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潛按：近日讀了一點戚本禹回憶錄及有關評論文章。這是文革當事人自己提供的第一手資料，而且這個當事人還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人物，因此，覺得此書對於了解毛中國尤其是文革這段曆史，有很好的參考價值。因擬搬運個人覺得比較重要的有關章節到這裏。希望能引起大家的理性的評論和爭論。曆史確實是複雜的。但合於情理的爭論，總是能夠使我們更近一點的接近）
第五章 第一次感觸黨內、軍內驚心動魄的高層鬥爭
5．1 關於“高、饒反黨集團”案
毛主席的治國思想裏有一條是很堅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權製。他讚成秦始皇的郡縣製，不讚成分封製。新中國中央政府已經建立了，如果再長期在各地有中央的代表機構，那就等於是有一個大中央，幾個小中央了。1951年毛主席順應農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農村合作化，有的中央分局就公開發文件反對合作化。這樣的文件不需要中央批準，隻要向中央備案就行了。這些文件在下麵看來，就等於是中央文件，都要執行的。這一情形，我知道主席是很反感的。另據我觀察，毛主席對當時中央政府的一些領導，包括劉少奇和周恩來的一些做法，都不很滿意。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主要是以 1948年在石家莊建立的華北人民政府為班底組成的。建國初搞計劃，沒有經驗，計劃不周，問題出得不少，經常鬧出矛盾來。在這樣一個多重複雜情形交織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毛主席采取了一個新的戰略步驟，就是在 1952年把東北局的高崗、華東局的饒漱石、中南局的鄧子恢、西南局的鄧小平和西北局的習仲勳這五個中央分局的書記調來北京，調整和增設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分機構，加強中央統一領導。這就是後來一般所說的“五馬進京”。
高崗是個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東北，在1949年、1950年是支持了全國的，後來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崗把東北的經濟搞得挺好，因為距離蘇聯近，向蘇聯學了不少，搞計劃搞得也好。所以，五馬進京，主席調高崗到中央管計劃，後來就有人說，“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高崗與劉少奇有矛盾（到底是什麽矛盾？怎麽產生的？這是個值得研究者發掘的曆史點），主席調高崗進京，確實還有一個用意，就是讓高崗在政治上平衡劉少奇。
那時主席對於劉少奇搞專權感到不滿實已很久了，我在文革中聽江青說，其起源在於延安分兵留下的後遺症。1947年胡宗南依仗強大兵力進攻延安，主席想：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用這個道理說服中央機關撤離延安，同時主張分兵，堅守陝北，打通西安。本來該是劉少奇堅守陝北的，可劉少奇不會打仗，主席就自己堅守陝北，讓劉少奇代表中央，讓朱德指揮軍隊，率領中央工委到比較安全的華北，因為華北有粟裕和彭德懷為其各擋一麵。用康老（康生)的話說，毛主席這是“有劉邦的苦衷”【注1】。主席率領中央前委轉戰陝北，以區區人馬對抗胡宗南20萬大軍，忙得不可開交，又因為發電報，容易被敵人跟蹤到信號，暴露自己的方位，就叫劉少奇一般事情就不要匯報，特別重大的事情才請示。劉少奇離開主席後，獨立指揮中央，形成習慣，以為自己就是中央了。在同年的華北土改期間，劉少奇向全國發指示，搞村村點火，處處冒煙，搬石頭，整幹部，打倒一大片。這些東西過左了，搞得雞飛狗跳、天怒人怨。
當時，連康老都受到影響，聽劉少奇的，跟著劉少奇的指揮棒在晉綏搞過左的東西。1948年主席進入山西之後，發現了問題，就想糾正，但是劉少奇已經形成了不請示主席、自己做決定、自己發文件的習慣了，主席回來了，他也不希望主席再幹預了。當時是在戰爭中，為了黨內團結，為了全國的勝利，主席也不便批評劉少奇過多，隻是暗示性批評過緊跟劉少奇的楊尚昆，期望楊尚昆提醒劉少奇注意一下。楊尚昆確實提醒過劉少奇，劉少奇點點頭，文件卻還是照發。到後來情形更加嚴重，黨內的重大事情，組織上提拔一個人，劉少奇都自己決定，讓楊尚昆向全國發文。這一情形一直延續到解放後。就是說，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主席一直沒有真正拿回中央的組織人事權。這樣主席和劉少奇就在工作上有矛盾了，而且已經出現了路線色彩，例如土改問題，合作化問題，就是帶有路線性質的。在這類路線問題上，高崗是支持毛主席的，而高崗當時在黨內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主席調他進京平衡劉少奇。
總理也有不匯報不請示的問題，例如上一章說過的，建國初很多地方工人、農民生活疾苦，情況很嚴重，總理比誰都知情，卻沒有把問題及時向主席匯報，請示主席怎麽解決，而是在秘書室把情況反映給主席之後，在主席的敦促下，才開中央會議討論解決方案。在一些事情上主席也批評過總理，但主席對總理的不滿意，性質上有別於對劉少奇的不滿意。例如，總理主管財經方麵的工作，財經方麵的問題出了很多，物價漲了，票子發多了，等等。總理說，不是不請示主席，是請示主席就不能幹事了，一個問題就要匯報半天，什麽事情都匯報，那整天都隻有匯報了，別的事情就不能做了，隻能當機立斷。總理對我們這樣說，是想得到我們的理解甚至同情。他說了很多，我理解總理，因為經濟問題非常具體，不好說清楚，說起來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完，要講前因後果的。比如要進口什麽東西，就很複雜，從哪裏進呀，用匯呀，等等。這就好比一個公司，什麽事情都要先匯報，等匯報完了，事情也耽誤了。當然，有些問題，總理也是拿不準主席的意見，就回避。例如搞新稅製，搞財金減稅，資本家減稅，國營企業卻要加稅。這一條在主席那行不通，主席認為至少同等，兩免三減半。主席批評總理抓小事，這樣的大事卻抓不好。外交部和軍隊裏很多人都替總理說話，說不是總理的責任。後來就追到薄一波，就發生了薄一波錯誤【注2】。
高崗好像不很尊重總理的。我進中南海的時候，當時中南海有兩個舞會，一個是主席那裏，另一個是總理在紫光閣單獨有個舞會。高崗一來，就在他自己家裏也開了舞會，變成了中央有三個舞會。那些舞會跳正統的、規範的交際舞。我當時年輕，也常去參加的。我聽高崗秘書說，高崗叫總理去他那兒參加舞會，就像是指揮部下一樣指揮總理。當然這隻是一點跡象，或許不能說明什麽問題。關於高崗和總理的關係，高崗夫人李力群有個回憶，其中有些內容是可作參考的。李力群說，高崗從來就沒有反總理，倒是在毛主席麵前給總理說過不少好話。李力群既然這樣說，就說明當時高崗和總理之間的關係，不管出於什麽原因，都是有不協調的因素的。高崗主持的經委和總理主持的政務院是平行的，高崗當時還是第一副主席，宋慶齡、李濟深這些民主人士副主席，是擺樣子的，不能定事情的，按工作程序總理也要向高崗匯報的。高崗出問題了，在七屆四中全會受到中央批評，之後立即就有一個“高崗問題座談會” （這兩個會議主席都沒有參加）。
這個座談會是周總理主持的，會上陳雲他們一大批人揭發高崗這個那個，高崗反駁，周總理不讓他反駁。這也可以反過去證明，高崗之前和總理的關係應該是不融洽。
高崗對於主席調他進京的用意有明顯的判斷錯誤。他當東北王當慣了，到中央以為是主席喜歡他，其實主席是倚重他而已，不是像喜歡林彪、粟裕那樣的喜歡他【注3】。他在工作上是很有能力，但在物質生活和道德生活上是腐爛的，在東北亂七八糟的事情太多，還搞了一個北歐女人，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細，是不是什麽國家的間諜。主席對腐敗問題一向是深惡痛絕的，他的那些事情主席不會一點不知道，知道了就不會喜歡他。劉少奇不願意搞合作化，要搞一段新民主主義，“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注4】還有亂發文件，這些主席的確也是不滿意的。1953年年底，主席帶人到南方搞憲法，讓大家想一想，提提建議，看中央日常工作怎麽安排。這個時候，高崗誤解了主席的意思，他跟陳雲、鄧小平他們私下商量，多設幾個副主席，輪流值班，你一個，我一個。這就等於真理過一步就是謬誤。拉幫結夥，搞宗派在當時是比劉少奇反對搞合作化還要嚴重的錯誤，主席當然也不能放任自流。無論誰，一旦卷入宗派之中，主席打擊起來都是毫不手軟的。這就難免給一些人以利用的機會。劉少奇搞掉高崗，明顯是利用了主席的毫不手軟打擊宗派主義。陳雲、鄧小平到主席那裏告狀，劉少奇就有了機會，就借機搞名堂，說高崗是分裂黨，還裏通外國。這樣，主席也隻好把高崗拿下【注5】。高崗當時自殺了，如果不自殺，也許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弄清楚，比如“你一個，我一個”這個話，到底是什麽一個情況下說出來的？到底是誰說的？到底是什麽意思？問題要弄清楚了，也許就沒多大個事了。
劉少奇的人特別喜歡在底下四處散布關於高崗生活上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把高崗講得像魔鬼一樣。高崗的那些事是有，不能說是無中生有。但劉少奇那些人在散播中是誇張過分的。我們秘書室是何載去參加中央會議旁聽的，何載回來後就跟我們大講特講高崗的生活作風問題。後來劉少奇叫何載寫關於高崗問題的社論，何載肚子裏東西不多，寫不來社論，就叫我幫他弄，我那時也不知道高層鬥爭那麽複雜，就幫他弄，我弄了好幾個晚上沒有睡覺，弄出個題目來叫“保持黨的團結”。我念初中時就看過斯大林寫的《列寧主義問題》等書，所以很多地方我就根據上麵的語言稍作改變就寫到社論裏去了。何載為了動員我幫他寫社論，又跟我講了很多高崗的事。
高崗事件確有蘇聯因素。高崗是經常給蘇聯提供情報的，關鍵時刻，蘇聯出賣了高崗，踩了他一腳，把他的材料給了主席。這好像是給主席送禮。高崗說要建立聯邦共和國，美國要打過來，那就如何如何。那其實是底下說說。有人說他給蘇聯提了，跟蘇聯提了那就問題大了。我覺得，說高崗“裏通外國”，從黨的原則上來說，也是可以講得通的，因為他是通了外國的。隻不過這個外國不是帝國主義國家，而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又還要作曆史分析。共產國際剛剛解散，一些習慣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變的。而且高崗較長時間主政東北，與蘇聯為鄰，為搞好與蘇聯的關係，獲取支援，向蘇聯通報一些情況是在所難免的。但是，說高崗賣國就不能成立，他賣國是不可能的，並且在毛主席提出批評之後，他馬上就不再繼續向蘇聯通報情況了。
劉少奇、王明那時都是親蘇聯的。蘇聯踩高崗一腳是不是劉少奇一派搞的陰謀，讓蘇聯支持劉少奇？這就不好說了。但“莫斯科派”（“國際派”）發揮了作用是無疑問的。戰爭年代，王明是“莫斯科派”的領袖，唯斯大林馬首是瞻。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這些人其實都是“莫斯科派”的。王明搞左傾路線的時候，周恩來、張聞天就是王明的堅決支持者。雖然延安整風後，王明路線不吃香了，王明和他的“莫斯科派”遭到分化，劉少奇成為了毛主席的支持者，周恩來遭受了批評，關向應、任弼時這些人已經轉向了毛主席。但周恩來與王明有那麽深的曆史淵源，怎麽可能完全分手呢？解放後他們實際上還是關係很好，而解放後王明在黨內還是很有力量的，“二十八個半”中的人，還在黨內的，好些都還是王明的支持者。王明那時支持劉少奇，周恩來跟王明。這就好像“莫斯科派”又重新集結起來了，隻是當年的王明為核心變成了現在的劉少奇為核心了。高崗如果真像事發後傳出的那樣和總理過不去，要打倒總理，而蘇聯又出賣高崗，狠踩他一腳，那主席就是想保他，也是保不住的。降職使用，讓他去當個地委書記，恐怕就是主席當時最大的能力了。高崗要是不自殺，就是去當個地委書記，也還可以東山再起，可是他自殺了，說什麽也沒用了。所以，主席對他的自殺是很惋惜、很氣憤的。但主席對他的遺孀李力群和她的孩子都關照不錯。相反，周總理對李力群和她的孩子是有點刻薄的。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主席和總理在對待犯了錯誤的同誌方麵還是很不同的。
饒漱石的問題和高崗還不一樣，饒漱石案子是完全的冤案。連高崗都說，把饒漱石搞進去，是大冤案。饒漱石調來中央是當組織部長。組織部原來的部長是李富春，李富春調到政務院後，主持組織部工作的是副部長安子文。主席為什麽不讓安子文直接接任組織部長呢？剛才說過，劉少奇、楊尚昆他們以中央名義發文的問題，並沒有因為毛主席的委婉批評而收斂，違反組織原則一直違反到解放後。後來因為一個重要文件主席發火了，說以後重要文件不經過我的同意，不能以中共中央名義發。我是黨的主席，你們卻發文不經過我的同意。話說到這個程度，就說明主席是忍無可忍了。這個事情華國鋒1977年把它公布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裏了，其中的《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說的就是這個事，全文如下：
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
（一）請負責檢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過檢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我看過的（我出巡及患病請假時間內者不算在內）以其結果告我；
（二）過去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注6：該文件具體來源和原注釋】。
安子文也是劉少奇的老部下、心腹大將，他在以副部長身份主持組織部工作期間，行為和楊尚昆如出一轍，在劉少奇的授意之下，有好多重大的事情都不請示主席，甚至任命省一級的幹部都不請示毛主席。安子文當時還犯了很多其他錯誤，例如提倡剝削，公開支持黨員雇工，說黨員不帶頭雇工，群眾就不敢雇工，生產就不能發展；還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占三分之二，我們的黨應該是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的黨……。所以組織部長的位置，主席沒有讓他接，是調來饒漱石接。
饒漱石這個人很不簡單，是很有能力的。他原來是留學蘇聯的，見過斯大林，是“莫斯科派”“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裏麵的，後來從王明陣營裏反出來了。饒漱石上任組織部長後，就了解到安子文私自擬定八大的政治局委員名單——這事很可能是劉少奇授意的，沒有劉少奇的授意，安子文怎麽敢？實際上，劉少奇一直是想插手軍隊的，但軍隊沒有人聽他的，他插不進去，就通過安子文控製下的組織部，在黨內安排自己的人。當時就有傳言，說黨、政、財權都不在主席手裏：黨權是在安子文，政權是在彭真，財權是在薄一波。這些都是劉少奇的人。所以組織部那個時候是劉少奇的重要力量。私擬政治局委員名單可是個大事，屬於黨內的小組織（宗派）活動。饒漱石就追查這個事件，追查下去當然要追到劉少奇那裏，但是劉少奇不承認，安子文就代他受過，一個人挨批了。劉少奇和饒漱石在新四軍時期就有矛盾，這個事情一出來，兩人的矛盾可能就更加深了。而饒漱石和高崗解放前就沒有工作關係，解放後即使都進京了，也沒有什麽工作上的交叉。劉少奇把饒漱石和高崗綁在一起，實際上不過是因為饒漱石揭露了安子文私定政治局名單，讓安子文替劉少奇受過遭受批判。安子文既然是劉少奇的人，那反安子文，就等於是反劉少奇了。高崗反劉少奇是分裂黨，那饒漱石反安子文也成了分裂黨。就是這麽個邏輯，它暴露了劉少奇的宗派思想。所以，劉少奇對高崗、對饒漱石，都是一點情麵都不留的。
饒漱石沒有倒，批判安子文還好，等到饒漱石倒了，說批安子文批錯了，安子文就穩坐了組織部，從副部長變成部長了，權威更高了。換句話說，劉少奇在黨內的力量因為饒漱石的倒台又加強了。高、饒的案子，在我看來，就是劉少奇搞的名堂。高崗再不好，但在合作化的問題上，在怎樣對待富農的問題上，都是正確的。劉少奇先就反對辦農業合作社，後來又認為搞合作化向社會主義過渡搞早了，主張搞一段資本主義，主張富農可以入黨，可以雇工，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在這些問題上，高崗和劉少奇有明顯的分歧，而主席是支持高崗，反對劉少奇的。主席在1953年6月政治局會議上公開但不點名批評過劉少奇，說他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想法，是阻礙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提法不妥，“走向”就是老在走，而沒有達到，或者不想達到（這些批評在1977年出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裏也有，見“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一文，但後來出的毛主席建國以來文稿就刪除了）。在這種一種情況下，毛主席又是那麽支持高崗，劉少奇不把高崗搞掉，是坐不穩權力的。（毛主席對劉少奇右傾思想的批評還進一步反映在高崗事情之後毛主席親自主編的“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之中。該書實際就是批評劉少奇的。主席還在一次中央的會上說，對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辦合作社，這不僅是個方向，而且是當前的任務。這其實也是針包括劉少奇本人在內的一批人的。而且1955年主席說的“小腳女人”表麵上是說鄧子恢，實際是批評劉少奇）。
主席信了劉少奇他們的，以為高崗、饒漱石真是一起的，就做了一次“黨的鍾馗”，讓劉少奇借了去打高崗、饒漱石。黨內當時是有很多人不信饒漱石和高崗是一起的。所以，毛主席在1955年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還在報告裏親自出麵說服黨代表接受饒漱石是和高崗一起反黨的說法。高崗、饒漱石都是劉少奇搞掉的，他很善於搞這些，不要以為他是傻瓜。主席調鄧小平進京，原意也是用他分劉少奇的權，但鄧小平和劉少奇搞到一起去了，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回頭看曆史，劉少奇、鄧小平都是高饒事件的直接得益者，而毛主席則是最大的受害者。
5．2 關於彭德懷等批判粟裕
1955 年，彭德懷在中南海的西樓開會鬥爭粟裕，罵粟裕罵的都是很下流的粗話。那是夏天，辦公室的窗戶都開著。我的辦公室離西樓會場的距離是兩部汽車並行的路寬加上人行道，合起來是十幾米，聲音斜傳過來還要再加幾十米，這麽樣的一個距離，彭德懷罵的下流話，我都可以聽到。我打聽了一下，知道是軍委在開會，就在休息的時候有意路過那裏看了看，發現主席不在，幾個老帥在，鄧小平也參加了。老帥資格老，坐在前麵靠著桌子，彭德懷在那裏拍桌子。後來知道，那次是批劉伯承的軍事教條主義，劉伯承是軍事學院的院長，粟裕在這個學院有兼職，受到牽連。彭德懷批粟裕的理由是說粟裕下命令，調動了幾個部隊為解放馬祖作準備。其實，這事粟裕和毛主席講過，毛主席也同意，隻是沒有形成文件。彭德懷他們就抓住這一點，說沒有毛主席的簽字，也不給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報告，就下達調動部隊的命令，是有野心，是極端個人主義，是想奪權。
粟裕這個人是很了不起的。黃橋戰役是粟裕指揮的，後來“七戰七捷”，那是不得了的。國民黨五大主力有三個都在那裏對付粟裕，粟裕照樣打勝仗。那時幾乎所有人都打得不好，聶榮臻丟了張家口，李先念打成中原突圍，林彪在東北四平打敗仗。唯獨就是粟裕打勝仗，還是在人家國民黨家門口打勝仗。陳毅也指揮過一個戰役，漣水戰役，結果打了敗仗，後來陳毅就不指揮了。那個張靈甫可是國民黨的第一英雄啊，那時我在上海，國民黨的報紙每天都宣傳他。他打敗陳毅後，向蔣介石吹牛，說共產黨算啥，我這個部隊就能把他們都消滅了。這“第一英雄”也還不是讓粟裕給收拾了！他那個部隊清一色的美式裝備，部隊訓練也好，都不怕死的。所以，打國民黨七十四師，解放軍也死了很多人的。林彪後來說過，那個仗他不敢打。建國後，論戰功，粟裕是應該評為元帥的，可粟裕卻從不爭功。江青對誰都看不上眼，但就是佩服粟裕。《南征北戰》這部電影是讚美粟裕的，就是江青親自去作指導的。毛主席也是偏愛粟裕的，見了粟裕一天都高興，聽到粟裕來，馬上出來迎接。李銀橋告訴我，淮海戰役後粟裕回中央，主席急急忙忙跑出來接。那是他們自井岡山後第一次見麵，主席高興得流淚！
毛主席抉擇抗美援朝的時候，最早是想叫粟裕去朝鮮的。因為指揮過用現代化武器進行大規模戰役的就是粟裕和林彪兩個人，別的人都沒有經驗，彭德懷沒有這個經驗，他那是小米加步槍，劉伯承也沒經驗。在解放戰爭中，繳獲美式現代化武器最多，並把它們用於作戰的，就是林彪的四野和粟裕的三野。他們兩人懂得怎麽運用那些遠程武器來打仗，而且兩人都組織過幾十萬人規模以上的大兵團作戰。粟裕腦袋上留有三塊彈片，時常會頭痛的，當時在住院。盡管如此，粟裕還是願意去朝鮮，但底下人反映他不能去，說他犯病時經常是不省人事的，無法指揮這麽重要的戰爭。最後主席親自給粟裕寫信，讓他安心養病。林彪不願去朝鮮跟美國打仗，就推稱有病，因為那是個苦差事，弄不好一世英名就沒有了。這方麵彭德懷是夠英雄的，他就敢去，但回來以後就驕傲了。
彭德懷鬥粟裕的時候，聶榮臻、徐向前也都很積極。當時說粟裕是得罪了三個半老帥，那半個是葉劍英。粟裕是隻聽毛主席的，其他人怎麽說，他都不管的。所以，彭德懷罵他，說他什麽他都承認，還自我檢討，這樣他們就鬥不下去了。不管彭德懷他們怎麽整他，主席還是信任他。毛主席說過：“粟裕是打不倒的，打起仗來我還是用粟裕”。彭德懷整劉伯承、整粟裕，在政治上是犯了大錯。劉伯承、粟裕底下有多少人啊！他們對彭德懷能滿意嗎？事實上當時不但是這些人對彭德懷不滿，而且是黨內普遍對彭德懷有怨氣。1957年，彭德懷又批判粟裕，說粟裕私自發布命令，調誌願軍回國。當時，調誌願軍回國是軍委決定了的，但總參不能發布命令，隻有軍委才能發布命令。粟裕是總參謀長，總參發布命令，涉嫌越權。彭德懷是常務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就抓住粟裕這個事情不放，小題大做。粟裕承認越權。其實那隻是一個程序問題，不是實質問題，如果不是軍委已經做了決定，那就是實質問題了。粟裕有了不起的戰功，又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毛主席都說粟裕是“大樹將軍”【注7】，對這樣一個人搞殘酷鬥爭，彭德懷的做法顯然是不妥的，甚至是犯了眾怒。這也為他後來在廬山會議上“牆倒眾人推”埋下了一個伏筆。
5．3 兩次高層鬥爭對我思想的觸動
我參加地下黨後，作為基層黨員，看到的黨內同誌關係是很好的。那時，我們同國民黨的鬥爭是很激烈、很堅決的。但自己同誌之間都是親密無間的，大家像是一家人，像兄弟一樣，誰有什麽缺點和錯誤，隻要不是原則問題，不傷害黨組織，一般都不太當回事。開生活會，有批評，也有自我批評，沒有什麽你害我，我害你，對哪怕最不好管理的黨員也不會搞什麽揭發鬥爭。黨員之間扯開臉皮，你罵我，我罵你，根本就聞所未聞。
錯誤和缺點，領導會批評幾句，在當時的條件下，領導一般也不可能講得很多，隻是對要害的問題點到為止。領導一講，我們就懂了，就會注意改正。因此，我那時對黨內鬥爭的激烈程度是沒有什麽體會的。高崗的事情暴露出來，給我的震驚是非常大的。第一個震驚是我沒有想到黨內高層鬥爭會會是那樣一種方式，那樣一種驚心動魄。那些平時很受尊敬的領導，相互鬥爭起來是不得了啊。我親眼見到劉少奇和高崗相互鬥罵，王光美哭起來了。黨內鬥爭似乎是一個傳統，當它是為了正確的路線，就像延安整風那樣，是公開的，是光明正大的，即使表現很激烈，也不是壞事；當它是為了個人權力和小組織利益，變成搞宗派活動、搞陰謀詭計，那就損害到黨的肌體和黨的團結，而且有的時候損害是非常大的。高、饒事件無疑是一次對黨的肌體、對黨的團結的巨大的損害。這一事件的受益者，剛才說過，主要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這些人。而毛主席其實是受害人，不僅當時就直接損失了自己路線的強有力黨內支持者，而且現在還在蒙受汙蔑，還在代劉少奇、鄧小平、陳雲這些人受過。
第二個震驚還不是高崗的分裂黨或者裏通外國的問題，而是他的腐敗問題。那時我對於他的分裂黨、裏通外國的事情，並不是完全能理解和接受，但對於他的腐敗卻是非常反感的。1949年的時候，黨內腐敗問題還像是太陽黑子那樣不明顯，1950年我來秘書室不久為毛主席處理群眾來信來訪，也聽聞到不少黨的幹部腐化變質的事情，包括那些軍隊高級將領的夫人來中南海反映的、他們的將軍丈夫和其他一些軍隊高級幹部腐化變質的事情；高崗事情一出來，我就聯想到了這些事情，但他們也都沒有高崗那麽嚴重，就是殺了的劉青山、張子善也沒有那麽嚴重。高崗的腐敗一傳下來，我就對黨的看法都有了變化：怎麽會這樣呢？現在有人呼籲給高崗平反，平反不平反，我是不在意的。因為高崗在物質講究上比劉少奇還嚴重，拉幫結派和劉少奇類似，生活作風又嚴重不檢點，憑這幾點要在文革中也是走資派。不過，我希望饒漱石要平反，他是一個貢獻很大的黨的高級幹部，黨性強、組織性強、廉潔、光明正大。他是一個真的大冤案啊！不平反對於恢複黨的威信是不好的。
至於彭德懷他們批鬥粟裕，它一發生，我就更對黨內一些人和一些事感到失望了。彭德懷戰功赫赫，是元帥，我一向也是很敬佩的。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後，和他在一個院子裏麵，他去小灶食堂吃飯，我們去吃大灶，經常會在路上遇到他。那條路很窄，隻有一個多人寬，兩個人相遇要側身才能過去。我們在路上碰到他的時候，他總是停下來，側身在一邊等著，讓我們先過去。我說，你是大元帥，你先走。他說，不行，你們走，你們走。所以我對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但沒有想到，他對粟裕罵那麽下流的話。戰士都不罵的，一個我們敬佩的首長怎麽能罵呢？他可能是口頭語，可是我們聽到就不舒服。
我在搞地下黨的時候，整天被人抓，整天東躲西藏的。突然有一天解放了，誰解放的？粟裕解放的。我的家鄉威海也是他解放的。我可以說是抱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書，心中裝著保爾•柯察金參加革命的。所以，我這個人有點英雄崇拜情節，粟裕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大英雄。我曾仿司馬遷“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的句子，刻章一枚，上寫“粟裕門下牛馬走”，以表示對他由衷的敬佩。看到彭德懷大罵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心裏是很不滿的。我很驚奇，也很不解，就問何載。何載說，嗨，這個老幹部都是這樣的，你不懂，你是個小資產階級。但我和毛主席接觸了十八年，毛主席從來沒有動粗罵人，最難聽的恐怕就是“放屁” ，而且居然還能把它寫進詩詞裏麵去，真可謂化腐朽為神奇。我也沒有聽到周總理罵什麽粗野的話。不過，有一次我跟康生說起周總理不說粗野的話時，康生說，嘿，你不知道。康生對周總理更了解，但周總理在和我們的接觸中的確沒有說過粗話。
高、饒事件和粟裕蒙難這兩個事情一發生，我就更加有點理解毛主席進城前說的那些話了：“兩個務必”、“進城趕考”、“萬裏長征剛走完第一步”、“我們不等做李自成”、“不能當劉宗敏”等等。
1955年我自己還處理過一個高級幹部變質案。新疆農墾文工團的一個唱京劇的有名的花旦，一個小姑娘，來告一位很高級別的將軍，說他和她生下孩子後又不管她們母子了。她去找他，他就告訴下麵的人說他不認識她，不見。這事情是我和王文兩個人直接處理的，但知情者還有楊尚昆和他的秘書孟繁述。當時，我是科長，王文是我科裏的，是支部書記。凡控告這一類的信件，我讓王文具體負責。他把小姑娘告狀的事告訴我之後，我覺得我們兩人級別不夠，聽多了不合適。我就去找楊尚昆的第一大秘書孟繁述匯報，說有人來告某某，我們不好談，你看是不是請楊主任出來見一見？孟繁述也覺得這是大事就立即請示了。可楊尚昆說，你們去談，不要說我，不要答應說領導要見，我也不能見。你們談了以後，寫出來按程序往上報，寫出報告後我再報告主席。但是，我們談了把情況都匯報給他了，他還是一點動靜沒有，也不給主席匯報。這位姑娘告狀的時候就住在崇文門外花市上三條，見不到中央領導，得不到答複，她就天天到中南海來，比我們上班還來得早。我知道這事兒那位將軍不對，可是我不能處理他。那姑娘又挺可憐的，而楊尚昆到了也沒跟主席說這事，我就自己給新疆打了個電話，找了那裏的領導人，叫他們來把小姑娘接走，還叮囑千萬不要報複她，否則再出了什麽問題，比如她想不開了自殺了，那責任追究起來就都要受處分了。後來新疆派來一個副書記接人，問我到底怎麽回事，我就對他講，不要多問，她要跟你講，你們也不準擴散，擴散了你們自己恐怕也會有麻煩的。我又勸這個女孩子，調一個單位，找個人結婚，不要再提這個事兒，忘掉，就當做了一場惡夢。她說，我對××（職務）還有感情，不願嫁人。她又問我她能不能回老家。我說，回老家，人家問你孩子哪兒來的，你怎麽回答？給你調個地方吧。後來這個女孩沒有再來，可能新疆那邊處理好了。
楊尚昆回避，我和王文就隻好商量著處理。這件事那位將軍不承認。可人家小姑娘講得有根有據的，將軍身上有什麽疤痕，她都講了，不會是捏造的。這事我都不願意再提，真覺得將軍給黨丟臉，他做的還不如一個普通男人，一點兒不負責任，更不如托爾斯泰《複活》裏的聶赫留朵夫！人家最後還知道懺悔呢，將軍卻不知道懺悔。毛主席當時是黨中央的最高領導，群眾來訪他不可能都出來接見。這個級別人物的事，我不能自己上報主席。而楊尚昆該匯報的卻不匯報。所以，毛主席是不知道的。在我看來，就腐化變質而言，黨內的“高崗”，決不是一個。
高崗事情、粟裕蒙難和這位很高級別的將軍的不齒行徑，以及建國初那些老大姐們反映的高級將軍們的腐化變質和墮落行為，都加在一起，我就開始讚成和擁護毛主席的純潔黨的思想了。所以不久之後，即1957年黨內整風運動開始後，我就積極參加整風運動，給秘書室和中辦的一些領導提意見，成為了中南海“八司馬事件”的主要發起人之一。再後來，我也是滿懷熱情和真誠積極投身於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造反派也造了那位高級將軍的反，但毛主席不知道他在新疆的那些事還要保他，而且是讓我去保他。我真是不情不願。主席要保我也不敢不保，就出來為他說好話。我對造反派們說：“將軍當年打仗非常英勇，全國的解放，他是有功勞的，他是你們的解放者，也是我的解放者。”將軍為此給我寫過感謝信，用毛筆寫的，寫得很誠懇：“很感謝你在這麽困難的時候幫助我，你講的話非常好，我會永遠記住……”我1968年出事後，這封信也被抄走了，估計他們燒了。鄧小平上台後，這位將軍，當了很大的官。後來去世葬禮很隆重，給他的評價很高。
毛主席發動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由主席親自指定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可是，大概是那三塊彈片的原因，粟裕身體不行，他有幾次打電話給我說，我頭痛的不行，不能來開會，你千萬給我說說，我好了就來參加。
無產階級政黨如何在取得政權之後防範黨的幹部腐化變質、黨自身的腐敗變質、不正常的黨內鬥爭和軍內山頭主義等等，對黨的肌體和黨的團結的損害，是無產階級政黨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種積極的探索。但最後還是沒有完全解決這些問題。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有勇氣和智慧，找到合適的辦法解決好這些問題，否則即使建立起來了無產階級的政權，也難免遭受黨內腐敗分子和新生的資產階級的顛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