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號召全國人民幫助黨整風
新中國開頭幾年，因為毛主席沒有離開第一線，走得是很踏實的：土改、合作化、三大改造，一步一個腳印，到 1956年初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大業初見曙光。
不料，1956年初國際風雲突變，2月24日，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閉幕之前，作了一個關於斯大林錯誤問題的秘密報告。這個報告雖然沒有向蘇共全黨傳達，但僅過了半個月，美國《紐約時報》就全文刊出。隨後國際上就掀起一個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風暴。1956年秋季，在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也先後出現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中“匈牙利事件”是比較嚴重的社會動蕩。
新中國不是世外桃源，國際上的風吹草動都會很快在國內引起反響。當時，我國的社會主義基礎還很不牢固。所以，波匈事件一發生，國內一些地方就有跟風的。1957年初，我國個別地方也出現了“小匈牙利事件”，即一些學生上街遊行、奪取電台、高喊“打倒法西斯”、 “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等口號……。這些是事情的一方麵。另一方麵，必須實事求是地承認，解放才剛幾年，一些黨的幹部就開始腐化變質，甚至一些高級幹部也不例外，高崗和更早的張子善、劉青山是暴露出來並遭受處理的，沒有暴露出來也沒有遭受處理的不知道還有多少，而且一些黨的幹部身上官僚主義作風、主觀主義作風也已經相當嚴重，群眾意見很大，社會由此積累了各種各樣的矛盾，為一些人反共、反社會主義提供了口實。
毛主席從來不怕問題、不回避問題，麵對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國際國內政治局麵，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大無畏精神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高瞻遠矚，在1957年2月27日和3月1日分兩次，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一個非常開明的內部講話，就正確認識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社會矛盾的問題，提出了係統的、精辟的論斷。這個講話本意就是給群眾民主權，讓群眾講話，支持群眾給黨和黨員幹部提意見，也鼓勵民主黨派站出來，幫助共產黨克服官僚主義作風，避免在我國也出現類似“匈牙利事件”那樣的事態。講話出來後，社會反響很好，群眾和民主黨派中的友好人士，都積極響應號召，以各種形式，包括寫大字報，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
反右派運動開始了，為了提供反右派運動的理論指導，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發表出來了毛主席的這篇講話。但是，它不是原始講話，它是由胡喬木、田家英和陳伯達等人根據毛主席的原始講話文件修改而來的，與原始講話有很大的不同。
我是現場聆聽過全部講話並做過記錄的，知道原始講話和發表出來的文章之間很大的不同到底是在哪裏。當時聽完講話，講話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沒有保留下原始講話文件。不過，我用自己在上海搞地下黨時自創的“戚氏速記法”，較為完整記錄下了這個講話。平時開會我都是用正常文字記錄，但這次不同，一開始我就被主席的講話吸引，覺得不能漏得太多，就破例啟用了自己的速記法。我是很讚成這個講話的，我自己的記錄又不是文件，我就沒有交出這個記錄。後來，我看到過毛主席親筆擬寫的講話提綱的手跡，就抄錄了一份。
以下有一個附文，它就是我根據我自己抄錄的毛主席的講話提綱手跡和我的現場速記記錄整理出來的部分內容，可以用來與實際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章進行對比。對比了就知道，哪些是主席的東西，哪些是他們後來加進去的，哪些是真正的主席的思想，哪些是黨內其他高層領導的意見。
主席當時提的是應該在全國搞民主，沒有什麽反右派，沒有什麽六條，沒有什麽釣魚，都沒有。反右派是後來根據整風運動中右派的乘機進攻的情況加上去的，是主席在這個問題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見補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誠地希望大家幫助黨整風。主席說了，人們總是會有些不同的意見，就是有些不對的，也不要緊，不用怕。發表出來的文章把帶棱角的話都去掉了，這不是主席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全黨的意見。主席講話後，社會上出來那麽多言論，其中很多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也許主席就覺得自己講話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種上報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動，但改了的東西不如原先的好。胡喬木改的較多，以至於後來胡績偉就揭發說，胡喬木亂改主席講話。但據我所知，胡喬木改稿是根據主席綜合了黨內其他同誌的意見後提出的修改意見進行的，不是他自己亂改的。
毛主席的這個開明講話，雖然已過去半個多世紀了，但是對我這個當年在現場的聆聽者來說，卻是言猶在耳。毛主席講話激情洋溢，風趣幽默，各種典故，信手拈來，隨便什麽問題，他借典故一點就就通徹透亮。整個講話氣勢非凡，高屋建瓴，振奮人心。大家都全神貫注，生怕少聽了一個字。這個講話，在我看來，不但在當時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導作用，就是在今天和將來的相當長的時間裏，還是具有偉大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
著名作家、翻譯家傅雷當年也在現場聽了主席的原始講話，他也對主席的講話佩服得五體投地，後來還在一封家信中說到當時激動的心情。他說毛主席“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毛主席胸襟博大，思想自由，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的人”。逄先知、金衝及他們主編的《毛澤東傳 1949—1976》第641頁還引用了傅雷這封家書的部分內容。傅雷看到正式發表的文章就大失所望了。這個翻譯家很是可惜，他真心愛人民，真心擁護毛主席，但他不知道中央上層有那麽複雜的情況。社會上確有右派進攻，主席受到他上下左右人的影響，要平衡各種力量和意見，包括他的那些老戰友、老部下和他們的意見，所以才同意修改他的原始講話，違心放棄一些本來合理的主張。傅雷若是了解和理解了這些情況，或許就不會自殺了。
附文：毛主席1957年2月底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原始內容
（根據個人記錄整理）
如何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發言
毛澤東
同誌們：
我今天報告的題目是如何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因為現在我們所碰到的問題，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這個問題占去我們的時間很多。
問題很多。
一、兩類矛盾
有兩類問題，兩類矛盾：一類是敵我之間的矛盾，一類是人民之間的矛盾。事實有兩個問題，不單是一個問題。今天重點在人民內-部矛盾，談時兩個問題都要談。
兩類問題性質不同，解決方法不同。過去有兩個口號：要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敵我：多少年來，我們講的主要是分清敵我，什麽是敵人，什麽是我們自己。分清是非是將人民內部矛盾，即人民內部的是是非非問題，不是敵我問題。當然敵我問題也是是非問題，這是性質不同的一類是非問題。如我們與蔣美也有是非問題，誰是誰非。是是非非，但性質不同。普通習慣的說法一般說是敵我問題。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是非對抗性矛盾。
《人民日報》寫了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的文章（這時，毛主席轉向攝影記者插話說：“你幹你的，我幹我的。”）這篇文章講了兩種矛盾，但文章主要是說國際方麵的問題，講敵我矛盾，很少說人民內部問題。對人民內部問題如何解決，未作分折，隻作原則說明。文章說了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製的優缺點，講了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的區別。專政管什麽？專政管對付與解決敵我之間的矛盾。壓服敵人，不完全是鎮壓。比如不給選舉權、不讓他們自由宣傳不準自由出版報紙，不讓美帝——他們的主子在我們這裏出報紙等等。剝奪他們的言論自由，不給選舉權，這卻屬專政範圍的問題。這是階級對階級的專政，捉、殺、管都要經過人民。人民內部要講民主，不專製，不殺頭。專政不適應人民內部，人民內部的問題不屬於專政範圍。人民不能自己專自己的政。隻要不是敵人就是人民，就不適應專政。人民有言論、出版、示成、遊行的自由。所以憲法寫了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有領導的民主，不是無政府主義的民主，無政府主義不是人民的要求。
民主有大民主和小民主。波蘭、匈牙利有人主張搞大民主！幾十萬人在街上鬧！專政有少數人對人民的專政，有人民對敵對階級的專政。在曆史上，真正的大民主或民主運動都是對敵對階級的。有些同誌，黨內的，有些朋友，黨外的，搞不清這件事。另一些人則是有敵對情緒。比如有人希望用大民主搞垮政府，學匈牙利，整共產黨才開心。有的大學生發表聲明：要殺共產黨，殺幾千，幾萬，甚至幾十萬。說共產黨太厲害，大家活不下去啦！他們想讓我們混不下去，知道其厲害。其實是過甚其辭，真叫他殺，殺不了這麽多。叫喊殺共產黨，不過是表示其心理狀態。有人認為我們的民主不如西方。他們思想幼稚，不了解實際，認為西方民主，議會民主好。人民代表大會比議會差。說民主要有兩個黨，一個在台全上，一個在台下，兩黨互唱對台戲。有人提出早日取消專政，有人說民主是目的。不同意我們說的民主是手段，或者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馬列主義的經驗告訴我們，民主是政治屬於上層建築範疇，為經濟基礎服務。提高人民生活才是目的。政治、文化、思想，所有上層建築都為這個經濟目的服務。有的人一聽說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就不舒服，隻有說民主是目的才高興。有人說外國自由很多，我們的自由很少。我說外國的自由並不多。議會自由不過是擺個樣子給人看。世界上沒有抽象的自由，隻有階級的自由、具體的自由。保守黨有保守黨的自由，工黨有工黨的自由。保守黨打埃及，工黨不要。就象艾登打埃及的自由，艾登是有自由的，但這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是少數人、個別人的自由。抽象一般的自由，世界上沒有這個東西。艾登有艾登的自由，納賽爾有納賽爾自由，要看什麽階級什麽集團。所以世界上隻有階級和集團的自由，沒有抽象的自由。
思想問題是人民內部問題，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來解決。用粗（暴）方法來解決思想問題，來處理人民內部問題是錯誤的。以行政命令和武斷壓製的方法解決這些問題是沒有效力和有害的。宗教也是思想範國的問題。也不能以行政命令方法解決。唯心主義不能強製人家不信。思想問題應采取討論、辯論、批評、教育、說服的辦法，使人們相信你。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應該放在哪一類矛盾裏？《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的文章中沒有談到。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不應放在第一類敵我矛盾裏。民族資產階級問題應放在第二類人民內部矛盾裏，因為它不是敵我矛盾一類。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麵性，擁護憲法。接受社會主義，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這時，毛主席對服務員說。“茶水沒喝完，別倒掉，要節約。”）民族資產階級與地主、官僚帝國主義不同。民族資產階級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對抗性的兩個階級，但對抗性處理恰當，可以轉化為非對抗性。由第一類對抗矛盾轉化為第二類非對抗矛盾。非對抗性，如果處理失當，如果不采取團結改造的方法。則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勢必走向對抗，為第一類矛盾。由第一類變成第二類矛盾的辦法，是要按實際情況辦事。在中國，資產階級有反對帝國主義的特點，所以是民族資產階級。
現在講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的問題。這是個新問題，曆史上沒有突出過，所以馬克思恩格斯講得很少。列寧也是簡單說到過，他說到社會主義時，對抗消滅，矛盾存在。即人民內部還有矛盾。列寧雖然說社會主義還有矛盾，但他沒來得及全麵分析這個問題。例如人民內部矛盾有否可能轉化屬對抗性矛盾？應該是有可能的，但列寧卻沒有能評細考察這個問題。這是因為時間來不及。十月革命後不久，列寧就死了，時間太短。斯大林在很長時期內，把敵我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混淆起來了。分明是人民內部矛盾，如人民不滿意政府，批評共產黨，這是人民內部的批評，應與敵人的攻擊有分別，斯大林卻在很長時期內對兩者的情況不加分別。這是蘇聯同誌說的。他們說，那個時候，隻能說好，不能說壞，隻能歌功頌德，不能提出批評，誰批評了黨和政府就是敵人，就有坐班房和殺頭的危險。兩類矛盾容易混淆。把兩類矛盾混淆，我們也幹過。在肅反中我們有些地方把好人看成壞人，把本來不是反革命的人當反革命來鬥爭。有沒有，有。從前有，現在也還有這類問題。但我們有一條：有錯必糾，鬥錯了要平反。並且從延安時就有內部規定，機關、學校、部隊、團體對反革命不管真假大小都一個不殺。現在這一條雖然法律上不規定（因為極少數還要殺），實際上大多數是不殺的。這一條好，錯了有挽回餘地。兩類矛盾容易混淆。在這個問題上容易產生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右傾。即認敵為我，不分敵我。現在還有。廣大人民看是敵人他們是朋友。我這裏有一個材料，有人提議釋放國民黨大特務康澤。這人是襄陽市的人民代表，原來在襄陽工作過，過去與康澤是朋友，他在康澤問題上思想感情就與廣大人民不相同。還有個人老替帝國主義說好話。簡直是美國月亮都比中國好。其實美國月亮和中國月亮都一樣，我讚成它是一個月亮。美國月亮比中國好我不相信，不讚成。為什麽會好呢？在這個問題上的另一種傾向是左傾，帶括號的左。這些人過分強調敵我矛盾，強調敵我矛盾過份。斯大林就是這樣，我們也有人這樣。過分強調敵我矛盾就把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在肅反中常會出現這種“左”的傾向。這是括號中之左。
怎樣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呢？1942年延安整風時，我們提出過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這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針。
我們提出的這個公式，詳細地說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團結。當時提出這個公式是為了解決黨內教條主義與廣大同誌的矛盾、教條主義與馬列主義的矛盾。 教條主義是從西天取回來的經。西天就是斯大林那裏，即是從斯大林那裏傳來的，他們處理內部矛盾的方針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與我們是不同的。我們處理內部矛盾不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是以牙還牙。我們用的方針是團結方針，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的日的，這是1942年整風運動中提出來的，經過三年。到1945年達到了全黨團結的目的。
為什麽要有第一個團結願望呢？因為沒有這第一個團結願望，批評鬥爭就鬥亂了。然後就不可收拾，那還不是無情鬥爭，嚴厲打擊！ 沒有團結的主觀願望和思想準備不行。因此這個公式必定要把團結的願望放在第一。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後來推廣到黨外。到北京我勸說民主黨派處理內部問題也采取這個方針，不是要麽是你，要麽是我，你死我活。以後，對工商業界用這種辦法也靈。1955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第一次工商會議，他們團結批評了一個月結果很好，未傷感情，把問題解決了。所以對資本家也可以采取這個方法，對剝削階級也可以采取這方法。不過我看對台灣采用這個方法有困難，現在台灣蔣介石與胡適鬥法，對他們這樣的剝削者不適用。因為工商業者與他們是兩種剝削者，對前者可以用，對他們不適用，道不同，不相謀。對他們從團結到團結不可能。對民族資產階級從團結到團結有可能。對犯錯誤的人，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宗教界、唯心主義者都可以用這個方法，推廣這個方法。整個人民內部、學校、工廠、商店、機關都可用這個方法，還可以推廣到對解除武裝敵人即俘虜，對他們也可以用這個方法。沒解除武裝的不行，對沒有解除武裝的，還必須兵對兵，將對將，你死我活。對已解除武裝，可以用這個方法。對勞改犯，對解除武器的特務也可以用這個方法改造他。改造就是從團結願望出發，你還要他活，不消滅他。1956年5月2日我在最高國務會上講了十餘條，十條中二條，一條是敵我關係，一條是非關係，講的就是兩類矛盾。所謂是非關係就是人民內部矛盾，是內部的相互矛盾關係。半個鍾頭講了一個問題，這是開場。
二、肅反問題
這是第一類矛盾，敵我矛盾問題。比較起來，我們國家的肅反工作做得怎樣呢？是很好還是很壞呢，我看我們比起蘇聯、匈牙利做得好。蘇聯太左，我們不是比別人特別聰明，而是自己左過。我們過去在南方根據地學蘇聯的辦法，吃過虧，後來取得了經驗，糾正了。因為有了經驗，所以比別的國家做得好一些。在延安時我們就規定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到北京又有許多進步，雖然有缺點錯提，但我們和蘇聯是兩條路線。斯大林時期蘇聯的肅反路線不好。但也有兩麵。一麵肅清了反革命，這是對的。一麵抓錯了，殺錯了許多人，其中還有很多重要人物，這不好。聯共十七大，50%的中央委員，8%的大會代表受牽連。我們有鑒於此，沒幹這些事。過去殺錯的也有，1950—1952年也有殺錯的，殺五類反革命也有殺錯的，但根本沒有錯。肅反總共殺了70萬，前年殺了7萬。去年殺得少。
人們說我們反複無常，“早知今日，何必當初”。1950—1952年我們大約殺了70萬人，香港報紙說殺了2000萬，多了1930萬，“紂之不善。不如斯之甚也”。也不必對帳了。哪裏有幾千萬，70 萬則有之。
殺一些反革命是解放生產力，不殺他們人民出不了頭。他們都是些霸王、南霸天、西霸天之類的。殺了他們解放了生產力。這是人民要殺的。現在有的朋友要翻這個案，翻不得！翻了農民要拿扁擔、工人要拿鐵條打我們，這是吃不消的。
匈牙利對反革命是根本未肅清，對革命同誌倒錯殺了幾個，像伊拉克。反革命殺得少所以出了今天的反革命事件。外國人也覺得是如此。匈牙利事件後，我們國家穩固。外國人也說我們穩固。我們自己也覺得穩固。匈牙利事件後，中國有沒有風波？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小波浪，春風吹微波，引起大波浪沒有？沒有。為什麽？很多原因，肅了反，反革命沒剩下幾個。還有幾個，但很少，這是原因之一。
匈牙利事件沒有在中國引起大波浪，第一條是我們的黨是經過幾十年革命鬥爭鍛煉出來的。我們的軍隊和幹部隊伍也都經過了革命鬥爭和鍛煉。黨在人民中生根，軍隊有戰鬥力。政權是從根據地發展起來的，不是突然解放的。民主人士經過鬥爭和鍛煉，他們長期與黨共患難。中國學生經過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的鍛煉。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傳統。總之，人民經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長期鬥爭的鍛煉，包括知識分子都在進行教育、改造。再有反革命肅清得差不多了，這些條件匈牙利都沒有。當然還有別的因素，比如經濟措施，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團結民主黨派，正確的少數民族政策等。
現在我們的大學生80%左右是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子女。匈牙利大學生60%是工農子女。但他們大遊行反對政府，我們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子女擁護我們。我們沒有裴多菲俱樂部，除了少數人講怪話，絶大多數是愛國主義者，讚成社會主義，都有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理想，都想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比較起來我們的肅反方針沒有蘇聯的左，也沒有匈牙利的右。 我們的方針是“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有沒有過火，有沒有漏掉？有。 但因為我們采取的是依靠群眾的肅反路線。雖然有毛病，但比較好，比蘇聯公安部單槍匹馬的好。群眾經過鬥爭得了經驗。搞錯了，有犯錯誤的經驗；搞對了，也有搞對了的經驗。這些都可以拿來能教育自己。
我們希望肅反工作所有的毛病都能加以糾正。中央已發指示糾正肅反中的錯誤。中央決定分步驟地在今明年搞個肅反工作大檢查。 我們建議這次要全麵檢查一次，從中總結經驗。此項檢查，中央由全國人民代表人會常委會和全國政協主持，地方由地方人大常委和地方政協主持。個別檢查收效不大。有人已寫信向我們反映過。
我們的目的，這次全麵檢查的要求：（1）不要潑冷水，要幫助他們，幫助那些參加肅反工作的幹部。潑冷水不好。不要使幹部抬不起頭來。（2）有錯必糾。包括公安、檢察、保衛、勞改部門的工作；都有許多毛病，有毛病就要糾正。這次檢查由人大、政協領導主持。人民代表、政協委員都參加，把肅反工作全麵檢查一次。這對法製工作很有幫助，省、市、地方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凡身體好的都參加。
總的情況是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這兩句話表明了兩個意思。
第一句話是“還有反革命”。有人說沒有反革命了，可以把枕頭墊得高高地睡大覺了，天下太平。這不對。地球上的中國北京清華大學，有個黨支部副書記。（叫什麽，應該給他揚揚名）哦，叫馬國風，秘密寫了很多標語，到處張貼，反對蘇聯幹涉匈牙利。事實上是這個共產黨員讚成匈牙利反革命暴動，讚成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支持匈牙利的反革命。所以肯定有反革命，這就是個漏網的。當然，查下來這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隻是有反動思想，反動行為，不一定是反革命，不一定是蔣美派來又留下來讀書的。北京學校裏的反動標語不少，沒有反革命了的思想不對。第二句話是“但不多了”。不多就是很少了，這兩句話都應該肯定，不肯定第二句話的結果會搞亂。反革命很少，可能隻有千分之一的反革命。總之不多。
是否大赦？很多朋友對此問題大有興趣，很好。但我是消極分子，對大赦我不積極，沒興趣。這就不免和有的朋友有點小摩擦。大赦可赦不得。有人說，“憲法有規定國家主席有權大赦，可你毛主席又不赦”。是，我有權利，但我不主張大赦。我們可以多做些赦免文章，但不要這大赦名義。大赦就是全部赦放。如果大赦了，康澤等人放出來，老百姓反對，犯人也要講話，大的犯人赦了，小的犯人也要赦。公安部、人民法庭都可以不要了。有人說台灣的蔣介石都可以赦，為什麽康澤不能赦？誰說蔣介石可以赦，人大未作決議，我也沒發布命令。我們是建議：台灣起義，祖國統一。向傅作義將軍學習，取得赦免權。最近我不稱蔣介石為匪了，可是蔣介石依（舊）稱我們匪。他們對民主人士也不客氣，稱張治中為張逆治中。大赦不得，是否就一個不放了？不，放，今天放一個，明天放一個。陰放一個，陽放一個，隻是不登報。不宣揚。
溥儀怎樣處理？人家是皇帝，是我的頂頭上司，上45歳的人都是他統治下的臣民，但是他得罪了人民。將來要放，現在不能放。現在放了，人民不諒解，無益，對他沒好處。那麽請他參觀參觀，看看報，研究研究問題。請他參觀天安門、工廠、大橋，也可以在人民監督下做點工作。改悔較好的犯人逐步放一些，但不要登報，這些都要取得人民的同意。人民要是反對我們就不得了啦，他們拿起扁擔、 鐵條，打我們，我們是受不了的。我們這些人都是手無縛雞之力。
三、社會主義改造
農業合作化。去年下半年，在高潮熱情過去以後，人們冷靜地想一想又發生了問題。上半年優越性很大，下半年優越性就沒有了。來了一陣風，不是台風，是小風，春風吹綠波，說合作化不行。今天文件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這是個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的好典型。合作社一定要在艱苦奮鬥中成長，什麽事情都有困難，新事物的成長發展都要經曆曲折和困難的道路。人民不習慣集體生活，特別是富裕中農，最不習慣。擁護合作化的是貧農、下中農。對合作化不滿的，除了地主、富農就是富裕中農。很不滿的占全體農民的1-5% 。因為合作化頭幾年幹得比他們單幹時要差，不能雇工，生產、生活又不合他們的意。合作社要多少時間方能鞏固？大概要五年時間。全國大多數合作社曆史才一年多，一年多時間要那麽好不行，要五年時間才能逐步鞏固，減掉去年一年，還要四年。王國藩的合作社在熱河遵化縣，靠近長城，他們的合作社辦了五年才鞏固。農民生活有沒有改善？有改善。解放以來，農村共增產1千4百億斤糧食，1949年糧食產量有2千2百億斤，增產1千4百億斤，就達到3千6百幾十億斤。因此農民生活有相當大的改善。說農民生活沒改善並不符合事實。但一部分農民還沒改善，還有缺糧戶。缺糧戶大的占農戶的5—10%，還要三四年，缺糧戶才能消滅。那時才能隻統購不統銷。 幾年內隻增產不增購。 現有的糧食大部分是統購來的，公糧隻是小部分，兩項加在一起共有812億斤糧食，在農村銷了390—400億斤，400多億斤作為供應城市和出口預備糧。這樣農民手中還有不少糧食，說農民生活沒改善不合事實。現在下麵一片叫苦聲，有的幹部也這樣講，他們實際是代表富裕中農立場。幹部家屬回家後變了富裕中農，影響很厲害。民主人士也受其影響，民主人士也有富裕中農親戚。說合作社化沒有優越性。我看合作化還是有優越性。你們看王國藩的合作社就有優越性。
為什麽波蘭、匈牙利搞起來的合作社今年一陣風吹去了大部分？哥穆爾卡演說前波蘭有1萬幾千個合作社，現在一萬多個吹沒了，隻剩下1000多個，削去了90%，匈牙利也一樣。
我們所以能搞起合作社，而且這樣快，有這幾個原因：
（1）中國地少人多，窮得要命，合起來比較好。
（2）我們黨對合作社采取了分幾步的方針，逐步走。
我們國家與蘇聯不同，蘇聯合作社後幾年不增產，我多年增產，去年增產200億斤。
地主、富農、富裕中農叫苦，影響黨內外一些人跟著他們叫。還有一部分缺糧戶也叫，他們是真正生活苦。
再就是城鄉比較，工人與農民生活懸殊的說法。
現在農民平均年收入60元，有高於60元的，有低於60元的。低於60元的有40—50元的，有低於30元的。30元的很困難。我還聽說有一家四口58元過一年的，這是最困難的了。也有一家年收入100多元、200多元的。甚至有1000元的，有一家4口人，年收入4000元。這樣發展下去。幾年後你們看工人比農民苦，農民比工人富。
工人中的粗工工資不適當，一個人一月30元。工資不適當，刺激了農民。農民與工人，城市與鄉村生活不同，農民一家六口，平均每人年收入60元，可以過生活了。如果人均年收入240元，那生活就相當好了。鄉村裏很多東西不用花錢買，城市裏樣樣都要錢，把兩種情況混起來不適當 。
四、 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
對這問題我沒有研究，但鼻子也聞到了一點氣味。這方麵也有小風波，也是春風吹綠波。比如說資產階級不需要改造了，說資產階級跟工人、農民差不多了，不需要改造。少數人還問工人為什麽可以不改造？誰說工人可以不改造！“階級鬥爭改造整個社會，也改造了工人自己。”這是恩格斯說的話，工人為什麽也要改造呢？這是因為“無產階級不解放全人類，就不能解放自己。”這是我們的戰略方針。工人階級不解放六億人，自己也不能解放。我們在座的人每年都有進步，就是改造來的。
我自己從前是知識分子，信過佛教（毛主席指著在座的趙樸初說，“就是你們的教，我信過”。）拜過菩薩，跟著母親到南嶽還願，也信過無政府主義，那時我想無政府主義多好啊。還相信過嚴德的唯心論。我這個人多複雜啊。後來馬列主義把我的腦子改變了一下。幾十年了，主要在階級鬥爭中改造自已啊。難道資產階級就不需要改造了！？資產階級就那麽高明！？我都需要改造，你不要改造！有人說，“資產階級沒有兩麵性，隻有一麵性”這是形而上學的觀點。事物總有兩麵性，有優點，有缺點。隻有一麵不能反映事物的全麵。而且現在資產 階級還沒摘帽子，即使摘了帽子，還要思想改造。大家都要學習。全體工作人員也要學習，學習是大多數工商業者的願望。不學習，不合乎多數人的願望。有人參加了四十天學習，感到自己學習以後思想麵貌一新，與大家有了共同語言，不像過去互相間貌合神離，同床異夢。
有人害怕改造。美國把我們的改造叫洗腦筋。其實美國才是真洗腦筋，我們還文明點。照資產階級不需要改造的理論，連憲法都要修改。因為資產階級和工人一樣了，那麽憲法上的工人階級領導也要取消，都一樣了，還領導什麽？要說明一下，這種不需要改造的說法不是大多數人的意見。
五、 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問題
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同全國六億人民一樣都有很大進步。工人、農民有很大進步，商業者有很大進步，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也有很大進步。但也有些學生有不正確思想。他們討厭馬克思主義，刮歪風，發怪議論。他們隻顧鑽研業務，念書隻為了將來多掙薪水、吃飯、討老婆、生孩子。什麽政治理論、國家前途、人類理想都不需要，馬列主義也不頂事了。好像從去年下半年起，這些都不時興了。對他們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要進一步改造自己，不要逃避改造。過去的改造方式有些粗糙，傷了人。這要改進，每個人都要努力學習。 除了專業知識外，思想政治也要有所進步。 學一點政治，學一點馬列主義理論很必要。沒有政治思想，就等於沒有靈魂，認為隻靠專業知識，就行了，就一輩子吃不完，這是不對的。最近是政治工作減弱，高教部應管政治工作，青年團也應管政治。過去講三育（德育、智育、體育）現在有些人隻要二育（智育、體育），不要德育，這不對。所謂德育，指學習馬列主義，學政治。重視政治工作，德育、智育、體育三者都要。高教部不管政治工作不對，應該管。黨和青年團也要管，要有德育。
六、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
“反對鋪張浪費又來了。共產黨就這一套，過幾月就沒事了。”是不是這樣？反對鋪張浪費真的隻有一次。僅僅在三反運動時整了一次，以後沒有再反。1955年提倡節約主要是為了解決非生產性基礎建設的浪費問題，目的是降低生產成本。這一次節約搞得對。全國共節約了20個億。但也有節約不當的，影響了工程質量。但許多工程成本降低了，總的說來成績還是很大的。這一次節約別的部門沒搞。現在是在全國範國內搞增產節約，這不剛一開始，沙發地毯、桌椅就沒人要了。這次要徹底，今年搞不完明年再來。就像洗臉一樣，各位洗臉會一年洗一次嗎？據我所知，每人一天至少洗一次，還有洗兩次的。為什麽？為了尊容漂亮起見，每人天天都要洗臉。反對鋪張浪費，倒不能經常進行呢？反對銷張浪費和洗臉一樣要經常進行。不是一年一次，一星期一次，而是要經常進行。人不是別的動物，而是高級動物，每天要洗臉。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各黨派人士，總之全國六億人民都要像每天洗臉一樣，來一個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
去年評級出了毛病，有些人升官發財思想大發展，無非是爭名奪利，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這些人也要洗臉。
七、統籌兼顧、合理安排
這是一個戰略方針。我們做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六億人口出發。這一點是全世界各國沒有的。要提倡節育，有計劃地生育。我看人類對自己最不會管理。生產棉花、布匹都有計劃。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計劃。人對什麽都有計劃，就是對生孩子沒計劃。無政府主義、無領導、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人類要趨於滅亡，提前否定自已、消滅自己。如果中國六億人增加個十倍，到60 億，那時，小孩多，人口多，加以衛生條件好，有防疫針打，大家都年高德劭，又都是大學專科畢業的專家，文化上也比我們高明，豈不很好。可是人多吃得多，60億人到時候沒東西吃可不得了！李德全部長也很注意這個問題。我建議政府設立一個部門，叫生育計劃部好不好？設個委員會也行，叫節育委員會。也可以組織一個人民團體管這件事。還要撥一筆經費，作為加強宣傳和解決節育的技術問題的費用，這些就不多講了。（少奇同誌插話：生育要有計劃，一對夫妻生三個孩子就是錯誤，生四個嚴重錯誤。）
我講戰略方針。要認真救災。全國有很多災，每年有災，要撥糧，給他們救濟糧。要搞好統銷，統銷蘇聯沒做過，我們在全國有計劃地統銷糧食。還有安排就業，統戰方針，所有這些都是統等兼顧，合理安排。去年就安排300萬人就業，按照計劃隻能安排80萬人，多了220萬人，因此麻煩很大。工資出去了，發了1800萬人的工資，增加了300萬人。失業隻能逐步消滅，還不能完全消滅。廣州、上海失業的人很多，要想辦法。有人提出三個人飯五個人吃，可以考慮。人口多薪金低，我們高級人員是十年不增薪，死不了人。以不死人為原則。連年高德劭的也不增薪，這是因為今年計劃中那點錢，隻能辦這點事，所以年高德劭的也不增薪。我提出這個意見有些犯眾，但死不了人。要增，給下麵的同誌增一點。
學生問題怎麽辦？40%的學齡兒重，到了學齡上不了學，人民政府不是萬能政府，人民政府不能一步登天。另外，今年還有400萬高小畢業生升不了中學。沒地方、沒經費。有80萬初中生升不了高中，9萬高中生升不了大學（這些統計數字不一致，早晚市價不同），大學生升不了科學院。就業也成了問題，80萬人等特就業！這麽許多人等待安排。就象排隊買豬內一樣。等在那裏。這是相當大的問題，大家討論討論。今年國家的錢就這麽多，隻能安排這些，怎麽辦？
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對人民內部矛盾，列寧說過，對抗消滅，矛盾存在。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小冊子裏說沒有矛盾。列寧那時不能全麵考察問題。斯大林長期不承認社會主義有矛盾。但他在1952年寫了一本《論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書中承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有矛盾，處理好可以不對抗，不發生衝突，處理不好會發生衝突。他已看出了這一點。
蘇聯建國40年，我們落後於蘇聯許多年。我們1927年開始在一 些地方建立根根地，也有了30年的經驗。根據蘇聯和我們的經驗，應該肯定社會主義矛盾的存在。基本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上層建築和基礎的矛盾，這都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集體、個人之間矛盾。社會主義沒有剝削，都是公有製，不過分全民、 集體兩種罷了。斯大林不承認矛盾的提法缺乏辯證法，嚴重違反了辯證唯物主義。我們在《人民日報》的文章中說他犯了局部錯誤。就是指這一點。在他影響下《簡明哲學字典》（尤金主編的）同一性這一條引用形式邏輯的同一來分析哲學上的同一性，沒有弄清形式邏輯的同一和辯證邏輯同一性的區別。說什麽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戰爭與和平、生與死等等矛盾都沒有同一性。恩格斯講述沒有對立就沒有統一，實際上對立的東西不能沒有統一，隻有鬥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戰爭與和平、生與死都有同一性，否則就是錯誤的。斯大林死後蘇聯哲學界在這些問超的看法上有所改變。斯大林時代蘇聯哲學界有相當嚴重的形而上學觀點。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就是無產階級。資產者、無產者不變化，戰爭與和平、生與死不能變化。我們的說法不同。我們認為資產者可以轉化為無產者，無產者可以轉化為資產者，戰爭可以轉化為和平，和平可以轉化為戰爭，生可以轉化為死，死可以轉化為生。盡管斯大林在哲學上形而上學，否認對立的變化，但後來他在《論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書上說：社會主義有矛盾，處理不好矛盾會轉化為對抗。這就對了。實際上斯大林是差差答答地承認了辨證法，吞吞吐吐地承認了辨證法。
應該說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與基礎矛盾都是存在的。政治、法律、哲學、意識形態都應當為經濟基礎服務，要符合經濟基礎發展的要求，不符合就要發生衝突。
承認社會主義上有矛盾，就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毒草也可能放出來；百家爭鳴，唯心主義也可以爭鳴。隻要不破壞團結，不秘密組織團體，開放一點可以。我們國家麵積大，有960多萬平方公裏，開放那麽一點不要緊。
香花和毒草。百花中本來就有野草閑花，還有毒草。隻要糧食大米，不要野草不行。每年農民都要鋤草，年年這樣。禁止一切野草生長不行，下命令不準一切野草生長也不行。事實上有野草就會有毒草。隻許香花生長不許野草生長是教條主義。教條主義本身就不是香花，不是馬列主義，它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方法上是形而上學，對社會、對事物不作具體分析。形而上學老早即有，特別在資本主義時代大發展，中國也有。
香花與毒草難分別。新生事物在生長過程中都要遭受打擊，都要經曆這種困難的道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直到現在還被人認為是野草和毒草。同盟會、孫中山在清末也被認為是毒草。共產堂長期來被稱為匪、土匪。對我們這裏開會的人，香港、台灣仍稱之為匪，即毒草。孔夫子老先生一生不得誌，當時他也是一類野草。耶穌當時也為社會所不容。釋迦牟尼，佛教的開創人，開始時社會上對他亦不歡迎。馬丁•路德的新教開頭也不為社會所承認，被看作是毒草。《西遊記》裏的孫行者為何被封個弼馬溫，就是玉皇大帝們認為他是毒草，但他對自己的鑒定是齊天大聖。封建社會有出戲，大英雄薛仁貴隻封了個虎頭軍，那是他的對頭張士貴對他的鑒定。歐洲天文學家哥白尼的天文學著作，生前都不能出版，死後才被承認。伽利略也一樣。達爾文的進化論開始人家也不承認。我看過一本科學家的傳記，安眠藥的發明曆史就很曲折。在法國先有了名，中國第一個吃的是李烈鈞。吃後，說是好東西，李烈鈞的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死了。後來美國舞蹈家鄧肯生第二個孩子時吃了安眠藥，減輕了病苦，這才推廣。這一切說明世界上一切科學發明、一切新事物的成長。都會有困難。司馬遷寫的《史記》，開始也不被承認。隻好藏之名山，後來才傳諸後人。新生力量被社會承認，要經過艱苦奮鬥，一帆風順是不可能的，越困難越要強，越順利越脆弱。我們的社會是新社會，但新事物也會碰到頑固保守力量的壓抑，還是有困難。死官僚、頑固勢力是新生力量的對頭。應該說在新社會裏新事物的成長比舊社會條件要好。但新生事物被社會承認，也要經過艱苦奮鬥。沒有艱苦奮鬥，沒有與困難打擊的鬥爭，新生力量永遠成長不了。這是曆史規律。
什麽是香花，什麽是毒草，也有很多問題。斯大林本來是香花，赫魯曉夫一棒子打下去變成了毒草。現在又香了一點了。
最近，有些批評有問題。鍾惦棐用假名字寫文章：《電影的鑼鼓》否定一切，影響很大，台灣很欣賞，全文轉載。陳沂及其部下陳其通四人一月十七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懷疑百花齊放，說百花齊放也沒見大作品。這樣的結論過早。陸定一百花齊放的文章去年七月才發表，離陳沂同誌一月的文章時間才五個月，百花齊放的大作品怎麽寫得贏？對這種意見，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我表示不讚成。《人民日報》至今沒有發表文章反批評。是什麽意思，不讚成我嗎？或者有困難？有因難應請示中央呀，這裏有沒有《人民日報》的問題？
鍾惦棐是右派，這幾個同誌是左派，為黨為國忠心耿耿。他們怕百花齊放後文藝界會出問題，他們對形勢估計錯了。那文章，我不敢領教。現在四個人作了檢討，陳沂在《文藝報》第四期上也表了態。他們的過去還是好的。《文藝報》不登陸定一的文章，登了陳沂的文章。台灣喜歡鍾惦棐的文章。發出來了。在外國，羅馬尼亞發了陸定一的文章，《真理報》不登。陳沂的文章《真理報》喜歡，登出來了。這也好。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歡各人的東西，教條主義喜歡教條主義，機會主義喜歡機會主義。這種現象恐怕值得評論一下吧。 有個青年作家叫王蒙，大概是王明的兄弟吧，原來是工廠的團支部書記，寫了一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小說） ，也發生了問題，有讚成的，有反對的。黨員與黨員打架。有人說這篇東西一無是處。其中有馬寒冰。還有人批評說北京是中央所在地，沒官僚主義，典型環境選得不當，那麽說是地點選得不好，如果選上海就較妥當。馬列主義我看得少，沒有中央所在地不出官僚主義的說法。 中央還是會有官僚主義。過去中央就出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高饒。這樣的批評不對。馬列主義要從實際情況出發，馬列主義還要發展，不是說過就完了，還要繼續發展，按具體情況有所發展。教條主義不是馬列主義。
中國六億人口，是個小資產階級的大王國，農民五億，手工業者二千多萬。小商販五千萬。資產階級五十萬人。小資產階級五億七千萬人，這是客觀存在，這些人一點意見不讓發表，那怎麽行？
嘴有兩個作用，一個吃飯。一個講話（發表意見），隻準吃飯不準講話，怎麽辦得到！中國是個小資產的大國，從存在出發，小資產階級意識一定要反映。他們千方百計要頑強地表現自己，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要長期地耐心地進行教育，不能用壓製的辦法讓他們不表現，隻能在表現時與之辯論。寫文章批評，不能形而上學。要有充分的說服力。要有辯證法。
老幹部能不能批評？在馬克思主義書上從來沒說批評有新老幹部之分。或者隻能批評新的幹部，不能批評老的幹部。憲法規定，人民在法律上平等。黨員與非共產黨員在犯錯誤的問題上也應該平等。老幹部因為老了就獲得了不受批評的權力，我看不行。活時不批評，死了也要批評。孔夫子死了幾千年還受批評。五四運動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現在孔夫子好了點。斯大林死了也被批評，批評是不能分官職大小、老幼長短的，死活都可批評，錯了即挨批。
靠老資格吃板。老資格可以吃板。就是因為老，活了老大年紀沒有死，即有一種資格，可以吃飯。老資格有種作用，跑龍套，搖旗呐喊，能起這個作用。（鼓掌） 80歳也能起這種作用。在座的梅蘭芳，（毛主席插問：來了沒有？） 80多歳還可以跑龍套。《西廂記》我唱紅娘不行，唱老太太行。我唱主角不行，主角是周總理。都是你唱，也不行，大家要趕你走。老者隻可以唱一回。但老資格不管怎麽老，辦事要正確。活到99歲都正確，到100歳犯了錯誤，做了個大混蛋也不行。拉科西就是如此。一個人不能因老資格辦錯了事不受批評。
新幹部有一樣，青年的缺點也應該批評教育。比較起來對青年，應同情。列寧說青年人因為年輕，上帝會原諒他們。在《左派幼稚病》的書裏說的。上帝所以會原諒他們，就是因為他們年輕。對老年人應該嚴格一點。對青年也要嚴格，但要幫助，要長期耐心的教育。否則，隻對青年嚴，老太爺就太舒服了，不好。
許多人不讚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同意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高級幹部中十個人中九個不讚成。或半讚成，對這個方針思想不通。真正思想通了的同誌是少數。對唯心論應該給以批評，對文藝中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東西也應批評。但批評要適當，要有說服力。不能用形而上學的方法。教條主義的批評解決不了問題，不但不解決問題還會助長不好的東西。我們的批評是人民內部的批評。這是一個人民內部自己教育自己、團結自己、發展自己事業的方針。
正確東西都是在與錯誤的東西鬥爭中才能發展出來。新東西都是在與舊東西的鬥爭中才能發生。中國的馬列主義即是在與中國土地上生長出的不好東西作鬥爭中成長的。
出點問題沒有什麽可怕。野草閑花長起來也沒有什麽可怕。年年都要長野草開花。你為什麽不準。而且野草開花中就可能有好草好花，不準生長不對。野草開花生長了幾十萬年，不是這幾年才生長的。如果我們規定什麽花都不準開，很可能這不準開的花中就有香花。就是馬列主義的香花也要在批評鬥爭中才能成長發展。舊東西也不一定就是毒草，隻是有些是毒草。有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東西，也不一定都是馬克思主義。
對長期共存、共同監督的方針，有人也不讚成。這也是形而上學。這個問題我也講了許多次了。我們反對教條主義。主張百家爭鳴，長期共存，對犯錯誤的要治病救人。但一到寫文章就忘了。不治病救人了，而是一棍子打死。我希望大家注意這方麵的問題，要提倡種牛痘，我種過牛痘。培養與疾病作鬥爭的能力，人才能強壯。沒害過病的人沒有與疾病作鬥爭的能力，很危險。經常害點病是好事，能產生隻抗疾病的能力，培養免疫力。
九、如何處理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的問題
現在還缺乏全麵反映學生鬧事的材料。去年大致有20幾個學校7000多個學生鬧事。昆明航空學校主張用馬克思主義辦法辦學校，不讚成官僚主義。他們反映學生鬧事的材料，分析得相當好。他們說學生的鬧事原因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與青年學生的幼稚無知、不懂事。學生不知道艱苦奮鬥，領導不懂得關心教育。而且對學生的實際困難又沒能及時解決。他們不能與學生共甘同苦，反而采用各種辦法欺騙學生。
工人罷工去年有五十幾起。小的十人、二十人，大一點的有一千人的罷工。人民內部矛盾怎樣處理？看來人民內部矛盾經常發生。罷工、罷課、拿扁擔，去年有，今年還會有。這不能都歸咎於匈牙利、波蘭的影響。隻是波匈事件以來。事情不好辦。
工人、學生罷工、罷課，示威遊行怎辦？我看有四條辦法：
（一）努力克服官僚主義。恰當處理矛盾。
（二）官僚主義未克服時，讓開不讓開？兩個方針：一是不護，凡鬧者即是造反。我看不妥當。鬧事者有反革命，但不能說引起鬧事的，主要是反革命。主要是我們的領導有問題，工作有缺點，甚至是官僚主義，不懂教育，不會當領導，沒做好工作。二是讓鬧。我看讓鬧，要罷課即罷課，要罷工即罷工。應該解決問題嘛，是你沒解決問題嘛！ （這時毛澤東對施複亮說：施複亮你是鬧事的吧？）
（三）鬧起來後草率收兵好不好？剛鬧兩三天還沒過上癮，怎麽行？鬧得不夠。讓他鬧夠。鬧了兩三天還沒鬧夠，沒鬧過癮的，當局即要收兵。不對。要鬧，讓他鬧個夠。我也是鬧過事的。鬧得不夠，難以解決問題。鬧得不夠再鬧 一星期不夠兩星期，兩星期不夠三星期，三星期不夠四星期，讓他開個夠，夠了即不鬧。把這過程當做一個克服官僚主義、改進工作、教育工人學生的過程。領導要積極對工人學生進行教育工作，補足政治課，把罷工、罷課、打扁擔的過程，看做是克服官僚主義和改進工作、教育工人學生的過程。
（四）對罷工、罷課的領抽人物要不要開除？除個別的外。如拿刀殺人的要坐班房外，不打、不關、不開除，開除罷工、罷課領抽是資產階級的辦法。對罷工、罷課領袖人物還是留下來好。正確的、錯誤的都留下來。錯誤的留下來當教員，即使是特務也留下來（隻要他不殺人）。一個單位留下個把特務有什麽不好。不要一定搞得幹幹淨淨才舒服。清華大學鬧罷課的領抽也要留下，即使是教員也留下，有名的更好。這是難得請到的人。
不要開除罷工罷課的領抽人物，開除是國民黨的辦法。我們要一反國民黨其道而行之。
鬧事還會有。中國的問題特別多。人心不齊，想法不一。許多人和我們的想法不同。我們的工作人員、負責人來自五潮四海，許多人文化不夠，容易犯錯誤，文化多的知識分子也不見得不犯錯誤，有時犯起錯誤來更大。我們黨在曆史上左傾、右傾錯誤都犯過。犯錯提的人如陳獨秀、李立三都是知識分子。錯誤會有，矛盾衝突不斷。我們要把鬧事和正確處理鬧事，當做調節矛盾的一個方法。
十、鬧事出亂子是壞事還是好事
罷工、罷課、遊行、示威我說是又好又不好。商品有兩重性，這事也有兩重性。和匈牙利、波蘭事件一樣有兩重性。匈牙利事件不好，又好，又不好。匈牙利鬧事不好，但鬧事也幫了我們很大的忙。首先是，匈牙利局勢穩定下來了，現在匈牙利的局麵要比過去好。再者是社會主義陣營得到了很大的教訓。全世界出現了反蘇、反共的高潮。這件事，第一當然不好，但第二好。因為帝國主義陣營的反蘇反共，鍛煉了各國共產黨。法國共產黨的機關被打亂，瑞士共產黨領袖躲到山上，找我大使館。大批共產黨員離開黨。英國、荷蘭、比利時的知識分子黨員紛紛脫黨。他們脫黨是好事，純潔了黨。主要方麵是好的。
批評斯大林也有兩重性，兩麵性。一方麵是不好的，另一方麵好。好的是揭了個人迷信的蓋子，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但因揭的方法不對，一棒子打死，引起了世界大半年幾次大風潮。引起波蘭、匈牙利事件和其他困難。這個問題在蘇共二十大時我們向蘇共同誌當麵講了，隻是在公開文件中沒講。對斯大林問題的處理不當，也反映了蘇共的大國主義。
美國不承認我們也有兩重性、兩麵性的。不承認我們不好，聯合國我們進不去，好像我們不存在，但又有極大的好處。我們可以舒舒服服地過日子。這個看法我和朋友們講了，就是沒能說服他們。最好再過六年承認我們，再過十五年也行。讓他們看看沒有他們我們也能建設。等我們建設好了，他們悔之晚矣。我是美國不承認即高興；他要承認我們，我就耽心。英中有外交關係，也是這樣，他承不承認，我們都不放棄台灣。他不承認我們，我們就有話可說。有文章可做。
出了幾篇有錯誤的文章，也是好事。對上麵講過的錯誤文章我們感謝他們。因為他們給了我們反批評的根據，使我們有了反批評的對象，這樣反批評才有可能。《電影的鑼鼓》文章說沒有大作品，沒有好影片，怎麽辦？大作品是會產生的，是好是壞，那是另外問題。物極必反，壞事多了，好事即來。這是辯證法。辯護法不是馬克思發明的，我們的老祖宗“老子天下第一”的那位老子，就有壞事會變成好事，好事會變成壞事的觀點。“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古代甚至有人家燒了房子，客人反而去賀喜的。因為燒房子的壞事對這家人會變成好事。
日本人打進中國，中國失敗了。但在中國的失敗裏包含著勝利的因素。這樣，中國的失敗會轉化為勝利，日本的勝利會轉化為失敗。蘇德戰爭也是如此。戰爭開始時蘇聯大片國土喪失，希特勒兵臨城下，但希特勒的勝利包括著失敗，蘇聯的失敗包括著勝利。日本代表團來中國向我們說抱歉，我說你們的侵略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好事，幫助中國團結起來。打敗了日木帝國主義。
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起來，也有好、壞兩方麵。
中國是一窮二白，一窮是生活水平不高，二白是文化水平不高。這都有兩重性。我們的革命就是靠這兩條，一條窮，一條白。如果像西方國家那樣生活富裕、文化水平又高就難以革命了。要革命還是要依靠窮苦的、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群眾。我不是提倡文盲。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打起來怎麽辦？馬上打怎麽辦？散了會就打怎麽辦？我看，要打就打，要鬧就鬧。你們要有準備，準備開完會就發生世界大戰，人類被消滅了一半？或者統統消滅幹淨？我就不相信會這樣。我和印度、巴基斯坦總理爭論過。總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第一條，不歡迎；第二條，不怕。
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爆發，卷入大戰的不是幾億人，而是十五億、二十億。最後是帝國主義消滅，社會主義勝利。
戰爭有兩麵性，有不好的一麵、也有使人民覺悟起來、緊張起來鬧革命，造成革命大爆發的一麵。總之是兩麵性，有破壞的一麵，有調動人民積極性、提高人民草命覺悟的一麵。
真打起來，不要怕。小米加步槍都能打，何況我們還有新武器。不要聽見世界大戰就愁眉苦臉，那連蔣介石都不如了。對戰爭，蔣介石並沒有哭喪臉。蒙哥馬利說全世界隻有兩個大國消滅不了。這就是蘇聯和中國消滅不了。蘇聯靠北冰洋，我們靠昆侖山，都消滅不了。 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番了對我們也有好處。我前麵說過，日本代表國訪問中國向我們承認錯誤，對我說對不起我們，我說朋友，從某種意義上說你們做了件好事，你們教育了中國人民團結抗日，教育了中國人民反對你們。
世界上的事物，對立雙方互相滲透，互相影響。國際上對立雙方也是互相滲透，互相影響。就像一個曲子中講的，“我儂兩個忒煞情多，好比一對泥人兒，將來一起都打破，再捏再塑再調合，我中有了你，你中也有了我。”世界也是兩個泥菩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資本主義世界有我們的人，社會主義世界有他們的人。匈牙利有人喜歡聽美國之音。有個人聽了美國之音，賣了食品躲在屋子裏等世界大戰。 蘇聯也有人喜歡聽美國之音，我們中國同樣有人喜歡聽。
總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的態度是：
第一，準備打。打起來就準備奪取最後勝利。而且是加一倍的勝利，現在是九億人口赤化。那時變成十八億。
第二，一個長時期打不起來，我看可能有十年、二十年。也可能更長。
打，就建設停止，專門打仗。但現在看打不起來。帝國主義現在在搞什麽？互相滲透。顛覆波蘭、匈牙利。現在世界上（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美國正在爭奪英國的殖民地，爭奪亞洲、非洲。這是世界主要矛盾。
現在世界上有三種力量：
1、社會主義力量。主張和平，反帝。
2、民族獨立力量。他們在和平與反帝問題上，可以程度不同地與我們合作。
3、帝國主義力量。打仗對他們好處不大。不打仗美國就要同英國、法國爭奪殖民地，爭奪亞洲、非洲，他們的方針與我們的估計不的而同，好像是我們叫他們這樣做。
主要的衝突地區有：①、印度、巴基斯坦②、敘利亞、摩洛哥③、中東的廣大地（區）位。洛克菲勒的文章對此作了分析，很值得一看。主要目標是爭奪殖民地。
十一、少數民族與大漢族主義
中國有幾千萬少數民族，他們占有全國60%的土地。十大關係中有一條講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漢族與少數民換的關係一定要搞好。主要要解決大漢族主義問體。這個問題一直沒解決好。中共中央準備開中央全會來討論解決統一戰線和少數民族問題，一定要改變作風，改變不尊重少數民族的作風。
西藏有一派人要搞獨立王國，要去找印度支持，達賴喇嘛動搖了。印度邀請來了，我們做了工作，不聽，就讓他們去了。英國在印度多倫堡搞了個情報中心，專心破壞我們同西藏的團結。尼赫魯與周總理說過多倫堡是個間諜中心。我們對走的人說，你們要走也可以，但是對你們不見得好。
我們與西藏有個十七條。西藏的製度一定要改革，但改革要征得你們的同意，你們不同意改就不改。第二五年計劃期間可以不改。第三五年計劃期間改不改，也得看你們的意見，要改即改，不改即不改，為什麽要那樣著急。
十二、建設和人民生活
中國可能在三個五年計劃之後初步改變麵貌，對工業化，蘇聯有一個路線，我們也有個路線。我們與蘇聯做法上有一些不同，在《十大關係》講話中，我講過這個問題。主要是重輕農的投資比例適當，蘇聯重輕農的比例是9：1，重工業是九，輕農是一，對農民有竭擇而漁的味道。當然這是為了國家建設。但農民積極性不高，市場不夠興旺。重工業市場在哪裏？在輕工業和農業那裏。中國有五億農民。 像第一個五年計劃重輕農的比例是8：1，實行結果是7：1，我看第二個五年計劃搞成6：1比較好。是否可行，請國務院同誌研究一下。 我沒有專門研究。
輕工業和農業是一個東西。沒有農業也沒有輕工業。沒有輕工業就沒有重工業。原料沒有，市場沒有，怎麽搞重工業！
重工業應當為優先發展，6 ：1還是優先發展。仍然是符合生產力發展規律，但是走了一點新的道路，表麵上看起來重工業投資比例比蘇聯小，速度要比蘇聯慢一些，但實際上可能反而要快一些。我們的希望寄托在這裏，我們有比蘇聯發展速度快一點的可能。蘇聯在舊俄時代的1913年，是400萬噸鋼，1921年恢複到400萬噸鋼，1941年增到1800萬噸，比舊俄增加1400萬噸。即21年增加了1400萬噸，我們的老底是90萬噸鋼。1950年統計的，主要是日本人在東北搞的。 從1950年起如果能有21年的和平環境，像蘇聯那樣，那麽1950年到1971年，即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我可以斷定，我們的鋼不止1千8百萬噸，可能達到2千萬噸。當然如果帝國主義不給我們和平機會，天下大亂了，我也就隻好打了以後再建設。一開打，就是赤化全世界了。更大的可能是打不起來。
所以在建設方針上走一點迂回的道路可能更好。要讓農民吃飽，讓市場情況好一點。要多做工作，使農民有購買力。隻有農民能生產出更多的糧食，輕工業才有原料。農業發展了，輕工業才有市場，化肥才有市場，鋼鐵才有市場，電力才有市場。也就是說，重工業才有市場，才更能發展。重工業有了市場又會反過來促使農業、輕工業的潛力發揮出來。我們對革命有較多的經驗，犯過錯誤，翻過跟鬥，有把握。對經濟建設沒有經驗，我們希望不翻大跟鬥，不犯大錯誤。不用像民主革命時，把蘇區90%的地方都丟了，最後來個二萬五千裏長征。錯誤是難免的，但不應弄得全國根據地丟了，隻剩下陝北等幾個小地方。經濟建設可以少犯一些錯誤，犯錯誤也不用犯那麽大的錯誤，花的代價不那麽多，這就是我的要求。現在我們還缺少經驗，不知道事情應當怎樣做才恰當。許多事還要積累經驗。
蘇聯究竟好不好？還要不要繼續學。蘇聯是好的，還要繼續學。
蘇聯還是個好國家。他們幫我們辦了這麽多的工廠，包括軍事工廠。英、法、美幫了我們沒有？沒有。沒有一個國家像蘇聯那樣幫我們設計這麽多工廠，建設起這麽多工廠！沒有一個國家能象這樣幫我們，能這樣幫我們的還是蘇聯，——社會主義的蘇聯。蘇聯的缺點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和他們是一類國家。我們仍要以學習蘇聯為主。我們要向一切國家學習，美國、德國、法國、日本、英國都要學。各國外語也都要學，單學俄語不夠。但主要以學蘇聯為主。隻有他們肯教會我們設計，隻有他們肯給我們裝備。隻有他們能給我們援助。真正幫助我們的是蘇聯。所以學習蘇聯是我們的重點。
學習有幾種態度。教條主義態度也是學習，好壞一起學。另一種態度是學先進經驗。教條主義的學習態度不對，我們要學先進經驗。 我們的報刊上並沒有提出學落後經驗，但有時實際上把落後的東西當先進的經驗學來了。這種情況要避免。
要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團結。同亞非被侵略的國家團結，但首先要同蘇聯團結。蘇聯可靠。帝國主義國家沒良心，不可靠。杜勒斯有什麽良心？他很成問題，天天罵我們，把台灣侵占著不放。
好了。幾點鍾了？七點。三、四、五、六、七講了四個多鍾頭了。不講了。（鼓掌）
（成本禹記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