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獲得了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這似乎對諾貝爾獎本身和中國政府都是個諷刺。諾貝爾評委會明知中國一直夢寐以求一個純正的諾貝爾獎來印證建國60多年的宏偉成就，但一直不願慷慨相賜。或許中國在科技界還真不夠資格，具有西方慣性思維的諾貝爾評委會這次卻臨時來個雪中送炭，獎勵一個生於斯長於斯囚於斯的純正國人，中國得到了第一個如願以償。有人說，上次諾貝爾獎勵達賴是為了中國分裂，這次獎劉曉波是為了搞亂全中國，遏製中國發展的威脅。這其實隻是對中國人和中國政府思考能力的一次考驗。
中西方的思維是有鴻溝的，但是人類的普世價值也的確存在。對一個和自己思維慣性不同的勢力，且這種勢力日新月異不斷膨大，可以理解西方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和不安，傾向於定之為邪惡勢力，因為一個龐然大物持續坐大，未來對他們的利益可能帶來不可預知的衝突。如果能通過任何方式遏製這種力量，或許讓它調整方向朝有益於自己利益的方向發展，當然會是事半功倍的一招。當年蘇聯和西方冷戰正酣的時期，對待如日中天的蘇聯，諾委會也是接二連三地給他們的異己人士和解散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頒發和平獎，蘇聯解體後，那裏的一切忽然好像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不再博得西方的關注。現在的中西方冷戰似乎又被挑起，並有愈演愈烈之勢，諾委會就及時調轉目標，頻頻向中國的反對勢力“獻花”。
或許諾委會的確高舉人類普世價值的旗幟，由衷地釋放給中國的是善意的鞭策。無論諾委會是惡意的還是善意的，都是一種中國進一步大規模發展壯大的催化劑。中國完全可以大智若愚地讓劉曉波領取其反黨所贏得的獎勵。共產黨完全可以悄然穩妥地開始一次飛躍性的改良。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多黨製民主往往也會出現扯皮內耗等決策上的低效率，對一個國家的延續性發展不一定是最佳模式。但針對國情適當實施民主即便是黨內民主無疑可以提升政府的效率，降低官僚腐敗，維護公平合理的社會分配和保障，增進公民的創業的積極性，是保證國家民族崛起和長遠強盛的真正方略，改革調整後的中國或許更加豪邁和強盛，發而更會出現不以諾委會或西方意誌所轉移的強國結局。若西方勢力今天真是居心叵測，到那時候即便受不得也唯有望洋興歎的份了。
不知是否有確切證據表明劉曉波被囚是因外國勢力的資助從事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不管劉曉波是否因為愛國才采取了曲線聯合直線救國的鬥爭方式，如果共產黨的未來發展方略正確，它就不怕任何顛覆勢力，並且任何內外勢力也顛覆不了的，諸如劉曉波或其他民運類救國誌士也就失去了反抗的理由和動力了。現階段對所有的主觀愛國或客觀愛國的仁人誌士無論其智慧高低都應該予以包容和善待。
曆史早已驗證了中國人的足智多謀，隻是在不良的體製下和特定曆史時期，中國人的智慧發揮受到壓製，中國才短時期內變得缺乏創意，出現貧窮落後並飽受了外來勢力的欺淩。中國共產黨本來就是拋頭顱灑熱血為了拯救民族利益應運而生的，現在是個龐大的中國人民集團，因此也擁有近乎所有的中國人智慧的團體，一黨專製完全有可能實現民族複興和長期昌盛。所以共產黨領導的30年改革開放開創了世界經濟奇跡，讓貧窮積弱的中國搖身跨入經濟強國。這種奇跡還是在共產黨體製中種種腐敗和積瘤的環境下取得的，可以想象如果這些年共產黨的執政效率更高，更廉潔，更關乎民意，社會更公正，貪汙更少，人民更少有顧慮地積極創業致富，30年的中國奇跡和發展效率豈不是更加撼天動地？
共產黨自己打下的江山，自然不願意拱手將政權交給其它政治實體。但要永遠一黨執政，大力推行黨內民主是利黨利國利民的唯一舉措。可以理解共產黨意識到民主的重要性，隻是在推進民主的進程上躡手躡腳步蹣跚緩行，單怕在全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冒然實施民主導致失控或喪失政權的結局。隨著民主力度的遞增，隻要有利於中華民族的穩健發展和長遠強盛，共產黨即便失去政權也應在所不辭，畢竟建黨的由衷本來就是為了民族的富強。目前的緊要措施應該是提高黨員素質，真正實行黨內監督，實施新聞媒體自由獨立，保證有意義的群眾監督。群眾選舉基層領導幹部，基層黨員選舉上層黨政領導。提高公民教育和明辨是非的能力，稀釋和邊緣化邪惡和策反勢力。這方麵可以像西方或美國，隻要不犯法，不暴力，任由公民去大鳴大放大字報，賦予他們宗教和信仰自由。倡導百家爭鳴海納百川的局麵，讓人人都有自由表達的機會，思想不再受禁錮，敢思敢想敢幹，才有更充裕的民族和國家全方位發展的方略和計策，才會有各個領域的諾貝爾獎大豐收，遍地的諸如孔子，孟子，老子，孫子，墨子，荀子等大思想家和巨匠。大辯論結晶的真理智慧和能量才會保證長遠的繁榮強盛政通人和。隻要共產黨政府與時俱進，天下為民，順應而不遏製民族的曆史和思想發展潮流，高姿態地開明接納和自信應對，這樣才不擔心像當年推翻失信於民的國民黨那樣再被下一次新興力量所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