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寄予厚望的毛岸青
毛澤東主席和楊開慧烈士的次子毛岸青，因病醫治無效，於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３日淩晨４時２０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４歲。 圖為楊開慧與幼兒時的毛岸英、毛岸青合影。,,新華社發,,
這是1962年春，毛澤東和毛岸青,,左一,,、邵華,,右二,,等在一起。,,新華社發,, 
這是1986年12月26日毛澤東93歲誕辰之際，毛岸青,,前右二,,、邵華,,前左二,,、毛新宇,,前左一,,等前往毛主席紀念堂獻花。 新華社發
毛岸青是毛澤東和楊開慧的次子，生於1923年岸青是哥哥岸英一起到蘇聯學習，考取了東方大學。毛澤東喜歡毛岸英，也疼愛毛岸青，寄厚望於他。每每見到他的進步，都加以熱情鼓勵。
新中國成立後，毛岸青曾在中宣部馬列著作編譯所從事翻譯工作。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至六十年代處，毛岸青因兒時大腦被打傷，和哥哥岸英犧牲的刺激等緣故，在大連療養。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岸青和邵華一同回到北京，又一同去湖南老家。1970年，兩人喜得兒子，叫毛新宇，全家生活幸福美滿。
2007年3月23日淩晨4時20分在北京逝世，毛澤東主席和楊開慧烈士的次子毛岸青，因病醫治無效，享年84歲。
三月二十四日，劉濱，劉鬆林,,劉思齊,,，邵華，毛新宇，李敏，李訥，王景清,,從左至右,,在北京的靈堂內祭奠毛岸青。
吃百家飯長大的毛岸英
毛岸英是毛澤東和楊開慧的長子，1922年10月24日出生於長沙清水塘。在那動蕩的日子裏，岸英從小就隨父母四處奔波。毛澤東感慨地說：“為了革命事業，這些孩子從小就吃百家飯，行萬裏路！”1930年10月，楊開慧被敵人關進協操坪監獄，小岸英也同媽媽一同關在監獄內。楊開慧就義後，毛岸英被釋放，後由黨組織將他們兄弟三人送到上海。1931年4月，地下黨機關遭破壞，岸英兄弟流浪街頭。1936年，上海地下黨隻找到岸英和岸青，並將他們送到蘇聯。毛岸英先後在莫斯科列寧軍政學校和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於1943年1月加入蘇共,,布,,黨。大學畢業後，毛岸英獲中尉軍銜，參加了蘇軍的大反攻。
1946年，毛岸英秘密回到延安。不久，他遵照父親的囑咐，去鄉村勞動。因胡宗南進犯延安，毛岸英才回到毛澤東身邊。
建國後，毛岸英在北京機器總廠任黨支部副書記。朝鮮戰爭爆發後，毛岸英參加誌願軍赴朝，1950年11月25日不幸犧牲。同成千上萬勞動人民的兒子一樣永遠的留在了那裏。
下落不明的毛岸龍
1927年2月毛澤東一家先後到達武昌，不久楊開慧又生下第三個兒子毛岸龍。1930年，楊開慧英勇就義後，毛岸龍和兩個哥哥在組織的安排下，跟著外婆，舅媽到了上海，來到叔父、毛澤民、叔母、錢希鈞的身邊住進上海地下黨領導的大同幼稚園。1931年春上海地下黨遭嚴重破壞，三兄弟流落上海街頭，小岸龍不幸失蹤，誰也沒有再見到過他。
生下來便分離的第一個女兒
1929年3月在紅軍第二打下龍岩時，賀子珍生下一個女孩，第一喜得千金，毛澤東很喜歡這個女孩。孩子剛生下，毛澤東就托人為孩子找到一個可以寄托的人家，他對賀子珍說：“把寄養孩子出去，今天我們隻能這樣做。等革命勝利了，我們再把她找到身邊。”
失蹤的毛毛是第五個孩子
1932年11月賀子珍在福建長汀生下第二個孩子。因為是個男孩，毛澤東把他與楊開慧的孩子並列，取名毛岸紅。當時賀子珍正患痢疾，毛澤東托人給孩子找個奶媽。奶媽便把孩子叫毛毛。長征開始後，毛澤東夫婦商量，把孩子交給留下來堅持遊擊活動的毛澤覃和賀怡。很快，瑞金和蘇區敵人之手，毛澤覃怕走漏消息，小毛毛會遭毒手，就把他秘密轉移到瑞金一個警衛員的家裏，以後毛澤覃不幸犧牲，小毛毛從此下落不明。
早產兒
1933年賀子珍又懷孕了。當年，紅軍正在進行反圍剿的艱苦鬥爭賀子珍懷著孕隨紅軍從瑞金出發進行轉移，當時生活條件非常艱難，賀子珍的身體又十分虛弱，結果早產，這個先天不足的男孩連名字也沒留下，便夭折了。
無法尋找的第七個孩子
1935年2月下旬，紅軍長征來到貴州白苗族的一個村莊，賀子珍生下一個女孩，前麵的路程遙遠而艱苦，對這個嬰兒的處置方法隻有一個，就是送給當地的老鄉。後來，賀子珍曾設法查訪，但沒有下落，她後悔當時沒有留下個什麽東西，以便日後尋訪。毛澤東得知賀子珍把孩子送掉了，讚同地說“我們隻能這樣。我們幹革命是為了造福下一代，而當時為了革命，又不得不丟下下一代。”
姣姣便是李敏
1936年冬，紅軍到達陝北後，賀子珍生下一個女孩，鄧穎超抱起嬰兒說：“真是一個小姣姣。”站在一旁的毛澤東聽鄧穎超這麽一說想起了《西京雜記》中：“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如芙蓉。”就取其意，起名叫毛姣姣。1937年10月，賀子珍去蘇聯治病和學習。1940年，四歲的姣姣從延安來到莫斯科。1947年，姣姣從蘇聯回到毛澤東身邊上學，毛澤東給她取名為：李敏。姓李，是因為毛澤東當時用李得勝的化名；單名敏，是取自《論語》中的一句話：“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客死異國的第九個孩子
賀子珍到達莫斯科不久，又生下第一個男孩，這是毛澤東的第九個孩子。孩子在10個月的時候，得了感冒，沒有護理好，轉為肺炎，還沒來的及搶救，就夭折了。
最小的女兒李訥
毛澤東與夫人江青、女兒李訥在一起,,資料圖片,,
1940年8月江青所生。1953年，李訥進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讀書。1959年進北京大學曆史係。1965年大學畢業。這一時期毛澤東對她的成長非常關心，多次給她去信，耐心開導循循善誘，父親的來信，字字句句充滿著對她，這個小女兒特殊的憐愛。
時光如流，歲月匆匆。從1966年毛澤東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到現在，已經過去了整整四十個年頭。
文革需要遺忘嗎？
40年前的5月16日，毛澤東批準了516通知；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電台播放了經毛批準的聶元梓的一張大字報；8月，中共中央公布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即《十六條》；在8月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毛澤東貼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將他與劉少奇的鬥爭表麵化。從此開始了災難深重的十年文革。1976年，華國鋒為首的一些人采取了非常手段逮捕了江青、張春橋等人，不久宣布文革結束。文革從開始到結束，經過了整整十年。
文革是一場規模如此巨大的運動，是一場危害如此深遠的運動，是一場性質如此惡劣的運動，但是，文革卻又如此地淡忘，在中國，幾乎沒有研究文革的論文和著作，幾乎沒有好好保留文革的遺物，幾乎沒有真實地記錄文革的文學藝術，下一代的人幾乎不能完整地認識文革。文革已經被遺忘了。
文革是不應遺忘的。經曆過文革的人不應該忘記，我們的後代也不應該忘記，熱愛文明、關心文明進步的人，都不應該忘記中國發生的文革。
第一，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基本糾正了，但並不徹底。文革的遺留問題沒有很好地解決，文革的理論反思幾乎沒有認真去做。有個美國圖書館學學者，他的父親曾經擔任過某市的國畫院院長，收藏著許多文物，名畫。他自己也有很多畫作。這些文物是他們整個家族幾代人的收藏，但是，文革後基本沒有歸還，僅僅象征性地發給每個子女一幅父親的遺畫。當年查抄的文物並沒有丟失。當年查抄是違法的，但是，文革後幾十年沒有歸還，也不想歸還。這不是蘊含著當年的掠奪是正確的嗎？他對此有意見，但是無可奈何。美國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所的一位教授在大陸的房產，也一直沒有歸還。此類問題可能還不是個別的。全國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來，最後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收場的不幸者有相當數目，沒有人對他們說過一句道歉的話。即使是平反的糾錯的，也缺乏一種人文的關懷。有個１７歲被打成右派分子、後來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人，文革中本人被鬥爭，坐了多年的大牢，父親被打死，妻子被逼瘋逼死。粉碎四人幫後經過千辛萬苦，處理他的問題的某公安局才作出了一紙決定書。決定書全文寫道：“某，男，現年四十一歲，某某市人，現住某地。某於1960年四月在某縣文教局工作期間，被送勞動教養。現經複查，撤銷1960年某日對某收容勞動教養處分的決定。”當時因何種原因被處勞動教養，現在又因何撤銷，一字不說，對於被害人二十多年的苦難，沒有一字的道歉，對於他的精神的和人生的損失，一文不作補償。至於關於文革的比較深層的理論和思想方麵的問題，更少有人思考和研究，更沒有公開討論。這段曆史，漸漸埋入了地層，成了化石，總之，這段曆史，還遺留著很多問題，但人們漸漸淡忘著，曆史漸漸地模糊著，歪曲著，理論上的認識則空缺著。
其次，文革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事件，也是世界曆史上少有的事件，是人類文明史上極其罕見、極其慘酷的事件。文革是中華民族空前的大災難，數百萬人在這場運動中被迫*害而死，１億人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和迫*害，湖南道縣、北京大興等地還發生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事件。 文革中打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人，挖出了多少個所謂反*革命集團，批*鬥了多少人，實在難以統計。對於這一頁曆史，我們需要認真記取，深深地反思，不應該遺忘或掩飾。一心一意企圖掩蓋的人，是在有意地掩蓋著人世間最大的罪惡。中國人民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難之廣之烈，一點也不比日本侵略中國的慘痛遜色。
第三，文革是文明的大劫難。無數中國幾千年傳承下來的文化遺存，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壞。全國幾乎所有的文物，如古建築、名人墓地、書畫陶器、曆史遺存，有的燒掉，有的毀掉。其破壞程度，遠遠超過日本侵略者對文物的破壞，也遠遠超過太平天國運動對文化的破壞。與此同時，從小學老師到大學教授的幾乎所有的老師，所有的學術名流，所有的著名演員、藝術家，幾乎所有的文化人，所有的教授，所有的作家，所有的校長，所有的畫家，等等等等，都受到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殘酷、時間最長的淩*辱和虐待。幾乎所有愛國誌士的陵墓都被毀棺鞭屍。中國國家副主席、中國共*產黨最親密的戰友、追隨共*產黨幾十年的宋慶齡的父母的陵墓也被破壞得不像樣子。美國物理學會主席吳劍雄父母的墓被毀壞，連中國古代愛國誌士袁崇煥的陵墓、一代清官包公的陵墓等等都被毀壞得不成樣子。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上，這樣慘酷的自我破壞、自我作踐的事件是不多的。
第四，文革使中國的道德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殘。出於高壓政策和洗*腦運動，文革中夫妻反目、兒女成仇、好友揭發、私下告密之類人類心靈中最陰暗的事情比比皆是，層出不窮。鄧拓的兒女與父親劃清了界線，巴人的獨生女兒不認自己的父親，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在受迫*害的父親背後又插上了一刀，道縣的貧農家遺棄的女兒竟殺死收養自己的富農養母，學生毫不手軟地鞭打著老師。中國傳統美德的破壞始於更早的反胡風、反右等極左運動，但是，破壞量最大、使傳統道德轟然崩潰的卻是文革。文革對中華傳統美德破壞的惡果，直到今天，它的影響還隨處可見。
第五，文革的不應該被遺忘，還因為文革留下了大量需要回答的問題：比如說，被稱為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為什麽發動了領導了給國家和民族空前絕後大災難的文化革命運動？曆史在哪裏失足？為什麽有著民主集中製原則，有著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政黨，有著幾百萬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老幹部的大黨，卻絲毫沒有能夠阻止文革這樣的大災難呢？為什麽文革能夠暢通無阻？文革留給我們的曆史教訓究竟是什麽？它留下了太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曆史等著我們去回答。不回答這類理論問題，是這一代人對曆史的欠賬。文革，是以非常手段而不是用民主的辦法結束的。什麽時候可以使用這類非常手段呢？文革中出現的所謂的二個大的反*黨集團，何以在文革中產生，如果不搞文革，這麽大的反*黨集團會不會出現？為什麽號稱為了反修防修而開始的文革，卻孕育出了“兩大反*黨集團”？這些問題都是應該思考、必須回答的。對於文革，需要作出理論的說明，文革還有許多理論問題需要清理。
文革經過三十年的禁止和封鎖，中國人已經忘記得差不多了。我曾經問過９０年代一位大學曆史係的畢業生，她不知道文革中的抄*家、殺人、大量的自殺，武鬥。讀者雜誌２００４年登載了一篇文章，該文作者問自己１７歲的讀高中的女兒，問她文革是怎麽發生的？她回答，“好像誤會引起的。”問她四人幫是誰，他說是江青、林彪，“還有一個人叫魏群。”父親說，大串聯總該知道吧。她說，“那是從村這頭跑到村那頭串門。”她也不知道走資派，不知道全國第一張大字報。父親批評她，她卻問父親，“你知道不知道中國足球的黑色星期五？”
中國曆史上如此重大的事件，中國人民經曆的如此深重的苦難，是不能輕易地掩沒的，是需要讓後人們牢牢地記住、深深地反思的。然而，文革的資料在流失，文革的曆史在扭曲，人們對文革的記憶在淡忘。對於現在的年青一代的大學生，他們不知道文革，不知道抄*家，不知道批*鬥，不知道大字報。慘痛的曆史在民族的記憶中成了似有似無的微痕。中國大地上，水晶棺裏睡眠正香，韶山衝裏遊興仍濃。大躍進中全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曆史慘劇，文革中一億人挨鬥的曆史悲劇，都在國民的心中漸漸淡忘了，我們的民族真的患了健忘症了嗎？
其實，文革是既結束，也沒有真正結束。四人幫下台後，中國還曾經發生過多起類似的小文革事件。文革在人們的思想上，即使是在受害者身上，也遠遠沒有結束。劉少奇的妻子雖然丈夫慘死，自己也受了多年牢獄之災，子女離散，家不成家，但是時至今日，她卻依然聲稱自己是毛澤東的好學生。似乎她在秦城的幾年，隻是在上課而已。她是好學生，她的丈夫也自然是好學生了。她們夫婦倆是好學生，毛澤東自然是好老師了，文革自然是好學校、好課堂了。受到文革如此深重打擊，而又身居高位的人對文革的認識尚且隻有這個水準，文革這一頁曆史，就更不能遺忘了。曆史的教訓是應該深刻總結、牢牢記取的。
文革的教訓在哪裏？
文革的教訓在哪裏呢？文革為什麽在中國暢通無阻？它為什麽沒有能夠被製止呢？
一、中國社會缺乏監督權力的機製和力量。
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他發動得那麽輕鬆，似乎隻是舉手之勞。全國性的抄*家，是違反憲法的；將一個國家的主席未經人大罷免、未經法院審判就關押，是違反憲法的。但是，一個接一個違反憲法的行為，幾乎沒有遭到阻力。連周恩來這樣的人，也整天舉著小紅書，胸前掛著紀念章，口裏喊著萬萬歲。全國黨代會上給劉少奇定叛徒、內奸、工賊的性，上千個黨代會代表，隻有一個人沒有舉手。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列主義者”，是“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擔任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他難道真的一點也沒有看出這是一個冤案？如果他看出了問題，為什麽自始至終，竟沒有說過一個不字？偌大的中國，人才濟濟，為什麽會被幾個小蒼蠅搞得天翻地覆？
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中國的一切權力歸於黨，黨的權力歸於中央，中央的權力歸於政治局，政治局的權力歸於中央主席。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中央，一個主席，全國聽中共的，中共聽中央的，中央聽主席的。這種政治體製造成權力的高度集中，造成了一種沒有帝製的皇權，其權力的高度集中性，一點也不比封建帝製時代差。如果領袖思想有了偏差，幾乎就沒有糾正的約束的機會，就有可能推波助瀾地發展下去。大躍進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
我們不是有八個民主黨派嗎？我們不是有民主集中製嗎？民主黨派經過反右之後，早已人命危淺，朝不保夕了。其頭麵人物的一言一行，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天緊張地看著上麵的臉色行事，那敢越雷池一步，更不要說監督了，他們那裏還有一點監督的勇氣和能力？民主黨派早已成了擺飾，成了幫閑或者幫凶。如果毛澤東1976年10月不去見上帝，四人幫不下台，文革繼續搞下去，春節元旦的社論，依然滿紙革命。民主黨派的頭麵人物，依舊會發表幾句文化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之類的講話，他們照樣會發出擁護文革、堅持反擊右傾翻案風之類的流行語言。它們已經成為沒有自己政治目標和政治操守的一群，它們沒有獨立的黨格，要靠他們起監督作用，是不可能的。
民主黨派不能監督，全黨和民眾更不能監督。因為事實證明了一個邏輯，表示不同意見就是反*黨，就要對你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張誌新想對文革表示一點不同的意見，結果被殺害。遇羅克隻是對反動的出身論表示不滿，也被判死刑，江西的李九蓮對文革稍有異議，也不見容於世。當時的中國，人民沒有表示不同意見的權利，人民無法行使監督的權利。在這樣的集權體製下，文革的災難是不可避免的。
二、法製的踐踏。
劉少奇是國家主席。他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時，並沒有想到彭德懷有人身權利，他的自*由和權利是受憲法保護的。1966年，他主持黨中央工作，向北京一些大學派出工作組，當工作組狠揪反動學生的時候，他和另一個領導著文革運動的大人物，不斷地下達著批判、鬥爭反動學生的指示，壓根兒沒有想到這些學生擁有憲法賦予他們的思想自*由神聖權利。後來，中南海裏也開始了造反行動，國家主席兼黨中央副主席的劉少奇自己被中南海的革命造反派批判鬥爭，他甚至也被打了，他的電話線被卡斷了，他住的屋子外麵，一夜間造起了一座高牆，將他圍在其中。此時此刻，他才想起了他是國家主席，他擁有憲法賦予的權利。這是他的一個進步。但是，他的醒悟是如此之遲，從他對別人*權利的漠視可以看到，一個國家主席對憲法如此陌生。當公民遭受超越法律的迫*害和打擊時，國家主席或者沒有感覺到這是違反憲法的，或者支持著這種違反憲法的迫*害行為，使法律事實上成為一張廢紙。法律已經成了一種遮羞布的時候，劉少奇們又怎麽能希望法律保護自己的權利呢？從國家主席對法律的淡漠可以看到，中國整個社會的法製意識是非常薄弱的。而這正是文革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文革中大破壞的一個重要原因。文革是無法無天的。
毛澤東自己可能從來沒有想到通過法治的途徑來解決政治糾紛，解決他與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可以通過黨內的民主程序、國家的法製程序來加以解決。國家主席的剝奪必須經過人大的法定步驟。他用搞運動的辦法來打倒政敵，搞得天下大亂。對法製的踐踏使整個社會變得無法無天。文革中，對運動對象，可以任意地鬥爭，可以任意地抄*家，可以任意地剃陰陽頭仍至殺戮。文革中對某些所謂犯罪分子的懲處，采用群眾討論的辦法。在極左的社會思潮下，常常輕罪重判，製造了許多冤獄。一個國家法製不全，不按法辦事，結果連地位很高的人也朝不保夕，更不要說普通的老百姓的權利難以保護了。至於那些運動對象的權利被踐踏在地，剝奪得幹幹淨淨。
三、國民素質的低下。
中國的國民素質，既有勤勞善良的一麵，又有自私、狹隘、落後、愚昧、殘忍的另一麵。這種落後的國民性，是造神運動的社會基礎，是暴民政治的社會基礎。總體而言，中國國民素質低下，包括知識分子素質低下，這是文革暢通無阻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文革運動與義和團運動有著某些內在的相似性。義和團眾是迷信的一群，文革也是迷信的一群。義和團迷信的是神符仙丹，文革中迷信的是則是毛澤東和他的小紅書。義和團以為念了咒語就可以刀槍不入。文革中人們以為一讀小紅書就可以戰無不勝。義和團是西太後的工具，紅衛兵則是毛澤東的工具。義和團放火燒德國使館，殺使館人員，殺傳教士，甚至想殺學習西方、維新變法的光緒皇帝。紅衛兵則火燒了英國領事館，將北京使館區的道路改成反帝路，反修路。義和團設壇拜神煉功，文革中的義和團們則早請示晚匯報，吃飯睡覺，都要對著神像念念有詞。所不同的是，義和團的口號是扶清滅洋，文革的口號則要美得多，反修防修，鬥私批修，靈魂深處鬧革命，聽起來非常美妙。義和團是對物充滿了迷信，文革則是對人充滿了迷信。
愚昧必然盲從。人們跳忠字舞，唱語錄歌，打語錄戰，鬥私批修不過夜，靈魂深處鬧革命。中國人自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虔誠地相信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文革年代，農村中依然有幾億農民是文盲或者半文盲。新聞的封閉使人們失去了辨別真偽、辨別善惡的參照係。文革中間的遊街，批*鬥，虐待，與中國國民素質的低下有關，也與中國國民性中內在的破壞欲有關。馬克思在研究印度宗法社會的後果的時候，曾指出，落後的民眾使幾個小醜就可以統治一個國家，就可能造成民族的災難。文革表明，事實確實是這樣。
魯迅用他的筆深刻地剖析了中國的國民性。他筆下的阿Ｑ，滿腦子的精神勝利法，他受人欺侮，也欺侮別人，他挨了趙老太爺的扛棒，挨了王胡子的拳頭，他就去欺侮小Ｄ，欺侮小尼姑。他受了別人的欺侮，就在心裏用精神勝利法安慰自己。在《藥》這篇小說中，華老栓為了用人血饅頭救治肺癆的兒子，希望劊子手早一點將革命者夏瑜開刀問斬，這樣他就可以早些買到人血饅頭、早日治好兒子的病。為了買上人血饅頭，他化掉一生的積累毫不心痛。夏瑜的親戚夏三爺告了侄兒夏瑜的密，賺得了40兩銀子。劊子手康大叔用人血饅頭買給了華老栓，一麵說著“包好包好”的鬼話。他殺了人，換了錢，騙了人。而周圍的人群呢，一個個伸長著頭頸聽著，附和著，把康大叔當成了英雄，把夏瑜當成了該殺的叛逆。從某種意義上講，文革中的國民，,,包括作者自己,,都是康大叔、華老栓、夏三爺和茶館裏看客的子孫。我們繼承了他們的凶殘和麻木。阿Ｑ這樣的人，也曾經想革命，如果他真的卷入革命大潮，革命真的成功了，阿Ｑ如果沒有得到改造和提升，他會做出什麽樣的事來呢？80年代台灣學者柏楊也批判中國國民的素質低下，認為其原因在於中國存在著不良的文化。如果毛澤東照樣發號召，如果四人 人幫照樣被重用，但中國人換成美國國民或英國國民，他們在毛澤東和中央文件的指引下，會不會也會像我們那樣 掀起文革的巨瀾呢？我想不會。他們不會那麽盲從，不會那麽凶狠。
那麽，又是什麽原因使中國國民的素質沒有得到較大的提高呢？
一是因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積澱實在太深厚，文化無意識實在太根深蒂固。改造落後的國民心理結構是不容易的。多少年來，人們在極左路線的高壓下做順民。而順民和暴民往往是相通的。遇到狼的時候像羊，遇到羊的時候則又像狼。在別人的壓迫下像是順民，在壓迫別人時就成為暴民。
二是農民在解放以後，沒有成為公民，他們在合作社化後，第二次失去了自己謀生的土地，他們除了在這塊土地上求生外，別無求生之路。離開了土地，他們將無法生存。他們將沒有糧票，沒有油票，沒有煙票……工人的命運在於工廠，如果離開單位，他就無路可走。知識分子也是這樣，經濟的不獨立，人生的依附性使中國人無法獨立地思考，無法獨立地成為一個公民。
三是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培育惡劣的國民品格。大量的事實表明，反右運動中說真話的人很可能成為右派，大躍進年代說真話的好人很可能成為右傾機會主義者，越左、越跟著風跑的人很可能成為革命的中堅，很可能升官發財。不斷的階級鬥爭造就了一幫又一幫壞料，也無形之中培育一種跟風、鬥人的行為模式。人們似乎都懂得，跟著批跟著鬥，就有可能步步高升，至少可以保個自身平安。而說真話做真事，很可能不得安寧。國民素質滲透在每一個國民的身上，它們在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都在起著無形的作用。優秀的國民素質促進國家的創造、推動國家的建設。而低劣的國民素質則製造著混亂，擴大著破壞。國民素質包括著多方麵的內容，道德素質，人文素質，科學素質，文化素質，等等。文革是國民素質的展覽，改革開放中的種種社會事件，也是國民素質的表現。提高國民素質，應該成為現代化建設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簡而言之，監督機製的缺乏、法製的踐踏、國民素質的低下，是構成文革大破壞的重要因素。完善監督體係、實行以法治國、提高國民素質，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們麵臨的任務。
文革為什麽被掩蓋？
文革成了曆史的一頁，如何對待文革曆史，才是正確的態度呢？
現代世界一些國家對待曆史的過失，其態度是不同的。
德國對曆史的態度是正視自己的錯誤、願意深刻地反思。德國總理向猶太死難者作了深刻的懺悔，得到了被害國家的諒解。國家鼓勵對曆史的自我認識。有個猶太小女孩安妮因為受到排猶運動的迫*害，不得不過起了逃亡生活。他擔驚受怕地躲進地下室，過過暗無天日、擔驚受怕的生活。她最後在集中營裏被迫*害而死。他的父親僥幸地活了下來。安妮留下了一本日記，記載著少女時代的痛苦經曆和內心煎熬。在德國主管文化和宣傳的部門的支持下，出版了安妮日記，拍攝了安妮的電影，在安妮生活過的地下室前建立她的塑像。安妮的日記，成了德意誌反思曆史的教材。
日本對曆史的錯誤是正視不夠，反思不足。南京大屠*殺就不敢正麵承認。但是，如果有人提出討論，有關部門並不會禁止。日本對待曆史的錯誤態度，反映了日本民族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缺陷。
我們對待文革的態度同樣缺乏科學地對待曆史的態度。許多年來，文革成了禁區，文革的書是禁止出版的，報刊也不準刊登關於文革的事情。就是像文革後揭露四人幫時披露的一些關於張誌新等人的材料，現在也是不便說的。文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一個禁區。巴金老人曾經建議建立文革博物館，至今還沒有得到有效的支持，更不要說落實了。
為什麽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否定了文革，卻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又不準講文革呢？
首先，愛好麵子、報喜不報憂，是我們的曆史傳統，更是幾十年來的一貫作風。大躍進歲月裏，明明是畝產幾百斤糧食，但畝產幾千斤、幾萬斤的好消息三天兩頭登在報紙的頭版。全國性的大饑荒期間，報上不動聲色，仍然是形勢天天大好。十年文革，天怒人怨。但是，報上仍然是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美好景象。２００３年，非典明明在不少地區流行，衛生部官員卻根本否認，麵子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至於水庫塌壩、煤礦爆炸，特大汙染，凡是影響麵子的，總是能掩則掩，能瞞能瞞。理由據說是家醜不可外揚。文革在某些人看來，雖然已經推給了四人幫和林彪，但是，四人幫是在文革後期才形成的，文革前期的批判、抄*家、武鬥，讓他們全部負責，他們也負責不了。林彪則是個不貪權、不管事、不好色、不好吃的角色，將髒水全都潑在他頭上，也似乎難以令天下人相信。不管毛主席多麽英明正確，不管共*產黨多麽光榮偉大，文革總不是一件光榮偉大正確的事，它自然符合家醜不宜外揚的原則。因此，三十年來對文革采取不張揚、不批判、不準說的方針，是符合我們幾十年來的傳統的。
其次，中國有為尊者諱的傳統。曆史上，皇上總是聖明的，錯誤都是臣下的。這種為尊者諱的惡習流傳至今，對於文革，人們也常采用這種態度。幾年前中國出版了一套中國通史，據說是重大科研成果。書中關於文革的發生是這樣寫的：“1965年11月，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表。這篇文章的發表和隨之而來的在文學藝術領域裏的批判運動，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毛澤東支持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發動後，運動愈演愈烈，遠遠超出毛澤東的預想，形成長達十年之久的動亂。”,,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22卷，第一章，毛澤東，928頁,,這本通史，得到了當時國家領導人的讚揚，但是對於文革的由來和責任的表達，存在著很大的缺陷，與曆史真相相距甚遠。它將姚文元的文章作為文革的導火線，它也沒有寫清文革真正的發動者是誰，並且隻字不提文革的破壞，輕描淡寫地說成隻是超出了毛的預想。姚文元的文章是導火線嗎？《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沒有大背景，姚文元會寫嗎？是毛澤東發動了文革，還是他隻是支持了姚文元的文章？文革隻是超出了毛的預想嗎？為了掩蓋或者淡化毛澤東的錯誤，文革的曆史被描述得不倫不類，支離破碎。上文中的“文化大革*命發動後”，是誰發動的？遮遮掩掩，似乎是姚文元發動的，責任似乎是姚文元的，毛澤東的錯誤隻是支持了姚，隻是超出了他的預想，才造成了十年動亂。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曆史研究，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家，這就是中國特色的優秀社會科學研究成果！
再其次，文革是毛澤東一生所犯的最大的錯誤之一，而毛是中共執政合法性的重要依據。憲法上還赫然寫著他的思想是共和國的指導思想。毛從批胡適到批胡風，從反右到大躍進，從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到全國大饑荒，從四清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折騰了二十多年，對於國計民生、文化學術，幾乎沒有做過什麽正確的、對人民有好處的事。大躍進使3000萬到4000萬人餓死，這在曆史上是空前的。劉少奇曾說過，這是要刻石記事的。文革的後果比大躍進更２。要是認真反思起文革來，更人們有可能將曆史一件一件放在太陽底下清理一番，人們自然會對他作出科學的評價，自然會對文革的責任會作出合理的評價。毛的真相的揭穿，有人擔心會帶來不好的影響。
第四，文革是極左思潮的登峰造極者。但是，文革不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它是由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作為鋪墊的，是由相當一批人一次又一次推波助瀾造成的。許多身受文革迫*害的人，其實也是由責任的。包括劉少奇的責任。沒有他帶頭的造神運動，毛澤東不會那麽異化為神。如果研究文革，細細推究起來，有些人一貫正確的外衣會露出原形，在深受四人幫迫*害的背後，也會露出曾經殘酷地迫*害別的無辜者的一麵。文革的早期，資產階級路線猖獗。當時領導文革的人，派出了工作組，當時的指導思想是又一次反右，因此，將許多學生和老師打成了反動分子。當時領導文革的人的一些指示，也是咄咄逼人的。他們的批示，完全是反右運動的那一套。當社會上出現打人事件時，當北京街頭公然打死人的時候，全國文革運動的領導者並未有效地加以阻止。大破四舊時全國性的大抄*家，運動還在他們的領導之下。運動早期拋出了一大批所謂反動學術權威，所謂有曆史問題的人，正是他們領導的結果。北大清華運動初期狠狠整了許多無辜的學生，也是當時的領導運動的人設計和指揮的。文革的事情，如果認真反思起來，很可能會撥出蘿卜帶出泥，這是這些同誌非常不願意的。細細研究文革史和文革前史，就會發現，那種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曆史，是極左路線橫行的曆史，也是千百萬無辜的人飽受極左路線摧殘的曆史。有些與這條路線有著千絲萬縷聯係的人，自然不願意將曆史的真相昭示天下。當然，我們提出要反思文革，清算文革，主要不是要追查個人的責任，而是要提高整個民族的認識，認真地吸取曆史的教訓。
文革是民族集體的噩夢。文革深深地影響了整個國家，深深地影響了一代人，直到現在，還在深深地影響著，影響著社會的道德，影響著社會的思維方式，並且還將繼續影響下去。掩蓋文革，回避文革，都不是科學理性的態度。正確的態度是正視它，揭露它，批判它，找出它的根源，認清它的危害，使它成為民族的教訓。古人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亡。一個民族要想快步地前進，是需要放下包袱的，輕裝才能捷行。曆史的包袱應該清理，曆史的教訓應該記取，以免重複曆史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