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沒有優先價值，隻有事實優先——再論多元主義》一文來看，我不得不承認閑言先生是精明的，他發現了一個歪理邪說的悖論，為了繼續為持歪理邪說者搖旗呐喊，閑言先生悄悄地把該歪理邪說的悖論部分清除掉了。持歪理邪說者喜歡說“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各國有各國的國情，不能都用一種模式”。這其實就是“多元主義”。於是有人會反駁它：“出於多元主義，那麽你也不能用一種模式強加到每個人頭上。有人天生有奴性，喜歡權威統治自己；還有更多的人喜歡自由，憎惡權威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你憑什麽強迫每個人都像那幾個有奴性的變態一樣，順從你的權威？這時候你怎麽不搞‘多元主義’了？”持歪理邪說者被駁得沒話說，於是精明圓滑的閑言先生趕忙粉墨登場，鼓動三寸不爛之舌來幫腔了。
閑言先生說：“我並不特別崇尚多元此一價值，因此我也並不認為‘保障各種價值共存’是一種必須。”這話我是同意的。它已經反駁了“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各國不能都用一種模式”的謬論。多元並存還是單元獨存應該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不是強迫出來的。如果人類最終都自由的湧向某一元，那麽我們就應該接受這單元獨存的結果。如果人類中某部分真心喜歡此元，某部分真心喜歡彼元，那麽我們就應該接受多元並存的格局。但是這點閑言是不會說出的，因為他知道，如果自然選擇，他到處兜售的權威主義這一元肯定會被淘汰。中國人的基因雖然和西方人有異，不過也不至於大多數都是帶著奴性基因的變態。閑言先生現在的邏輯就是：既然我已經講了“我不特別崇尚多元”，那麽如果有人強製全民一元，我也完全可能是支持的。而那個強製全民一元的人恰恰就是閑言先生耗盡畢生精力為之擂鼓吹號的持歪理邪說者。此時，閑言先生圓滿的把歪理邪說中的一個悖論悄悄清理了。
其實現在問題的關鍵根本不是單元與多元的對立，而是自由與強製的對立。當然閑言先生可以說：自由與強製也各是價值的一元，把自由“在抽象的觀念世界確定某種‘元價值’，並以之為核心構建一種理論是容易的，但它並沒有多大的現實意義”。我同意閑言先生說的“真正具有實用價值的理論建構必須由兩部分組成，即觀念元素和經驗元素。”。那麽強製，或者所謂的“權威”，這個閑言先生鼓吹的理論建構，在中國到底有多少正麵的經驗元素？麵對這個問題，恐怕此時閑言先生又不得不扭曲一些事實作為證據了。
或許算故伎重演，或許算黔驢技窮，總之閑言先生每次兜售權威主義時，總忍不住要來撕咬自由主義。除了用些玄奧的詞匯，他的論調本質還是和初中政治課本一樣：“自由主義理論是從西方經驗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對於西方世界來說，它是一種完全的理論形態。但當人們把它‘橫移’到經驗環境極其不同的中國時，它就成了一種殘缺的東西。”但是，我就是搞不明白，自由主義在中國到底怎麽“就成了一種殘缺的東西”，既然你說“事實優先”，拜托你給幾個事實讓我開開眼界，好不好？其實閑言先生的那套權威主義理論構建根本不是從中國的實際條件、實際需要出發的，而是從統治上層的實際條件、實際需要出發的。閑言先生在此偷換了概念。正如一個暴徒把一個婦女鎖在籠中當性奴。從整個事件的實際條件、實際需要出發，自由主義者堅決要求暴徒洗心革麵，還該婦女自由。但是閑言先生等文人卻從暴徒的實際條件、實際需要出發，主張強奸時溫柔些，搞性虐待也別太過頭，就是堅決不給該婦女自由，還勸她說“ 實際情況是他無比強大，你怎麽也逃不出去，還不如每次配合他強奸，這樣你也可能會得到高潮”。曆朝曆代的一些文人就是這類自甘墮落為淫媒的。
其實價值本無所謂“普世”不“普世”。當全人類都趨向於某個價值時，這個價值自然而然就顯得“普世”。每個民族都經曆過戰爭，經曆過屠殺，經曆過暴政，經曆過一個又一個人類自己給自己製造的災難。每個民族都在總結教訓。這個總結就是該民族選擇的價值。麵對同樣的災難，有的民族的總結是正確的，可以避免災難，它就選擇了正確的價值；有些民族的總結是錯誤的，災難依舊重演，它就應該一邊繼續總結，一邊參考其他民族的總結，以獲得正確的價值。
閑言先生武斷地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總是相信‘普世’”。這是顛倒了因果。自由主義正是從中國的實際條件、實際需要出發，同時參照國外經驗教訓，而構建出的理論。並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者相信“普世”而選擇自由，而是因為蔓延世界的自由主義同時也符合中國的實際條件、實際需要而顯得“普世”。
中國的實際條件、實際需要到底如何，隻要保持清醒頭腦，不被持歪理邪說者的喉舌迷惑，人們是可以看清楚的。但是一旦閑言先生等文人一定要扭曲事實，於是思想爭論就成了“雞同鴨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