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點火期（1）
常言道：萬事開頭難。一場革命，最困難的時期就是點火期。因為那時候大家還不理解革命，也不敢起來革命，更有一些人不願意革命，甚至要阻止革命。因此要點燃一場革命之火，是非常不容易的。
革命的火種要想燃燒起來，首先要找一堆易燃的幹柴，先把這堆易燃的幹柴點燃，把火燒大之後，才能把那些不易燃的，難燃的，甚至阻燃的東西統統燒起來。易燃的幹柴在哪裏呢？毛澤東很清楚，年輕人就是易燃的幹柴。當年加入共產黨幹革命的毛澤東他們一批人，不正是年輕人嗎？
毛澤東28歲入黨，劉少奇24歲入黨，周恩來23歲入黨，林彪18歲入黨。中國共產黨主要就是靠這些年輕人組成的，年輕得可怕。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這麽年輕，並不是中國共產黨拒絕中老年人加入進來，而是中老年人對這種革命東西，已經失去了興趣。這個客觀事實，造就了當年的中國共產黨，是由一支熱血沸騰的年輕人組成的隊伍。
毛澤東回憶說：“我們開始鬧革命時，也不過是二十多歲的娃娃。那時的當權者，是老年人，有經驗，知識也比我們多。”
毛澤東他們上井岡山的時候，真是幾乎什麽都沒有。不僅沒有物質的財富，沒有槍，沒有錢，就是精神的財富，比如“經驗”和“知識”這類的東西，他們也沒有，他們隻有一顆火熱的心。也就是靠這顆火熱的心，這批沒有經驗、沒有知識的年輕人，硬是打倒了一批經驗豐富、知識淵博的老年人。
可是如今，當年的革命家也已經老了，革命的熱情早已從他們身上消失。這些人已經變得跟當年他們要打倒的老年當權者一樣，他們緊緊握住自己手中的權力，不讓年輕人造反。這些當年的年輕革命家，現在已經變成反對革命，阻止革命的“老年反革命”了，這是一條曆史的必然規律。
不過即使在“必然規律”之中，也往往會有例外。在這批老革命家當中，有一個人例外，他的心還沒有老，依然保持著當年那顆火熱的年輕人的心，這個人就是毛澤東。
當毛澤東提出搞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的老革命戰友們紛紛搖頭說：“很不理解。”他們的“不理解”是真的，他們也無法理解，隻好認為毛澤東是“老夫亂發少年狂”，70多歲的人，要幹20歲的人做的事情，這不是胡來嘛。老革命戰友中，沒有人支持毛澤東，林彪也隻能算是半個支持者。
毛澤東也知道自己老戰友中間，已經找不到革命的知音了，他把目光放在年輕人身上。毛澤東清楚，不管哪個朝代，年輕人都是被老年人壓迫的，他們想革命，想造反，他們就是革命的幹柴。毛澤東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主角隻能是年輕人，也隻有靠年輕人，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毛澤東希望在這場革命中，年紀小的打倒年紀老的，知識少的打倒知識多的，打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出來，就像當年井岡山的革命一樣。
文革點火期（2）
毛澤東知道，現行的體製都被老年人把持住了，年輕人根本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所以也不可能在現行的體製中發現具有領袖才能的年輕人。隻有發動一場革命，讓年輕人在革命中鍛煉成長，在鬥爭中自發地湧現出像毛澤東本人那樣傑出的領袖人才。因此，毛澤東更期望在這場革命中，誕生出一個傑出的年輕領袖人才，毛澤東就把權力交給這個年輕領袖人才，讓他把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道路繼承下去。
毛澤東已經找到了革命的幹柴，但要點燃這些幹柴，還需要一些火種。現在毛澤東年歲已高，不可能像井岡山時期那樣，親自去充當革命的火種，他需要一些人代替自己去點火。於是，毛澤東有了一個設想，他準備組織一個“中央文革小組”，來承擔這場革命的“點火”任務。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的《五一六通過》中，其中有一條往往被人們忽略的不起眼條文，寫道：“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這個條文就是毛澤東悄悄植入的，準備借機組織一個搞文化大革命的“點火班子”。因為毛澤東大張旗鼓地組織一個班子，必然會引起劉少奇等人的緊張，會讓他們提前有所防備和采取對策，所以毛澤東一切要悄悄地進行，不引人注目地悄悄組織起一個“文革小組”，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點火班子”。
當時人們對這個新成立的“文革小組”幾乎沒有關注，以為它隻是過去那個“文革五人小組”的改頭換麵。舊“文革小組”是一個既沒有實權，也沒有地位的“參謀秘書班子”，所以大家普遍認為，新成立的“文革小組”，同樣也不過是一個無實權、無地位的“參謀秘書班子”。沒有人想到僅僅在半年多之後，“文革小組”居然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為中央最高領導機構。
1966年5月28日“文革小組”成立。毛澤東有意把初期的“文革小組”，搞成一個非常不起眼的機構，進入這個小組的門檻非常低。正因為最初“文革小組”的門檻非常低，所以毛澤東的“秀才”陳伯達、王力、關峰、戚本禹，江青的“秀才”張春橋和姚文元，林彪的“秀才”劉誌堅等人，都輕而易舉地進入了這個小組，沒有人跟他們爭搶這個位置，更沒人嫉妒他們。
毛澤東親自提名陳伯達為“文革小組”的組長，但陳伯達並不想幹這個沒有什麽實權，又是很得罪人的職務。因為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陳伯達就向周恩來提出說：“我認為自己不能勝任這個職位，康生同誌是原來文革小組的成員，他有經驗，應該讓他當。”
周恩來卻說：“你還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嗎？”
不久毛澤東回到北京，陳伯達又向毛澤東提出說：“我是個書生，擔任不了這個職務。”
毛澤東更加痛快地說：“你可把‘書生’兩個字去掉。”
毛澤東說到這個份上，陳伯達隻好很不情願地接受了“文革小組”的組長。直到半年後，陳伯達才明白他是瞎子撿到一個金元寶。這個文革小組組長，是他一生中擔任過的最高職務，遠遠超過他過去的一切職務。這個“文革小組”組長，實際上等於是中央副主席。
1966 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成立。組長為陳伯達，顧問為康生。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組員是王力、尹達、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在1966 年6月也進入了中央文革小組。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卻沒有自己專用的辦公大樓和辦公地點，隻得借用“釣魚台國賓館”作為臨時辦公場地。釣魚台國賓館位於北京西郊，是中國政府於1959年建成的，專門接待外國元首及政府首腦最高級國賓館。釣魚台國賓館由17棟樓組成，編號“1號樓”至“18號樓”，其中為尊重外國習慣，不設“13號樓”。
釣魚台國賓館是屬於外交部管轄的，彭真任“文革五人小組”組長的時候，曾借用釣魚台國賓館的場地，組織人在這裏寫《二月提綱》。陳伯達組成“新文革小組”後，提出繼續借用釣魚台國賓館的場地辦公，外交部當然也沒什麽意見，於是文革小組就把釣魚台國賓館當成自己的辦公場所，中央文革的“碰頭會”在釣魚台16 號樓召開。後來幹脆文革小組的成員都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陳伯達住15號樓，康生住8號樓，江青住11號樓，張春橋和姚文元住9號樓。文革時，“釣魚台”的名聲大噪，成為中央文革的代名詞，其名聲甚至一度超過了中南海。
中央文革小組這個“點火班子”，幫毛澤東四處煽風點火，終於點燃起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火。點燃一場革命的大火，既是一件非常風光的事情，更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因為這場燃燒起來的革命大火，弄不好很可能把自己也一起燒掉。
1966年10月1日國慶節之夜，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當時的小組成員王力，在回憶錄中說：“在天安門上，毛主席對我們說了很多話，毛主席說：‘形勢很好，阻力很大，現在還看不清楚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
讓王力最忘不了的一句話，就是毛澤東公然對他們說出，這場革命中他們可能麵臨的最壞結局。王力回憶說：“我最忘不掉而且很吃驚的，是毛主席接著說的話，他說：‘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要槍斃的話，我和你們一起槍斃。’”
當時王力還是很樂觀的，沒想過如果革命失敗會是一個什麽結局。隻有毛澤東本人想到了，他準備在最壞的結局下，跟這些革命的點火者一起被槍斃。從後來的結果來看，中央文革小組的這群“革命點火人”，盡管沒有一個人被槍斃，但下場都是很糟糕的。尹達1966年8月被打倒，王任重和劉誌堅1966年12月被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1967年8月被打倒，穆欣1967年9月被打倒，陳伯達1970年10月被打倒，最後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在1976年10月被打倒，江青、張春橋幾乎被槍斃。
盡管這些革命的點火人，都被自己點燃起來的大火，燒得粉身碎骨了，但曆史終究會記錄下這些點火人的名字。【待續】
文革點火期（4）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出現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北京大學哲學係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及哲學係教師七人，貼出一張署名大字報，題目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宋碩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是分管北京高等院校的高級幹部，陸平是北京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彭佩雲是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
那時在各個大學的校園中，大字報已經很多了。但那時的大字報，都是批評或批判不掌握實權的“反動學術權威”的。而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直接點名批評北京大學黨委領導，甚至涉及到北京市委的幹部。正因為這是第一張敢於直接批評掌握實權的“當權派”的大字報，所以被稱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那麽聶元梓等人為什麽要貼這張大字報呢？
聶元梓生於1921年，聶氏兄弟姐妹都參加共產黨幹革命，1938年，年僅17歲的聶元梓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主要從事地下工作。1953年，32歲的聶元梓被定為行政12級幹部，當時行政13級以上就算高級幹部，所以聶元梓年紀輕輕就跨入了高級幹部的行列。
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到北大來蹲點。張磐石找每個係的黨總支書記談話，動員他們給校長陸平和北大校黨委提意見。聶元梓平時對陸平的工作作風有點看不慣，認為陸平有個小圈子，重用自己小圈子裏的人，官僚主義嚴重。現在上級領導來動員她提意見，聶元梓就給陸平提了幾條意見。當時聶元梓的意見隻是就事論事，都是講具體的人和事，並沒有上綱上線。
不過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把北大和陸平的問題看得很嚴重，他向上麵匯報了北大的問題之後，1964年10月，中央向北大派出一支龐大的工作隊，把北大作為“四清”運動的試點，搞得轟轟烈烈。工作隊大規模地發動群眾給陸平和校黨委提意見，哲學係是北京大學的重點係，所以張磐石親自抓哲學係的“四清”運動，哲學係的很多教師給陸平提了不少意見，而且越來越上綱上線。
眼看陸平就要被“四清”工作隊整倒了，可以天有不測風雲，忽然上級又傳來指示，否定了北大的四清工作，張磐石也被撤消了中宣部副部長的職務，同時宣布工作隊撤出北大。據聶元梓回憶說：“工作隊員撤走以前，找我們談話，說：‘我們要走了，要整你們了，你們要有思想準備。’”
果然，工作隊撤走後，陸平恢複元氣，聶元梓等人就挨整了。聶元梓不服，曾給毛澤東和劉少奇上書寫信，說：“北大進行社教運動，是中央的決定。群眾提意見，是經過工作隊動員的。群眾提的意見，對或者不對，都是難免的，都不應該受到追究，更不應該挨整。來學校搞工作隊的都是省委宣傳部長，省教育廳長，他們在北大搞工作隊，說來就來，說走就走，他們都沒有事，抓住我們這些小蘿卜頭幹什麽？我們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小幹部，不要再整我們了。”
聶元梓的上書，沒有任何下落。這時聶元梓也被“整”得越來越厲害，聶元梓的哲學係黨總支書記被取消，陸平派還要派聶元梓下鄉，到懷柔縣去搞“四清”。據說陸平派準備把聶元梓等人派下鄉之後，就不收回來了，北大就不要他們了。
就在這時，《五一六通知》傳達下來了。聶元梓看了《五一六通知》，忽然感到救星來了。《五一六通知》用前所未有的嚴厲口氣，揭露和批判了彭真，並說彭真這樣的人還不止一個，需要進一步清洗彭真式的人物。
聶元梓知道北大校長陸平是彭真的人，現在彭真倒了，他們這些被陸平“整”的人，就有希望了。於是聶元梓找到哲學係裏同樣被陸平“整”的七名教師，聯名公開貼大字報，矛頭直指陸平和彭真的北京市委。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一開始說：“現在全國人民正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鬥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製下來，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原因在哪？這裏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實吧！”
《聶元梓大字報》在指出一些陸平等人“搞鬼”的事情之後，最後寫道：“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製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保衛黨中央！保衛毛澤東思想！保衛無產階級專政！”
《聶元梓大字報》貼出了以後，馬上引起中央高層的“振動”，這畢竟是第一個直接批判“當權派”的大字報。一方麵，陸平馬上組織人寫反駁聶元梓的大字報，一時間幾百張反對聶元梓的大字報貼了出來，聶元梓等人反而成了劣勢的少數派。另一方麵，新上任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馬上來到北京大學，他指出：公開張貼批評黨委領導人的大字報，違背了“內外有別”的原則。李雪峰說：可以將聶元梓的大字報撕下來，或者用新的大字報將之覆蓋起來，不過李雪峰隻是批評了《聶元梓大字報》的“形式”，並沒有批評《聶元梓大字報》的內容，也沒有提出要對聶元梓等人采取處分。
這時周恩來也派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張彥到來北大，傳達周恩來的意思說：“貼大字報可以，但不要貼在外邊，應該開辟一個室內的場地，用來貼大字報。因為北大有一些外賓，讓他們看到大字報，影響不好。”周恩來的態度更是非常微妙，也可以理解成支持聶元梓，也可以理解成反對聶元梓。
不過北大校長陸平就要“自保”了，他第二天就組織開會，說：誰表示讚同了聶元梓的大字報，都要檢討。同時陸平派人找聶元梓談話，要求聶元梓公開檢討，並且要求她親自去把那張大字報撕下來。聶元梓拒絕了陸平的要求。就在聶元梓等人受到巨大壓力的時候，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忽然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
聶元梓事先並不知道廣播大字報的事，她回憶說：“我正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聽到街頭的大喇叭響了，一個宏亮的男聲響了起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現在是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時間。下麵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個同誌寫的一張大字報……’。我不由地駐足傾聽，這可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們的大字報，得到黨中央的支持了！黨中央對我們的大字報，評價是那樣高，毫不含糊地為我們撐腰，支持我們對陸平等人的批判，我聽了自然是非常興奮。但是，為什麽黨中央給我們大字報那麽高的評價，我還沒有十分理解。”
原來康生夫人曹軼歐正在北大搞“調研”，她把這張大字報向康生進行了匯報，康生又向毛澤東進行了匯報。毛澤東看到《聶元梓大字報》，非常振奮，立即在大字報上做出批示：“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毛澤東還對康生說：“聶元梓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重大。”
陳伯達接到毛澤東的電話，要求《人民日報》盡快刊登《聶元梓大字報》。此時陳伯達已經掌管了《人民日報》，他馬上派人連夜趕寫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於6月2日與《聶元梓大字報》一起刊出。
毛澤東為什麽這麽重視《聶元梓大字報》呢？因為毛澤東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一直開展得不順利。用整風的辦法不行，用自上而下的辦法傳達《五一六通知》，收效也不大，用《人民日報》刊登批判文章，門檻太高，隻有極少部分人的文章能刊登出來，絕大部分人無法參與進來。
現在聶元梓等人發明了《大字報》形式，門檻非常低，隻要會寫字的人就可以參與進來，正好符合毛澤東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讓所有群眾都參與進來的想法。毛澤東希望群眾放開膽子，解放思想，敢於揭發批判各機關的走資產階級道路當權派人物，把現行的舊機構、舊紀律、舊秩序統統打倒。
毛澤東在《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中，特別親筆加了一句話：“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製。”
以前中共對黨員的教育是“無條件地服從上級領導”，而現在毛澤東卻說：不能無條件地服從上級領導，首先要辨別上級領導是不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正確領導”。這樣就等於是在鼓勵下層幹部起來造反，隻要打出“保衛毛主席的正確領導”的旗號，就可以公然不服從上級領導的指示。這樣一來，一場“天下大亂”的大戲就開幕了。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及《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在全國各地引起強烈反響。北大校園內馬上大字報鋪天蓋地，幾天內就貼出了幾萬字張向陸平“開火”的大字報。還有上萬封聲援聶元梓的信件和電報，雪片似的從全國各地飛到北大，各地報紙也大量刊登聲援文章。
6月3日，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宣布：從現在起，北大黨委停止工作，派工作組進駐北大。同時宣布撤銷宋碩、陸平、彭雲的一切職務，並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
一張大字報打倒一個大學的黨委，這在新中國的曆史，還是開天辟地的第一次。以往，人民群眾對政治運動並不太關心，認為那隻是大人物的事，與我們這些小人物無關。而《聶元梓大字報》是一個“小人物打倒大人物”的具體事例，它讓廣大群眾意識到，原來小人物也是可以打倒大人物的。《聶元梓大字報》大大地鼓舞了各行各地的小人物和老百姓，起來對本單位領導人進行造反。《聶元梓大字報》宣揚的是“小人物可以打倒大人物”的思想，這為以後的奪權運動，做好了思想上的準備工作。
從今天來看，《聶元梓大字報》的理論水平並不高，更談不上什麽馬列主義。聶元梓等人最初寫大字報的動機，不過是因為受到北大校長陸平的“迫害”，他們試圖用大字報來“反迫害”，用大字報來為自己抗爭。《聶元梓大字報》中喊出“保衛黨中央！保衛毛澤東思想！”口號，這隻不過是“拉大旗做虎皮”，並非出於真心地要誓死保衛毛澤東。聶元梓本人也奇怪：為什麽黨中央給我們大字報那麽高的評價？
其實，《聶元梓大字報》之所以受到毛澤東如此重視，是它“歪打正著”地給了毛澤東一個很大的啟發，給毛澤東提示了一條讓全體群眾參與進來的政治運動方式。在以往的政治運動中，共產黨總是主角，群眾不過是跟著喊喊口號而已。而這一次，共產黨不再是主角了，小人物和群眾也可以自發地加入到政治運動中來了。小人物和群眾自發地參與政治運動，這在中國曆史上，還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正是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開啟了“小人物參政”的先例，從此“文化大革命”急劇升級。【待續】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被廣播之後，北京大學黨委立即倒台，這個示範效應是巨大的。頃刻間全國各地的大專院校，特別是北京市的大專院校，甚至中學，都出現大量攻擊現任領導班子的大字報，不少學校領導機構已經“癱瘓”。還有一些造反者沒有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就跑到北京的“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狀、求援，到北京大學去學習造反經驗。僅僅1966年6月到7月的兩個月間，全國就有70多萬人到北大去“取經”，以至於引發了後來的“大串聯”。這樣的情況，毛澤東本人也沒想到，他說：“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
《聶元梓大字報》之所以引起這麽大的反響，最重要的並不是毛澤東的號召，它還有很多客觀上的原因。
在文革前中國的體製，基層幹部對於老百姓“管人”的權力非常大，不僅僅是管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也管。特別突出的是住房，一個人住房的大小、好壞，全由單位領導一句話決定。在文革之前，反對單位領導就是“反黨”，這是一個致人於死地的大帽子，所以盡管不少人對單位領導有所不滿，但也隻是敢怒而不敢言。
聶元梓本人就是對單位領導不滿的典型。她本來響應工作隊的號召，給領導提意見，結果工作隊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留下他們那些得罪了領導的人，有理無處說，有冤無處伸，除了“挨整”之外，絕無出頭之日。聶元梓等人寫大字報的動機，其實隻不過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而起來造反，並不是為了響應毛澤東打倒“走資派”的號召。聶元梓等人打出毛澤東的旗號，不過是“為了打鬼，借助鍾馗”而已。
同樣，全國各地像聶元梓那樣對單位領導非常不滿的人，也大有人在。在不管哪個單位，都有大把對領導不滿的人，不滿的動機也是各種各樣，有人是被領導“整”了，有人是被領導批評了，甚至有人隻是對領導的住房分配不滿。這些各種各樣對單位領導不滿的人，看到聶元梓一張大字報打倒領導的示範，於是也紛紛起來貼大字報，起來造反。
毛澤東號召人們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所謂“走資派”，而老百姓並理解什麽是“走資派”，也搞不清誰是“走資派”，對於老百姓來說，他們要打倒的是欺壓他們的當權派，不管這個當權派是不是“走資派”。但老百姓為了借助毛澤東這個“鍾馗”來打鬼，大家都說自己是捍衛毛澤東的，而把他們要打倒的人，統統扣上“走資派”和“黑幫”的帽子。
因此，文革有兩個層麵。在上麵的層麵，是毛澤東號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在下麵的層麵，是老百姓希望打倒欺壓自己的當權派。毛澤東在上麵號召打倒“走資派”，順應了下麵的人希望打倒單位領導的霸權，這兩個層麵一拍即合，匯成了一股勢不可擋的造反洪流，這是文革迅猛掀起的最主要內因。
不少人認為文革是迫害知識分子的運動，把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關到牛棚裏。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首先，我們應該把當時的知識分子，分成“大知識分子”和“小知識分子”兩個階層。“大知識分子”是解放前遺留下來的學者、教授、副教授等所謂高級知識分子。這些大知識分子的工資比一般工農大眾高得多，住房條件也好得多，他們還是某些領域的學霸，是高高在上的一個階層。
那時大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甚至比國民黨時代還要高。國民黨時代有很多地主、資本家，大知識分子根本算不上有錢人。解放後，地主、資本家等有錢人都被打倒了，每月工資幾百元的大知識分子，反而成了當時的“有錢人”，他們的相對生活水平要高於國民黨時代。在“三年困難時期”，高級知識分子還有特別供應，比一般群眾的待遇也高出一截。
“小知識分子”主要是解放後畢業的大學生以及大中專學生，他們的工資跟一般工農大眾差不多，住房條件也差不多，完全沒有任何特權，沒有任何優待。由於解放後大大增加了各種學校的招生人數，所以到文革前夕，小知識分子已經占到知識分子總數的絕大多數。當時的小知識分子，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都是不滿的。後來出現的紅衛兵，其主體是知識青年，也都是小知識分子。
這些小知識分子的不滿的爆發對象之一，就是那些大知識分子。他們不滿大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的地位，更不滿意他們學霸的作風。當毛澤東號召“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時候，這些小知識分子紛紛起來造“學術權威”的反。把學者、教授送到牛棚裏去的，並不是共產黨，而是這批小知識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一批小知識分子在大造反。揪鬥“反動學術權威”的，是這批小知識分子，把大中學校黨政領導拉下馬的，也是這批小知識分子。他們一造反，很多單位的黨委領導就癱瘓了，無法工作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應該怎麽辦呢？這時劉少奇與毛澤東的分歧又凸顯出來。
劉少奇認為，任何群眾運動，都應該置於“黨”的領導下，文革這麽大的群眾運動，更應該堅持黨的領導。現在一些學校的黨委領導已經癱瘓了，那麽中央就應該派出工作組，去接替那些癱瘓了的單位黨委，保證這場運動始終在黨的領導之下。
毛澤東則是另外一種看法，毛澤東有自己一套對馬克思主義的獨特理解。早在1939年的延安時代，毛澤東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說：壓迫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
什麽是“造反”呢？小人物打倒大人物叫做“造反”，而大人物打倒小人物則叫做“鎮壓”。毛澤東根據他自己獨特理解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凡是小人物起來反對大人物進行“造反”，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都是應該支持的。
毛澤東認為，底層人民總是對的，小人物總是對的，因此小人物起來造反，自然也就是對的。所以毛澤東認為小人物起來“反黨”，並不是小人物的錯，而是我們的“黨”有錯，應該允許他們造反，幫助我們黨改正錯誤。而劉少奇則認為，不論什麽人，“反黨”就是錯的，不能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來“反黨”。
就在這天下大亂的時候，1966年6月9日至1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參加了這次會議。
在會上，毛澤東先說：“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大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製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凶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占優勢。打擊麵寬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後分類排除。”
毛澤東的基本思想是“群眾至上”，他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
而劉少奇的基本思想則是“領導至上”，劉少奇說：“要恢複和發揮黨支部的領導作用，要在運動中鍛煉黨組織，要明確地提出，把建立、整頓、健全黨的組織，恢複黨支部的領導作用，作為一條任務。不能放棄黨的領導，中斷黨的領導。”
當然劉少奇的觀點並非沒有道理。毛澤東沒有正麵與劉少奇爭論“群眾至上”還是“領導至上”的問題，而是從側麵間接地反駁劉少奇的觀點，說：“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麽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占領不了的。”
劉少奇的觀點是：必須由資深的共產黨員來掌握這場鬥爭的領導權，而毛澤東則泛泛地說：隻要是左派掌握領導權就行，不要論什麽資格、級別、名望。顯然，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觀點相差甚大。
劉少奇提出：中央應該派出工作組，到那些癱瘓了的機關學校，繼續堅持黨的領導。毛澤東沒有明確反對，隻是說：“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情況清楚了再派。”當然毛澤東在本質上是反對派工作組的，隻是當時苦於沒有反對派工作組的合適理由。
劉少奇還提出兩個尖銳的問題：“這場運動的重點，是奪權？還是批判學術權威？文革的範圍是限定於大中學校？還是工廠和農村都要搞？”
毛澤東對這兩個問題，沒有給出明確的答複。實際上當時毛澤東在這兩個問題上，也沒有一個成熟的看法，而是走一步，看一步。
最後劉少奇提出：“請主席回北京主持領導‘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則說：“我暫時還不回去，請少奇同誌繼續主持北京的中央工作。”
這次政治局會議就這麽結束了。這次會上毛澤東並沒有占上風，相反劉少奇略占上風。首先，劉少奇提出的核心問題“派工作組”，得到了毛澤東的默認，因為毛澤東沒有明確表示反對。隻要派工作組，劉少奇就占上風了，因為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組派什麽人去，都是劉少奇說了算。現在大專院校的黨委基本上是劉少奇的人，而這些黨委被打倒，由工作組取代，工作組還是劉少奇的人，所以劉少奇在這樣的鬥爭中，並不會喪失權力。
第二，劉少奇提出的關於文革的尖銳問題，毛澤東並沒有能夠回答，這讓參會的高官看來，毛澤東並不是高瞻遠矚的。
劉少奇其實並不怕奪權，因為劉少奇很清楚，毛澤東隻能“破”，卻不能“立”。
毛澤東身邊都是一些“搞破壞”的人才，是一些隻會搞大批判的筆杆子，當讓這些人幹實事就不行了，所以毛澤東身邊非常缺少“搞建設”的人才。也正因為沒有“搞建設”的人才，毛澤東的文革隻是打倒了舊體製，卻無法建立起來一套自己的新體製，隻是“破”，沒有“立”，這是毛澤東的致命傷。
劉少奇身邊“搞建設”的人才濟濟，所以他要等毛澤東的“破壞”搞完之後，必須重新“建設”的時候，那時毛澤東還得靠劉少奇這邊的搞建設人才。因此，當時劉少奇也不害怕毛澤東的奪權，隻是他沒想到毛澤東最後不惜拚了搞軍管，也要打倒劉少奇。
另外，因為毛澤東沒有回答“工廠和農村”要不要搞文革的問題，劉少奇回到北京後，和鄧小平一起聯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目前文化教育方麵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正在展開，中央和省市領導必須用很大力量領導這個方麵的運動。如果工礦企業、基本建設等基層單位一齊動起來，領導上顧不過來，容易出差錯。因此，在京同誌討論之後，認為文化革命運動的部署方麵，重點放在文化教育部門、黨政機關。對於工業交通、基建、商業、醫院等基層單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進行。這是一個重要決定，請主席考慮決定。擬了一個通知稿，請審核。”
毛澤東在此信上批示說：“同意你們的意見，應當迅速將此通知發下去。”
毛澤東不得不同意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意見。很顯然，在所有的領域一齊搞文化大革命，是很危險的，這方麵大躍進已經有過深刻的教訓。【待續】
關於毛澤東在文革以前和文革初期調動軍隊的事情，有必要專門介紹一下。
毛澤東建立的新中國軍事體製，與舊中國大為不同，采用了“大軍區”體製。中國有空軍司令，海軍司令，卻沒有陸軍司令，因為陸軍被分成13個軍區，每個軍區司令的級別都與空軍司令和海軍司令的級別相同，都是直接受中央軍委的領導。
中國這樣的軍事體製，顯然是防禦型的，而不是攻擊型的。因為陸軍被分割成13個軍區，軍區之間的協同作戰能力較差，在執行統一的對外作戰任務時，就顯得力不從心了。
解放軍的13個軍區，以及空軍和海軍，都是直接聽從中央軍委的命令，中央軍委主席實際上就是“陸海空三軍總司令”。中央軍委和中央政治局，是兩個平行的機構，中央政治局並不是中央軍委的上級領導，理解這點非常重要。單純的黨中央主席，是領導不了中央軍委的，他非要兼任中央軍委主席，才能指揮得動軍隊。
中國的黨、政、軍三個部門的領導人，分別是：黨中央主席（現在是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這三個部門的領導人，都是平級的，不存在上下級的從屬關係，所以誰也指揮不了誰。因此，中國領導人必須兼任“三大天位”：黨中央主席，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才能完全控製住整個國家的政局。
毛澤東曾把國家主席的位子讓給劉少奇，自己隻剩“兩大天位”，結果就出了大問題，以至於後來林彪再想要國家主席的位子，毛澤東就再不肯給了。
在1966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是7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陳雲。
中央軍委主席是毛澤東，副主席是林彪、賀龍、聶榮臻，軍委常委有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徐向前、葉劍英等14人。
由此可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的人員差異是很大的，政治局常委中隻有毛澤東、朱德、林彪、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有兼職，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都沒有軍隊的兼職，也就是說，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無權過問軍隊的事情。同時，毛澤東行使中央軍委主席的權力，調動和部署軍隊的時候，也沒有必要通知劉少奇和周恩來。
在13個軍區中，最重要的是北京軍區，因為它承擔著保衛首都的重任。在1966年5月以前，北京軍區的轄區主要是河北和山西兩個省，以及北京和天津兩個直轄市。北京軍區下轄６個軍14個師，分別是21軍（下轄2兩個師），駐防山西；24軍（下轄3兩個師），駐防北京近郊；63軍（下轄3兩個師），駐防石家莊；65軍（下轄2兩個師），駐防張家口；66軍（下轄2兩個師），駐防天津；69軍（下轄2兩個師），駐防保定。
北京軍區又下轄北京衛戍區，作為專門保衛北京的部隊，號稱禦林軍。當時北京衛戍區有兩個師，一個首都警衛師，另一個是北京公安總隊，都屬於公安部隊體係。
在北京衛戍區之下，又有一個中央警衛局，也稱公安部九局，直接由中央辦公廳管轄，專門負責中央領導人的警衛工作。中央警衛局又下設中央警衛團，編號8341部隊，擔任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等要害部門的警衛任務。
有一個流傳頗廣的傳聞，這裏有必要澄清一下。該傳聞說：
【1966年2月，春節剛過，毛澤東在武昌東湖賓館召集各大軍區司令政委聯席會議，在會上他大談與蘇修之戰遲早要打，要立足早打大打，在中蘇近萬裏的邊境上全麵展開，要求與會各位多考慮戰略戰術問題，練好兵準備打仗。會後毛澤東以研究北方防線問題為由，將楊勇留了下來，實施監控；由廖漢生回去布置河北省境內的部隊春季大練兵，千裏野營，並組織軍區所屬正師級以上高級將領由廖漢生親自率領，赴中蒙中蘇邊境視察並檢閱部隊。這樣，北京軍區幾乎成了一座“空城”,而就在此時，駐守在山海關外（吉林通化）的機械化王牌軍38軍(軍委直屬戰略預備部隊)，正悄悄移師，穿越萬裏長城進入河北地界。38軍沿人煙稀少的燕山山脈南下，一直行進到北京外圍的密雲、昌平、延慶、房山一帶大山裏紮下營帳，完成了對北京的包圍。】
這個傳聞，把1967年2月38軍調入北京的事情，移花接木到1966年2月，說得神乎其神，似乎毛澤東是用38軍進京來實現對劉少奇等人的軍事圍剿。其實1967年2月，38軍調入北京，隻是一次軍隊換防而已。在這次軍事換防中，北京軍區的21軍，由山西移駐陝西，歸蘭州軍區管轄；北京軍區的69軍，由保定移駐山西，接替21軍的防務；沈陽軍區的38軍，由吉林移駐河北保定，接替69軍的防務，歸北京軍區管轄。
製造這種傳聞的人，顯然不了解中國的軍事體係。第一，中國軍隊的“練兵”，都是在軍區內進行，沒有所謂“跨軍區”的練兵，所以不可能出現北京軍區成為一座“空城”的事情；第二，北京軍區有6個軍，僅僅調入38軍這一個軍，根本不是另外6個軍的對手。
更重要的是，從北京的警備體製可以看出，如果毛澤東真的想搞一場“兵變”，隻要動用到“中央警衛團”這個級別就可以了，根本用不著動用首都警衛師，更用不著動用北京軍區的野戰部隊。因為每個高官的警衛部隊和警衛員都是中央警衛團派出的，這也就是說，隻要動用中央警衛團，就可以抓捕所有在北京的高官。
1966年5月，也就是在打倒彭真的時候，毛澤東感到了一點危機。因為北京是彭真經營了十幾年的“獨立王國”，毛澤東擔心彭真的死黨有可能鋌而走險搞“兵變”，所以毛澤東提出“加強首都警衛工作”，增調兩個師進入北京衛戍區。
這次毛澤東調軍隊進北京，是為了提防彭真死黨搞“兵變”，並不是毛澤東自己要搞“兵變”。後來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時，明確地說：“北京市委是水也潑不進，針也插不進，現在不是改組了嗎？當發表改組北京市委時，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戍師，現在還是四個衛戍師。以前兩個師是好的，但太散了。”
毛澤東提出的“加強首都警衛工作”，由葉劍英任組長，總參謀長楊成武和公安部長謝富治為副組長，周恩來為總負責。周恩來在軍隊中本來沒有任何職務，可是毛澤東卻讓周恩來總負責軍隊的調度，一方麵表示出他對周恩來的信任，另一方麵也是讓周恩來安心，表示毛澤東沒有背著周恩來調動軍隊。
周恩來與葉劍英等商議後，決定調63軍的189師和65軍的193師（後改為24軍的70師），到北京衛戍區執行任務，以前的首都警衛師改稱警衛第１師，北京市公安總隊改稱警衛第2師，這四個師都屬北京衛戍區管轄，北京衛戍區司令由傅崇碧擔任。這個方案上報毛澤東後，毛澤東批示：“照辦。”
毛澤東增加北京衛戍區的兵力，除了提防彭真死黨鋌而走險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毛澤東考慮到他發起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天下大亂的事情，北京沒有足夠人數的軍隊，會壓不住陣腳，因此要增加北京衛戍區的兵力。在文革中，毛澤東又多次增調北京衛戍區的軍隊，在文革最混亂的時期，北京衛戍區的兵力曾多達10萬餘人。
這裏有了一個問題，就是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講話時明確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軍隊和公安係統都做了部署。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
根據林彪的說法，毛澤東除了1966年5月，公開“調兵遣將”提防彭真鋌而走險之外，在此之前的幾個月裏，毛澤東還有其他的“調兵遣將”行動。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有關這些“調兵遣將”資料，這應該是非常秘密的行動，隻有毛澤東和林彪等極少數人知道。這種極秘密的行動，一般都不會公開的。我們隻能做如下的一些猜測。
毛澤東在1966年5月之前幾個月裏的“調兵遣將”，很可能隻是在“中央警衛團”這一級別。比如突然改變中南海的警衛人員，突然改變人民大會堂的警衛人員，甚至突然改變中央首長身邊的警衛員。1971年林彪叛逃時，林彪身邊的警衛員和警衛部隊，都是忠於“中央警衛團”的，林彪沒有帶走一個警衛人員。由此可見，毛澤東可以直接控製其他中央首長身邊的警衛員和警衛部隊。因此，毛澤東隻要在“中央警衛團”方麵做點文章，就足夠搞一場“兵變”了。
估計周恩來也是發現“中央警衛團”有不同尋常的動作，因此聯想到毛澤東有可能要搞“兵變”。周恩來擔心毛澤東真的來一個鋌而走險，所以隻好違心地同意毛澤東搞文革了。
從事後的情況來看，毛澤東並沒有真的想要搞“兵變”。毛澤東隻是把調動軍隊作為一種“威懾”，嚇住周恩來這些人。當然軍隊在文革中的作用和影響都是非常大的，但軍隊的主要作用，並不是表現在軍事方麵，而是表現在政治方麵。在文革混亂時期，軍隊大量參與地方政務進行“支左”，大量軍人作為政治家，參與了地方黨政係統的工作。【待續】
1966年6月的杭州會議之後，劉少奇回到北京，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立即派工作組。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說：“原學校領導不起作用了，誰來代替黨的領導？工作組就代表黨的領導，隻有派工作組。哪裏出了事，就往哪裏派工作組，要像消防隊員救火那樣快。”
這次會議還作出了《八條規定》：一、內外有別；二、大字報不要上街；三、不要開大規模聲討會；四、不要在校外開聲討會；五、不要上街遊行示威；六、不要串連；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八、防止壞人破壞。《八條規定》沒有形成文件，是通過各級黨委口頭傳達下去的。
毛澤東要“點火”，劉少奇卻要“滅火”，還要像消防隊員那樣快。劉少奇的做法，顯然是反對毛澤東的。此時劉少奇已經察覺到，上次毛澤東用《五一六通知》，燒掉了彭真和陸定一；這次毛澤東點起《聶元梓大字報》的這把火，就是對著劉少奇燒過來的，劉少奇一定要把這把火滅掉。如果劉少奇不能滅掉這把火，他自己就要被這把大火燒掉，因此派工作組“滅火”，是劉少奇的底線。
這次中央會議之後，劉少奇的“滅火隊”緊急出動了。北京先後派出工作組近萬人，全國各大城市都相繼派出了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這些工作組以欽差大臣的姿態，代理各學校黨委的大權，化身為新的黨組織。但中央派出的這些工作組，並不是都能澆滅那些“起火”學校的大火，有些工作組起了反作用，愈發激化了一些學校的大火。
工作組帶著“中央八條指示”開進學校，給學校的造反奪權行動“滅火”。一方麵，工作組試圖把學校的鬥爭重點轉移到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上，另一方麵對原來的校黨委則采取保護和包庇的態度，這自然引起那些企圖造反的學生與教師的不滿。
學校的造反者們仗著《人民日報》支持造反的社論，大膽地向工作組展開反擊，聲稱：“《中央八條指示》是背著毛主席搞的‘黑八條’，是套在我們頭上的緊箍咒”，有的學校甚至出現驅趕工作組的行動。
怎麽對付那些對工作組造反的人呢？問題匯報到了劉少奇，他馬上做出指示。1966年6月13日，劉少奇在中南局和西北局的報告上批示寫道：“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準，也可以進行批鬥和戴帽。”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在毛澤東的授意下，發表一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麽誰是“牛鬼蛇神”呢？毛澤東的解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劉少奇則給出不同的解釋。劉少奇說：“什麽叫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就是《二十三條》中講的第四類人，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就是要戴帽子的人，就是敵我矛盾。”
劉少奇認為反對工作組的人，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就是“牛鬼蛇神”。因此劉少奇準備用1957年“反右”的手法，對付那些造反的學生和教師。工作組有了劉少奇的“尚方寶劍”之後，依照過去反右的方法，把帶頭造反的學生和教師頭頭，打成“反動學生”、“右派分子”、“反黨分子”等，並且揚言以後還要進行“秋後算帳”。工作組相信，隻要把帶頭鬧事的“牛鬼蛇神”打成右派，就會讓學生們聯想到1957年的“反右”而不寒而栗，這樣他們就會老實本份起來。
據說在工作組派出後的20多天裏，有近萬名學生被打成“右派”，數千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其中反響最大的是西安交通大學的“六六事件”和清華大學“蒯大富事件”。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而西安交通大學的廣播台卻沒有轉播，很多學生認為這是校黨委是有意不轉播毛澤東親自批示的大字報，於是質問校黨委的大字報就鋪天蓋地而來。此後，陝西省委緊急派工作組進駐西交大，但學生們感到工作組是包庇校黨委的，於是大字報的矛頭又指向了工作組。
6月6日，以李世英為首的一群激進學生，到工作組的辦公地點貼大字報，提出要趕走工作組。之後這群學生又到陝西省委反映情況，強烈要求撤走該校的工作組。陝西省委立即把這些學生定性為“牛鬼蛇神鬧事”，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指示工作組進行反擊和鎮壓。
6月7日，工作組在西安交通大學開展批鬥大會，批判參與“六六事件”的鬧事學生。6月8日，工作組把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進行遊校批鬥。當晚一名被批鬥的學生跳樓身亡，李世英也服安眠藥自殺，但被搶救了過來。後來，毛澤東把李世英為稱“學生領袖”。
與西安“六六事件”相比，清華大學的“蒯大富事件”就更為轟動了。6月1日，毛澤東發表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後，派江青去北大“總結經驗”。劉少奇則針鋒相對，在6月19日派王光美去清華大學，擔任該校的工作組顧問，實際上是王光美領導清華的工作組。劉少奇希望王光美在清華大學再搞出一個類似於“桃園經驗”的東西來。可是沒想到，王光美在清華大學遇到“蒯大富”這麽一個釘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