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看了一篇短文，文章大意是：一位老人住的公寓旁邊有一個大草坪，不知何時一群孩子常來這裏踢球，鬧哄哄的。老人喜歡清靜，可孩子們在草坪上踢球又並不是人們習慣的休息時間，怎麽辦呢？老人想了很久，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一天孩子們又在踢球，老人來到他們身邊，對他們說，如果他們每天都到這裏踢球，他將給他們每人一元錢。孩子們很是高興，玩得開心還有人給錢 。沒過幾天，老人對孩子們說，非常對不起，這段時間，他手頭有點緊，以後每天隻能給他們每人五角了，孩子們就有些不高興了，踢球的興趣也就不那麽高昂了。又過了幾天，老人又對孩子們說，真的很不好意思，他的手頭上更緊了，以後每天隻能給他們一角了，孩子們一聽，不幹了，把球一扔，一角錢踢球有什麽意思呀，他們是不踢了，於是老人又恢複了往日的清靜。
看完這篇短文後，大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人為老人的智慧叫好。但在我的眼裏，老人的智謀對孩子們來說不亞於是一場陰謀！要知道，這些孩子開始踢球時，並不是衝著錢來的，他們隻想開開心心地玩一下，因為踢球能讓他們快樂。孩子們大家在一起簡簡單單地踢一下球，就能度過一段美好時光，獲得精神上的愉悅。但老人的錢介入後，就像惡魔一樣改變了孩子們的純潔思想，不知不覺中孩子們已在為錢而踢球了，他們開始對錢患得患失。這時他們踢球就背負著一個沉重的負擔，老人給的錢一旦少了，他們就好像吃了虧似的，球也就踢得不那麽開心了，不那麽自由自在了。也許有人會說，要是老人的錢不是減少而是增加呢？我想孩子們肯定還會繼續踢球的，隻不過他們的踢球活動已經明顯摻雜了功利因素，一開始或許他們的勁頭會更足，但時間一長，這點錢對他們的刺激性也就趨於淡化直至消失，這時也許就要更多的錢才能吊起他們的踢球興趣，這跟吸毒是一樣的道理，到後來就需要越來越多的量才能滿足其毒癮。
曾幾何時，中國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態辛勤工作著，精神煥發地為社會主義祖國添磚加瓦，王進喜、雷鋒、焦裕祿、袁隆平等等是那個時代的代表，他們是那麽的普通，卻又是那麽的不平凡，他們是那麽的超凡脫俗！至今說起他們的名字都讓人湧起一種崇敬之情。那時人民追求的是一種榮譽，一種人民對他們工作的肯定，幹得好，發一張獎狀，獎一個茶杯或一匹毛巾，茶杯上用紅漆寫著：獎給某某先進工作者等字樣。當然那時的獎狀也很大，獲獎的人一般都把它貼在家醒目的地方，自己看時自豪感頓生，旁人看到敬佩之心也油然而生，激勵自己也激勵旁人（哪像現在的獎狀是越來越小，大都可躺在主人的抽屜裏，等評職稱加工資晉級才能發揮其獨特的作用）。
但也有一位老者他卻認為這樣幹調動不了人民的積極性，要大力提倡“物質刺激”、“金錢掛帥” ，你可別說開始還真管用，大家都鉚足了勁工作就像踢球的孩子們一樣，奔著那獎金幹得也是熱火朝天。但我們來假設一下，當年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時，是不是有人對他說，董存瑞你隻要拿下這個碉堡，就獎你五萬；錢學森搞原子彈時，也有人對他說，錢學森，你隻要搞出原子彈，就獎你五百萬；袁隆平搞雜交水稻時，是否也有人對他說，袁隆平你隻要搞出雜交水稻，就獎你六百萬；王進喜拚命搞大慶油田，是否要獎金刺激一下…….
我想大家肯定會大笑，要是這樣錢學森還不回來呢，中國那時那出得起美國給錢學森的待遇，更不要提董存瑞了，也許他立馬就會把炸藥包丟下，咱不幹了……這不，時間一長，大家發現隻要一沒錢的刺激，幹活就像犯癮的煙鬼一點也提不起勁來，再加上什麽承包責任製，當個一把手就像是一方的土皇帝，大權獨攬，在他管的一畝三分地人、財、物等全他一個人說了算，公有製實際上也就是官僚所有製，表麵上招牌是一樣的，但性質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民的主人翁意識喪失，工作積極性一落千丈，這可怎麽辦？旁邊一些人乘勢大叫，“產權不明，人民那有什麽積極性呀？”必需加快改革，明晰產權，這位老者圖窮匕見了，於是一場私有化大潮開始席卷神州大地的每個角落。你還敢工作沒有積極性嗎？正如短文中的老人一樣，也許這也是這位老者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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