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六十年來偶像及榜樣變遷的思索

[ZT} 中國六十年來偶像及榜樣變遷的思索
 - 郭少坤

   偶像一詞的最早來源則是遠古時代人類出於對自然的崇拜與敬畏而人為地製作出來的膜拜對象。而現在，在英文裏偶像是ICON，意為某一行業，某一領域的標誌性人物。要搞清楚偶像崇拜，首先起碼得搞清楚偶像是什麽意思吧？偶像是種精神寄托，也是個人信仰，是時代需要，也是個人需要。因為大眾成就的偶像在曆史長河裏沉澱下去的隻能叫榜樣或者人物；而不是偶像。那麽，中國人是不是有著自己的偶像呢？即使是榜樣和人物，我們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六十周年又有那人算是榜樣和人物，同時值得人們學習或者紀念呢？我們不妨稍加回顧。 

   先說偶像，有人說中國是一個缺乏信仰的民族，也就是說是一個沒有崇拜精神圖騰的民族。即沒有偶像的民族。其實不然，我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充滿著對信仰追求的民族，隻是沒有規範化的信仰，沒有固定的偶像崇拜。因此，中國人對偶像始終是充滿了饑渴感，以至於對什麽都盲目崇拜。追溯曆史，我們看到中國人有崇拜老子的，有崇拜孔子的，有崇拜佛祖的，有崇拜關神爺（關公）的，有崇拜灶神爺（趙公明）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雖然是官方朝庭的皇帝們大部分都是朝拜天地，敬畏鬼神，但是他們對最高境界的信仰仍然是一無所知，即使是一些皇帝的老師孔子也對信仰是苦苦追求著的，“朝聞道，夕死可也！”孔子對最高信仰的追求精神可見一斑。顯然，普通老百姓對信仰的構建和確立就更難以形成了。於是，中國人隻有在自己迷失方向和走投無路時盲目跪拜，人為的製造偶像進行盲目崇拜自古以來也就就成了中國人的一大特征，連什麽雷公、風神、雨神、大仙之類也都成了信仰迷失的中國老百姓崇拜敬畏的偶像。這種現象延綿不絕，直到中共建國後把以上視為迷信並統統打倒，甚至連一直支撐著中華文明中流砥柱的儒家文化及其創始人孔夫子也沒有幸免。準確無誤地講，中國是自共產黨執政以後才真正沒有了偶像，唯一的偶像就是被強迫中國人必需頂禮膜拜的天安門城樓上的那張畫像——毛澤東。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改革開放的到來，那座偶像好像有所遜色，但是共產黨人尤其是領導人從來沒有放棄過對這座偶像的崇拜，並以此還在欺騙著中國人。盡管是連他們從內心世界裏也不信任這座偶像，但處於個人權力的鞏固需要，還是在用大眾媒體影響著人們的思想，什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就沒有共產黨的今天”等諸如此類的極左東西，一直是當今宣傳的主流。因此，偶像還是毛澤東，是這個連自己都沒有信仰並自稱“無法無天”的混世魔王。那麽，毛澤東究竟真的還是中國人的偶像嗎？非也！ 

   有則笑話，說山西煤礦的一個老板來到北京找高幹子弟辦事，那個高幹子弟對這個老板說：“你給我一千萬，在北京什麽事情我都能幫你搞定。”老板悄悄地對他說：“我給你一億，你能把天安門城樓上掛的那個像片換成俺爹的嗎？！”……什麽是偶像，在此，不也就一目了然了嗎！

   中國人沒有了偶像，也就剩下生活中學習的所謂模範榜樣和英雄人物了。中國六十年以來所宣傳的英雄模範人物並不是為了推翻幾千年的封建專製製度的那些人物，像孫中山、譚嗣同、康有為、陳獨秀等這些曆史上的革命先驅者，在媒體上很少見到宣傳他們的業績。人們能夠看到的隻是一些為了共產黨的勝利和共和國的建立而犧牲的人物，從共產黨在中國成立以來，對毛澤東的個人宣傳到在抗日戰爭、二次國共內戰爭中犧牲或者作出過貢獻的共產黨人基本上涵蓋了媒體和文化教育的全部，中國人除去知道毛澤東之外，就知道共產黨、八路軍及其他們裏麵的領導人和英雄人物，什麽董存瑞、黃繼光、劉胡蘭基本上家喻戶曉，建國後的什麽雷峰、王傑、焦裕祿更是成了“新中國”後一代又一代的學習榜樣。總之，凡是符合共產黨的政治標準和審美條件的都是英雄模範人物，否則，你就是為了中華民族和中國的老百姓作出再大再多貢獻的人也無法成為媒體焦點，成為文化教育中的人物，在這種蔑視曆史突出個人意誌的指導思想下，即使是被共產黨宣傳突出過的人物也會因為政治原因被打入冷宮之內，最明顯的例證就是那個曾經為了共產黨的勝利和共和國的建立作出過卓越貢獻的林彪大元帥，這個曾經被捧到天上的共產黨領袖人物，隻是因為和毛澤東過不去，便從此折戟沉沙消失在人間。因此，如果說我們的這個國家所宣傳和號召學習的人物是的否正確，是否經得起曆史的檢驗和真理的推敲都不知道，連這個國家的主人是誰？領袖人物是誰都難以確定，誰還再相信他們的宣傳呢。 

   就拿那個家喻戶曉的雷鋒來說吧，他的精神的確有可貴之處，比如說他對事業的熱愛，對弱者的關懷，但他奉獻的對象和標準隻是“無產階級性”的。他的那句“對待同誌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就是他自私狹隘的見證，因為，在他眼裏，隻有根據黨的原則立場去做事，黨說誰好他才去愛，黨說誰是同誌他才去幫助。否則，對待其他人不但是不會愛和幫助，甚至會對其“殘酷無情”。這種狹隘的胸懷顯然是不符合人類社會文明要求的，所謂的道德觀念當然更是反普世價值的。由此看來，雷鋒精神隻不過是共產主義理想的狹隘表現，並不是值得提倡的符合全人類文明標準的博愛精神和普世價值，因而，他也將和已經破滅的共產主義理想一樣注定被曆史所淘汰。
 
   再說焦裕祿，這個本來應該一直被理想化和發揚光大的共產黨基層幹部，在這個清廉之風蕩然無存、腐敗糜爛的官場上早已經是昔日黃花，在社會上更加是絕跡，在這個“一切向錢看”和賣官鬻爵的現實中，如果誰再說“學習焦裕祿”，誰就會被立即稱為“傻冒”，因此，焦裕祿的榜樣作用也就根本無從談起了。 

   至於曾經樹立起來的那些英雄模範人物，也都隨著改革開放所發生的變化逐漸遠離人們的視野和心中，當然也就沒有任何分析與評價的必要了。 


   那麽，在當今的中國，究竟還剩下什麽可供人民在生活中學習和效仿的呢？依我看，什麽都沒有了，如果說有，那就是三個字，即“忽悠”和“錢”。
 
   眾所周知，媒體的思想能極大地左右民眾（特別是青少年）的思想，一個國家的文化教育和輿論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看看現在的教育問題，一邊是課本上的“共產主義理想”說教，一邊是現代化媒體（電視、網絡）上的不倫不類，被篡改了的曆史事實，被演義了的真實故事，被歪曲了真相的英雄人物形象，被惡搞了的傳統文化，已經把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弄得神魂顛倒，是非不分，當很多大學生們一隻腳走出校門，一隻腳踏入社會時，他們就驚呼：原來我們被欺騙了，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被“忽悠”了！ 

   可想而知，一個國家的教育和輿論都已經這樣了，做為被引導的民眾又如何清楚內裏的實質呢？所以，中國人沒有了可以效仿的榜樣，隻有“跟著感覺走”下去了。
 
   現在給中國人最大的感覺就是“沒有錢不行”，因為沒有錢就買不起房、娶不上媳婦、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活得不自在，因此，追逐金錢也就成了最高的目標和時尚，有了金錢也就成了最時髦的風流人物，榜樣就是大款，就是富豪，就是明星，就是當官的“能人”，就是“不管白貓黑貓拿得住老鼠的好貓”，也就這樣，一個物欲橫流、人性匱乏的“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市場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都已經被扭曲，社會已經把所有的人思想都大同化，絕大部分人都是在為金錢而活著和掙紮，很少有人在為民族的複興和個人生命深層次的意義而探討和努力，別說什麽偶像，特別是精神圖騰，早已在現代人的世界坍塌甚至銷聲匿跡。人們已經不需要“遮羞布”了，大家最受用的是帶色的段子和財富的積累，私欲的膨脹。以前的人們行為準則基於情感（民族大義、祖國情懷），現在的行為準則基於本能。“我這樣做完全是處於我的本能，有錯嗎？”也許是很多人判斷是非的標準吧。 

   中國人的生活已經遠離了英雄和榜樣，就連共產黨製造的英雄模範人物也已成為了中國人開涮的小品。“見賢思齊”早已成為隻存在於科教書和寫在答題紙上的一句“古人雲”而已。整個社會在走向世俗化，在物欲橫流中，中國人的精神天空變得黯然失色了，在物質需求得到大幅度大範圍滿足的同時，追求的不再是積極進取的昂揚的精神狀態，而更多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本苦短，行樂須及時”等腐朽的思維方式，心靈空虛，甘做庸人者比比皆是，憂國愛民者廖若晨星。如果說這種現象是經濟建設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倒不如說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正在走向前所未有的衰落的開始。
 
   共和國建國以來，前30年把人變成了盲目崇拜偶像的工具；後30年終於完成了從人到貓的轉變，從一個文化傳統悠久的文明古國，變成了一個喪失傳統的荒原；從一個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到一個自私自利、道德淪喪、貪官汙吏橫行的動物世界。我們不能不驚呼：中國需要真正的偶像和榜樣了！ 

   我們需要偶像，但不需要被別人指定的偶像，曆史證明：隻要個人偏離了全社會被迫崇拜和迷信，追隨被別人指定的偶像，就會危及生存。這就要求國家允許信仰自由，任何人和組織都不得幹涉公民的信仰自由，隻有信仰自由才能使信仰者不會被強迫崇拜偶像，並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偶像，隻有具有信仰的人才能堅定不移地作出有益於他人的好事善事，而不是人為製造出來的榜樣充滿著欺騙性。 


   21世紀應該是回歸的世紀，中國急需要來一場文藝複興，重新審查和解釋中國傳統文化，開發出新世紀的中國文化古人、偉人重新成為人們自覺崇拜的偶像，也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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