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當蔣老先生把許多事情都交給兒子蔣經國時，毛澤東決定：讓鄧小平複出。
鄧小平，1926-1927年與蔣經國是蘇聯中山大學的同窗，那時候的鄧，是蔣經國所在共青團小組的組長。
已經掌握台灣大權的蔣經國，密切注視著他在蘇聯留學的這位老同學。1973年3月，鄧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來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務交給了他。鄧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經準備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談判統一的問題。鄧說，在現階段，“優先考慮用和平方式”。
臥病在床的老蔣顧不上這些，負責台灣黨政軍大事的蔣經國，同樣不予理會，他親口告訴《紐約時報》記者：“與中國共產黨接觸（談判），就是自殺行為，我們沒那麽愚蠢。”
1975年，蔣介石死了。1978年3月11日，蔣經國被選舉為“總統”。兩個月後，他在盛大典禮中正式就職。
對岸，他的老同學鄧小平雖然沒有重新擔任黨的總書記，但卻第三次在政壇上站了起來，並牢牢把握著中國的改革方向。
小平給經國的“重重一擊”
1978年12月15日晚10時，即中美建交消息公布之前12小時，美國駐“中華民國”的大使安克誌忽然接到華盛頓的專線秘密電話，這位特命全權大使於是奉命在淩晨三點的時候，撥通蔣經國助手宋楚瑜的電話，說是有緊急公事，必須立即麵見“總統”。
來自華盛頓的消息說，卡特原定在中美建交公告發布之前的兩小時，通知蔣經國，因為幕僚的反對，卡特才決定：提前7個小時通知蔣。
蔣經國隻得在半夜爬起來會見了安大使，臨別時，安大使按照美國國務院的要求，請求蔣經國先生在第二天早晨8點之前，暫時不要對外泄漏這一消息。蔣經國強忍著怒氣，始終不肯答應。
消息公布當天，台北股市大跌近一成。
打擊之後的“和平攻勢”
1978年12月16日，人民解放軍實際停止了自1958年開始的對金門、馬祖的炮擊，國民黨軍隊也停止反炮擊，1979年1月1日，國防部長徐向前發布消息，稱金門炮擊正式停止。同一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示好。北京的對台辦負責人廖承誌也發表了致蔣經國“老弟”的一封公開信，提議國、共第三次合作。廖承誌表示，他願意訪問台灣，完成國家統一的愛國目標。
台北方麵一方麵很堅定地謝絕廖承誌來訪，蔣經國說：共產黨提議兩岸對話，是“舊瓶裝新酒”。但在另一方麵，蔣經國也認為：北京現在熱切鼓勵兩岸之間擴大經濟、社會、文化交流，長此以往，對台灣必然是利大於弊。
進入1981年後，鄧小平進一步向蔣經國“示好”。
北京首先停止了紀念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動；此後，新上台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公開邀請蔣經國等國民黨官員“回老家瞧瞧”。隨後，中國發動全麵和平攻勢，發表了中國統一的九條原則，包括台灣可以維持自己的軍隊，充分自治，不幹涉台灣內部事務，甚至未來可與台灣領導人一起來領導、治理中國本土。
鄧小平還就他的“一國兩製”統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構。他指示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台灣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地位。鄧小平明確表示：北京當然有權代表整個中國在國際舞台活動，可是台灣和香港，同樣享有“相當的外交權，（可）處理一些涉外事務”。為了進一步改善氣氛，人民解放軍還從福建撤走了相當數量的部隊。
但是在文字上，台北的“三不”政策繼續存在。隻是親國民黨的報紙開始出現文章，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大陸根本不可能武力犯台”；“和平、漸進與中國統一，才是正確道路，兩岸可以先從通郵、旅遊和間接貿易做起”。
“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
隨著時間推移，蔣經國認為兩岸談判的時機已經慢慢成熟。願意充當“中間人”角色的可不少，而蔣經國卻把這個敏感角色隻托付給了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李光耀試圖讓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高級官員了解台灣的情勢，包括不少台灣人可能更加同情“台獨”的局勢，因此中國與台灣在處理統一問題時，必須審慎、彈性。
至於鄧小平，至少有一次透過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學”蔣經國致以問候。鄧小平也對李光耀陳述如何保護各方利益、解決兩岸問題的看法。鄧小平說，北京絕不派官員或軍隊到台灣；不幹預台灣的政治或“人事”問題；統一之後的現狀“可以維持一百年”，北京絕不會去更動它。
依據鄧小平的說法，台灣可以享有“處理外交事務……簽發特別護照……與其他國家簽訂一些協定……的特別權力”。兩岸關係將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煩我，我也不煩你，各行其是”的性質。
可是，蔣經國在聽到李光耀傳遞的這些信息後，並不認為這些“條件”在島內已經凝聚成為共識，因此，他並不讚成立即開始兩岸談判，而且他還認為：中國大陸的局勢，也還未充分變化到足以讓他展開兩岸統一的談判。
李光耀和蔣經國倒是都認為，讓大陸與台灣、新加坡的繁榮、開放社會多接觸，將可導引中國往類似方向演變。蔣經國對德國《明鏡周刊》說：“重建一個自由、民主、統一的中國，既不是夢想，也不是幻想。”
1988年1月13日下午1時50分左右，蔣經國突然撒手人寰。聽到經國逝世的消息，鄧小平立刻召集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小平表示，當蔣經國依然健在時，“中國的統一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和複雜。國民黨和共產黨過去有過兩次合作的經驗。我不相信國共之間不會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