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妹妹站起來”--五四時期的中國女性 (圖) (圖)

當五月的鮮花開遍大地，又一個“五四”已經來臨，我們塵封的記憶再一次被厚重的曆史閘門打開，奔湧著，透過那如潮的歲月，追溯著無數婦女先賢走過的足跡。 　　在許多人的腦海中，“五四”與青年緊密相連；然而，“五四”運動不僅屬於青年，也屬於婦女！　　 從奮起愛國，到實現大學開放女禁；從爭取女性人格獨立的呐喊，到婚姻自由、社交公開；從對婦女解放理論的艱辛探索到女子參政和婦女職業的發展；從謀求社會改造的廢娼運動到女性文學報刊的空前繁榮，這一切都表明：　　 　　五四運動揭開了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的新篇章。　　　　 　　20世紀,是中國婦女爭取自由、平等、解放的重要曆史時段；20世紀，無數婦女先賢的艱辛探索、奮鬥與犧牲，為我們展現了濃墨重彩的曆史華章，為後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曆史記憶和精神財富；20世紀，中國婦女所走過的道路值得記述！　　 　　曆史是不能忘卻的！本版“百年婦運”專欄從即日起與大家見麵。該欄目通過對傑出婦女人物、典型婦女曆史事件，以及普通婦女和她們生活的描述，真實地再現百年婦女運動的恢宏篇章，展現中國女性為平等、自由而艱苦鬥爭的曆史軌跡。 　　麵對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不斷深入人心的今世紀，希望廣大讀者，以及婦女運動史的研究者和我們一起追溯過去，為中國百年婦運增添翔實生動的內容。推動當代婦女運動的發展。　　 　　愛國圖存與男女共學　 　　愛國圖存，“五四”時期婦女解放的一個曆史性命題　　 　　20世紀初葉的中國積貧積弱，各國列強的入侵使國家岌岌可危，愛國圖存成為“五四”時期婦女解放的一個曆史性命題。　　 　　1919年5月，當巴黎和會要將山東歸屬日本的消息傳至國內時，各地的女學生痛心疾首，這些平時深受封建禮教束縛從不走出校門的女性終於按捺不住滿腔的憤懣，她們毅然決然地衝破封建倫理綱常的桎梏，湧出校門，和男生並肩投入反帝愛國的滾滾洪流。一些女學生寫血書，痛陳愛國之心，她們毫不懼怕警察的關押、鞭打，堅持在獄中絕食抗議。　　 　　危難之中，各地的婦女救國組織也應運而生。5月7日，北京女學界聯合會率先發出了《告全國女界書》，號召全國女同胞“投袂而起，以濟難關，群策群力，保全領土”，並激勵女同胞“勿甘雌伏之譏，共奮雄飛之誌”。其後，天津、上海、濟南、湖南等省市的婦女愛國組織，紛紛致電政府或通電全國，表達2萬萬婦女“誓與青島共存亡”的決心。　　 　　“五四”時期,中國的女工也登上了政治舞台。6月5日，日本在上海棉紡企業的6000名工人首先罷工，他們高喊著“不給仇人做工”的口號，湧出廠門，走上街頭，參加支持學生的示威遊行。其後，日商內外棉三廠至九廠的工人、日本紗廠和浦東英美煙廠的數萬名工人也投身到罷工和示威聲援學生的運動之中，女工的加盟，對於“五四”愛國鬥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歌女、妓女也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參加到愛國洪流之中，上海藏春閣的一名妓女投書報社表達心誌：“妾生不辰，側生曲院，然人生當以報國為本，當國家蒙難之際，幸有愛國誌士，倡愛國儲金之舉，妾愧無力追隨，願以每日堂差一半收入，作救國儲金。”上海名妓妙蓮捐助國民大會五千元，並印製了《敬告花界女同胞書》，分發各妓院，倡議花界同胞不夠日貨，不收日本紙幣，捐助愛國學生。有些妓女組成青樓救國團，聲明“職業雖賤，愛國則一”，表達了社會底層婦女不甘沉溺，報效國家的勇氣和決心。　 　　各界婦女投身“五四”愛國運動，打破了男女授受不親的戒條，使男女社交公開蔚然成風,大學開放女禁成為大勢所趨。　　 胡適提出了大學開放女禁的三部曲，即聘用有學問的女性當教授，大學招收女生和研究女學製。1919年12月，即將赴法勤工儉學的向警予致信好友：“女子解放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但仔細研究……，歸根結底的希望仍離不脫教育。男女共學是求男女平等之要點，又是提高女子學識能力，催促社會文化進步的唯一妙法.”為此，她懇請好友為男女共學做出努力，並提出了組織女子教育經費借貸銀行和借款助學的構想。　　 　　第一個衝破這一禁區的女性是甘肅小學教員鄧春蘭。1919年5月，她上書北大校長蔡元培，強烈要求大學開放女禁，實行男女共學。後又擬致《全國女子中學畢業及高等小學畢業諸位同誌書》，再次呼籲女同胞為解除大學女禁奮起抗爭，疾呼：“依賴他人提倡，何如出於自身之奮鬥？”引起社會廣泛反響。　　 　　1920年，在蔡元培和陶孟和的努力下，北京大學先後招收了王蘭、鄧春蘭、奚湞、查曉園等9名女生進入北大，大學女禁從此打破，她們成為中國最初進入國立大學的女性，中國的高等教育終於跨越了排斥女性的溝壑。至1921年，除北京7所公立大學外，私立大學也向女生開啟了大門。尤為值得稱道的是北京大學後來還實行了向女生傾斜的政策，除不限男女名額外，還另外批準15名特別女生名額，每年還可領取津貼費150元。即北京之後，各地高等院校紛紛效法，陸續開放女禁，南京和廣東的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南開大學、中國大學、廈門大學、東大上海商院也相繼實行男女同校。據1922年中華教育改進社的調查統計，當時全國已有女大學生887人，占全體大學生總數的2.5%。　　 　　社交公開與獨身主義　　 　　曾經以革命為獨身理由，後來在革命中覓得伴侶。他們用新的革命伴侶模式反抗了舊的包辦婚姻　　 　　爭取男女社交公開是“五四”時期婦女尋求解放的重要內容。1919年4月15日，楊潮聲在《新青年》發表署名文章《男女社交公開》，提出“破除男女界域，增進男女人格”，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北京女師等校開始聘請胡適、蔣夢麟等男教師來校講演，開社交公開之先河，男女交朋友也已不再被視為特殊。各地一些進步學術團體，如覺悟社、新民學會等，都實行男女社交公開。　 　　男女社交公開、大學開女禁，在當時有鼓掌叫好者，也有激烈反對者和徘徊觀望者。　　 　　1927年，北京軍政府教育部就曾下令京師大學各部取締男女同校。反對派認為，從前禮防尚嚴的時候，仍有許多“不道德”的事情發生，一旦社交自由，接觸的機會多了，“禮教大防”崩潰，“不道德”恐怕有洪水泛濫之患。對此，徐彥之等人反擊道：“男女本無界隔，誰設此‘禮教大防’？”“如禹之治水，因其勢而利導之，以入於海可以無憂，男女同校就是最好的入手辦法。”　　 　　與種種優美的比喻和設想不同，沈雁冰冷靜地提出，婦女解放的目的不是社交公開，社交公開的目的也不是自由戀愛，而是為了讓女子得到作為人的正常的對待，“回到合理的狀態”。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必須重建兩性間的新道德，破除舊的貞操觀。但是，婦女解放畢竟不同於炒菜，可等調料備齊了再下鍋。兩性新道德的重建，隻能貫穿於推行社交公開的實踐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子教育蓬勃發展的同時，社會能提供給女子的職業卻極為有限。一般隻有小學教員和醫生護士。由於絕大多數女生畢業後無職可謀，她們的出路隻有出嫁，回歸家庭。　　 　　當時的民國政府在法律上對婦女謀職又有著嚴格的限製，妻子必須得到丈夫的允許才能獨立從事職業。從魯迅、丁玲、廬隱等人的小說中，可以窺見當時知識女性獲得社交公開權卻沒有經濟獨立權的迷惘和苦悶。盡管社交公開的初衷並不隻是戀愛自由，甚至要防止青年人帶著“求偶”的目的去社交，但無法避免很多知識女性由此走上了社交——戀愛——家庭的回歸之路。　　 　　正是由於這種種感情和事業的挫折，社交公開硬幣的另一麵，是獨身主義的風行。在崇尚獨身主義的人中，尤以女性居多。在共產黨的職業革命家中，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楊開慧、鄧穎超、向警予、蔡暢、郭隆真等人，都曾抱過獨身主義，期望“以身許國”。此外，女作家呂碧城、廬隱、石評梅，教育家曾寶蓀、楊蔭榆等，也都是著名的例子。鄧穎超後來回憶道：“我那時對婚姻抱著一種悲觀厭惡的想法：在那個年代，一個婦女結了婚，一生就完了。所以在我上學的時候，路上遇到結婚的花轎，覺得這個婦女完了，當時就沒有考慮結婚的問題。”　　 　　女界革命的“急先鋒”張若名在《“急先鋒”的女子》一文中明確提出，從事女子解放事業，獨身主義者比非獨身主義者更合適。她認為，“要求一個合於人生真義的婚姻，……真正以思想感情意誌三種結合的，在現在這種時代，實在不容易做到”。而“婚姻一遷就，就不能算真婚姻，相處日久，當然要有精神上的痛苦”。正因為當時當世難覓模範的婚姻，她認為真正的革命者不該屈從於舊式的婚姻觀念，而應用全部精力去謀求大多數人的幸福。 　　然而很多革命家先後打破了獨身的誓言。向警予和蔡和森在赴法勤工儉學時，結成“向蔡同盟”；蔡暢和李富春在反對法國當局迫害留學生的鬥爭中惺惺相惜，“相伴永遠”；楊開慧遇到毛澤東便意識到“自己是為他所生”；周恩來著名的小詩：“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縛！勇敢地奔啊奔！”立刻打破了束縛鄧穎超的獨身主義——曾經以革命為獨身理由的，後來往往在革命中覓得伴侶。　　 這看似有趣的反差，其實有著內在的邏輯。正如張若名所說，一個合於人生真義的婚姻是以思想感情意誌三種結合的。當革命者們在誌同道合的鬥爭中逐漸洗練成熟，完成思想感情意誌三種結合時，堅持獨身的形式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們用新的革命伴侶模式反抗了舊的包辦婚姻。獨身是為革命，不獨身也是為革命。　　 　　發現“娜拉”與婚姻自由　　　　 　　在“五四”，“娜拉”成為已然覺醒了的新女性的形象代表　　 　　每個時代都有典型的女性形象，在“五四”，“娜拉”成為已然覺醒了的新女性的形象代表。　　 　　“娜拉”在“五四”時期來到中國，1914年“春柳社”翻譯並上演了《玩偶之家》（當時叫做《娜拉》），不知有多少新女性從這個外來的榜樣中汲取了無窮的精神力量，以各種方式衝破各自的家庭和婚姻。　　 　　從娜拉的身上，人們仿佛看到了普羅米修斯的火種，娜拉被譽為是“民國初年進步男女共同向往的典範”，不僅年輕女性通過“娜拉”來表達走出家庭、爭取女性的自由和解放的願望，男性也表達著自由婚戀的呼聲，他們都在踐行著，塑造了“五四”時期嶄新的婚戀行為，引發著人們婚戀觀念的變化。　　 　　自清末以來，隨著西方近代思想觀念的傳入，對傳統三綱五常的批評聲不絕於耳，但依舊處於坐而論道階段。新文化運動中的健將，如陳獨秀、魯迅、胡適等，深受父母代訂婚姻所束縛，寫出了不少的文章來尋求女性自主的道路，用文字來抨擊封建禮教製度。而真正從接受到實踐“娜拉式的出走”的，大多是未婚的新知識青年，抗婚，則成為青年女性爭取符合自己意願的婚姻的主要手段。　　 　　1927年，鬆江城中就讀第四中山大學的某名媛，從小許配給某富紳子弟。在結婚的前一天，她堅持要求前往夫家，那時夫家正在開宴款待賓客，眾親朋正喜氣洋洋預祝這件門當戶對的婚事，該女子“足登高跟鞋，鼻架金鏡，昂然徑入，向眾賓一一點首致敬”，並在眾人麵前，曆數男女婚姻應該絕對自由的真諦。說完後，她請新郎演說，而“新郎含羞畏怯不敢出，相持良久”。而第二天婚禮之日，這位女大學生便返回學校，一場婚事由此中斷。　　 　　中共早期黨員郭隆真以及向警予、康克清、為爭取自由而逃出父親掌控東渡日本的劇作家白薇、作家丁玲、曾任南京市黨部婦委書記陳君起、當過女兵後又教書，四次逃婚的謝冰瑩等，都是接受了新思潮洗禮，衝出家門在社會奮鬥的新女性，從而走上了人生的新道路。　　 　　除了知識女性外，中下階層的貧苦女性，也多有為爭取婚姻自由，不惜反抗父母逃出家庭的事例。趙五貞之自殺與李欣淑之出走便是當時頗具代表性的反抗傳統婚姻事件。在她們的身後，則是許許多多個“王五貞”、“張欣淑”，這些女性成為“中國娜拉”，在“五四”時期上演了一出“集體出走”的人間正劇。　　 　　抗婚隻是反抗的第一步，婚姻自主的主張自然是建立在戀愛自由的基礎之上，這給了“五四”兒女特別的領悟，對愛情和經由自由戀愛而結合的婚姻描述在大量的文藝作品中出現，曆經了一次“愛情的啟蒙運動”。1919年的《新詩年選》裏，有篇新詩《自覺的女子》，署名黃琬的作者真切的道出要求自由的心聲：“我沒見過他，怎麽能愛他？我沒有愛他，又怎麽能嫁他？這簡直是一件買賣，拿人去當牛馬罷了。我要保全我的人格，還怎麽能承認什麽禮教呢？爸爸！你一定要強迫我，我便隻有自殺了！”這整整影響了一代青年。　　 　　伴隨著婚姻自主選擇日漸為世人所接受，要求離婚自由的思想也浮出水麵。“不但男家有離異女子的事，而且女子也有提出離異的了”，離婚自由的思想在“五四”後期不僅發展成為社會的熱點問題，而且更成為一個現實問題。20年代中國社會的離婚案件，有逐漸上增的趨勢，當時上海的報紙差不多每天都有離婚啟事。　　 　　根據統計，從1921年到1925年間，由女方提出的離婚案，在山西占8.4%，在上海有14.14%。有鑒於此，1922年《婦女雜誌》推出了“離婚問題專號”，將離婚自由問題作為女性對專製製度的反抗而鄭重提出，把離婚自由作為醫治封建婚姻製度的藥方。在這場關於離婚自由的討論上，不僅涉及到了男女結成婚姻的標準，離婚的道德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娜拉”出走之後該怎麽辦，提出女子經濟能力薄弱或不獨立，同樣會使其重回舊婚姻的牢籠。　　 　　近代以來的女性解放思潮以及新文化運動中所倡導的個人主義、自由獨立的觀念等，都鼓勵女性追求獨立自主的生活，使部分女性在獨立自主後走向不婚，做出獨身的自由選擇。“自由”是一項獨身女性的主要口號，“我願在我未死之前完全享受我的自由，我決不願為婚姻，失去自由”、“最自由的婦女，就是抱著獨身主義的女子”。1922年上海的《婦女雜誌》、1943年北京的《婦女雜誌》以及1925年的《京報》曾專門開辟專號來討論女子的獨身問題。　　 　　廣東香山的何順姑，畢業於師範學校，自幼和唐聯輝訂有婚約，後唐聯輝出洋失蹤，她仍執意過門守節，引起親友的不解。但當唐聯輝安全歸來時，她卻又拒絕結婚，並寫信告訴唐，自己是主張獨身主義者，信中還解釋了為何願意為唐守節，“我到你家過門守節並非束縛於舊禮教，乃是借此實行我的主義，這五年來，我覺得非常安適，我以為這便是我的幸福”。　　 　　“五四”時期是在中國發現“娜拉”的時代，易卜生的娜拉之所以能夠演變成“中國娜拉”，青年對自由和愛情的追求不可否認，而“五四”愛國運動則給與了青年更廣闊的活動空間，“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和各種青年進步團體的湧現，為男女社交公開提供了契機，而1920年大學開放女禁，“男女同學”的實現也打破了男女授受不親的舊禮俗，這些都激勵著男女青年爭取自由的戀愛、實行自主的婚姻、廢除妻妾製度，近代的婚戀觀念至此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