沒有實現的部分，也是符合社會前進方向的。
胡耀邦在鄧小平等老人幫還在戀棧權利時，就要推行任期製並廢黜領導終身製，貪戀職權並縱容子女腐敗的一群老人（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是其領頭的），背後搞“密室政變”，歪風壓倒正氣，主持平反解放這些老人的胡耀邦，被自私的老共產主義戰士恩將仇報。胡耀邦當年力主推行的任期製並廢黜終身製，20年後都逐步實現了，更彰顯耀邦的無私忠誠與對中國的負責，反襯了當年的老人幫的自私虛偽，對國家對人民的背棄。
薄熙來，作為一個直轄市長，還沒有成為最高決策層（常委）的成員，就提出代表著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重慶模式”，這是明顯的越權行為，甚至是挑戰中央領導權威。從他以前在大連，遼寧，商業部的任職經曆，類似的越權行為曾發生過很多，他的個性與為政方式有跡可循。但是，這一次是致命的。以前還有上層領導，或是父輩關係，可以幫助解圍。這一次，他得罪的是當今中國最高領導人，還有下一屆的最高領導人。
各級官員們還有一層顧慮，在當今官員及其家屬親戚腐敗成風的現實下，一個高調“唱紅打黑”，又是六親不認（文革中薄熙來曾公開批鬥打罵自己的父親）的人，如果進入常委主管紀委或政法，甚至更高的位置，除了他的心腹之外，其他人都會感到隨時可能來到的威脅。即便是他的心腹幹將，也有被拋出來的可能。
當很多“左派”為薄熙來打造未來中國發展方向的“重慶模式”之時，也就是薄熙來注定在仕途止步之日。可能有很多人問，是誰想打倒或打壓薄熙來？看到這裏，也許讀者就有答案了。
平心而論，薄熙來是個有本事，有抱負的官員。在大連和重慶，可能支持欣賞他的人遠多於反對他的人。但是，他的政績和為政之道是不可複製的，沒有普遍意義，因為背後有很多太子黨的資源，不是個人能力或一般人依靠體製可以做到的。他的張揚跋扈，伶牙俐齒，善用資源，想做事而不平庸，是一個個性明顯的官員。
如果今天中國民主選舉，一人一票選舉最高領導人，薄熙來和習近平對決，個人認為薄勝出的幾率會大一些。薄具有明星氣質，有煽動性，從某種側麵說，他身上有薄一波（搞學運出身）甚至毛澤東的影子。而習比較接近華國鋒或劉少奇，給人以忠厚，厚道，甚至有平易近人的感覺。如果是搞競選政治，當政客，顯然前者比較能“呼風喚雨”，能忽悠大眾。
如果是在黨內或官員體製內的選舉，習幾乎肯定穩操勝券。因為當權者，或者既得利益者，都不想折騰，都希望能繼續享有既得利益。顯然，習當政比薄熙來更符合這條核心利益。
看到這裏，人們會問，什麽人會希望中國政治體製改革？什麽人會希望中國搞民主選舉？左派還是右派？
我沒有答案。但是有一條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國現在的能人們，多數都在黨內，都在體製內，都在既得利益階層。中國的未來發展，或者任何實際改變，肯定要從黨內開始，經由黨內完成。就像前蘇聯解體，一定是蘇共黨內高層才能做到。
參見：
王立軍“滯留”美國領事館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麽：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27715/201202/13520.html
王立軍打開了潘朵拉盒子，放出了三個魔鬼：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27715/201202/11533.html
比較靠譜的信息：誰絆倒了王立軍？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27715/201202/9751.html
重慶相關醫院回應 稱網傳王立軍病曆係造假(圖) http://news.sohu.com/20120211/n334446097.shtml
關於王立軍事件的問答，誰在反薄？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27715/201202/149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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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唱紅打黑”開創“重慶模式”，近幾年一直被左派吹捧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但是打黑主將王立軍到美領館“休假式治療”以後，重慶模式的旗手薄熙來也開始向右轉，從革命左派轉身變為“右派”。他不再講“紅色文化”“紅岩精神”“唱紅打黑”，“唱讀講傳”，反而極力強調改革開放和科學發展，向鄧小平路線靠攏，“右派”色彩比廣東南方報係更濃。
這不奇怪，因為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本來就是他“創造”政績，以便在上一層樓的工具。他不是有堅定信仰的左派，隻是一個不擇手段的風派，說一套做一套的兩麵派。或者說，他是一個利益決定一切的政客。
（ZT）“左”是工作，“右”是生活！大多數“左派” 是把工作和生活完全分開的--如同雙重人格或精神分裂。---- 是的，很多人為了生活安逸而移民西方，在西方安家，子女在西方受教育。但是另一方麵，他們紅心向黨，“堅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西方和美國是惡魔，壞的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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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當商務部長時的頂頭上司，副總理吳儀，曾對他有如下評價：不甘於當下屬，隻想當第一把手，不能與人合作，為爭權奪利不惜一切手段，給工作造成損失。因為吳儀的堅決反對，薄熙來未能成為國務院副總理（本來他極力爭取的位置），反而外派到直轄市排名第四的重慶。
他在大連時就以強勢聞名。當市長時不把市委書記放在眼裏。當遼寧省長時，又不把省委書記放在眼裏，為了爭權，與書記公開對立，各級官員無所適從，無奈之下才調往國務院任職。在國務院，還是一樣的作風，仗著後台撐腰，看不上總理與主管副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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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從極左到極右？
【多維新聞】本文網址：http://blog.dwnews.com/post-169674.html
王立軍事件後，薄熙來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人們關注他能否如願進入十八大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此同時，他在重慶推行“唱紅打黑”的“極左”麵目也隨王立軍事件再次浮出水麵。連日來，薄熙來不斷在《重慶日報》強調堅持改革開放和科學發展，表態遵循中國官方主流方向，試圖開始改變“極左”形象。
2月21日，是鄧小平南巡結束20周年紀念日。《重慶日報》發表六個版的“小平同誌南方談話20周年特刊”，並在頭版轉載新華社紀念文章《從春天再出發》，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深化改革開放 推進科學發展》。報道鄧小平南巡的幅度和力度大大超過汪洋旗下的南方報係。
在《深化改革開放 推進科學發展》一文中，18次提到“改革開放”，12次提到“科學發展”。隻字不提此前薄熙來念念不忘的“唱紅打黑”。文章說，重慶存在經濟結構不盡合理、資源能源供給和環境承載力約束加劇、科技進步對轉型發展支撐乏力、社會建設和管理中還有不少薄弱環節等一係列問題，這都需要通過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科學發展來解決。
而在去年，《重慶日報》為慶祝中共成立90周年而發表的社論《信仰凝聚人心 科學引領發展》，隻有一次提到“改革開放”，兩次提到“科學發展”。通篇充斥“紅色文化”“紅岩精神”“唱紅打黑”，“唱讀講傳”。提出要堅持開展“唱讀講傳”，奏響主旋律，並稱“重慶熱土上誕生的紅岩精神，是一麵映照忠貞的曆史鏡鑒。”即使是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也被社論標題肢解為“科學引領發展”。
2月19日，是鄧小平逝世15周年紀念日。《重慶日報》頭版刊登鄧小平之女鄧林的專訪，借用鄧林的話強調改革開放的路必須走下去。這是繼薄熙來在重慶市委常委會上提出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之後，再次向胡錦濤靠攏。在刊登鄧林專訪內容的上方，則圖文並茂報道薄熙來會見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輝若。
另外，薄熙來還借鄧林的話“父親在重慶工作的時間不短”與鄧小平“套近乎”。在鄧小平眾多子女中，鄧林並不出名。鄧林2月18日在鄧小平故鄉四川廣安舉行畫展，薄熙來趁機派《重慶日報》跨省采訪。帶有明顯的“策劃”色彩，其目的無非是希望藉此解脫因王立軍事件可能麵臨的仕途危機。
在烏有之鄉等中國左派網站，薄熙來被視為毛澤東路線的代表。薄熙來本人也是張口必說毛主席“如何如何”。接連強調改革開放，這是薄熙來從毛澤東路線轉向鄧小平路線，從極左轉向極右？
針對薄熙來的投機與善變，《重慶模式》作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一針見血地指出，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後才強調改革開放有點晚了。楊帆在微博中說，（王立軍）出了事，薄熙來在2月15日講改革開放，可惜晚了半年。重慶工作做得好，否則我也不會寫《重慶模式》，但重慶去年理論定位有誤，犯了左傾錯誤，加劇了對立，自身也被角色化了。
去年底，楊帆在一次演講中表示，薄熙來和“三左派”（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靠攏，引起了右派極大的反彈和中間派（沉默的大多數）的不安，直至引起了中央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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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北大有多少學者教授因不堪忍受屈辱自殺(圖) 人民網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2/22/1649318.html
[導讀]單就北京大學一所高校來說，在“文革”初期和工、軍宣傳隊進駐期間稱得上權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讚、饒毓泰先生等，自殺的就有24名。鄧拓先生詩雲：“莫謂書生多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老舍先生
“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風骨
我偶然翻閱一本廣東知名的雜誌，讀到一位著名作家談論“小人”的文章，他對“小人”的議論可謂入木三分，控訴反“右”和“文革”帶來的災難可謂酣暢淋漓，很讓人解氣。遺憾的是，當他談到在運動中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殺的中國作家們時，卻說中國作家比外國作家自殺的少。還說鄧拓也不是自殺的。這顯然與事實不符。而且文章中在涉及這個問題時，有意無意之中流露了一種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觀點，對此，我更不敢苟同了。
“文革”中我國究竟有多少作家自殺？那段曆史人們應該記憶猶新。我覺得應該把我對那段時期所接觸和了解的一些作家、藝術家和學者們自殺和他殺的真實情況寫出來，讓我們在血的教訓中，變得冷靜起來，堅強起來，曆史絕對是不該遺忘，更不應該是被歪曲的。
先從自殺的外國作家說起吧。那篇文章中列舉了茨威格、川端康成、海明威、法捷耶夫等自殺的外國作家，這些人名氣很大，自殺了影響也大，但人數確實不多，而且他們與中國作家不同，自殺的原因都不是在某一個政治浪潮中被逼上絕境的。他們有的是在生命哲學上鑽進了ニ籃同，與世俗格格不入才自殺的，如川端康成；有的是疾病纏身，對健康失去信心而自殺的，如海明威；也有的作家是在愛情上受到打擊憤而辭世的，如美國20世紀被稱為最富才華最有創造力的女詩人西爾維亞·普拉斯（Sylvia platns1932年-1963年）；有的是，比如法捷耶夫，則是用別人的血染紅了自己的帽頂，出於畏罪抑或出於懺悔，加之對理想前途喪失信心而寧願選擇一死來解脫的，等等。總而言之，他們都是內心產生了某種不平衡，對生命失去希望和信心而選擇自殺，這與中國作家的因受政治迫害，人格受到侮辱，憤而自殺是不一樣的。就自殺的多少來說，我以為，中外更是不成比例，而且這種事也是不好比的。但無論怎樣比，就我所掌握和接觸的材料來看，結論與那位作家說的恰恰相反，十年浩劫中死於非命的作家學者和藝術界人士，那數字是驚人的，是駭人聽聞的，在世界曆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
寫到這裏，“文革”中就死辭生的作家們和演藝界人士那慘痛的景象，又跳蕩到我眼前，讓我們還是用事實來說話吧：
一
1976年夏天，“文革”尚未收場，在剛剛經曆地震災害的唐山，在一頂小帳蓬裏，筆者正奉ッ協助詩人田間起草一篇電稿，是當時流行的所謂“致敬電”。後來終因兩人積極性不高，沒能寫出來。也許是大震後魚爛陸沉的悲慘景象和壓抑的氣氛刺激了詩人的心靈，他以低沉的語調，突然向我敘述十年前河北省作協主席遠千裏的死……
他說，大約是1967年夏天，他和遠千裏被造反派監管在一間房子裏。有天早晨，遠千裏遲遲不起床，田間有點納悶，掀開他的蚊帳，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點憋過氣去：原來遠千裏用須刀割斷了血管動脈，身上和蚊帳上都濺滿了鮮血……。他趕緊去找領導，遠千裏的夫人、作家於雁軍聞訊趕來，麵對如此悲慟的場麵，她沒有哭，“大悲無淚”，人在極度悲慟時是沒有眼淚的，隻喊道：“老遠，你不管我們娘兒們啦……”
遠千裏不幸去世後，孫犁先生曾對他作過這樣的一個評價“這是一個美好的，真誠的，善良的靈魂。他無負於國家民族，也無負於人民大眾。”但那是一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年代，茫茫大地歸何處，美好理想化成灰，遠千裏被逼走投無路，他不想當牛鬼，天天被批鬥，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可是那種年月，冤獄遍地，不堪屈辱，又無處躲藏，陷於絕境，最後隻好選擇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軀與邪惡作抗爭的一條路了。
1979年春夏之交，我從中越邊境回到昆明，來到離雲南大學不遠的蓮花池畔，去憑吊詩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廣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們對他的侮辱，在這裏投湖自盡的。我去的時候是一個黃昏，在湖邊我遇到一位釣魚歸來正在閑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慘景的目睹者。聽我說我是來憑吊李廣田先生的，他說：“那天清早，聽說湖邊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趕來，見李校長（廣田先生時任雲南大學校長）躺在水邊的草叢裏……他是我們敬重的人，我的老伴立時就哭了……”
我看著黑沉沉的湖水，腦子裏卻想起多次聽昆明人說起的故事：那是1945年冬天，國民黨反動派對徒手學生製造“一二·一”慘案，當時李廣田先生是西南聯大的教授，他與著名的進步教授李公樸、聞一多、吳晗等一起，置生命安危於不顧，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頭，高喊“血債要用血來還”、“要和平、要團結、要民主”等口號。又與李公樸、聞一多、吳晗等一起，被特務列入準備暗殺的黑名單；我還想起他曾懷著滿腔熱情，撰寫了歌頌這個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建國之後，先在清華大學後在雲南大學，對祖國高等教育事業的貢獻……我和廣田先生隻有一麵之緣，那是50年代初，曾聽過他一次有關新文學的報告。而此刻，他那和藹可親的麵容，又出現在我的麵前。
當年國民黨反動派沒能殺死李廣田先生，而如今，他卻麵對一夥無知的青年學生，在自己還沒有弄懂什麽是 “革命”、什麽是“反革命”、什麽是“敵人”的情況下，就革起不該被革的人的命來，瘋狂地喊著“革命不是繡花，不是請客吃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等等口號，掀起了鋪天蓋地而來的批鬥之風。一時間，祖國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廣田先生般知識分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幸免。廣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殺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難飛，無法躲過這場空前的浩劫，隻好走上自絕不歸之路。
鄧拓先生1966年5月自殺身亡，這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當鄧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組織有預謀的口誅筆伐文章，就出現在報紙上和廣播上了。這篇篇殺人不見血的誣蔑檄文和像泰山壓頂般置人於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無法承受，無法分辯，他隻好舍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卻有這麽一段文字：“而中國作家，若尊嚴和生存隻能選擇其一的話，那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認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簷下，誰能不低頭。”“鄧拓先生……當他為三家村一員，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時，也隻能低頭接受批鬥，而做不到殺身成仁。”
事情果真是這樣嗎？不是的。我是1980年才知道事情真相的：1980年春節剛過，前公安部副部長、青海省省長王昭被林彪在青海的死黨迫害致死十周年忌日，他的妻子韓琴譜大姐在家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追悼紀念會，我也應邀參加了。會上遇到鄧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嵐大姐。我曾猶疑多時，依然忍不住向她提問：“老鄧同誌（新聞界都習慣這麽稱呼他）怎麽沒能過去這個坎？”對我的問話一嵐大姐沉默有時，然後沉痛地說道：“政治壓力太大呀，是非功過都顛倒了，真的假的分不清，他的身體又不好，料想經不住這風暴，也擔心我和孩子受他的連累……”說著，淚水已在她的眼眶裏打轉了。
於是，在那祖國大地萬民心驚膽寒的日子裏，鄧拓“寧使寸寸折，不作繞指柔”，勇敢地殺身成仁了。鄧拓先生憑他知識分子的良知，1957年因懷疑、抵製那場不該發生的“運動”，被扣上“死人辦報”、“書生辦報”的帽子，他預料這一次運動到了徹底清算他的時候，不會對他網開一麵。據人民日報社的同誌說，在他自殺前的一個深夜，鄰居見他站在桌子上，借手電筒的光束欣賞自己珍藏多年的掛在牆角的字畫。“文革”前，他把自己高價收買價值連城的蘇東坡的真跡《瀟湘竹石圖》以及其他許多名人字畫無償獻給國家。他是多麽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藝術，多麽舍不得丟棄這一切！奈何蒼天不仁，他隻能就死辭生，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當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殺後，魯迅先生曾說自殺是需要勇氣的話。他說“自殺其實是很不容易，決沒有我們不預備自殺的人們所渺視的那麽輕而易舉的。”在這裏，我自然不是提倡自殺，但我讚美自殺的勇氣，我讚美鄧拓先生那剛強的性格和浩然的正氣。“士可殺，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些古訓，在中國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烙得太深了。鄧拓年輕時即服膺明代於謙的詩“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間”，鄧拓先生以死明誌，以死抗爭，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壯烈行為，是值得人們永遠欽敬的。
無獨有偶。繼鄧拓先生自殺不久，他的下級，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的陳笑雨（集體筆名“馬鐵丁”的主要撰搞人），在報社蒙受數次批鬥，並在一次“牛鬼蛇神”遊樓時逼他下跪請罪，還有人打了他一記耳光，且揪撕他的頭發讓他抬頭看看“我是誰？”在這種深受侮辱的情況下，家屬也隻好劃清界線，他麵臨一種前有埋伏、後有追兵、四麵楚歌的困境……那天黃昏，笑雨先生沒有回家，逕自來到從釣魚台流出來的清水河邊。當人們尋他不見，想起他走出報社大門時，曾把一個書包扔在收發室，打開書包找出一個本子，上邊赫然寫著兩行字：“死了比活著好，死了更幹淨。”當尊嚴與侮辱相碰撞時，笑雨先生義無反顧，選擇了尊嚴。
又豈止是鄧拓、陳笑雨，還有現代新聞出版界的先驅範長江和金仲華兩位前輩，以及多年來雙棲於新聞界和文學界的楊朔和政論家姚溱兩位先生，都曾有過鄧拓、陳笑雨類似的思想軌跡，勇敢地結束了他們寶貴的生命。
說起金仲華先生使我想起上海。
“文革”初期，來自上海的壞消息幾乎是不斷線的：先是作家、翻譯家、音樂家，一代文藝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雙雙自裁；接著是作家葉以群跳樓自殺。傅雷先生在遺言中說，他之所以走上絕路，是因為過那樣的日子比坐牢還難受。傅雷坐過日本人的監牢，他是有經驗才這樣對比的。我所在的那個單位，一位部級領導幹部，為了躲避辱罵和毆打，主動提出要求坐牢，軍管小組頭頭回答他：“你還不夠格哩！”可見在那個年月，坐牢竟是一種優厚的待遇！
後來又傳來詩人聞捷的死訊。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樓。杜芳梅出身於陝北米脂縣的望族，大家閨秀，是一位美麗、賢淑、莊重、熱情的女性，人們說，她和聞捷，乃是真正的才子與佳人的結合。聞捷是寫詩、寫散文、寫戲的多麵手，同時也有組織和寫作新聞報道的才幹，他曾是新華社新疆分社社長。他當社長時自己動手寫，指揮別人寫（善於出點子），都非常出色。1956年春天，他在新華總社工作時，我去拜訪過他，給我留下才華橫溢、熱情洋溢的印象。他是一位尊重別人也十分自尊的人。後來他調到上海。在上海當權的張春橋之流屢屢發話並組織力量整他時，他感到無路可走了，在那個心如刀絞驚心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間的門窗縫隙用紙糊牢，然後打開煤氣……死時才48歲。
如上所述，那時的自殺，還有個奇而且怪的特點，即，有為數不少的夫妻結伴走上黃泉路。我住的大院裏 “文革”一開始就死了好幾對。來自延安，拍攝“開國大典”的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對。著名文學史家、武漢大學中文係教授劉綬鬆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與妻子一起自縊身亡。可見那苦難何其殘酷，必須夫妻相扶相攜才得以解脫。
由作家使我聯想到還有許多學術界、演藝界的文化名人的命運。我看到一個材料上說，單就北京大學一所高校來說，在“文革”初期和工、軍宣傳隊進駐期間稱得上權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讚、饒毓泰先生等，自殺的就有24名。翦伯讚先生在多種威逼麵前，不按上邊的旨意誣陷同誌，不寫材料證明劉少奇同誌有叛變行為，結果，在高壓逼迫之下寧死不屈，最後，他的夫人伴他同行。北大有人告訴我，在這之前，當北大出現了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後，全校被關被鬥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有一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有的教學樓女學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豈止是北大，作家葉永烈在記述賀綠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說，就在傅雷夫婦自殺的那些血雨腥風的日子裏，單上海音樂學院係主任一級的教授，自殺的就有五位。他們是：指揮係係主任楊嘉仁教授（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鋼琴係係主任李翠貞教授；管弦係係主任陳又新；民族音樂理論係係主任沈知白教授。他們都是我國音樂界的精英，其中有幾位還是賀綠汀老先生千方百計從國外請回來的。當張春橋下令“火燒”這座“資產階級頑固堡壘”時，這所學校又有17名教師死於非命，真令人思之痛心，言之發指！
寫到這裏，我又聯想到演藝界。暫且不說那些七尺須眉，隻說那些剛烈女子們吧。被譽為京劇“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淩辱，又不甘舍棄為之獻身一生的京劇昆曲，她最後竟身著戲裝上了吊，真是一曲讓人睹之悲痛欲絕，慘絕人寰的悲劇。著名影星上官雲珠在被輪番批鬥時，日夜交替，寫不完的交待，她又重病在身，經不住野蠻毆打。這些整她的造反派們心毒如蠍，竟專打她動過手術的傷口（乳房處），致使她心力交瘁，麵對高樓外茫茫黑夜，幾經踟躕，衝出窗外。還有評劇著名演員小白玉霜、黃梅戲的驕傲嚴風英，都是藝術和天才使她們陷入悲慘命運，於是憤然服毒，斬斷那如花的生命。那位扮演天真爛漫嬌柔美麗七仙女的嚴鳳英，一曲唱詞，繞梁三日，而生前被誣為文藝黑線人物、國民黨潛伏特務，死後竟被解剖肚腸，搜查什麽微型發報機，讓她靈魂不得安息！“孤芳一縷誰相招？”在那個時代，又誰能相護？！誰敢相招？！
還有河北梆子青衣泰鬥韓俊卿，50年代，她的演出曾得到京劇藝術大師周信芳的讚揚，說她演的《秦香蓮》，有些身段、唱腔值得京劇吸收。可是就是這樣一代名伶，在“文革”初期，她經受了多次批鬥、遊街，脖頸上掛著“假權威”、“假勞模”的大牌子。她小時候多受苦難且不幸纏足，天津河北梆子劇院的造反派當眾逼她脫下鞋襪，露出“小腳”，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文革”中有些人竟把正常人所不齒的人性中的糟粕發揮得淋漓盡致，很難說清這些所謂的革命行動出於一種什麽樣的心態……韓俊卿回家就喝了敵敵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頭！
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月，一切理想、道德、美好的事物都葬送了，而獸性和盜性橫行無阻。人們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除置人於死地之外，還公開搶劫人間的瑰寶！
由韓俊卿使我想到天津。“文革”將收場時，天津一位中醫老大夫告訴我，天津的自殺有一陣子成了風，那是由市委書記萬曉塘、副書記王亢之帶頭的。接著他對我談到他親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來的日子，這位老大夫常常經過市區海河上的解放橋，經常看見有屍體從河麵上漂過，如果站立的時間長一些，還會見到兩具三具。他曾見過一對夫妻死後被打撈上來時，一條毛巾係住兩人的手腕，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離，那情景讓人傷心慘目……海河啊，祖國版圖上有多少這樣的“海河”？“海河”上又承載了多少這樣的冤魂？！
二
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是講氣節，講正義的。“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士可殺，不可辱”這些古訓，千百年來深深烙印在那些堅持真理、正直剛烈的知識分子身上。當他們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時，那些不願奴顏婢膝、見機色變的人，就把人格尊嚴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赫哲族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別人被批鬥，受蹂躪的慘景，雖然當時還沒有衝擊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創作電影《冰山上的來客》已被江青點名之後，便對身旁的朋友說：“我可不能讓他們這麽折磨我，我決不受這份罪。”第二天，他帶上一瓶酒，一聽罐頭，一瓶敵敵畏，來到鬆花江上一個無名小島，壯烈而瀟灑地走了。死時坐依在一棵樹幹上，那不屈的身軀沒有倒下，象征了他的人格。
如今，我麵前又浮現出白辛那張英俊剛強的臉和那雙閃爍著智慧的眼睛。大概是1962年早春吧，這位《冰山上的來客》、《赫哲人的婚禮》的作者，來到青海高原的古城西寧，我有幸與他數次相聚。一天晚上，他在青海文聯一間大辦公室裏，為青海作家朗誦了他的新作，《冰山上的來客》的姊妹篇《印度來的情人》，我也忝陪末座。高原春夜的風在窗外肆虐，屋子裏卻很安靜，隻聽到他以渾厚純熟的普通話，抑揚頓挫而充滿感情地朗讀著自己的作品，那奇巧的構思，鮮明的人物，生動的語言，深深地打動了每個人的心……白辛，十幾歲時在日本占領的東北開始寫詩，在鐵蹄踐踏的夾縫間做些文化救亡工作，後來在戲劇、電影、報告文學等方麵顯露才華……50年代中期和後期，為了寫作祖國邊疆少數民族的生活，他多次深入到昆侖山和喜馬拉雅山等地體驗生活，為此吃了許多苦，寫出報告文學集《從昆侖到喜馬拉雅》；他創作的電影記錄片《風雪昆侖駝鈴聲》，曾得到世界著名電影藝術大師伊文思的高度讚揚。白辛，我有幸結識了這位赫哲族的剛強漢子，不幸40歲剛出頭，便英年早逝了。他以自己寶貴的生命來對抗文化專製，視死如歸，寧死不屈。
我們敬愛的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那是“文革”初期最早傳出的噩耗。這個噩耗使整個文藝界，整個北京城如雷擊頂，同聲一哭！據舒乙著文介紹，日本作家井上靖為紀念先生，1970年曾寫過一篇題為《壺》的作品，說老舍曾對他講過一個故事：一個窮人寧肯把一把寶壺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給富人……
那窮人的骨氣就是老舍先生的骨氣。先生如果不是過早地離開我們，還會寫出更多的文學精品，《正紅旗下》如果能完篇該多好，而天戕斯文，廣陵散絕矣！
老舍先生不能理解命運為什麽這麽捉弄他，不能理解為什麽在新中國還有人要煽動無知愚昧的一群和少數社會渣滓，來激化人與人之間，才與不才之間的矛盾，瘋狂洗劫知識分子……麵對無人性的摧殘和暴虐，他曾經有過的偶像和希望破滅了，他不願低下自己尊嚴的頭，就讓太平湖的清水永遠維護他的冰清玉潔吧！
同樣，蘇州城裏有個周瘦鵑老先生，也是寧死不屈、寧折不彎的典型。當那個陰陽怪氣的“四人幫”張春橋，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宣布他搞盆景藝術是複辟資本主義時，這位70多歲的老人一天到晚接受批鬥，整日處於驚恐慌亂之中。在一次毀滅性抄家後，當他看到自己幾十年傾心製作的數百種盆栽和盆景珍品被摔得粉碎，看到那些曾吸引過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陳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前來參觀，並博得外國藝術家驚歎和讚賞，稱之為“美的極致”的藝術傑作毀於一旦時，便毅然跳進自己庭院中那口井中。“不作沾泥絮，不作溷墜花，隻憑得玉碎香消。”這位在文壇馳騁50多年的老作家，老藝術家，玉碎而香不消，多少年之後，人們仍然用淚雨心花來紀念他。
“文革”中自殺的作家、演藝家和學者（不包括自然科學家），還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字，比如著名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曆史學家李平心，政論家儲安平，還有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幸存者、小說《紅岩》作者之一羅廣斌，小說家孔厥等等。
老舍先生，鄧拓先生，以及一切在“文革”中被逼至絕境而就死辭生的作家們，他們寧肯站著死，而不肯跪著生，在萬劫的苦難中方顯出他們靈魂的高貴。他們的死是舍生而取義，是獨立人格的操守。大家知道，還在建國初期，梁漱溟老先生在高壓麵前喊出“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黃鍾大呂之聲，那聲音振聾發聵，代表了一種不屈的浩然正氣，也喊出了所有正直的有骨氣的知識分子的心聲。
三
有關作家之死，繼續寫下去，還有許多話可說。“亂世人如蟻”，“動亂死多門”，古代詩人這些詩句，透露出無盡的感慨和悲愴。而“文革”中作家、學者和演藝界人士的死法更是五花八門，自殺，僅其一種而已，還有折磨致死的，瘐死牢獄的，活活打死的……這在古代詩人恐怕連想象也是無法想象的。
比如趙樹理、邵荃麟、呂熒、陳翔鶴、肖也牧、韓北屏、侯金鏡、海默、司馬文森諸位先生，以及著名學者陳寅恪、吳宓、馮沅君、陸侃如、潘光旦、馮文炳、巴人（王任叔）等先生，甚至連“溫然其容，意態靜雅” 的豐子愷先生，他們告別人世的情形雖有所不同，但都是折磨致死的。阿英（錢杏屯）、蕭軍、駱賓基、柳青等作家，雖死在“文革”之後，但根子還在“文革”，他們都是在那十年中受盡了磨難，心身受到創傷而死的。
著名作家趙樹理，被造反派從疊摞三張桌子的高處推下來，跌斷髖骨又打斷肋骨，肺葉也穿透了，含冤去世。著名文藝理論家、美學家、翻譯家呂熒，在幹校饑寒交迫，貧病交加，精神上、肉體上受到巨大折磨，悲悲切切地死去了。每當我想起這位剛正不阿的知識分子，想起他的清高、狷介、無畏；想起他為胡風冤案公開站出來為胡風辯誣的壯舉；想起他在課堂講課時那凝重的風度，清晰的哲理，怎不頓生慘惻之思？！還有詩人、小說家、教授馮文炳（廢名）先生，建國初期讓他離開北京，離開他當了多年教授的北京大學，帶有發配性質的去了東北長春，嗣後雙眼失明， “文革”中無人照料，竟至餓死……
更有甚者，是作家海默的悲慘結局。因為他無意中接觸到江青的一些秘史，造反派們竟把他裝進麻袋，封住口，亂棍打死！海默是一位火一般的剛烈漢子。1954年春天，在銀川文聯一位姚先生的炕頭上，詩人李季曾對我讚美海默豪爽耿直的性格，誇獎他如何善於構思故事，塑造人物，對他敬佩不已。
又豈止是作家，京劇藝術大師周信芳、蓋叫天，原來身體都很硬朗，後相繼折磨致死。被陳毅元帥譽為“燕北真好漢，江南活武鬆”的蓋叫天老先生已屆高齡，遊街時從疾馳的汽車上摔下來，腿腳傷殘還要接受批鬥，痛飲人生苦酒，告別苦難世間，不久就去世了。京劇須生泰鬥馬連良，在一次洗劫一空的抄家中被驚嚇，幾天後魂歸西天。著名電影藝術家鄭君裏、應雲衛、舒繡文，也是活活折磨死的。應雲衛先生患嚴重的心髒病，幾至奄奄一息。上影造反派要拉他去遊街，醫生勸阻無用，這位導演優秀影片《桃李劫》，並通過這部影片把田漢、聶耳的《畢業歌》傳遍祖國城市鄉村的藝術家，竟慘死在街頭！
關死在監牢裏的文化名人也不少。著名的革命前輩、曆史學家、哲學家華崗，著名的曆史學家吳晗，傑出的戲劇大師田漢，著名的話劇導演孫維世，都是被按上各種政治罪名，在獄中受盡折磨致死的。華崗先生1955年在山東大學校長任上，受胡風案株連入獄，一直關到1972年瘐死獄中。有些出版物上說吳晗先生是自殺的，據我向有關人士調查，他是在獄中遭到毒打，大口吐血死去的。孫維世女士則是雙手反銬在背後，死後遍體鱗傷……
作家們還有種死法，有人稱之謂“慢火燒烤”，意思是，先行劃入另冊，再加以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直至把生命之火消耗殆盡。胡風、馮雪峰、聶紺弩、沈從文、路翎等作家，還有傑出的新聞界女戰士浦熙修、彭子岡等也當屬此類。被打入胡風集團已經離開人世的一些作家，外加牢獄之災，短壽自不必說了。就以沈從文先生來說，建國後被剝奪了文學創作之筆，社會地位大落，從前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教授，後來卻當了故宮(微博)博物館的文物講解員，連參加工會也沒有資格，工資、住房、人際關係都遭到種種刁難與精神折磨，心中憋氣乃至早逝是不言而喻的。
這些作家本來都是應該好端端的活著，堂堂正正的寫作，以他們的生花之筆，寫出更多更好人民喜歡的作品的。然而命運使然，環境使然，一個個都悒鬱成疾，過早地離開人世。這一類作家多數死於“文革”之後，沈從文先生曾自殺過，未能如願；有的作家是想等著討個說法，比如被黨組織派到敵偽內部做情報工作的女作家關露，“文革”後剛剛為她洗刷掉“漢奸”的罪名，而她痛感一生遭遇太慘，生趣索然，便自殺了。我想，我在上麵講到的這些作家都不會相信我開篇提到的那位作家說的“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這樣的人生哲學吧！
近百年來，我國社會處於急劇轉折之中，人才輩出史無前例，而“文革”當中戕害人才也是史無前例的。大地冰結，萬花紛謝，祖國命運陷入深淵，華夏文化損失慘重，這是古往今來無與倫比的。上述許多作家和文化名人，因英年零落，未竟其業，未展其誌，這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時代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
是的，他們以自己的血肉之軀，麵對邪惡勢力誓死抗爭，他們的死是悲壯的，是大義凜然的。回想當年，他們一夜之間淪為十惡不赦的敵人，當其時也，知識分子安身立命——兼善天下抑或隱退山林的路都被堵塞了，人生至此，光明和希望安在？展望前程，但求一死了。
有位從不勝寒的之“高處”走下來的老革命說“有人興頭來了，也許會拍拍你的肩膀；若臉一變，你連個螞蟻也不如，拈死毫不可惜……”這使我想起四川才子田家英，由於他的正直耿介，博學多才，而不幸又有一副“萬家憂樂在心頭”的菩薩心腸，致使英年早逝，令人感慨萬端！可是物極必反，否極泰來，其人之道，必報其身，君不見惡貫滿盈罪惡滔天的江青一類政治騙子，不是剝盡偽裝，原形畢露了嗎？
鄧拓先生詩雲：“莫謂書生多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過東林書院》），豈止是血斑斑？是“落花無數水流紅”啊！這血染的濤聲，必將永遠激勵著祖國正直而有良知的人們，讓我們永遠記住那些死難的英靈們，他們是永恒而不朽的。
中國目前，以前和將來，沒有也不會有什麽真正意義上的“路線之爭”，隻有權力之爭。
我是土生土長的大連人，也有一些關係好的重慶朋友，我們都不認為薄“可能支持欣賞他的人遠多於反對他的人”。
薄有欺騙性，隱藏的很深，也很淺，為什麽這麽說呢，表麵很矛盾。
薄的“政績”很容易蒙蔽中下層普通人，當年我年輕時也曾經喜歡過他，包括很多大連的百姓，慢慢地就發現真相了，不是道聽途說的真相，而是親身感受的。重慶的一些百姓還沒了解，若果薄繼續當政5-6年，他們就會認清它的本來麵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