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詩文從來是顯誌向，展抱負的去處。
少年周恩來：【大江歌罷掉頭東， 邃密群科濟世窮。 麵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
重新審視周恩來
作者：秋石客
今年1月八日是周恩來逝世32周年，3月5日是周恩來誕生110周年，官方進行了隆重紀念。周恩來的紀念很有現實意義，人們應高度重視。借此機會寫個周恩來小傳，以完成筆者的一個心願。
周恩來生前在中國百姓心中聲望很高，在非毛化初期，其名望曾一度高過毛澤東，隨著非毛化的深入，香港出了兩本書，一本是謠言傑作《叫父親太沉重》，給了道德化身周恩來潑了惡毒的髒水；另一本書名為《晚年周恩來》，以知情人自居的作者高文謙真中參假，深層次地大貶了周恩來一把，從此，周恩來從神壇上跌落下來，爭論日起。筆者想借機參與一下，用小傳的形式還周恩來曆史清白。
周恩來，字翔宇。小名，大鸞。
1898年3月5日生於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紹興縣(今紹興市)，出身於沒落官僚家庭。從其名字可以看出，周恩來是不同尋常的，其少年時代曾賦詩曰：大江歌罷掉頭東， 邃密群科濟世窮。 麵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詩言誌，周恩來年少懷大誌於此可見一斑。
1910年春，周隨伯父離開淮安，先後在奉天省銀州(今遼寧鐵嶺市)銀崗書院和奉天(今沈陽市)東關模範學校讀書。
1913年8月，周考入天津南開學校。
1917年6月，周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9月，赴日本留學。由此可看出，周恩來是中共領導人中的最早海歸派之一。
1919年4月，周離開日本回國。參加並領導天津愛國學生運動，參與發起成立覺悟社。可以說，周恩來是影響中國很大的“五四”運動的積極參與者。
1920年1月，領導天津學生運動被捕，7月無罪獲釋。同年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開始了歐洲革命之旅。赴法勤工儉學者先後共17批約1700多人。其中有周恩來、蔡和森、趙世炎、陳延年、王若飛、鄧小平、陳毅、李富春、聶榮臻、向警予、蔡暢、郭隆真、李維漢、李立三、徐特立、陳喬年、張昆弟、羅學瓚、何長工、蕭三、傅鍾、劉伯堅、熊雄、蕭樸生、李卓然等人。可見當時中國年輕人中出國熱度很高。可以說中共最後分三派，三家分晉。土派以毛澤東為首，歐派以周恩來為首，俄派以劉少奇為首。毛澤東與周恩來能長期共事，反映了毛澤東對歐洲和俄國的潛意識文化態度。
1921年春，周加入巴黎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八個發起組之一)，同年，由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入中共。
1922年，參與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3年2月，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
1923年6月，周恩來、尹寬、林蔚等代表旅歐青年團與王京歧達成協議,80餘名團員全都以個人身分參加了國民黨旅歐支部，同年11月25日,在中國國民黨駐歐支部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當選為執行部的總務科主任。周能積極響應孫中山與中共的統戰政策，反應了他的靈活性。
1924年9月,周恩來從歐洲回國。不久,就受中共的委派和孫中山的任命,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當時周恩來年僅27歲，後任中共兩廣區委員會委員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2月和10月，周先後參與兩次國民軍東征的領導。同年8月，與鄧穎超結婚。
1926年12月，周被調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周是中共最早參與軍隊工作並與軍隊保持長期良好關係的中共領導人。
1927年2月,周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1927年3月，周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顯示了他的大智大勇。“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他力主出師討伐蔣介石。7月，被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委。8月1日，領導著名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此日後為建軍節，周恩來成為中國軍隊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1928年夏，周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當選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任常委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部長。11月，回調上海實際主持中央工作。
1929年11月11日，周恩來組織紅色行動組暗殺了中共叛徒白鑫。
1930年3月周恩來離開上海去莫斯科參加聯共(布)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1930年9月，周同瞿秋白、毛澤東等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
1931年後,周到中央蘇區，參與寧都會議奪毛澤東兵權，曆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32年，周參與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7月29日，中央堅持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麵總政治委員。
1933年,周恩來、朱德指揮紅軍打敗國民黨第四次“圍剿” 。
1934年，周參與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參與“三人團”策劃突圍，參與指揮紅軍長征，於湘江慘敗。
1935年，周在召開的具有曆史意義遵義會議上,他承認錯誤，擁護毛澤東領導全軍,成為新核心“三人小組”成員。此後，與毛澤東等率紅一方麵軍西進、北上，於10月到達陝北。
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著名“西安事變”。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出使西安，與張、楊二人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1937年周於12月到武漢，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同書記王明站在了一起，主張一切通過統一戰線。
1938年，周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1939年1月，周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同年與江青策馬負傷，8月，赴蘇聯療傷。
1940年3月，周回延安。9月,周恩來和鄧穎超赴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
1941年1月，周在《新華日報》上為皖南事變題詞，怒斥國民黨反動當局。
1942年10月，同林彪一起在重慶與蔣介石談判。 皖南事變後,林彪和周恩來回延安。
1943年，周參加延安後期整風，周恩來因與王明路線關係被劉少奇等嚴厲批判，聲望大跌，中央選舉名落未端。
1944年11月，繼續到重慶同國民黨談判。
1945年4月至6月，周出席中共七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8月，陪毛澤東在重慶同國民黨談判。10月，周和王若飛代表中共在《會議紀要》上簽字。
1946年1月，同馬歇爾、張群談判達成停戰協議。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後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周恩來和毛澤東、任弼時等撤離延安，轉戰陝北。8月，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中央軍委總參謀長。
1948年9月起，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解放戰爭，參與謀劃毛澤東指揮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1949年3月，和毛澤東等率中共中央機關進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在北平談判。6月，主持進行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作關於《共同綱領》問題報告，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0月1日，出席開國大典，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隨後又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1950年1至2月，陪毛澤東在莫斯科與蘇聯斯大林等領導人會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0月，協助毛澤東組織領導抗美援朝戰爭。
1951年，主持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
1952年8月17日,周恩來總理率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
1953年1月，參與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法起草工作。
1954年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6月，訪問印度、緬甸。9月，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12月，當選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同年，積極參與反中央政府副主席高岡的鬥爭，高崗自殺身亡。
1955年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萬隆會議，提出和平外交五項原則，反響強烈。
1956年1月，周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工作會議上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闡明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積極支持毛澤東開展的黨內整風運動。9月，出席中共八大，作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
1957年8月，周在民族工作座談會上提出黨關於民族工作的理論和政策，同年，參與領導反右運動。
1958年,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一度因反冒進陷入被批評的境地,在一段時間裏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1959年4月，在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在廬山會議上，參與毛澤東領導的反彭德懷右傾的鬥爭。
1960年4月、5月，訪問亞洲六國。8月，主持製定對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
1961年，周積極落實“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
1962年1月、2月，出席七千人大會，講話強調實事求是的思想工作作風。11月，主持領導發展尖端科技的中央專委會工作。
1963年1月，在上海科技工作會議上指出，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是科技現代化。12月至翌年2月，訪問亞非歐14國，提出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係五項原則和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
1964年10月，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宣布中國政府關於核武器問題的承諾和建議。12月至翌年1月，出席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完整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和“兩步走”戰略。再次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
1965年3月至7月，先後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歐洲、亞洲、非洲八國。同年，積積參與毛澤東領導的反羅瑞卿等文革外圍戰鬥爭。
1966年春，擔任北方八省、市、區農業小組組長。3月、4月赴河北邢台地震災區視察並指導華北抗旱。8月，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堅決支持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會後實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67年至1968年，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積極協助毛澤東領導文化革命，在黨內同劉鄧司令部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9年4月，周出席中共九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9月，在北京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會談。
1970年，周在毛澤東與林彪、陳伯達鬥爭中，堅決支持毛澤東，參與領導了批陳整風運動。
1971年4月，會見應邀來華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7月、10月，兩次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9月，和毛澤東一起領導所謂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政變陰謀。林彪事件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2年2月，周同美國總統尼克鬆會談，中美發表《聯合公報》。9月，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談，中日發表《聯合聲明》。同年，因積極批林彪極左受到主張批林彪極右的毛澤東、黨中央批評。
1973年3月，周受毛澤東委托，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恢複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決定。8月，出席中共十大，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1974年，周於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 1974年12月23日,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意見,周恩來、王洪文前往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工作。1974年中央開展大規模批林批孔運動，周恩來受到一些影射。
1975年1月，周出席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四個現代化”目標。四屆人大確定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班子，鄧小平主持日常工作。1975年，中央開展評《水滸》批投降派，周恩來聲明自已不是投降派。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8歲，舉國悲憤。
縱觀周恩來的一生，能常時間在中共擔當核心人物是僅有的。究其原因，在筆者看來主要有兩條，一條是他從無問鼎之誌，二是忠誠和能力，誰當一把手都離不開他。
周總理受到中國人民衷心愛戴，我也一樣，深切懷念他老人家。記得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總理逝世，我曾先後寫過六首詞以示懷念，其中有一首《水調歌頭》是這樣寫的：年少懷大誌，救國念蒼生。求計安邦之策，巴黎取真經。歸國首謀北伐，蔣賊叛變投降，狠似中山狼。當機需立斷，南昌大興兵。紅旗亂，槍聲緊，上井岡。幸同領袖相會，日月齊輝煌。共掃美蔣日寇，同建九州銅牆，到處是春光。偉業垂千古，曆史載英名。反映當時我對周總理的評價，認為周恩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最主要成員。
在處理周恩來喪事問題上，應該說江青等沒處理好，她們對民情缺乏了解。周恩來死前，黨內高層一個個落馬，林彪事件更襯托出周恩來的忠臣形象，下通知不讓民間紀念是個錯誤，筆者當時就是違背禁令帶一幫同學去烈士陵園開追悼會的，當時人皆淚流滿麵。
周恩來生前是無法料到的，忠於毛主席的他，會成為反毛派發動“四.五”事件的旗幟！深刻影響了新中國政治走向。
鬥轉星移，數十年後，出現了許多對周總理的錯誤評價，有背曆史的真實，有損他老人家偉大形象，甚至於許多左派對他至今還有誤解。
今天，據我所知，到目前對周恩來的評價有下列幾種：
一是毛主席活著的時候官方對他的評價
周恩來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這種評價應該說是準確的。
當時就有人提出評價不足，認為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外交家，偉大的軍事家。並成為四五運動的借口和誘因之一。
周恩來自己曾多次說他見事遲，路線辨別能力不強，犯有許多錯誤，這並不是謙虛話，而是實情。在王明路線時，例如在寧都會議上，擁護王明反對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在武漢，曾讚成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實際上反對毛主席在統戰中獨立自主路線。在建國後，包括在文化革命中，都有此類情況發生。原因在於周恩來不是理論家，是實際工作者，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周總理有偉大的人格，黨性最強，每當認識到錯誤，堅決改正，光明磊落，從不搞陰謀詭計
偉大的政治家同樣說不通。政治家是製定方針政策的決策者，周總理始終是實施者，並沒有當過一把手，因此不提他是偉大的政治家也說得通。當然，從廣義上，從政治管理藝術上來說，也可以稱周恩來是名符其實的偉大政治家。
至於偉大的軍事家，縱觀其軍事生涯，南昌起義失敗，遵義會議前指揮紅軍沒有建樹等，偉大軍事家也可以說談不上。
偉大外交家可以稱，但外交大政策都是毛澤東親自掌握，不談也可以。有些人抓住此類問題作反毛主席文章是別有用心的。
二是鄧小平時代官方眾多說法，例如在文化革命中周恩來是違心的犯了一些所謂錯誤，主要是輔佐毛澤東處理文化大革命當中一些重大事件，但肯定他保護了一大批老幹部，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是支持鄧小平的，周總理的思想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致的等等，都是一派胡言，字裏行間的背後，呈現出周恩來兩麵派形象，非常有背曆史的真相和惡毒，目的是想借總理崇高威望來反對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同時也抵毀了周恩來，真是一箭雙雕。至今為止，無論政界還是學術界，都拿不出周恩來隻言片語事實來證明周是反毛、反文化革命的。
周總理堅決擁護毛主席，積極參加並領導文化大革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有意者可查閱周總理的職務與眾多講話和批示，就明白了。
例如，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
同意許多同誌的講話。完全同意林彪同誌的講話，講的很好。
社會主義國家在黨內和國家內部必然要有階級鬥爭的反映，特別當前我們的曆史時代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走向沒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列寧早就講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資產階級是要反抗的，資產階級的力量比無產階級的力量大多少倍。” “小生產者每日每時都在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主席說要宣傳這兩點，要經常溫習，要經常宣傳這兩句話，溫習這兩句話。……
什麽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陸（定一）說：新中國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麽能這麽說？不能這樣講，該叫什麽呢？新舊知識分子。我們學校培養出來的人也是要分化的。從學校出來到社會上也是兩頭小中間大，少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少數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大多數是中間狀態的。經過實踐考驗，是要不斷分化的。在一定條件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也要分化的，有的完全變壞的。大量的知識分子是勞動化的知識分子，但是不鞏固，換一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也會發生變化，也會變壞的。總之是不能象陸定一所講的那樣一律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我們對老知識分子采取包下來的政策。包下來的政策有好處，有壞處。壞處是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各方麵竊取了領導地位，奪取了領導權。可以看出，產生修正主義國內原因是主要的。“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林彪同誌講的亞非拉地區六十一次政變，也可以看出國內因素是主要的。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曆史時期，存在著階級鬥爭。
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就講了“糖衣炮彈”。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就講得更明確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到現在發現基層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可以看到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一個時期，修正主義可以成為當權派。這次在中央揭發的彭、羅、陸、楊是中央領導機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看起來出修正主義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會出現。
說哪個國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會出修正主義，是不對的。這就忽視了左、中、右的客觀存在，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杆，有槍杆，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我們的三防與陸定一的三防（防潮、防震、防磁）不一樣。對政變的危險，同意林彪同誌的講話，中央與地方以中央為主，國內與國外以國內為主，黨內與黨外以黨內為主，上邊與下邊以上邊為主。重點放在內、在上。主席說過，社會主義也會出修正主義，有兩種可能。出修正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總是要出的。
（1）一種是搞政變。搞資本主義複辟，然後再推翻。資本主義革命也是這樣，經過一二百年的時間，英法資產階級革命的曆史是這樣，經過封建勢力多次複辟。這樣時間長，困難多，象蘇聯現在的情況。在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也可能長，也可能短。中國有革命的傳統，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修正主義上了台怎麽辦？地方可造反，主席是有預見的、是天才的預見。主席早就有感覺，早有材料，感覺是正確的。主席抓得準，抓得狠、抓得不準不行，二月七日那個提綱，五天之內就抓住了，抓得準、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過去。“四大家族”已經奪了我們許多陣地。主席說過，這是黨內正常現象，去年工作會議時就問地方同誌，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造不造反？提綱出來後，主席說你們改不改，不改我就發動地方改，叫地方造反。彭、羅的問題可以發到縣、團討論，以後逐步深入到群眾中去的。
（2）另一種是不斷地清除修正主義，“剝筍”，不斷出現，不斷清除。出是肯定的，出來後可采取剝筍的政策，這樣可以避免修正主義複辟，這就是我黨當年對國民黨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後，國民黨分成左、中、右派，中間的轉化為右派的剝筍，但並未實現這個政策。現在用到無產階級專政直到共產主義實現，這是發展規律。如新中國成立以來，一次是高饒事件。二次是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對他們都是采取剝筍政策，修正主義不可能得逞，使我們國家不出修正主義。主席說：“他們得支氣管炎，吃五十片藥就消滅了細菌”。事情是兩種可能，或者我們被他們打倒，或者我們剝掉他們。一種是得逞，一種是剝掉。（林彪同誌插話：不是他們剝掉我們，就是我們剝掉他們，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應貫徹到社會主義革命整個曆史時期。）
想一想，不采取剝筍政策，不剝掉，不清除，我們的國家、黨不知怎麽樣了。前後三次事件都是結合起來的，彭和高都是個人利害衝突，不清除他們，他們的陣地會越來越大，這是很危險的。揭開“四大家族”，奪回他們所占領的陣地是剝筍政策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應該慶祝。現在世界上有些國家好象風平浪靜，不采取剝筍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義搞政變，基礎是一文一武，掌握筆杆子、槍杆子，兩個都占領了就動手，但最重要的是黨權，彭是大黨閥。防止修正主義竊取我們的黨權，防止修正主義的重點要放在上邊、中央、黨內、國內。
林彪同誌講的那一段曆史，一方麵要記住政變之多，另一方麵要相信，北京出了政變總會有黨、國家領導和軍隊造反革命的人。要有信心，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團結在毛澤東同誌周圍，堅持不懈地采取剝筍政策，世世代代傳下去。
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解放以來三次事件的情況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饒事件是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發生的，是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號是反劉少奇同誌。在北京有兩個司令部，是點陰風，燒陰火，是見不得人的。彭、黃、張事件發生在我們國家裏遇到暫時困難、強調自力更生的時候，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馬桶，臭名遠揚，激起公憤。彭、羅、陸、楊的問題，早有察覺，楊不能與那三個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氣候，隻是抱了腿。彭、羅、陸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對彭是逐步認識的，對羅也是逐步認識的。羅是林總發現的，彭也是林總發現的最早。林總在東北講的三句話最生動，最形象；見什麽人說什麽話，兩麵三刀沒有章法，本質是政治掮客，投機分子。他們是在國內外形勢大好的時候搞起來的，他們三人在黨內地位是相當高的，羅實際上是國防部長（因林彪病），彭實際上是第二書記。鄧小平對他很放手，為什麽他還要伸手。他們是資產階級野心家。從最近二十三條下達後，彭打出反左的旗號，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條黑線，不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全世界處在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時期，毛主席的思想指導世界革命的意義越來越大，“三家村”、《前線》反黨反社會主義出現在這個時期，他們采取相同的立場、思想、主張，目標是向黨向社會主義發起進攻，進攻的目標是林彪同誌，針對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羅是大比武出現的，陸是夫妻老虎店發現的，他們的共同點是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工農兵學習毛主席著作，在這個時期他們出來反對林彪同誌。因為林彪同誌對毛澤東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林彪的講話是最有分量的講話。高舉毛澤東思想，提出了活學活用，四個第一。這次文化大革命，林總於二月二日派江青同誌去部隊召開座談會，彭的提綱是二月三日到七日發出的，這是鮮明的對照，一個高舉，一個反對。羅的大比武是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林彪同誌的。陸的老婆從一九五九年罷彭德懷的官以後，一直到現在寫了六年的匿名信。有一個規律，他在突出政治高潮時寫信也最多的。用公開的名信片寫，是發宣言式的。彭從去年十月開始包庇“三家村”打出了黑旗，主席說：“為什麽迫不及待？”彭答不出。彭經常講民主集中製，實際上是好話對著我們說，壞事背著我們作。羅的事情發生後，主席已經指出他的錯誤，他不去檢查自己的錯誤，還去改羅的報告（指檢查小組報告），為羅打掩護，為自己謀出路。文化大革命最能暴露本質，就在這時候，楊尚昆也象熱鍋上的螞蟻，經常打電話問。不到半年時間，“四大家族”原形畢露，事情不簡單，鬥爭剛開始。我們的陣地一個一個地被奪走了，現在要一個個地奪回來。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散布了大量毒素，他們是見不了天日的，我們要把毛澤東思想交給群眾（少數人掌握是資產階級）。三件事情有共同性，思想、曆史、社會根源是共同性的。思想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整風是整別人不整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彭、羅、陸擺出一付一貫正確的姿態（彭說他既非教條主義，又非經驗主義），驕傲自滿，自高自大，從無自我批評，同主席和林彪同誌從不談東北的問題，個人主義勝過黨性，對他提過意見的人，他恨之入骨，永遠不忘。
陸（定一）根本不講理，副總理要兼一個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不幹，說我要抓大權。叫他兼管文字改革委員會，他也不幹，因為胡喬木同誌建議要搞文字改革委員會。隻有個人主義思想，沒有黨性，沒有階級鬥爭，陸定一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後他回家賣地賣了很多錢，他說把錢交給黨了，自己用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從來未向我講過，他沒有改造的決心。厚道是有階級性的，有黨性的，對國民黨蔣介石不能講厚道。沒有個性，隻有階級性、黨性。他們缺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利祿熏心，私心太大，我字當頭，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對自己曆史從來沒總結，隻是總結別人的，把功勞記在自己帳上，冒充正確，自誇有功，騙取信任。……所以說他們從來不說自己的成份。幾家是大地主，他們都隱瞞，不向周圍的人講。講了有好處，便於改造。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說，彭真說總理總講他的社會出身，黨內講，黨外也講，真有點麻煩，講得太頻繁了。總理這樣講是榜樣，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劉介梅不是由好變壞，又由壞變好了嗎？）他們有宗派情緒，明知鄧拓是個叛徒，彭還要包庇，對鄧拓、吳晗等的包庇要和文化大革命、四清聯係起來看，要把剝筍政策世世代代傳不去，力爭越剝越少。
2，領導與群眾問題
把領導與群眾，領袖與群眾結合起來。關於五人小組匯報提綱，在開會前彭真給我打過電話，提出幾個字的意見，對通知他舉了手表示同意的。他又給我打電話說“背著、盜竊、造謠要去掉”（背著五人小組，盜竊中央名義，造謠主席說兩個月後吳晗作政治結論）這是三個關鍵問題，非寫不行，不能取消，要寫。這個文件發下去加以說明，主席同意，一個月以來。全國出現了好的氣象。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鬥誌昂揚，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章士劍寫了“柳文指要”一百多萬字（很反動，是翻案的）主席說允許他出版，準備印出來批判。他又要求收回，重新修改。這個人能看到氣候，是有眼光的。把毛澤東思想交給工農兵群眾，這個力量是很大的，把定時炸彈挖出來，中央更加團結了，全黨全國人民更加團結在毛主席的周圍。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活動，我們要更好地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不僅在中國，而且要在全世界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要謙虛謹慎，還要當仁不讓。主席在1962年提出形勢、矛盾、階級，十中全會公報，1963年第一個十條，文化大革命，三線。1965年備戰備荒為人民，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強反修，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學上海，要把毛澤東思想交給群眾，為了剝筍，必須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群眾。
3，保持晚節問題。
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象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他臨死時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講話在香港的一個雜誌上發表了，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李秀成也是一個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誌寫文章批判過，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
毛主席的一家，毛澤民、毛澤覃，毛主席的愛人楊開慧烈士，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這才是領袖的家庭。“為有犧牲多壯誌，敢叫日月換新天”。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消。學毛著，作筆記要和自己的革命曆史聯係起來，作總結，有的人擺樣子，不讀毛著，拿起來讀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來讀三十本書。”
周恩來除了大是大非問題立場堅定，既便同誌間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毫不含糊。例如，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批評朱德：
“反對毛主席我都領導過。寧都會議也是我領導的。雖然弼時同誌從後方來了，因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員代替了嘛。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王明路線我也犯了，四中全會我也參加了。所以我最大的過錯是1931年到1935年遵義會議這四年之長。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後洛川會議，然後王明回來。1937年底到1938年武漢時代，這都是路線性質的嚴重錯誤。當然還有其他錯誤。解放後還犯過反冒進錯誤等等。這幾件事都是朱德同誌一起嘛。
至於朱德同誌的賬那就更多了。從井岡山一直打到梅縣，都是盲動主義，軍閥主義，流寇主義。然後是立三路線，你也犯了。然後是王明路線四年，然後又是洛川會議。那時王明沒有回來，那還不是反對毛主席，你沒有領導？然後王明回來。第二次王明路線一直到六中全會，以後還有一些“殘餘”。幾十年曆史，朱德同誌跟張國燾鬥爭，前一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誌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同誌在那裏，黃袍加身，你頂得住嗎？後一半是賀龍同誌，弼時同誌，關向應同誌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你都沾過邊嘛。你到處發表意見，是一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毛主席說過，你就是跑龍套，可是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南昌起義，就是有錯誤嘛。我當著資產階級國家的元首尼雷爾的麵說：南昌起義，我有錯誤。他聽了很為驚奇：你還有錯誤？那時錯誤嘛，城市觀點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對你（朱德）的不滿告訴大家，希望你們監督。”
在文化革命大部分時間，周恩來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劉少奇專案組組長，許多大案都有他的簽字。中共九大十大路線他都是讚成的，十大政治報告就是總理作的。在改革開放後，如果文革反對派有哪怕是掌握隻言片語周總理反對文化革命和毛主席聲音文字，早就如獲至寶，鋪天蓋地宣傳起來，為什麽不拿出來，因為沒有。恰恰相反，周恩來在臨死前，唱的是國際歌，讀的是毛主席詞二首，重上井岡山和鳥兒問答。令人痛心的是，在周恩來生前和死後，左派也對他發生誤解，甚至反對，這是十分的錯誤。在對待周總理問題上，右派是非常的聰明狡猾，左派卻是極端的愚蠢無知。有周總理千言萬件真實的擁護毛主席和文化革命的話和事不向群眾宣傳，卻揮舞木棒解決悼念總理為名堂的四五運動，此種水平，安得有不敗之理。
至於大造周總理保護老幹部輿論，也是反毛主席的陰謀。誰都知道，毛主席曆來大權獨攬，沒有毛主席認可，像鄧小平這樣的高級幹部，不用說周總理一貫忠於毛主席，就是不忠於，他敢放手解放嗎？根本不可能。事實是，毛主席要解放老幹部，他老人家同老幹部南征北戰幾十年，有很深的感情。總理的功勞，不過是積極貫徹毛主席的決定，豈有他哉。直到今天，還有許多老同誌，隻知總理保護他們，不知總理背後是毛主席，完全是上了一些人陰謀詭計的當，受了媒體的騙。這也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三是民間或者學者地方半公開半地下的評價。
1普通百姓的評價，主要是忠臣，賢相，道德楷模等等。
對此，我不過多評點，總的來說，符合實際，隻不過用詞不當，因為總理是革命家，是封建社會臣子宰相所不能比擬的。周恩來的品格是光照千秋的。
2 認為總理是右派代表，骨子裏是右的。
這一看法早在文革初期就有，例如所謂五一六極左分子就是要打倒周恩來。此類現象有不少，所謂二月逆流總後台，批林整風批極左，所謂批林批孔批周公，所謂評水滸，宋江架空曹蓋，打方臘，是投降派等等。都是一團霧水。有的是事實，有的是誤會，有的是捕風捉影。
一九七二年批極左是事實，在文革中稱為右傾回潮。對如何批林彪，一開始，周恩來的確讚成批極左，因為林彪許多問題是左的出奇，例如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類語言就是例子。後來，毛澤東認為林彪問題本質是極右，批左方向有問題，應該批林彪的極右實質，對此，總理最終是同意的。
而二月逆流總後台，批林批孔批周公，架空曹蓋，打方臘，投降派等是誤會。
二月逆流是有背景的，主要是江青和陳伯達違背組織原則，沒請示中央批準，就在社會上布置打倒政治局常委陶鑄，而受到毛主席嚴厲批評，並指示文革小組開會內部整風解決問題。消息由常委李富春向一部分政軍高級幹部透露出來，許多老幹部錯誤判斷形勢，以為毛主席要糾左，加上對文革有一肚子意見，所以借中央開會發難，最後受到毛主席尖銳批判。許多會議參加者，事後吹牛他們是有意抗爭，其實當時誰也沒膽量公開反對毛主席和文化革命，許多大話是經不起曆史檢驗的。周總理在二月逆流中又一次反映遲盹，沒有認識到是一場嚴重路線鬥爭，事後作了檢討。通過我對周恩來的研究，他不可能是策劃者和後台，隻不過認為老同誌是發怨氣罷了，因為他自認對他們很了解，如此而已。左派對此有看法，是缺乏事實和判斷的誤會。
批林批孔批周公，架空毛主席，投降派等都是誤會，都源於總理不是兩麵派。這種誤會是很深的，就連江青等人也懷疑誤會周恩來，派王洪文到長沙向毛主席匯報就是例子。周恩來在病重住院期間，找了或者準確說是別人找他談事情，參加最多的是小平劍英先念等老幹部。因此，有人懷疑周總理是他們的後台，並形容有廬山會議味道（林彪在廬山會議搞過陰謀）。其實，至於周總理和他們談了些什麽，江青她們並不真正清楚。解決這個誤會問題，至關重要，我把此問題放到後麵重點寫明。在文革後期，打倒周恩來和批評影射周恩來的事件確有發生。有的批評是對的，是毛主席同意的，如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風不改正，將來變修正等，指的就是周總理。其它的如周恩來架空毛主席，有野心，十一次路線鬥爭等都是由誤會造成的，主要是江青的錯。
至於捕風捉影，五一六抓周總理叛變一事就是明證。三十年代，國民黨大搞離間計，以伍豪(總理化名)名義登報脫黨反共時，周恩來早已離開上海，到達中央蘇區，所謂周恩來叛變，並無此事。
3周恩來是兩麵派，政客，大奸似忠等等。
持這些觀點的人數近一些年來有很大量的增長。原因在於，一是受官方影響，認為周總理忠於毛主席是假的，背後另搞一套，二是受反動垃圾文人書刊影響。幾十年來，反動分子為了達到反社會主義複辟資本主義目的，編造曆史，造謠中傷，對文化革命妖魔化，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及其領導人，陰險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大量事實證明，周恩來始終忠於黨，忠於毛主席，忠於人民，忠於社會主義，他一生光明正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4周恩來是真正的左派，懂政策和策略的成熟左派。
在毛主席的戰友中，不是隻有革命堅定性而不大懂策略，就是懂策略而缺乏革命性，像周恩來這樣的既有革命堅定性，又有策略性的太少了。這也是文化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
對以上種種關於周恩來的種種不同評價, 究競哪個評價更為符合實際和科學, 我們在來看一下下麵兩項內容, 一項是大家耳熟能詳, 重溫一下也有好處，另一項鮮為人知，人們可重點思考。會更加有助於人們認識周總理, 給他一個科學的政治定位.。
第一項，關於周總理一生的簡單回顧。
周恩來出身並非工農，他能走出來參加革命是理性行為，是出於信仰。一般出於信仰參加革命的人動機是純的，而且通常能堅持到底。
周恩來早期積極參加過五四運動，足以說明他起碼是個熱血青年，是個愛國者。
周恩來在天津創立覺悟社，在旅法期間組織創建早期共產黨組織旅歐支部說明他以從愛國者發展成馬列主義者。
周恩來在中國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無論幫助創辦黃埔軍校還是北伐都有建樹，特別是先後組織上海三次武裝起義和後來的南昌起義，不但表現出在大革命高低潮時所具有的革命堅定性，而且表現出了大智大勇。
在江西根據地的日子裏，周恩來雖然執行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但不能說明別的，隻能說明兩點，一是他路線識別能力不強，二是證明他有極強的組織紀律觀念。但正是他在第四第五次反圍剿中，力所能及地作了大量工作，減少了損失。
在長征路上，在紅軍處於生死存亡關頭，在決定中國命運的緊要時刻，他能放棄自己的私利（三人團成員領導地位），同左傾路線決裂，站在了毛澤東一邊，對遵義會議改變中央軍事路線和領導，起了關鍵性作用。遵義會議後，總的來說周恩來是擁護毛澤東的，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得力助手。
在抗戰時期，周恩來一度受共產國際影響，有王明傾向，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但很快就認識到錯誤，改變了立場，站在了毛主席國共合作獨立自主路線一邊。這隻能再次說明他路線辨別能力差，而不是別的東西。
在解放戰爭中，周恩來一直跟隨毛主席轉戰南北，為創立新中國做出了卓越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到文化革命前，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日夜操勞，基本執行毛澤東路線，即使在工作中有偏差，一經毛主席指點，不管他是否真正理解，他總能堅決跟上毛澤東的思路。
文化大革命中，無論是發動還是進行過程，周恩來都是投讚成票的。其間盡管出現過少數分歧，例如他反對打倒一切，批林彪的極左等，都是正常的。但一如既往，當毛主席做出決定後，他必是堅決執行的。周總理不但參與了文化革命絕大部分決策，而且是主要執行者，他不但始終擔任總理，而且主持大部分中央工作，說周恩來反文化革命，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總之，縱觀周恩來的一生，是革命者的一生，是毛澤東的真正戰友和助手，是堅定成熟的左派，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偉大戰士，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真正公樸，是人民的好兒子。
第二項，周恩來晚年鮮為人知的事。
在周總理晚年，特別是在林彪事件以後，在其病重住院去世前，中央發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江青在一九七五年遭到長達四個多月的圍攻，雖然是打著毛主席旗號進行的，卻很不正常。因此，一些人懷疑黨內一夥人敢於那麽幹，背後肯定有人稱腰，此人就是周恩來。甚至連江青等最高層領導，也對周恩來不放心。周總理頻繁同一些人經常見麵談話引起高度關注，以至於江青不得不下令王洪文前往長沙向毛主席匯報，以防不測。
對於周恩來晚年究競幹了些什麽，拿我個人來說，也一度有懷疑，認為他也可能是反文革力量的後台。直到最近幾年，通過深入研究和了解一些重要知情人，才明白了曆史真相。
據知情人講，周總理住院期間，的確同許多老同誌談話。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的確經常往總理那裏去。談些什麽，江青等人隻是猜對了一半。一些老幹部找總理是不斷做總理工作，希望總理站在他們一邊，采取一些行動。但直到最後總理死，他們也沒有拿到總理任何支持他們的意見。有書回憶，葉帥到總理死前還特別交待，注意總理，希望總理留下點什麽話和文字，結果大失所望，這是事實。另一半，江青他們做夢也沒想到，總理不但沒有支持他們，反而語重心長反複批評他們，其中有一條是叫他們放過江青，不要再犯錯誤。他們不聽，迫使周恩來帶病要參加批評江青政治局會議，阻止他們繼續批判江青，結果被擋在門外，使周總理很生氣，說了一些很重的話。知情人講，毛主席的確在政治局會上批評過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會團結人，有宗派主義傾向。毛主席用意很明顯，是恨鐵不成鋼，是關心和愛護，是希望政治局同誌幫助江青。對此，周總理非常清楚。可那幾個中央領導人，卻大做文章，抓住不放，你說總理能不著急嗎？知情人分析，當時的總理很為難，一方麵他是忠於主席的，愛護江青的，同時，他也愛護老同誌，他與他們有數十年的交情，不希望他們再犯錯誤。通過這件事，我們可見總理做人是多麽的困難。其結果卻是一方麵招致江青等人懷疑，另一方麵，老同誌也不滿意，一片好心，不得好報，老天是不公的。
周恩來的一生，除了忠誠黨的事業和毛主席，顧全大局和敢於自我批評也是其亮點，特別值得高級幹部學習。
通過上述內容，我們可以斷定周恩來從本質上是左派無疑，並不是投降派。而江青等對周總理的懷疑和反對，都是曆史性誤會，不能說不是一大悲劇。周恩來是左派還是右派，結論意義非常重大，因為總理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當初左派在周恩來問題上犯了大錯，被右派利用，這種錯誤決不能再犯下去了。
結論：周恩來是唯一經過左右兩派嚴格考察而證明的偉大革命曆史人物，他是當之無愧的偉大的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忠誠的共產主義者，是公而忘私的國家領導人，是毛主席一生創立兩件大事業的好戰友，是中國人民真正的好兒子，是民族英雄，這才是曆史的正確結論。
二零零八年 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