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國的雪夜裏翻讀當年審訊丁默村的筆錄等，後來再看《陳立夫回憶錄》，發現這個立功的降將保釋後遊覽玄武湖被一小報記者看到，寫了出來，蔣介石看到，就很生氣地下令槍斃。判他死刑的，不是真正的法院，也不是真正的法。
電影的瞬間大眾魅力真的不是文學的慢火細燉可以比的。張愛玲的《色，戒》是一篇比較少人知道的短篇；如果不知史實背景，小說本身的隱晦粗描筆法更讓一般的讀者難以入門。李安的電影，卻像一顆來勢洶洶的大火球從天而落，邊落還邊星火四濺，嗤嗤作響，效果是，人人都在談《色，戒》，涼涼的小說也被人手人嘴磨蹭得熱了。
小說裏的大壞蛋易先生，因為在小說裏被處理得不夠“壞”，當年《色，戒》發表時還被評論家批判，覺得張愛玲是非不明、忠奸不分。當時讀了“域外人”對張愛玲的批評，我忍不住大笑。胡蘭成不早就說過張愛玲的人格特質了嗎？在“民國女子”裏，他這麽看二十三歲的她：“愛玲種種使我不習慣。她從來不悲天憫人，不同情誰，慈悲布施她全無，她的世界裏是沒有一個誇張的，亦沒有一個委屈的。她非常自私，臨事心菔擲薄！庇炙擔?鞍?岫院萌撕枚?鞣淺？量蹋??孕∪擻肫脹ǖ畝?鰨?嗖還?欽獾閶細瘢??庹媸瞧降取！?/P>
“原型”鄭蘋如 “原型” 丁默村
《Lust, Caution, 2007》
而且，張愛玲文學作品裏頭最讓人震撼、最深刻的部分，不正是她那極為特殊、極為罕見的“不悲天憫人”的酷眼。
如果張愛玲有一般人的“忠奸意識”，她大概也不會在二十三歲時，嫁給了赫赫有名的“文人”胡蘭成啊。
易先生在小說裏不夠“壞”，除了張愛玲本身的認知價值和性格，除了她和胡蘭成的極深刻、極纏綿的愛情之外，我看見一個很少被人提及的角度，那就是，小說和電影之外，民國史裏頭的“易先生”，其實也不見得是個多“壞”的“壞人”。
易先生的“原型”丁默村，一九零三年出生，因為陳立夫的舉薦而做了調查統計局第三處的處長，第三處後來撤銷，他就加入了汪精衛的政府，曆任要職。中日戰爭結束前夕，他是“偽浙江省省長”。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丁默村被槍斃，罪名是“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判決書裏列出好多罪狀，包括“主使戕害軍統局地下工作人員及前江蘇高二法院庭長鬱華、與參加中統局工作之鄭蘋如……”
這樣的一個“”履曆，他的死刑不是理所當然嗎？
不這麽簡單。
我在德國的雪夜裏翻讀南京市檔案館所保存成書的審訊筆錄、判?書、種種作為證據的信件、電報、便條等等，慢慢地看出一個故事的輪廓。塵封的史料所透露的真實人生如此曲折，幾乎有血肉模糊之感，其幽微傷痛諷刺殘酷完全不需要假借文學家之手。
在鄭蘋如因為刺殺丁默村未遂而被秘密槍決之後一年，一九四一年，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和丁默村秘密取得了聯係，對這位當年被他提拔過、如今為汪偽政權特務頭子的後輩“曉以大義”，指示他應該設法“脫離偽區”，如果不能“脫離偽區”，就當“伺機立功，協力抗戰”。陳立夫“策反”成功，往後的幾年，丁默村表麵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長、福利部長，私底下，他為戴笠的軍統局架設電台、供給情報，與周佛海合作企圖暗殺當時的特務首腦之一李士群，並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斷營救被捕的重慶地下工作人員。
這些被營救的情報人員，在審判庭上，也都具函作證，丁默村和重慶政府的合作是毫無疑義的。而在日本戰敗以後，局勢混亂，重慶政府為了防止共產黨趁機坐大以及新軍閥崛起，又適時而有效地運用了丁默村這個棋子。他被國府任命為“浙江省軍委員”，這一回，“浙江”前麵沒有“偽”字了。
我讀到戴笠給“默村吾兄”的手書，戴氏要求丁默村在混亂危險中“切實掌握所部，維持地方治安，嚴防奸匪擾亂，使中央部隊能安全接收”。而丁默村也確實一一執行了重慶的指令。在中央部隊進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經占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村進行“剿匪”之後，中央部隊才穩穩地接收了浙江。
夜半讀史，我揉揉眼睛，困惑不已。
那麽這丁默村等於是國民政府招降成功的一名降將，這名降將不曾回到“漢軍”中來披麾上陣，但他留在“曹營”暗中接應，做蘋果裏的一條蟲，等於是國民政府植在敵營的間諜，其處境何等危險，其功勞何等重要。在戰爭中，隱藏的間諜所發揮的作用絕對不小於沙場浴血的戰士，不是嗎？
當重慶政府需要丁默村的協助時，陳立夫和戴笠都曾對他提出保證。陳立夫應允丁可以“戴罪立功，應先有事實表現，然後代為轉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則說得更明確，“弟可負責呈請委座予以保障也”。
好啦，那麽為什麽國民政府在勝利後就殺對它有功的“降將”和“間諜”呢？尤其在早已給予不殺的具體保證之後？問題出在“委座”——蔣介石嗎？
正在困惑時，陳立夫的回憶錄出版了。於是飛電請求朋友“火速寄《陳立夫回憶錄》來歐”。一周後書寄到，郵差從雪地裏走來，胡子上還黏著白花花的細雪。我從他手中接過書，一把拆了包裝，幾乎就在那微微的飄雪中讀了起來。
我竟然找到了答案。
《陳立夫回憶錄》第二百三十二頁：丁默村本來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獄中保出去看醫生，從南京拘留所出來，順便遊覽玄武湖……這個消息被蔣委員長看到以後，蔣委員長很生氣的說：“生病怎還能遊玄武湖呢？應予槍斃！”
丁默村就被槍斃了。隻因為他從獄中出來，貪看一點湖上清風，被一小報記者認出來，寫上了報。
啊，我不禁掩卷歎息。難怪丁默村的死刑判決書讀起來那麽的強詞奪理，對丁默村所提出來為自己生命作辯護的種種白紙黑字的有力證據完全漠視。原來，判他死刑的，根本不是一個真正的法院，也不是一部真正的法。
在那樣的時代裏，你對所謂“忠奸”難道不該留一點人性的空隙嗎，不管是易先生還是丁先生，是張愛玲還是胡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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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之嶽：舊上海美麗間諜哀婉傳奇
女大學生間諜鄭蘋如與丁默村驚心動魄的“諜對諜”故事，由汪政權高官金雄白在回憶錄中最先公諸於世。當年行刺失敗後，妻子們齊聲要求殺掉“妖精”，鄭才最終玉殞。鄭蘋如母親是日本人，多年後在台去世獲蔣介石頒“教忠有方”匾額。
抗戰時代汪偽政府統治下的上海十裏洋場，發生了一樁驚心動魄的“諜對諜”事件。美貌的國民黨中統女特務鄭蘋如謀刺汪偽特工頭子丁默村未遂而壯烈犧牲。作家張愛玲根據這段真實事跡創作了《色，戒》，不過將男女主角改名換姓，並把內容予以故事化和小說化。李安改編自張著的電影《色，戒》使鄭蘋如（王佳芝）和丁默村（易先生）重現人世，同時亦引發了華人社會對汪精衛政權的好奇與興趣。
有些文學史家說，張愛玲的《色，戒》題材來自於她的前夫胡蘭成，因胡曾是汪精衛的文膽，又在汪政權做過行政院法製局長和《中華日報》總主筆，應熟悉鄭蘋如事件，但張愛玲本人從未透露她的故事來源。實際上，最早把鄭蘋如謀刺丁默村事件公諸於世的是五、六十年代旅居香港的汪政權老人金雄白。金氏以朱子家筆名在《春秋》雜誌上連載《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頗受海內外的重視。後來《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結集六冊出書，風行一時，日本亦將此書譯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實體——汪兆銘之悲劇》。《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已被公認為有關汪政權的一部經典之作，此書是由香港吳興記書報社印行，現已絕版，數年前台灣曾出現重印本。
金雄白（一九零四——一九八五）為江蘇青浦（今屬上海）人，是個資深媒體人，一九三零年即任南京《中央日報》采訪主任，亦當過律師。一九三九年投靠汪政權後，曆任法製、財經方麵多項職務，並曾任《中報》總編輯。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以罪名被捕入獄，一九四八年獲釋，翌年移居香港，此後卜居香港與日本，一九七三年曾創辦《港九日報》，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病逝日本，除了《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另著有《記者生涯五十年》（上下冊）、《黃浦江的濁浪》、《亂世文章》（五冊）、《女特務川島芳子》及《春江花月痕》等。
七十六號特工總部
當年的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435號）76號，原是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調元的住宅，抗戰中國民黨機關遷往重慶後，這兒就成了汪偽“國民黨中央招待委員會特務委員會特工總部”所在地，是大、大劊子手、抗戰中橫行上海灘的特務頭子李士群、丁默村、吳世寶的老窩。
金雄白說：“汪政權的一幕，是時代的悲劇。而重慶與汪方的特工戰，非但是悲劇中之悲劇，卻又是悲劇中的滑稽劇。”三十年代末，汪政權在上海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成立特工總部，從此，“七十六號”成為人人聞之色變的殺人魔窟。主持七十六號的兩個高級特工李士群（一九零七年生）和丁默村（一九零三年生）早年曾是共產黨，叛黨後加入國民黨，再投靠汪政權。李士群組建汪政權特工機關時，邀丁默村參加，丁大李四歲，特工經驗豐富，但丁、李兩人權鬥不已。
一九三七年七月號（一百三十期）上海《良友》周報封麵人物是個豔光照人但名不見經傳的“鄭女士”，不僅讀者不知鄭女士為何許人，即連編輯亦不清楚。雜誌出版一個多月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調查統計室負責人陳寶驊（陳果夫、陳立夫的遠房侄兒），在一次社交聚會上結識了正就讀上海法政學院的鄭蘋如。陳寶驊想盡辦法吸收鄭女為國民黨中統（另一特工係統為軍統）特務，鄭女終於答應，成為中統在敵偽地區最有價值的女特務。
鄭蘋如當時還不滿二十歲（一九一八年生），她是浙江蘭溪人。父親鄭鉞，留學日本法政大學，老同盟會員，是於右任的好友；鄭鉞留日時與日本女子木村花子（後取中國名字鄭華君）結婚，育有三女二子，鄭蘋如排行老二，上有一姊，下有兩弟一妹。鄭鉞曾執教複旦大學，做過律師，曆任江蘇、山西和福建等地高等法院檢察官，一九三八年兼任最高法院上海特區法庭檢察官。
鄭家於一九三五年年初搬進上海呂班路萬宜坊八十八號（萬宜坊即今重慶南路二零五弄），著名出版家鄒韜奮亦住於此弄。鄭蘋如加入中統後，最早的任務是利用其流利日語以及日本關係搜集高層情報。鄭蘋如活躍而又能幹，她首先獲悉汪精衛即將投靠日本的情報。一九三八年八月，鄭女從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的談判代表早水親重那裏聽到“汪氏將有異動”消息，立刻由她的直屬上司嵇希宗電告重慶；同年十二月再急電重慶，但重慶方麵未予重視。直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衛出走河內，發表“豔電”，重慶才意識到鄭蘋如的價值。
鄭蘋如工作積極，立功心切，她利用機會“勾引”正在上海的日相近衛的兒子近衛文隆，甚至動起綁架的念頭。近衛文隆曾在一九三八年年底“失蹤”四十八小時，日本特工軍警大為緊張，原來是被鄭蘋如藏起來。此次失蹤事件後，日本特工開始注意鄭女的活動。中統亦在此時指派鄭女與七十六號頭子丁默村周旋。
金雄白說：“在汪政權中，太多醇酒婦人之輩，而‘七十六號’的特工首領丁默村，尤其是一個色中餓鬼，他雖然支離病骨，弱不禁風，肺病已到了第三期，但壯陽藥仍然是他為縱欲而不離身的法寶，他當年與女伶童芷苓的繾綣，早成公開秘密，而鄭蘋如間諜案，更是遐邇宣傳。”丁默村曾任上海民光中學校長，而鄭蘋如曾就讀該校，鄭女即利用此“師生之誼”接近丁氏。一九三九年冬，中統急於鏟除丁默村，下令鄭女早日動手。一日，鄭曾邀丁氏至她家小坐，中統特工準備動手，但座車駛至鄭宅門前，丁氏婉拒上樓，失去良機。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丁默村在滬西朋友家吃飯，電邀鄭蘋如赴會。吃完飯，丁說要去虹口，晚上與周佛海和日本特務影佐禎昭有約。鄭女與丁同車，在車上鄭女突要求丁氏陪她去靜安寺路與戈登路（今江寧路）的西伯利亞皮貨店買一件皮大衣，算是送她的聖誕禮物。車到靜安寺路一一三五號西伯利亞皮貨店門口，丁陪鄭進去，鄭在挑大衣時，丁突將一疊鈔票扔在櫃台上說：“你挑吧，我有事先走。”立即從另一道門衝出去，奔向座車。在街上等候的中統特工沒想到丁氏會這麽快出來，丁氏衝進防彈車內，特務匆忙中向座車開槍，惜為時已晚。胡蘭成說，丁氏是在進店內時看到兩個形跡可疑的人，心裏起疑才立即打退堂鼓。
但是丁默村在一九四六年受審時表示，他和鄭蘋如是在進店內時，中統特工即先開槍，他快速閃躲後逃回防彈車。特務繼續射擊座車，但他安然無恙。中統特工在皮貨店附近埋伏時，李士群的爪牙亦在旁伺機“助陣”，準備把丁幹掉。因中統上海區副區長張瑞京被李士群逮捕，泄露了中統謀刺丁默村的機密。
鄭蘋如膽大心不細，她打電話給丁氏表示“安慰”，丁氏發狠話說：“你算計我，馬上來自首，否則殺你全家！”鄭女急忙解釋說她也被嚇壞了，完全不知道有敵人行凶。丁氏假裝相信，但已下決心抓她。皮貨店事件後第三天，汪偽特工總部第三行動大隊隊長林之江率二十多名爪牙直撲滬西舞廳逮捕鄭蘋如。一說鄭女驅車至七十六號找丁而被丁的親信林之江抓起來。
據說丁默村並未想殺掉鄭蘋如，而是一群汪偽高級特工的妻子紛紛跑到七十六號“瞧瞧”鄭蘋如長得什麽模樣後，一致要求殺掉這個“妖精”。這群悍妻包括丁氏妻子趙慧敏、李士群之妻葉吉卿和吳世寶之妻佘愛珍（佘愛珍後在日本與張愛玲前夫胡蘭成結婚），後來連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和周佛海之妻楊淑慧等一群“婆” 也都跑到七十六號去看落難的鄭蘋如。主張殺鄭最力的是丁妻趙慧敏。鄭女臨難不屈，林之江（後逃至香港）在獄中多次企圖汙辱鄭女而未達目的。一九四零年二月一個黑夜，林之江把鄭女帶至滬西中山路旁荒地開了三槍，鄭蘋如死時實歲才二十二歲。
丁默村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被軍法庭判處死刑，七月五日處決。趙慧敏戰後帶了一個裝滿金條的皮包去鄭家乞憐，遭鄭家峻拒。李士群一九四三年九月被日本憲兵毒死於蘇州。
鄭蘋如死後，其姊一九四二年病逝（所生女兒王蓓蓓後住台灣），其父一九四三年辭世。鄭女的未婚夫是國府空軍軍官王漢勳，一九四四年犧牲於桂林；大弟鄭海澄亦為國府空軍軍官，一九四四年死於重慶空戰；二弟鄭南陽是醫生，一直住在上海，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移民美國，二零零三年去世。鄭蘋如的母親鄭華君、妹妹鄭靜芝（天如）和妹婿舒鶴年（亦為空軍）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遷居台灣。鄭母一九六六年八十歲去世時，蔣介石曾頒“教忠有方”挽匾；妹妹鄭靜芝一直擔任其父好友、國府監察院長於右任的秘書，後移民洛杉磯。
抗戰勝利後，文學家鄭振鐸曾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出版的《周報》上以《一個女間諜》為題追悼鄭蘋如，他說：“為了祖國，她不止幾次出生入死，為了祖國，她壯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場上還要壯烈！”遺憾的是，今天知道鄭家一門忠烈和鄭蘋如舍身赴義事跡的人太少了，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