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曾經工作在周恩來身邊的護士口述，由《炎黃子孫》權野整理。這些護士的講述和她們的為人一樣，樸實無華，感情真摯。
一
1972年初，也許更早些，周恩來就出現便血情況。專家們會診的結果我們不全清楚，我隻是看到周恩來更加沒日沒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則三四個小時，少則一兩個小時，甚至幾十個小時不合眼。醫生勸他做全麵檢查，他不幹。他望著醫生時，目光陰鬱、鎮定，帶著沉思和一種淡淡的哀涼，低聲懇求：“你們先不要忙，先讓我忙過這一段。
再說，查出癌症又有什麽辦法？我這麽大歲數了，能多忙幾天，多處理幾件事就可以了。”
那天，周恩來已是30多個小時沒合眼。究竟處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書也算不清楚。夜裏一點多，似乎他老人家該歇口氣了，秘書卻看著手表提醒：“總理，還有14分鍾。”
“唔，你們做準備，我刮個胡子。”周恩來身體微微一晃，又迅速恢複了慣常那種快速敏捷的步伐。總理現在要刮胡子，說明又是外事活動。他注重儀表整潔，說這是一種禮貌。
時間所剩不多，看來又顧不上吃飯了。我和小高便給負責招待工作的李維信打電話。打完電話回來，屋裏屋外亂紛紛：周總理“失蹤”了!同誌們緊張尋找，忽然有人說：“哎呀，總理不是說要刮胡子嗎?”大家立刻尋到衛生間。進門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唉，我們的總理喲!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條麵巾，他微屈的右臂，手裏仍虛握了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臉刀，他就歪在鏡子前邊睡著了!他英俊的麵孔曾使所有的中國人為之驕傲，現在卻變得那麽瘦削灰黃；他的眉毛依然威武，雙唇仍然露出善良、慈愛，可是他的眼窩卻是深深地、深深地凹陷下去……別出聲，都不要出聲，我們用顫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心血翻呀翻，翻上壅塞的喉嚨，我們隻能讓淚水在眼圈裏悄悄地、悄悄地旋轉。
可是，周恩來雙肩一震，眼皮忽地掀起，便聽到“哎呀”一聲輕喚，周恩來已經抹抹臉朝外急走，一邊抬手看腕上的表，一邊喃喃：“糟糕，我睡著了呢，遲到了，遲到了，這次怪我……”“總理!”我們小聲叫著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麵前，尾巴一樣跟在他身後。因為我們在流淚。
來到新六所，韓念龍等同誌已經等候在那裏，迎上總理便匯報情況。這時，周恩來那灰黃的臉奇跡般地出現了恢複片刻的青春的紅暈和光彩。我早就發現了這個秘密：隻有工作能夠使總理顯出年輕。
李維信輕輕走到周恩來身邊：“總理，吃碗麵條吧?已經給您準備好了。”
“不吃了。”周恩來這一聲又顯出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聳了聳，小聲說：“你幫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買兩塊咖啡糖?”李維信很快便取來兩塊咖啡糖。周恩來剝糖紙時，手指微微顫抖。他從來不曾吃什麽糖塊，這次連吃兩塊。大家都明白，咖啡可以提神。
會談開始了，是與越南總理範文同。越方不停地提條件，不時又在出爾反爾，好像我們援助他們隻能是無條件無限製地滿足一切。會談十分艱難。周恩來不停地喝茶，但他越來越掩飾不住耗盡血汗之後的極度疲憊。借李維信上水的機會，他小聲吩咐：“給我送條濕毛巾。”
女服務員很快就用托盤送來了涼毛巾。周恩來拿過毛巾，在額頭和眼窩的部位反複擦拭按摩，然後放回托盤上，啞聲說：“謝謝。”
女服務員的目光從周恩來的臉上一掠而過，她不敢多看啊!周恩來剛剛擦拭過的臉又恢複了光彩，但那濕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當他用力按摩額頭時，他是怎樣艱難地從全身每一個細胞裏擠壓搜索聚集殘剩的最後一些血液和熱力啊!女服務員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簾退出了。她是在強忍住自己的淚水。
不到10分鍾，周恩來又用眼色討毛巾。女服務員上毛巾時，他小聲請求：“要熱的，熱一點。”第三次上來了熱毛巾。周恩來一邊傾聽範文同的喋喋不休，一邊將熱毛巾用力按在額頭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臉上搓幾下，將毛巾還給服務員，小聲囑咐：“再熱些，要燙的。”女服務員退下不遠，便聽到了周恩來的聲音。他與範文同會談的聲音始終那麽清朗流利，句句反應敏捷，字字切中問題實質。
服務室裏，兩名女服務員用滾開的水為周恩來涮毛巾，騰騰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裏又有淚珠，端了毛巾望會議室，燈光下便顯得五彩斑斕。周恩來在傾聽範文同講話時，將熱氣逼人的毛巾抖開，灼自己的額頭、眼窩、臉頰、脖頸……放下毛巾後，便又開始回答問題，闡明道理。
會談從夜裏兩點，一直進行到旭日東升。其間，每隔10分鍾服務員便送上一次開水涮過的毛巾。總理要走了，兩位女服務員沒有像往常那樣丟下手裏的活兒，追出去送周恩來。
他們倆丟下毛巾，放下開水瓶，麵對麵垂頭站立，各自捧著手怔怔地出神。
“什麽毛病，你們這是……”李維信走近兩步，突然住了嘴。兩位年輕姑娘筍一般嫩的手，如今紅得像他家鄉出產的那種小水蘿卜，手指和掌緣燙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並且閃閃地泛出光澤。
“哎呀，燙這麽多泡，”李維信皺一皺眉，他不善於跟女孩子講什麽體貼話，有些結巴：“你、你們辛苦了，也，也是為工作嘛……”兩位女服務員仍是一動不動地捧著手，心在顫抖。“……總理……”一聲哀哀的輕喚，兩名女服務員壓抑已久的哭聲便掙脫喉嚨的束縛，一下子灌滿了服務室，傳入空蕩蕩的會議室，久久不息地回蕩著。於是，這位山東大漢李維信也低下了頭。他哭了。
周恩來患了膀胱癌，發現早，聽醫生講，這個病重要的是必須治療及時。可是周恩來外事活動太多，又要總理天下大事，總是一拖再拖。這一拖，本來很好做的手術，非得動刀不可了。動刀子可就要傷身傷元氣!那天，周恩來處理完桌上堆積的一疊疊文件，立起身，摘下了和某些工人做工時戴的毫無兩樣的套袖，小心翼翼疊整齊，目光在上邊停留幾秒，胸脯忽然一下大起伏，臉孔便轉向一邊。接著他又在屋中立住腳，環顧一圈，默默地向這裏的一切告別。當他的目光在牆壁上的圖表和辦公用具之間留連往返時，我的心突然戰栗著抽縮起來。
二
位於文津街的解放軍305醫院，病房大樓底層有兩套寬敞的病房。
一套是為毛澤東準備的，他沒有住。另一套住進了人，就是我跟隨已久的周恩來。
那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專家們又為周恩來做了一次手術。包紮傷口時，躺在手術床上的周恩來緩緩睜開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動著，發出微弱的訥訥聲：“叫，叫李冰同誌來。”“嗯”，李冰輕輕應著，側耳俯身，貼近周恩來的唇際。於是，周恩來呼出的熱氣和艱難吐字的聲波，便直觸她的肌膚、耳膜，從她心房喚來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響。
“雲南，雲南錫礦工人，肺癌發病情況，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們，要去解決這個問題，馬上就去。”周恩來斷斷續續，講完這句話，鼻凹處已經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緊嘴唇、點頭，防止淚水盈眶。她翕動著鼻翼，啞聲說：“我就去，請總理別說話了，千萬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頭一扭，匆匆退出手術室。
一進走廊，李冰猛地張開嘴，壓抑已久的淚水便如決堤的小河一樣流泄下來。
這次手術後，周恩來的身體更虛弱了。
剛能下地，他便又開始了夜以繼日的工作。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來在散步時，曾問身邊的醫護人員：“你們說實話，我還能堅持多久?”醫護人員一怔，馬上竭力綻出笑，想用幾句輕鬆的安慰話搪塞過去。周恩來抬眼望天空，仿佛是在正視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尋找馬克思在天之靈，忽然坦然地笑了。他長長籲了一口氣，漸漸收去笑容，換上一種嚴肅神情，重新望著醫護人員：“你們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隨時隨刻如實地告訴我，因為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個交待。”
即便是名演員，麵對周恩來這樣嚴肅而又坦誠的目光，也是無法做戲了。醫生眼裏陡地湧起一層淚花，聲音哽咽、顫抖：“怎麽講呢?總理，你叫我們怎麽說……”周恩來臉上恢複一絲不易辨清的淺笑，緩緩點頭；極輕極輕地說出一聲：“不用說了。”
6月間的一天，周恩來堅決拒絕了所有醫生的勸告，理發修麵，拖著沉重的病體，同夫人鄧穎超一起來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參加為賀龍元帥舉行的骨灰安放儀式。當我們打開車門，扶周恩來下車後，他便緩步走向擺著簽到簿的桌子。若是換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攙扶著走了。周恩來是不會要的，他以極大的毅力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形象，周恩來就是周恩來!和往常一樣，他的衣服筆挺，容不得一絲皺褶和汙垢。他的頭發一絲不亂；威武的濃眉下，兩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樣溫暖著人，鼓舞著人。
但是，他畢竟是耗盡心血，被病魔折磨得衰老多了，瘦弱憔悴，再不能像往日那樣神采奕奕，走路風一般輕快，舉止洋溢出瀟灑和矯健。他竭力讓步子邁穩，以保持身體平衡；一步一步，走得很緩慢，又要保證連續性。他為此付出了怎樣的努力?當他用筆簽到時，手劇烈地顫抖著，以致於任何一位在場人都一眼就能看出來。當筆尖跳動著向紙麵貼近時，每個人都提起了一顆心，屏住了一口氣。
這是場特殊的較量。是周恩來的頑強意誌，對戰友的思念哀悼之情與病魔與癌症的一場較量。究竟誰更強些?他終於將精靈一樣顫抖跳躍的筆尖按在紙麵上，吃力地又是堅持不懈地移動著：周——恩——來!他無數次用筆改變了山河，寫出了曆史。現在，他終於又寫出了他光輝的名字。
簽過到，周恩來便朝休息室走去，在門口就大聲呼喚：“薛明，薛明同誌!”周恩來近半年來，還不曾有這樣響亮的聲音。賀龍的遺孀薛明，聞聲抬頭，叫一聲：“總理!”立刻奔過來，滿臉是淚，周恩來張開雙臂，一下子擁抱住她；身體由於悲慟而顫抖著。
“薛明啊，”周恩來哀聲哽咽，“我沒有把他保護好啊……”說著，淚如泉湧，四周圍哭聲立刻響成一片。
賀龍的女兒緊握住周恩來的手說：“周伯伯，您要保重身體，要保重身體啊。”周恩來無言地看著她，片刻，聲音顫抖地說：“我的時間也不長了。”
這令人心碎的歎息，又一次引來悲聲四起。他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麵對生命的終結無所畏懼，但也不無憂傷。他憂的是國家和人民，傷的是不能多為人民服務了。
到了下半年，周恩來的病情不斷惡化。劇烈的癌痛折磨著他。有時痛得牙關緊咬，冷汗淋漓；有時痛得渾身戰栗，眉頭緊鎖。但他始終不肯哼出一聲。
“總理，打一針吧?”我們眼含淚水勸說。
周恩來嘴角一翹，勉力做出微笑，他是怕我們看到他的樣子而難受。他的聲音細微地說：“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我們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帶，忙放起錄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調便柔和地盈滿一室。
周恩來淡然的目光凝望著天花板，靜靜傾聽韓英歌唱的那優美的抒情曲調。他的眼裏時時迸出一絲火花，仿佛望見了那碧波連天的洪湖，望見了他的戰友賀龍，憶起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裏的戎馬生涯……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濕潤了，微微垂下眼簾，以手擊節，合著那婉轉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發自己某種複雜的情感!到年底，周恩來又做了一次大手術。
至此，周恩來前後共做大小手術13次。
三
這次手術後，醫生發現再也無力挽救了。
葉劍英元帥白天黑夜地與吳醫生保持聯係，一再指示：“要想辦法，能延長一天就延長一天，哪怕是多延長一小時一分鍾，隻要可能，就要盡到醫療方麵的一切努力和責任!”此前，自周恩來病重後，特別是1975年下半年臥床後，葉劍英基本上是天天來。特別是在處理重大問題的前後，必要來請求匯報。開始，他常常與周恩來一談就是3個小時。經月之後，談話減到了兩小時。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來聲音越來越微弱，葉劍英越坐越貼近周恩來，談話的時間也越來越短，連一個小時也無法堅持了。
終於，周恩來難以再說出聲了。這時，葉劍英仍然堅持天天來，來了就緊貼周恩來坐下，輕輕握住周恩來的手，他們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嘴唇一樣地顫抖，一樣地說不出話，就那麽望啊望，望啊望……那種情景，那份情誼，任你是鐵打的心腸見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門外失聲痛哭!
我還記得他們最後一次談話的情景。葉劍英叫我們都退出，無論是送水送藥，不按鈴不許進，從聽到的隻言片語，我們知道葉劍英是在匯報有關中央、有關鄧小平副主席、有關“四人幫”及軍事等方麵的重大問題。葉帥從病房出來後，把我和小高召喚到身邊，聲音很輕，嚴肅地吩咐說：你們倆都準備好紙和筆，24小時在總理身邊，一刻也不能沒有人。總理原則性很強，很多事很多委屈悶在心裏不講，特別是對於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後時刻有什麽內容要發泄，你們一定要記下來……葉帥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來身邊，我和小高輪流值班守候。每時每刻都有一個守在總理身邊，隨時都準備著抓筆記錄，然而周恩來始終沒有說什麽。在最後的幾天，索性閉緊雙唇，絕口不談政治，直到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後，我和小高將雪白雪白的紙交給葉帥，葉帥望著那潔淨的白紙，眼裏陡地湧起淚花，訥訥一聲：“他一生顧全大局……”從12月中旬後，周恩來吃東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裏灌了。他不但臥床，而且無法坐起來，身體下部插了七八條管子，輸液、輸血、排液，他身體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個爛了，但頭腦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輪流給他讀一些國際簡報、國內動態和參考資料，也讓他聽廣播。
然而，劇痛襲來，完全沒有反應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預感到有大的痛苦到來，周恩來的臉色陡然變成陰沉灰黃，轉瞬間又泛出暗紅，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層，顆顆有綠豆大，接著便河水一樣淌下來。他的眼光時而迷朦黯淡，時而閃灼逼人，回避開周圍的同誌，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在一次次的屏息之後，那鼻翼便顫抖著張大，嘴唇也小心翼翼盡量不引人注目地咧開一條縫，喘息幾口，很快又複屏息閉氣，用超人的毅力去挨過那陣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巨痛的浪潮……他不哼不流淚，哪怕是抽縮著臉孔咧咧嘴呢?他不願露聲色，也許是為了保留那固有的美好形象。那麽，為什麽又絕不肯再理發刮胡子? 他像珍惜生命一樣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國人民精神麵貌的儀容啊……終於，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不肯讓別人分擔痛苦。
周恩來逝世前寫給毛澤東的最後一封信
一九七五年六月間，在癌細胞的吞噬下，逝世前的周恩來已經瘦得皮包骨，體重隻剩下六十一斤，在病榻上強撐著起來，用顫抖的手提筆給毛寫了一封信：
主席：
問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開刀後，這八十天恢複好，消化正常，無潛血。
膀胱出血仍未斷，這八十天(從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隻有21cc(克)不到，但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間還去主席處五天，一月開全會共兩次，共八十多天隻有13cc，還略多：那八十多天隻有增生細胞二次，可疑細胞隻三次，這八十天卻有壞細胞八次，而最後十天壞細胞三次，所以我與政治局常委四位同誌麵談，他們同意提前進行膀胱照全鏡電燒，免致不能電燒，流血多，非開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準--我現在身體還禁得起，體重還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無虞，務請主席放心。手術後情況，當由他們報告。
為人民為世界人的為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懇請主席在接見布特同誌之後，早治眼病，必能影響好聲音、走路、遊泳、寫字，看文件等。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資料研究後提出來的。隻是麻醉手術，經過研究，不管它是有效無效，我不敢斷定對主席是否適宜。這段話，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複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來
?? 75．6．16．22
寫罷這封信後，周恩來又以央求的口吻，給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附了一張便條：
玉鳳同誌：
您好!
現送十六日夜報告主席一件。請你視情況，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時(候) ，念給主席一聽，千萬不要在疲倦時念，拜托拜托。
??周恩來
?? 1975．6．16．22時半
毛澤東為何未參加周恩來追悼會？
1976年1月8日上午9點57分，周總理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在這之前的十幾個小時內，周總理的病情報告便不斷送到主席這裏來。毛澤東靜靜地看著一份又一份病危報告和治療方案、搶救方案。
總理逝世
周總理的心髒停止了跳動，張耀祠得了這一噩耗，馬上來到主席那裏，告訴了外麵值班的護士小於。小於拿起平時常用的一支鉛筆，在一張常用來通報事情的白紙上寫下了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這張紙放在了大廳裏的條桌上。
孟錦雲此時正在主席臥室裏值班。主席躺在床上看一本《魯迅選集》。小孟聽到外麵大廳裏有人走動的聲音，按照往日的經驗，知道這是有人來送條子或東西來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一下子便看到紙條。一行字清晰地出現在她的眼前。小孟把紙條疊起來，放進了自己的口袋，回到了主席的臥室。主席依舊在那裏看書，根本沒有留意到小孟去大廳裏的事。小孟便裝作什麽事也沒有發生，又坐在了主席床邊的沙發椅上順手拿起了一本書，心不在焉地翻看。
中午吃過飯後，主席休息了兩個小時，下午3點多鍾，政治局派人送來了總理逝世的訃告清樣。小孟收下來，看主席睡醒覺，精神還算可以，就決定找機會把總理逝世的消息告訴主席。
淚流滿麵
按照慣例，這時小孟要給主席讀報、讀文件。她先讀了些別的內容，然後覺得再也沒法隱瞞了，稍稍停頓了一會兒，便拿起那張訃告清樣。一向很高的嗓門、很快的速度，忽然變得低沉、緩慢：“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誌，因患癌症，醫治無效，於1976年……”主席聽著，慢慢地閉上了眼睛，眉頭緊鎖，不一會兒，閉著的眼睛裏滾出了淚珠。小孟自己已經哭出了聲來，泣不成聲地堅持讀完了訃告。
主席沒有說一句話，隻任淚水默默地流淌，淚水流過了麵頰，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頸。主席始終不說一句話。
力不從心
總理的追悼會在1月15日下午召開。在這之前，輪椅、氧氣袋，一切搶救措施都準備好了，準備主席去參加追悼會。
14日的晚上，早已病重的主席，病情又多次出現反複。他根本坐不起來，更不用說是站立了。小孟打電話請示汪東興：總理追悼會的事，要不要告訴主席參加？汪東興回答說：“政治局未發出通知請主席參加追悼會，你們就不要問主席參加不參加了。”
就這樣，毛澤東沒有去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
當時，誰也不知道毛澤東的處境。他早已力不從心，參加追悼會，對他來說，是無能為力的了。
失聲痛哭
追悼會前一天，也就是1月14日的下午，又是小孟給主席讀報的時間。
小孟給主席讀了追悼會上由鄧小平同誌致的悼詞的清樣。
小孟讀著，忍著眼淚，主席聽著，不再默默地，而是淚如泉湧，失聲痛哭。他依舊沒說一句話。
在後來幾天每次給毛澤東讀有關悼念活動的文章、各國的唁電，他都會默默地流淚。每當小孟發現時，自己也不忍再讀下去。
她想起汪東興的叮囑：主席歲數大了，身體又不好，就不要多讀這樣的文章了。
周總理逝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毛澤東的情緒，都籠罩著一層悲傷。本來還可以說說笑笑的主席，總理的去世，仿佛一下子帶走了他本已不多的歡樂。那段日子裏，他臉上幾乎已無笑容，常常沉默著。
最後一個春節
就在這種氣氛中，1976年春節到來了。1976年2月4日，他度過了最後一個春節。
除夕夜，他的住所，顯得冷清而寂寞，沒有親人的團聚，也沒有招待朋友的宴席，隻有小張、小孟陪伴他。
當日午夜，中南海傳來鞭炮聲，他聽得那麽真切，他一下意識到這是除夕，這是春節。他看看小張，又看看小孟，用他低沉而有些沙啞的聲音說："放點鞭炮吧，你們也應該過過節。"
誰能相信，這就是毛澤東的最後一個春節。
毛澤東與周恩來性格特征比較
在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毛澤東、周恩來是最具個人魅力的兩位政治家。
在性格特征上，毛澤東勁直尚氣，舉重若輕；周恩來精細雅致，舉輕若重。在相互關係上，他們的合作長達近半個世紀，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一個奇跡。毛澤東、周恩來都是傑出的政治家，但由於出身、性格、文化習染、角色身份等的不同，他們的政治風格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求異思維與求同思維
崇尚鬥爭和挑戰，是毛澤東人生觀和思維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毛澤東的生活經曆來看，家族的“尚武”精神和從與父親的衝突中所得來的啟示，無疑是形成這一人生觀念和思維方法的最初文化積澱。在青年求學期間，中西方文化中有關提倡“鬥爭”的文化資源又為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後援。
延安時期，毛澤東對矛盾的鬥爭性和同一性問題作過專門闡述。他認為，鬥爭性寓於同一性之中，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而對立的互相排斥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鬥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他還根據列寧所說的“相對的東西裏麵有著絕對的東西”的論述作了如下發揮：“依一時說，統一是絕對的，鬥爭是相對的；依永久說，統一是相對的，鬥爭是絕對的。絕對謂占統治地位。”“統一即事物的暫時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暫時是絕對的，在永久是相對的。”毛澤東將這些理論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際相結合，對國共兩黨在抗日這一共同點上的統一性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並且成功地運用以鬥爭求團結這一逆向思維方法，維護了矛盾同一性的暫時絕對性和安定性。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未能將“依一時說，統一是絕對的，鬥爭是相對的”這一比較健全的思想很好地堅持下來。相反在1957年後還逐步地把鬥爭推向極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一個“設置對立麵”的命題。會議期間，他多次講到：設置對立麵很重要。對立麵是客觀存在的。所謂對立麵，是要客觀上存在的東西才能設置起來，客觀上不存在的東西是設置不了的。
周恩來出身在一個衰敗的封建家庭，孔孟儒學傳統構成這個家族基本的文化氛圍，加之他自幼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而且很早又主持家計，備嚐艱辛，所以形成了那種偏重於在動亂中求安定、在紛爭中求和諧、在屈辱中求忍讓、在對立中求統一的“異中求同”的思想方法。這在他於南開中學寫的兩篇作文中有突出的反映。頭一篇題為《子輿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說孰是，能折衷言之歟》。周恩來的觀點是：“若夫中國之今日，財盡矣，德衰矣，司農有仰屋之悲，君子有道喪之慨，言利則德不足以副之，言義則民窮足以困之，是非二氏之說而法之，不足圖根本之補救。民德民生，雙峰並峙，兩利皆舉。”另一篇的題目是《老子主退讓，赫胥黎主競爭，二說孰是，試言之》。誰都清楚，老子哲學和赫胥黎的天演論是兩種反差極大的哲學理論，但周恩來找到了兩者之間的共同性。他寫道：“惜老氏主退讓，赫氏主競爭，二氏之說，容有不客一致者。語雲：冰炭不同爐，二氏殆無類此耶？曰：非也。二氏固未為冰炭，且所持之道，實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這樣的文化積澱和思維方式，成為他一生中性格的一個重要特點。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
毛澤東、周恩來都兼有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兩種思想風格，但比較而言，毛澤東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他熱烈追求他心目中以平等為核心的理想社會模式，其執著和堅毅構成他偉人品格的一個要素。
而周恩來則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注重實際、審慎務實是他一貫的特點。
毫無疑問，周恩來也是為實現平等和公正的遠景目標而奮鬥的，但他把這一目標的實現視為一個艱難締造、循序漸進的過程。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便深受康有為《大同書》的影響。1917年，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大同者，吾人之鵠也，彼時天下皆為聖賢，而無凡愚，可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不僅如此，他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思想與日本武者小路篤實的新村主義相結合，決心與誌同道合者在長沙嶽麓山建設一個“新村”給世人提供一個理想社會的藍本。盡管這種“新村模式”在當時並未訴諸試驗，但卻在毛澤東腦海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後，毛澤東的理想主義發生了質的變化，它不再是空想的，而是有了科學的依據。延安時期，他創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成功地達成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統一和平衡。一方麵，他以自己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光明前景的無限向往和堅定信念去鼓舞人民，喚起他們改造現實的熱情。另一方麵，他又反複強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實現要依賴於主客觀條件的成熟，“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毛澤東的理想主義激情逐漸蓋過了對客觀現實的冷靜分析。從1955年起，他開始以高強急迫的姿態推動社會轉型的步伐，結果發展的速度之快竟然出乎他的意料。他曾對秘書田家英說：我很高興，1949年全國解放時都沒有這麽高興。到了1955年，當我看到那麽多農民參加了農業合作社，接著是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開始高興了。
與毛澤東相比，周恩來是“建築師”而不是“詩人”。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他都沒有過激的理想主義的衝動。周恩來信仰共產主義，富於遠大的理想，但他又是一個相當務實的人，善於對眼前的局勢作出盡可能切實的判斷，並以真實可見的成就穩健地推動曆史的進程。在中共黨內，周恩來第一個提出了“左”傾並不比右傾好的見解。他認為中國已有革命高潮，但還不是直接革命形勢，反對李立三關於布置奪取一省或數省勝利的武裝暴動的主張。後來，也正是他和瞿秋白一起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
日本學者認為，改變中國共產黨命運的曆史轉折，是1936年的“西安事變”。周恩來在處理這一複雜政治問題時表現出超人的洞察力、判斷力以及靈活有效的外交手腕。正是他現實主義的處置方法，才使中共開始從此步入坦途。
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又一次談到防“左”的問題。他說，“我黨曆史上右傾錯誤時間短，易糾正；‘左’傾錯誤的時間長，不易糾正。”在籌建新中國的過程中，周恩來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綱領》。這是一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綱領，他鄭重指出：“按照《共同綱領》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會主義的條件就會逐步具備和成熟。口頭上天天喊社會主義並不能實現社會主義。過去立三路線就是這樣，說打下武漢，就是社會主義的開始，結果不但社會主義沒有到來，還給黨的事業造成很大損失。”周恩來在這裏強調對《共同綱領》要“不折不扣”地執行下去，可見他是相當注重政策的連續性及其效果的。
在外交事務中，周恩來也一貫保持著他的現實主義精神，1969年，中蘇之間爆發了嚴重的邊境衝突。加之中、蘇之間進行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唇舌之爭，兩國大戰似有一觸即發之勢。在這緊要關頭，周恩來在北京機場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作了一次緊急會晤。他指出：中蘇之間的爭論不妨礙兩個國家關係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正常化。並且建議應首先采取臨時措施使雙方武裝力量在有爭議地區脫離接觸，避免武裝衝突。這一務實性的冷處理得到了蘇方的明確肯定，迅速緩解了兩國邊界的緊張局勢。
羅青長回憶周恩來對台灣問題的最後囑托
1975年是多事之秋，蔣介石去世，蔣經國上台。
大陸如何了解和看待蔣經國？如何把握好兩岸關係？這關係到祖國統一大業，絕不可掉以輕心。應該說，周恩來對蔣介石接班人蔣經國的了解，遠不如對他老子蔣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對自稱是蔣經國“嫡係”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周恩來：“托、托、托”
羅青長說，周恩來總理離開我們至今已有２0多年了，但他的豐功偉績與不凡風采至今仍留在我的記憶裏。他在病重的最後一年，直至臨終前仍惦念著祖國的統一大業。每每想起這些，我就心裏特別難受，它不斷地鞭策我加緊進行對台工作。
根據中共中央早已確定的方針，特別是1974年12月，毛澤東主席在長沙再次重申：“國民黨那些戰犯放出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嘛！”為此，１９７５年３月２０日，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共同下達了《關於安置特赦釋放人員的實施意見》，其中第6條規定：“凡願意回台灣的，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辦理。”公安部部長華國鋒也向世人公開宣布，獲釋人員“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這一重大新聞，立即引起包括台灣在內的國內國際輿論一片震動。
3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等受重病中的周恩來的委托，在北京飯店宴會大廳，接見並宴請全體獲特赦釋放人員。
一些在台灣有親屬的獲釋人員，因擔心回台灣會受到歧視或陷害、報複，所以大部分釋放人員沒有回台灣。隻有王秉鉞、陳士章、蔡省三、周養浩、王雲沛、段克文、楊南屯、趙一雪、張鐵石、張海商等10人提出回台灣，並被立即批準。
蔡省三等10人一直滯留香港達140多天。其間，台灣當局一次次地不批準他們入台。先是張鐵石因感到回台無望而被迫自縊身亡；後有趙一雪、楊南屯、張海商重返大陸；而王秉鉞、段克文、陳士章、周養浩則相繼遠赴美國，除段克文接受“國際救總”救助，其餘都住在留美的兒女家。留在香港的隻有蔡省三和王雲沛，王雲沛於晚些時候病故香港。這樣，留居香港的隻有蔡省三了。
據蔡省三介紹，他在香港到港英移民局辦理了8次延期居住手續，仍無台灣當局允許其入境的消息。他決計以“中間派”身份長期居留香港。一方麵，以寫作為生；另一方麵，尋找機會主動從事對台灣方麵的溝通工作。
在此期間，蔡省三的行跡及其在香港多次發表的言論，不但引起了台灣當局對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來的注意。
1975年是多事之秋，蔣介石去世，蔣經國上台。大陸如何了解和看待蔣經國？如何把握好兩岸關係？這關係到祖國統一大業，絕不可掉以輕心。應該說，周恩來對蔣介石接班人蔣經國的了解，遠不如對他老子蔣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對自稱是蔣經國“嫡係”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蔡省三自從決定長期留居香港，便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1９７５年冬，經蔡省三申請，並得到中央統戰部的幫忙，其已離婚、失散的妻子曹雲霞被找到，並來到香港與他團聚。妻子靠從江西農村一位長者那裏學來的醫術在香港開了一家診所；蔡省三則為謀生而從事寫作。他每天為香港《新報》特辟的《蔡省三專欄》寫時事評述，每天800字左右，開了香港報業的先河。《蔡省三專欄》每天同時在香港、台北、美國三藩市和澳大利亞等四個地方見報。期間，蔡省三還同妻子先後用本名或筆名出版了《蔣經國與蘇聯》、《中共釋俘的來龍去脈》、《贛南憶舊錄》、《蔣經國係史話》等等。
蔡省三的文章，病危中的周恩來不可能都能讀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１９７５年９月號刊載的《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新華社大本《內部參考》連載4期），病危中的周恩來每期必讀。
文中，蔡省三憑著對蔣經國先生的了解和理解，判斷蔣經國上台後“三不會”：
（1）不會出賣台灣，向外國賣身求榮；
（2）不會投降大陸；
（3）不會把台灣搞亂，而能有一番作為。
蔡省三在香港發表的一些言論，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來的極大興趣。
羅青長說，１９７５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來總理看了蔡省三的訪談內容很重視，他用顫抖的手在新華社編印的《內部參考》轉載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９月號刊載的《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一文旁邊批示：
請羅青長、家棟對蔡省三的4篇評論的真實情況進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侖、於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兩字模糊）。周恩來，九月四日，托、托、托。
羅青長最後一次見總理
羅青長說，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來迫切提出要見我，因為當時我兼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但被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張春橋無理拒絕。鄧小平聽到這一消息，急了，“這個時候了，總理要見誰，就讓見誰！”鄧小平堅定地說。
我趕到醫院時，總理正陷於昏迷狀態。我在外麵等著，眼淚直往心裏流，為總理的生命擔心；為總理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還操心國家大事，關心台灣問題的解決而心痛。
一直等到中午，總理蘇醒過來，我在總理病床前坐下。看得出，總理在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凝聚起體內的最後一點精力，頑強地支撐著，聽我匯報台灣的有關情況。總理在詢問了台灣的近況和在台灣的老朋友後一再囑咐：“不要忘記台灣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經醫生搶救，周恩來再度蘇醒過來時，他對我歉意地說：“我實在疲倦了，讓我休息１０分鍾再談。”聽到這裏，我再也忍不住了，背過臉去，淚如雨下。這就是我們的總理，就是病到這種程度，還一心想著工作，他的心裏隻裝著祖國和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我守候在周總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點多鍾，周總理才蘇醒過來，但神誌已不十分清楚了。我隻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別，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成了終生的訣別。敬愛的好總理為人民耗盡最後的一分光、最後的一分熱，為革命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我今天再講這段往事時，仍然止不住地要流淚。總理一直親自領導對台工作；親自領導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工作；還親自處理具體的涉台事務。
我常常聽總理談起張學良。總理肯定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是“挽救國家民族的一大危機”、“為民族產生了驚天動地的大團結”。新中國成立前，隻要一有機會，周總理就向社會呼籲，要求蔣介石釋放張學良。
建國後，周總理一直念念不忘在台灣的張學良。1961年在西安事孌25周年紀念會上，政協副主席高崇民作詩懷念張學良將軍，有兩句話是“座中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東南。”周總理當場說：“‘憔悴’兩字太消極，不符合張將軍的性格，應改為‘一人奮鬥在東南’。”
我想起總理多次要辦公室通知政協及有關部門照顧張學良的親朋及故舊。許多事常常是總理親自處理。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也是我軍的一名戰將，他1933年入黨，解放後擔任海軍副參謀長。當他被派往蘇聯伏羅希洛夫海軍學院深造時，蘇聯人不理解為何中共中央派一個大軍閥的兒子來學習，不肯接受。周總理親自向蘇方作解釋工作，張學思才被允入學。“文革”期間張學思受林彪反革命集團迫害，病重身危。周總理得知後，親自批示要醫院盡力搶救。但由於林彪集團的肆虐，張學思被迫害至死。又是周總理幾次指示海軍要查清迫害張學思的問題。
1974年，周總理親自批示要張學良的二弟張學銘出席國慶招待會，並要見報。
周總理之所以這樣做，不僅為被禁多年的張學銘平反，推動查清張學思被迫害一案，更重要的是告慰在台灣的張學良。
總理經常說，對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每當我想起總理在重病中寫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難過。眼前總是浮現出總理關心台灣問題的那雙明眸，好像總理在責備我沒做好工作。台灣問題至今沒有解決，我心裏總感到愧疚，對不起總理生前的最後囑托。總理生前沒能看到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他是死不瞑目啊！
總理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仍掛念著台灣問題。他還囑告葉劍英等人，一定要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並要求喪事從簡，遺體解剖，不留骨灰。
傷心最是一月八
周恩來的逝世對羅青長來說是最難過，最痛苦的，至今回憶還仍然抑製不住內心的悲痛，他滿懷深情地說：
1976年1月8日，一個極平常的日子卻因為一位偉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幾分淒涼悲壯，增加了無限的哀思愁緒。每逢這個日子我就會回想起當年那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圍，就會感受到當年那萬人空巷送總理的感人場麵，就會追憶起當年我手捧著總理的骨灰摻和著悲傷的淚水緩緩地、緩緩地將它撒向祖國的江河大地……每逢這個日子，我的心就會顫抖，淚眼中浮現出那難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淩晨，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將我從睡夢中驚醒，一個不祥的念頭在我腦海中掠過，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願意去證實那我們億萬人民最不情願麵對的事實，尚未聽清對方的通報，淚水已模糊了我的雙眼。此後幾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無比的悲痛之中。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40年的風風雨雨，40年的諄諄教誨，40年的關懷庇護，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難以言表，往事曆曆在目。
我記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幫”的慫恿和操縱下,一小撮壞分子大搞打砸搶,衝擊黨政軍領導機關,殘害革命幹部,甚至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也受到嚴重威脅。我實在想不通,跑去請示周總理。當時,總理正忙於輔佐毛主席組織和發動群眾的艱巨任務,同時擔負著內政外交的浩繁工作,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我從夜裏7點鍾一直等到次日清晨7點鍾,周總理才在百忙中抽空見了我一麵。他聽完我的匯報,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心中無他,積極革命,實事求是地揭發。”三句話字字千鈞,擲地有聲,充分體現了周總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和光明正大的磊落襟懷。這三句話,使我的心胸豁然開朗。在那非凡的歲月裏,正是這三句話,使我和一些同誌經受住了嚴峻的鍛煉和考驗。
我記得，林彪、“四人幫”為了掃清他們篡黨奪權的道路,極力煽動“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動思潮。在那種極端複雜困難的環境裏,周總理一方麵要保證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的貫徹落實；一方麵又要花大力氣排除林彪、“四人幫”的幹擾、破壞,確實很難啊!但是,周總理為了黨的事業,無私無畏,旗幟鮮明地為廣大幹部說話,為廣大幹部伸張正義。他曾經對我講過:“對幹部就是要挺身而出,該保就是要保。要一分為二,要功過分明。”總理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凡是周總理力所能及的事,他都為幹部們想到了、做到了；凡是周總理鞭長莫及、愛莫能助的事,他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方式,給那些處於逆境的幹部送去黨的溫暖,鼓舞他們的鬥爭勇氣。傅崇碧同誌曾十分激動地跟我談起,在他遭受林彪、“四人幫”迫害,被投入冤獄前,周總理一再叮嚀他,要經受住考驗,好好讀書,注意身體,將來工作總是有的；並采取有效措施保護他的人身安全,給了他極大的安慰和鼓舞。
周總理不僅關心黨內同誌，他還十分關心諸如張治中、傅作義、衛立煌、李宗仁、章士釗等黨外人士，關心他們的生活，也關心他們的學習、進步和健康,囑咐我們要多方照顧。1974年,周總理自己已經身患重病,當他得知傅作義先生病重時，仍要我陪同前往醫院探望。總理向傅作義先生親切問候後,拉著他的手說：“傅作義先生,毛主席說你對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勞的。”當時已在彌留之際的傅作義先生,聽了這誠摯而溫暖的評價,心情十分激動。他雖然已經不能講話,但他眼裏閃著晶瑩的淚花,表示深切的欣慰。
我記得，周總理對我個人的關懷與教誨更是一言難盡。
他不僅在革命道路上引導我前進，而且在政治上、生活上對我嚴格要求，並給以無微不至的關懷。這種階級之情、師長之誼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當一小撮壞人對我實行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時，周總理多次出麵幹預。特別是1969年,有人糾合一夥人,以莫須有的罪名，製造冤案,誣陷羅瑞卿同誌和當時已故的李克農同誌以及我們一些同誌為“反革命陰謀集團”，背著黨中央和毛主席私設專案審查,使我積憤成疾,又不能得到應有的治療。這時，周總理將外出巡視,臨上飛機前,知道了這個消息，立即派隨從醫生趕到醫院，代表他老人家看望我，並向醫院傳達了他的指示要想盡一切辦法，為我積極治療。這樣,我的疾病及時得到治療。1972年,我因病要動手術。周總理不僅請鄧大姐前來看望，而且派他的保健醫生和醫院主治大夫共同研究了醫療方案。動手術時，周總理和葉副主席商量，委派了一位領導同誌臨場觀察。在周總理和葉副主席的親切關懷下，手術順利成功。
送總理最後一程
羅青長說，當時黨中央已任命我為周總理治喪辦公室副主任，我必須強忍著悲傷為敬愛的總理送好最後一程。
那時，仍然是“四人幫”當道，他們肆意橫虐，提出種種限製，刁難人民群眾悼念自己的好總理。羅瑞卿大將在總理生前關懷下，從監獄裏剛出來，正在福建就醫。“四人幫”以京外人員不得進京為由，不允許他回京吊唁。他得知我在治喪辦公室，便給我打電話請我幫忙。我回答他說：“你是中央軍委的顧問，當然是京內的人，可以回來。”李鵬同誌當時在水電部工作，他的父親李碩勳烈士是總理的老戰友，李碩勳犧牲後，李鵬母子受到總理多方麵的關懷照顧，可是他們也被剝奪了與總理告別的權利。李鵬同誌找到我，我當即安排他們母子與總理見最後一麵。李鵬同誌的母親趙君陶大姐看到總理憔悴的遺容，當場暈倒過去。長期擔任總理警衛任務的龍飛虎同誌（原福州軍區副司令員）、慕豐韻同誌（原公安部局長）一個“下放”在陝北榆林，一個尚未“解放”，我設法通知他們，並安排他們向自己最敬愛的首長致以最後的敬意。當時找我的人很多，有我認識的，也有素昧平生的，我都盡量給予安排。其中感人最深的是北京飯店的朱殿華師傅，他給總理理了20餘年的發，兩人感情至深。總理病重期間，朱師傅多次懇求去給總理理一次發，總理怕朱師傅看到自己的病容難過，寧肯自己的胡須長得很長，也謝絕了朱師傅的好意。如今，誰也無法再阻止這位老人的請求，他飽含著熱淚，小心翼翼地為總理理完了最後一次發。事後他告訴我，為了表達對總理崇高的敬意和永誌的懷念，他悄悄地將總理的頭發屑保存了起來。這就是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和一個平民百姓之間感人至深的生死之交。周總理無私地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人民，甚至連自己的骨灰都毫無保留地歸還給了養育他的土地，但是，人民留住了他。
1976年1月11日下午，根據周總理生前的遺願，他的遺體將送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這對全國人民來說，不啻又是一聲晴天霹靂。連日來，電報像雪片一樣飛往治喪辦公室，人民群眾強烈要求保留住總理的遺體，以便今後瞻仰。我的辦公室裏也電話聲不斷，許多老同誌抽泣著希望不要讓總理離開我們。我把他們的請求轉告給了鄧穎超大姐，鄧大姐說，“感謝大家的好意，但燒骨灰、撒骨灰是恩來生前和我約定的，這也是一場革命，希望你們理解、支持。”她囑咐我和統戰部副部長李金德同誌主管好火化事宜。我隨即請來北京市民政局局長馮晉臣同誌，叮囑他萬無一失。下午3時許，總理的靈車緩緩地離開北京醫院，駛向長安街。那裏早已是人山人海，人們扶老攜幼，冒著凜冽的寒風，自發地佇立在道路的兩旁，秩序井然，象往日迎候著總理的來，今日又迎送著總理的去。靈車所過，哭聲四起，撕心裂肺，人們翹首仰望，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好總理，希望自己的好總理再看一眼他心懸不下的人民。靈車最後駛入八寶山，總理的遺體靜臥在鮮紅的黨旗下，黨和國家領導人向他致以最後的敬意，鄧大姐向她的親人、戰友作最後的告別，人們再也控製不住感情的閘門，任其宣泄，一下子撲向總理的棺槨，嚎啕大哭，希望喚醒總理，希望留住總理。最後的告別終於不可避免了，在人們的哭喚聲中，身穿嶄新製服的殯儀工人戀戀不舍地將總理的遺體送入粉刷一新的火葬爐，熊熊的烈火燃起，總理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總理的骨灰安放在勞動人民文化宮，供各界人士吊唁。
14日晚，在蒙蒙的夜色中，鄧大姐在總理生前黨支部成員的陪伴下，將總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會堂台灣廳，暫時存放。鄧大姐不愧是周總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總理走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灣問題，她想讓總理再在這裏歇歇腳。我自1952年起即擔任中央對台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長期在周總理的領導下分管對台工作。我知道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就是在周總理的親自提議下設置的，廳內的一切擺設都是按照他的安排擺放的。總理為設立台灣廳曾傾注了大量心血。當時，我具體管理台灣廳從立項到建設的全過程。那時，林彪想要搞個什麽他個人的紀念館，總理力主要建台灣廳，並得到中央的同意。我記得台灣廳的好多石頭、磚塊都是從台灣運過來的。台灣廳掛什麽畫，也是總理經過考慮精心挑選的。廳中懸掛的一幅鄭成功畫像，是總理吩咐我到故宮博物院，向國家文物管理局局長王冶秋同誌調來的，總理同時囑咐我複製一幅，通過關係贈送給蔣介石父子，暗示蔣氏父子不要賣國。由此可見，總理用心之良苦。還有台灣廳的說明詞也是總理親自擬妥改定的。
1975年1月15日，全國下半旗向周總理誌哀。下午，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群眾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四人幫”千方百計地阻撓鄧小平同誌代表黨中央致悼詞，葉帥和先念等同誌據理力爭，才使小平同誌得以代表黨和人民向他的親密戰友致以最後的敬意。小平同誌高度評價了周恩來同誌光輝的一生，他眼含熱淚，情真意切，全場一片嗚咽之聲。我的老伴杜希健同誌當場哭暈過去，從此她的身體便每況愈下。
不留骨灰，心係台灣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敬愛的周總理和我們永別了。就在這一天，鄧穎超同誌向黨中央提出了總理生前的請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總理留下了對他的骨灰處理的遺囑，也體現了他對台灣問題的關心。鄧大姐（鄧穎超）根據總理“不留骨灰”的遺囑，盡快作了處理。
1976年1月12日，鄧大姐對總理生前的兩位警衛高振普和張樹迎說：“恩來同誌（周總理去世後，鄧大姐就不稱呼總理了）不保留骨灰的請求，毛主席、黨中央已批準。你們倆跟隨恩來同誌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請示並得到批準，由你們2人執行撒骨灰的任務，這是你們倆為恩來同誌辦的最後一件事……”
鄧大姐說到這裏嗓子哽咽了，她強忍著眼淚，克製住自已的感情，繼續對他們說：“接到中央批準的消息，我高興。高興的是，恩來說過，他擔心我替他辦不成這件事，今天可以辦成，就要成為現實了。咱們要共同為實現他這一願望而繼續工作。我很想親自去撒，但是，目前條件還不允許我去做。再說，天氣太冷，我歲數也大了，出動目標大。恩來同誌是黨的人，我委托你們二人去辦，你們二人是黨支部成員，我們靠基層支部。我相信，你們倆會很好地做好這一工作的。”
聽了鄧大姐的一番話，我們更加理解鄧大姐此刻的心情。總理去世後的這幾天，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非常悲痛，人們衝破各種戒律，用各種方式悼念總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為了給人們以安慰，給廣大群眾更多的悼念機會，高振普向鄧大姐提出，是否可以把總理的骨灰多保留幾天，然後再撒。鄧大姐擺了擺手說：“我的請求，中央已批準，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們倆說一遍，你們要認清，撒骨灰也是一場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場革命，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場革命。我死後骨灰也不保留，也請黨支部負責。這是我和恩來同誌的一次革命啊！我們一定要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
鄧大姐讓她的秘書趙煒和高振普、張樹迎去找一找，哪個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但當時天氣寒冷，很多地方都結了冰，沒有選中一個合適的地方。最後中央決定派飛機去撒，並規定了投撒的時間、地點。
羅青長說，晚7時半左右，鄧大姐帶著我和總理生前的工作人員緩步走入大會堂西大廳，總理的骨灰盒已安放在那裏。我們隨鄧大姐向總理的遺像默哀，然後總理生前的衛士張樹迎、高振普同誌打開骨灰盒，鄧大姐雙手撫摸著骨灰，雙眼含滿了淚水，她喃喃自語，像是在向總理傾吐著心曲：“恩來同誌，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我們要永遠跟隨毛主席戰鬥！”在場的人無不動容，慟哭失聲。原來，總理生前早已和鄧大姐有約定，死後骨灰不保留，撒向祖國的大地。鄧大姐將總理的遺願向黨中央作了匯報，得到了黨中央的同意。黨中央決定由我和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代表中央治喪辦公室，由張樹迎、高振普代表總理生前黨支部去執行這次特殊的使命。我們一行人穿過大會堂地下室，護送著總理的骨灰，離開了他生前熬過無數不眠之夜的地方，鄧大姐的車緊隨其後。大約晚8時許，我們到達坐落在北京東郊的通縣機場。我們邁著沉重的步伐，登上飛機。這是一架平時撒農藥用的安—2型農用飛機。巨大的馬達轟鳴聲掩蓋不住送行人的哭泣聲，飛機緩緩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過朦朧的淚眼，仍然能看見鄧大姐久久地、久久地揮動著雙手，向他的親人、戰友做最後的告別……總理骨灰撒放的地點，是鄧大姐根據總理生前的遺願，與中央有關領導反複商量後確定的，極具象征意義。第一個地點是長城，這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是我們民族的靈魂，周總理曾提議將長城作為我國的國徽和國歌歌詞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此激勵民心、凝聚民心；第二個地點是北京密雲水庫，這是總理多次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與勞動人民一起勞動的地方，在這裏他與人民群眾結下了深情厚誼，這裏也傾注著他對首都建設的心血和對首都人民的關愛；第三個地點是天津海河，這是總理參加革命的發祥地，他在這裏認定了自己終生不渝的奮鬥目標，他也是在這裏播下了愛的種子；第四個地點是黃河入海口（原墾利縣，現在的濱州），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她為中華民族哺育了無數的仁人誌士，最後又無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總理正是從這裏走向世界，走向全人類。總理也要從這裏走向他魂牽夢縈的台灣島，去看看那裏的台灣朋友……我們眼含著淚水，按照預定的地點將總理的骨灰撒出，那晶瑩潔白的骨灰在風中飄啊、飄啊，他是多麽眷戀著他的祖國、眷戀著他的人民、眷戀著他的未竟之業……
在山東濱州黃河入海口，我們撒下了最後一包骨灰。整個過程經曆了近4個半小時的飛行，中間沒有停留，沒有驚動任何人，更沒有搞什麽儀式，完成了總理生前的遺願和鄧大姐的重托。
本文節選自《目擊台海風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