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粟裕，彭德懷都是中國軍事革命戰爭中的頂級將帥。早年於20年代始投身革命，戎馬一生，保駕共產黨漫長的武裝起義，最終打敗國民黨蔣介石的統治力量，並有力地協助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彭德懷更進一步親自指揮了50年代壯烈的抗美援朝戰爭。林彪，粟裕是非常類似的謀略型統帥，而彭德懷盡管有統帥才能，但是他身上蠻勇有餘，深謀少遜，是蠻牛型將領，其果敢粗暴不僅對敵人，甚至經常傷害自己的同誌戰友，少從戰略全局考慮問題是他的重要缺點，這可以從抗日戰爭中的百團大戰，和59年建國政策大辯論的中共廬山會議看出其魯莽端眉，把許多好事辦砸了，還搭上自己。
林彪，粟裕，彭德懷三個軍事將領中，最後隻有粟裕勉強地榮顯善終，他們雖都富有軍事戰爭所需要的謀略，卻還遠不具備政治元帥葉劍英，蕭何般的那種成就政治家所需要的韜晦謀略。將軍決戰隻在戰場，自古韓信難敵蕭何！ 在和平年代，比較純粹的軍事將領與政治家的爭鬥，幾乎無不以悲慘的下場告終，說到底，一個知足長樂的農夫耕田吃飯不可悲也不丟人，而一個英雄做了自己力不能及，無法收場的事情才是真正的悲劇。
在建國後的軍隊反教條運動中粟裕是最早受到衝擊的，而這批判的發起人就是後來以耿直著稱的彭德懷。說老實話，連彭德懷的親密戰友黃克誠都承認，彭的為人粗暴專橫傷害了許多自己的同誌上級和部下。
粟裕的戰功卓著，是真正從士兵到將軍的軍事天才成長典範，國共內戰中的大規模主戰場淮海戰役如果沒有粟裕的運籌帷幄，僅靠人民的小車要推出勝利恐怕是大有難度的，平淡謙衝的性格，在戰場外，幾乎不爭名利，盡力回避黨內派係鬥爭。在55年授軍銜中是公認的大將中的帥才，粟裕經曆了58年彭德懷反教條的修理，更加成熟了，淡泊明哲，緊跟毛澤東和周恩來，有東漢大將馮異的雅量風骨，遂一路順風。 粟裕的人格特點鮮明，俠義勇猛，富有膽略，因此有時會流露出銳利的氣勢從而被同僚誤以為有野心的嫌疑，而本人其實謙虛恬淡，所以和平年代備受同僚整肅。可以想象當年在戰爭年代的生死關頭和混亂時刻他的骨子裏也能使得出陰招，黑招和狠招來打擊敵人和異己。
話說彭德懷在59年廬山會議政治最敏感時刻，以軍人的身份介入政治結果必然是悲劇的。不僅沒有糾偏，彭的刺激反而使左的錯誤愈演愈烈。這就是中國的政治！別人提意見或許沒有這麽大的反響，但是彭德懷不同，作為有巨大威信和軍權的國防部長對現行政治經濟路線的批評，毛澤東主席不可能沒有忌諱，遵義會議不就是打著清算三人團的軍事錯誤的旗號，實際最終達成了毛澤東上台為標誌的領導大換班嗎？不久前東歐和蘇聯的政治動亂也無不有軍人的身影，這怎麽能不使主席警覺哪？在中國政治上說事情等於說人，當權者聯想的豐富敏感，使任何有點心計的人物在品評之前都得沉吟再三。這就是專製政治傳統的副作用，而毛澤東主席又恰是飽受傳統文化浸染的。
還因為彭德懷不僅是功高招忌的問題，在曆史上與主席的關係始終不夠融洽，這之間的是非今天看已經不重要了，但是誤會卻是很難消除的，實際客觀上主席早期還是做了努力，請看他的讚頌彭總的詩句：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而我們不識趣的彭總卻給改成為唯我英勇紅軍了，此舉固然可以說反映了彭總的品格高尚，但是從人際關係說，有不識抬舉之嫌。朝鮮戰爭，毛澤東把愛子相托，俗話托妻寄子，對老彭期望不為不重，結果卻是保護在司令部的愛子犧牲了。時過境遷，加上解放以後，此詩的曆史背景被錯附會在紅軍打臘子口。1957年2月6日《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寄來讀者抄錄的說是毛澤東在長征途中為慶賀彭德懷率兵攻取臘子口寫的一份電報：“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弛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304頁，刊有一篇毛主席回複給《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的信，全文如下：
編輯部同誌們：
記不起了，似乎不像，臘子口是林彪同誌指揮打的，我亦在前線，不會用這種方法打電報的。那幾句不宜發表。《東海》收到，甚謝！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這恐怕已經是耐人尋味的信號了。
接下來是彭德懷58 年與總參謀長黃克誠發起的反對軍內教條主義運動，劉伯承，蕭克，粟裕等元勳被錯誤粗暴的批判，直到10年後同樣被政治風暴摧殘的彭德懷終於表示了對當年整人的懺悔。在當時，運動得到了還對彭德懷倚重方殷的毛澤東主席的支持，但是，毛不可能不對彭以威勢打壓軍隊內部立威的作風有疑慮，所以主席才和彭德懷開“我死了以後不要造反，好不好” 這樣可怕的政治玩笑，彭德懷的作為已經為自己後來在廬山的悲劇種下了禍根。 因此，彭的人格特點在錯綜複雜的戰爭年代以及建國後和平年代被顯露無遺：他有卓越的軍事統帥才能，但是他身上蠻勇有餘，深謀少遜，魯莽果敢和粗暴愣直，從戰略全局綜合考慮問題的能力欠缺，為人行事的作風上就是既表現有打抱不平的正義，也有個人英雄主義和野心思想作怪，看到有表現個人的時機不惜對異己惡打出手，誹謗陷害，落井下石。
林彪作為中國20世紀偉大的軍事家，20幾歲就擔任軍團長，其軍事指揮天才是毋庸置疑的，其主要曆史功績，一是抗戰中，指揮八路軍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尤其是平型關之戰的全勝，一掃抗戰初期失敗的陰霾，鼓舞了中華民族的士氣，功在民族國家。
二是解放戰爭，林彪從白山黑水到江南大地，以其出神入化的高超指揮藝術輔助毛澤東主席打敗了幾百萬國民黨，基本統一了中國，結束了我國自清末以來的長期戰亂，使中國終於有了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百姓得免戰亂塗炭之苦，林彪在眾將軍中功勞最著，厥功至偉。利在民族國家。
也正因為林彪在軍內的威望，當毛澤東與彭德懷59年在廬山僵持的時候，隻能把林彪這個救星請到廬山為主席滅火。毛澤東在曆史上最欣賞的將領其實也是林彪，主席對人才有種發自內心的偏愛，同樣，鄧小平當年隨同劉少奇變成右傾而被打倒，後來居然能夠複出，與主席的偏愛不無關係。
林彪看似比粗暴的彭德懷細致深沉，工於心計，能夠揣度主席的心思，但是林彪又何嚐是清心寡欲之輩？權力的誘惑，加上林彪早年得誌，在仕途幾乎一帆風順，少受挫折，實際仍然不脫軍人的思維範疇，事功太急，犯了主席的忌諱，事後又一抗到底，釀成自身悲劇，他那夠政治家的水平，簡直是韓信轉世的現代版！
林彪並不是一貫整人的，如果不是阻礙他政治地位前進的對手，他並不主動出擊。 林彪所謂的罪惡隻是因為他是權力鬥爭的失敗者。平心而論，他幹過什麽賣國求榮，貪汙腐化，禍國殃民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事情嗎？
難怪有陳士榘將軍的評論：“林彪是個聰明人，但他也不想想，他在毛主席麵前還要耍聰明，他怎麽比得過毛主席呢﹖簡直就不是一個級別的”。
我們不難看出，林彪也是個民族主義者，在革命戰爭年代立誌投身革命，頂著槍林彈雨，思謀拯救中華民族。他精於細致深沉的戰術指揮藝術，捍衛真理和正義，但當與他的個人利益發生衝突時，卻心胸狹隘，爭強好勝心極強，能夠運用其陰謀惡毒凶狠打擊異己。在雄韜大略方麵又有遜色，更欠大智權謀之術。已經被主席設定為法定的接班人，卻事功太急，欲以取而代之。最後反被主席所治，無賴之中決計暗殺主席失敗，倉皇奪機外逃，全家栽毀。
有人說軍人不宜參與政治，可是中國軍人不管過去還是現在什麽時候能夠脫離現實政治？！他們的失敗其實都是出於他們在人格深處的一些缺陷。在和平環境政治鬥爭中，功勳卓著比不過見風使舵，合稀泥。這一點，貌似粗憨的許世友將軍，在建國後卻有著過人的精明。與各方麵良好的關係，使得許世友將軍在風浪中波瀾不驚。生前身後俱享榮顯。
反觀鄧小平葉劍英二公在文革的政治旋渦中雖曆經艱險，但終能脫穎而出，掌握政權。主要是與黨內傳統勢力關係緊密。有堅實的人事基礎，人際關係是中國古往今來一切事業成功的關鍵！
我個人也反對視毛澤東主席為暴君，首先結束戰亂統一國家有功勞。毛澤東的建國後缺乏容忍氣量，固然有自身的性格原因與錯誤，但是背景卻和當時中國整個精英階層，不僅是全黨全軍甚至包括所謂的舊民主人士由馴服於毛的軍政才能魅力，產生的阿諛縱容領袖的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氣氛有重要關係。正是因為由新舊文化，體製過渡時期到對領袖幾乎毫無權力製約機製，因此毛為了維護其曆史威望，另一方麵為了保持革命本色，毛采取了過激的應對策略和手段，殘酷地推行路線鬥爭，嚴打所有在路線上有偏差和思想上不夠紅者，毛竟能視事實上的國民經濟和國家利益為兒戲，主觀客觀地廢止了許多大型國家機器的運轉，冤殺了大批的國家人才，“開門辦學”，走出課堂向工農兵學習實踐知識，高校幾乎停辦，隻有得到工農兵的推薦的思想最紅的青年才有機會上大學，毀掉了紅衛兵一代的人生夢想，中國在57年到76 年發生了這麽多的悲劇。
自己親自樹立的副統帥接班人林彪居然背叛了，不能不使主席反思，在強烈的精神刺激下，他甚至對文革的“成果”發生了懷疑，為鞏固人心，重新樹立威望，在清洗了林彪的軍隊內外勢力後，發現文革中坐直升飛機上來的革命新人大多能力低下，隻能起用傳統的老幹部群體來維持國家機器運轉，出席陳毅的追悼會是一個信號，可以看做是對文革以來受打擊的開國元勳和老幹部群體忠誠的認可與道歉安慰。
實際20世紀很長時期，中國不是以法治國，甚至也很難認為是以黨治國，而是以領袖的個人意誌和革命元老群體治國的人治型社會，是黨內各實力派係的權力平衡術。他們在曆史上形成的淵源，無法置身黨內殘酷派係鬥爭之外，導致政治上為了明哲保身必須捍衛自己的山頭。當他們政治上的靠山轟然倒塌後，必然為其他勢力所打擊拋棄。明顯特征就是隨領導人的更替，國家大政方針政策轉換快，缺乏連貫，這其實嚴重製約了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速度。
同樣台灣的蔣介石先生在言論自由心胸氣度這一點，也是相去不遠，柏楊先生不是因為大力水手父子選總統影射蔣家而啷鐺入獄嗎？抗戰英雄孫立人將軍不是也汙以謀反而終身監禁嗎？好在蔣家還有個開明民主的蔣經國先生，能夠認清時代潮流，彌補父過，撥亂反正，對受難的柏楊孫立人將軍道歉平反。應該說中國近代有雅量的人物首推胡適先生，可惜，20世紀的中國不是胡適先生的時代，中國還是處於痛苦的曆史轉型時期，飽受欺淩的民族，需要的是能夠讓國家麵貌立竿見影煥然一新的領導。急躁的民族心態需要的是速效猛藥。鼓吹民主人權的胡適先生曲高和寡，得不到民眾和全體知識分子群體的普遍認可，注定隻能是閃光的邊緣人物。
翻開中國49年後的曆史，人權狀況比較好的恰恰是50年代與蘇聯東歐的“小開放”時期，再就是80年代以來的全麵改革開發時期，而公民基本言論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的六，七十年代正是因為種種原因的閉關鎖國期。中國，的確是隻有開放才有光明的未來。
今天的中國走過了近百年的彎路，希望21世紀的祖國不會繼續上演昨天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